虞山，三峰清凉寺。

准提阁上，日月争辉。

准提阁下，众星璀璨。

汉月法藏忽然展颜一笑，一揖及地：“多谢极西僧主赐教！衣为法信，法是衣宗，衣法相传，更无别付。非衣不弘于法，非法不受于衣。而我禅门，法自译，五衣、七衣、九衣自织，法衣皆自我，理应与佛门并列。”

弥勒嗤之以鼻：“贫僧之问，汝一字不答，拿什么取信天下？凭十方禅林的乌烟瘴气？”

汉月法藏镇定自若：“非不能答，而是不愿失礼，客自远方来……”

弥勒强势打断：“别谈这些虚礼，白衣、大势至、文殊、普贤时，怎不见汝喊客自远方来？”

汉月法藏笑道：“僧主强求，贫僧惟有大开方便之门。

僧主方才所论，虽然有理，却无根无基。身为方外之人，对治国韬略了如指掌，应是绿教覆灭极西之后，痛定思痛的反思，既然无法相制，何不以毒攻毒？

但僧主有一点错得太离谱，以至于全盘皆输。

中土自古以来，从来没有政教合一的朝代，哪怕僧主引以为傲的蒙元，也就是天高皇帝远的乌思藏勉强可称佛国。那时，僧主曾试探前行，欲以乌思藏为榜样、令政教合一的模式辐照整个中土，可惜……尚未出师，蒙元虏主便一溃三千里，望尘莫及。

可笑的是，僧主至今都不知症结所在。

为何极西能以绿教治国？

中土西南亦有佛国？

独独中土不可？

僧主离开中土太久，不知有种教义早已化为血液，在炎黄子孙的身体里流淌。

其名儒。

何为儒？

源于仓颉造字。

兴于尧舜禹的三朝臣子皋陶之手。

皋陶取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为五教。

以吉、凶、宾、军、嘉、为五礼。

五服则是服丧标志，表示血缘远近及尊卑，五等之：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

五刑是指甲兵、斧钺、刀锯、钻笮、鞭扑、五种刑罚。

九族即部落联盟核心的亲属部落。

九德是指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

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

是故，尧、舜、禹、汤、周公、孔孟之教即是儒教。以夏商周三朝五教、祭礼为本源，以天子为宗主，以孔子为先师，以《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中的神道设教。

儒教传至西汉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刘彻召各地贤良、方正策问于长安，定下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国策。

两百年之后，佛门借汉明帝刘庄黄粱一梦，第一次进入中土，始建白马寺。

两百年，九代人，不长也不短。

儒教虽已渗入汉家儿女的血脉当中，未根深蒂固。

本是佛门大举东进的好时机，释迦僧主突行弑天之举，引女娲、后土两位娘娘超脱时光而来，灵山遂毁于玄始帝君之手。

转眼又是一百年，至汉灵帝刘宏当政时，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

，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儒教遂成国教，五经遂成为国家法典基础，以春秋决狱。

从此，儒教对炎黄子孙、汉家儿女来说，已是与生俱来。

可这时，佛门仍在休养生息之中，释迦僧主避祸修罗道、杳无音讯，燃灯僧主生死不知，弥勒僧主独木难支，全赖白衣和大势至两位菩萨行走人间，靠着滴水穿石的水磨功夫，历经东汉末年、两晋及十六国时期的长期动荡，至南北朝时，已是蔚然成风。

佛门志得意满时，却迎来当头棒喝。

北魏太平真君三年（公元442年），太武帝拓跋焘亲至道坛，受天师道符录，且备法驾，旗帜尽青，从以道家色。

两年之后，拓跋焘在宰相崔浩、北方天师道寇谦之的推动下降诏灭佛，为史上第一次，其曰：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 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明相宣告，咸使闻知。

此诏一出，权贵、民间阳奉阴违之事，仍然时有发生。

拓跋焘却从灭佛运动之中，得到切切实实的好处，士人对其认同性突飞猛进，另有北方天师道加持。

于是，他再次降诏，毫不留情的把汉明帝刘庄骂了进去。

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闇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已来，代经乱祸，天罚亟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皆由于此。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敝，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彊之徒，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数坑之。

八年法锢，咎由自取。

几经磨难，佛门终于在北魏孝文帝时，攀上东进中土后的第一个巅峰，到了太和元年(公元477年)，仅洛阳城内就有百所寺院、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共六千四百七十八座、僧尼七万二百五十八人。而同一时期的长江以南，有寺两千余座，僧尼三万余人。

为什么会这样？

民不聊生、人不如畜、丁口锐减、山河破碎之下，寄希望于来生，托残躯于佛门。

战乱越是频繁，佛门越是兴旺，但其却不知收敛，不事生产，不服劳役，坐拥大量仆役、女婢。十分天下财，而佛占七八，严重危害到皇权存在。

一转眼，已物是人非，北周宇文氏取代北魏拓跋氏。

天和二年（公元567年），因寺僧日多，滋生是非，绝赋税而虚耗国力，北周财政收入锐减。

就在此时，自佛门还俗、改尊道教的卫元嵩顺势上书删寺减僧：

唐虞之化，无浮图以治国，而国得安。齐梁之时，有寺舍以化民，而民

不立者，未合道也。若言民坏不由寺舍，国治岂在浮图？但教民心合道耳。民合道则安，道滋民则治立，是以齐梁竞像法而起九级连云，唐虞忧庶人而累土阶接地，然齐梁非无功于寺舍而祚不延，唐虞岂有业于浮图，而治得久。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

夫佛心者，以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元。虔敬泥木，损伤有识，荫益无情。而大周启运，继历膺图，总六合在一心，齐日月之双照。 养四生如厚地，覆万姓同玄天，实三皇之中兴，嗟兆民之始遇。成五帝之新立，庆黎庶之逢时。岂不慕唐虞之胜风？遗齐梁之末法？

嵩请造平延大寺，容贮四海万姓，不劝立曲见伽蓝，偏安二乘五部。夫平延寺者，无选道俗，罔择亲疏，以城隍为寺塔，即周主是如来。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为圣众。勤用蚕以充户课，供政课以报国恩。推令德作三纲，遵耆老为上座，选仁智充执事，求勇略作法师，行十善以伏未宁，示无贪以断偷劫。

于是，衣寒露，养孤生，匹鳏夫，配寡妇，矜老病，免贫穷。赏忠孝之门，伐凶逆之党。进清简之士，退谄佞之臣使。六合无怨纣之声，八荒有歌周之咏。飞沈安其巢穴，水陆任其长生。

荡气回肠，言之有物。

正中宇文邕下怀，一直以来，他都以中土正统自居。

这一次更加血腥，万所寺院改为宅第，三百万僧尼还俗，北方佛法绝迹，但北周国力却大大增强，为杨坚日后一统长江南北打下坚实基础。

两位武帝灭佛，儒影无处不在，道影若隐若现。

两位武帝皆以胡人之身，捍卫汉人道统，且不约而同的为三教排位，儒为先，道次之，释居后。

两场单方面的驱逐、杀戮，长达数十年，确立了宗教必须服从政治、政教必须分离的规则。

相较于两位胡人武宗的铁血无情、心狠手辣，唐武宗和善一些：凡国中所有大秦寺、摩尼寺，一并撤毁。斥逐回纥教徒，多半道死。京城女摩尼七十人，无从栖身，统统自尽。景僧、祅僧二千余人，并放还俗……

唐武宗灭佛，持续时间虽短，但声势最为浩大，民间响应者不计其数。

周世宗灭佛的过程索然无味，仅仅只是禁，并未屠杀僧尼、焚毁佛经，其诏曰：释氏贞宗，圣人妙道，助世劝善，其利甚优。前代以来，累有条贯，近年已降，颇紊规绳……将隆教法，须辨否臧，宜举旧章，用革前弊……僧尼俗士，自前多有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诸般毁坏身体、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之类，皆是聚众眩惑流俗，今后一切止绝……”

弥勒冷笑：“汝是觉得柴荣应当高举屠刀？”

汉月法藏反唇相讥：“那是僧主的希望，周世宗的禁法措施太过平和，僧尼根本生不出反抗之心，同前三次的轰轰烈烈相比，无声无息的寂灭更让人无所适从。”

弥勒摇头：“汝今日能幸灾乐祸，是因为禅宗侥幸逃过会昌法难，武宗崩逝，遂一支独大于佛门。”

“滚滚红尘，哪里可求得侥幸？”汉月法藏笑道，“洪洲百丈山怀海禅师为我禅宗寺院制定《禅门规式》，禅门至此农禅并重，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不劳官府，不累苍生，更上一层楼理所当然。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修行理念，又与中土传统思想契合，简单而可行，儒道二教因此对我禅门生不出恶感，如同一孕三胎，说来说去，只有佛门是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