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世锦赛以后是1978年的亚运会，中间大概有四个月的间隔时间，这四个月我就是每天吃中药打针训练睡觉修养，最多再加一项每周去抽血查肾功能，好在肾功能指数没有变差。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最后顽强的拼搏，我在亚运会上获得了个人跟团体两项金牌，当时得到了一个新称号“亚洲第一剑”。

这届亚运会的夺冠应该说是让我更辉煌更出名了，我不是在沾沾自喜，是因为开始体会到什么是人红是非多了。

因为从那之后大家审视我的标准完全不一样了，之后我只要参赛然后有败局，就被大家认为是我的骄傲造成的。

那时候我的压力其实真的很大，病痛的压力、医疗的压力、比赛成绩如果不好社会舆论的压力以及其他种种体育队伍里的期待压力，每一项都压得我快喘不过气，我开始体会到做名人的难，还有要做一个永远不败的人更难。

好像也就在这一年里，这些风雨开始让我变得更成熟了，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发生，也不是自己单纯片面的追求那么简单了，这个发现算是我人生中另外一个重大转折点。

本来我只认为追求成绩只是自己的本职工作，外界怎么评论我，只要一如既往的做好就行了。其实不然，事情的发生往往不是自己想象的简单，因为你有成绩大家的眼睛总是看着你的，虽然我没任何的改变，有些方面还比以往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训练依然的刻苦认真，但大家觉得我是应该的，也就是做好什么都是应该的，不然就是我骄傲了。

有一段时间里，我真的认为还是没有成绩的好，因为这样被要求着做人态度真的太难了。

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是上、下午训练，晚上一般都是民主生活会。几乎每天的民主生活会我都会受到批评，批评的目的是提醒我，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其实我知道大家这样对我是为我好，可是在成绩的自我要求面前我真的没有骄傲，而且我一直在做的更好。

说心里话，那个时候我真的希望从早到晚都训练，因为每天只要一想到晚上开会，我的心里真是恨得要死。

无奈啊！民主生活会总是一直持续着！

那时候我只能用其他方式劝解自己，我总劝解自己说他们会那么对我批评可能是他们没有成绩罢了，我随他们说去吧，只要我保持沉默，大概就认为我谦虚了吧。

其实那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

“人活的真累”！

现在想起那时候，好在我的个性是非常开朗，凡事都逆来顺受的人，什么名声荣誉骄傲等等对我来说从不会对我下一步要做什么产生任何影响。

我就是我。

只是我身患的是肾病，只要不是彻底的休息，就算按时服药打针，也只是能控制着我的病情而已。

所以这段期间的训练比赛，其实我越发严重了，全身浮肿、双肾下垂，而且腰酸的厉害，这几个症状在一起基本上就是让我无法入眠。

这时队领导开始非常注重这个问题，他们竟然夸张到组织了一个看管我的小组，小组轮班制看管我不让我训练，还不让我参加比赛。

这两项都不让我做以后，大家能想得出来我会急成什么样子的。

于是当队医和队友们晚上睡觉以后，我开始爬起来训练，当时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不是我有思想和觉悟，也不是我不顾身体，只是我有一种信念，只要我加倍努力训练好像就能实现什么似的。

没多久，我半夜起来训练的事情还是被发现了，我直接被送回家休息。

可是回家以后，我依然半夜起来训练，甚至还拉着小妹栾红卫一起帮忙打掩护和陪我训练。

但也是没多久，这事情就被父母发现了，父母基本没有什么犹豫就把我送回队里。

说到这里大家或许会认为我拿自己生命开玩笑，对自己的病情一点都不重视，其实不然，我是非常地害怕的，我也知道这种病想治疗好没有别的选择，就是彻底退下来，好好休息好好治疗。可是如果只有这样选择，我是做不到顺从它的。

因为我认为“人生只有一条路，从生致死；死对我来讲就是睡着一样，我不想在家里当个懦弱的人睡着，我要光荣的死在战役上！”

我用我的精神和意念说服了领导们，从此以后我对自己的肾病不再理会，不再让任何人用肾病来叫我停训，然后开始吃药训练实在不行就住院，出院后又开始训练。

很多人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批评我没心没肺地继续训练；但我依然故我，因为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的情况和想法，不了解我的人我也不用去多解释什么，我内心充满着一种对击剑比赛的执念......

我要拿到奥运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