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姓夏,却在冬天出生,所以叫作夏冬。
我喜欢山。我喜欢爬上高的地方。
不仅仅因为登高可以远眺,其实坐飞机看得更远。我喜欢的,是那种眼前一片开阔,轻轻一抬脚,就可以毫无阻拦地坠下去的感觉。只有这种时候,我才拥有彻底的自由,走或者飞,生或者死,任我选择。
很小的时候,我爬上我家阳台的护栏,试着张开双臂,仰起头努力呼吸。虽然那阳台只有三层楼高,可那时,楼前没有烦闹的二环路,也没有邻此及彼的高楼大厦;那时护城河边还爬满野草和荆棘,夏夜还能听见满耳的蛙鸣。
那时北京的天还很蓝很蓝。
身后父母的争吵嘎然而止,转而变作惊呼。我任由他们把我从护栏上拽下来,最后看一眼远处薄雾笼罩着的古观象台和那下面缓缓驶过的列车,平静地等待着父亲的巴掌落到屁股上,声音虽响,却不很疼。
终于有一次,我长久地站在护栏上,父母只顾着争吵,没人注意到我。
那次,我自己从护栏上爬下来。第二天,母亲就搬走了。我早晨醒过来的时候,见到父亲独自坐在我床边叹气。那天我的泪水湿透了整面枕巾。其实我从未见到过母亲离去时的样子,可心里却顽固地停留着一个画面:我坐在楼门前的台阶上望着母亲的背影大哭,母亲听见哭声,回过头向我挥挥手,却没停下脚步。
从那以后很长时间,我的生活里只有父亲,他再没打过我。从那以后,我也曾爬上阳台的护栏,却未曾再被他看到过。
小学一年级那年,我生了一场大病,或许应该说,我开始生一场大病。大人们把它称作心肌炎。父亲为此忧心忡忡一直到我长大成人,但我的记忆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疼痛或不适的感觉。我只记得我突然打不过和我年纪相仿的男孩子了。他们轻易便将我压在身下,抢走我的玩具*或是塑料宝剑。我奋起直追,可他们总是越跑越远,我却越来越透不过气,直至眼前变作白茫茫一片。
生病后我一周只上两天学。上学或放学的路上,我坐在父亲自行车的后架上,拉住父亲的后衣襟,或是紧紧抓住车座下面的扶手。
同学们远远看见了,纷纷向班主任老师报告,说夏冬的父亲骑车带人,不遵纪守法。
于是我开始痛恨学校而宁可躲在家里。直到上初中的时候,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二六永久牌自行车,才逐渐忘却了对学校的畏惧。
上小学的几年,我的大部分时间是独自在家度过的。父亲上班时把门反锁了,我不能下楼去参加孩子们的游戏或是战争,便只能一人在家闲逛。可能是那段时间闷得狠了,数年后,当我重新获得了自由,就没原则地接受所有愿意接纳我的人。为此付出的代价令我苦不堪言。
我在家里闲逛的时候翻遍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这是一座六十年代初期修建的家属宿舍楼,到我有记忆的年代,经历了十几年的风雨,竟也有些破旧不堪了。尤其是厕所和厨房。很多处的墙皮已经剥落,墙角有限的空间里堆放着无限的废弃的杂物。这便是我的“儿童游乐场”了。 我研究并临时保管过其中每一件可以转移到我床底下的东西,比如破裂的木制镜框,生锈的毛衣针,弯曲的自行车车条,还有打着补丁的自行车内胎。这些东西一般会在床下停留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然后就没了踪影。
然而有一件东西却得到了我长期的特别关照。那是一本极其破旧的日记本,封面上是个手握《毛主席语录》,两眼炯炯有神的“红小兵”。我把它藏在枕头一侧的褥子底下。自从父母离异,我就一直自己负责自己的床铺,所以过了很多年,直到我上大学离开家,父亲也未曾发现过它。
自从见到这日记的第一眼,我就怀疑它本来不属于我家。也正因为它带来的这份神秘感,我对它“一见钟情”。
这本子丝毫也不精美,远比不上当时流行的那种塑料封皮上印着风景或人物图片的笔记本,而且,这本子的最后几页连带着封底已经被撕掉了。可我还是一直珍藏着它,珍藏了很多很多年。
我想,是那干净漂亮的字体吸引了我。
当时我只零星识得其中的一两个字。可这并不重要。我欣赏这些字,是因为它们的模样,不是因为它们的真正含义。
这些文字的形状的确带给我至关重要的影响,以至于到后来,我的字体竟然也和这本子上的字体如出一辙。甚至有一次,有位中学同学偶然见到并翻开这本子,居然就误认为是我的日记了。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很多停电的雨夜,窗外淅沥的雨声和窗前摇曳的烛光,也时常令我怀疑眼前这些文字是否真是我自己所写。也许是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听外婆——一位善良而迷信的老人——讲过太多有关前世和来生的故事吧,她的迷信多少也被我继承了一些。 幼年时继承的某些东西,即便长大后接受了多少与之相左的理论,却仍能潜伏于心灵的某个角落,在不知不觉的时候溜出来作祟。
这本日记的主人应该叫作澜,因为日记里其他人是这样称呼她的。当我从字典上查到“澜”字的字音时,我断定这是女生的日记,心里很是失望,以至于几乎把它丢弃了。那个年纪的男孩子似乎只关心男人的故事,对女人的故事不屑一顾。对这本日记失望以后,我很快又从杂物堆里找到新欢——一摞很多年前某个春节母亲亲手剪的剪纸。而这日记本,就顺便充当了存放剪纸的容器。当然很快我对剪纸也失去了兴趣,日记和剪纸就一并被我遗忘在褥子底下了。
上初一时,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班级组织的新年联欢会。我的积极可想而知。我想起了母亲的剪纸,想照葫芦画瓢。母亲的剪纸很精美,我自然无法画出瓢来,却无意中又把这日记发掘出来了。
这一次我一口气将它读完,不认识的字已是凤毛麟角。其实并没有真正读完,因为最后的几页被撕掉了,所以日记里故事的结尾,我也就不得而知了。 多年以来,我一直为它编织着结尾,却发现若要找到一个真正令我满意的,似乎难上加难。
日记里,阿澜也该是上中学的年纪,他们那个年代,年轻人最好的职业似乎是“红卫兵”。然而她不配,因为她的父母是反党反人民的资本家“黑五类”。
当读到澜一把推倒批斗父亲的红卫兵时,我一时间觉得澜应该是个男孩子了。可当我读到她缩在派出所阴暗的小屋里流泪的时候,又觉得她一定是个女孩子了。对澜性别的猜测使我煞费心思。
后来,澜遇到辉,派出所里一位年轻英俊的民警。此时我确信澜是女孩了,因为辉深邃的眼神,瘦高而结实的身体,还有整洁合身的制服,无不让澜脸红心跳。澜暗暗地喜欢上辉,而辉似乎也应该是喜欢澜的,因为他在夜里偷偷为澜送来吃的,后来干脆担着风险偷偷把澜放了。
可澜对辉却毫无把握。 澜猜测辉已经有女朋友了。这是澜有意路过派出所大门前时发现的。那个女孩叫作梅,
再往后的,我有些读不懂了。可惜这只是一本日记,并非一部完整的小说,所以作者花了不少气力描述自己内心的感受,却并没有明明白白地道出前因后果。我只好不停地猜测。澜似乎越来越喜欢辉,却越来越害怕见到他。我想或许是因为梅的关系吧?如此说来,辉就一定喜欢梅更多些了。我很为澜惋惜,为什么不去勇敢地面对辉呢?为什么不去努力追求幸福呢?说不定,辉也许会为了澜而放弃梅呢?
那时,我还没学会考虑道德和舆论的问题,于是就不自觉地站在澜的一边。
终于,澜和辉又一次偶遇了。随后他俩一同做了很多事,比如在细雨绵绵的日子里游览紫竹院,在寒冷的冬夜里沿着长安街漫步。
日记里澜对自己仍旧丝毫没有信心。但读到这里,我已经坚信辉也是喜欢澜的。我真不明白,澜和辉到底在挣扎些什么?在我看来,只要两人彼此真心相爱,任何其他问题就都不能算作什么问题了。
然而辉却总是偷偷把澜藏在梅的阴影里。而且,澜对此竟然也毫无怨言。那时我坚信爱情是专一而万能的。我先是怀疑辉的脚踩两支船是由于澜的家庭出身问题,而且澜也提到,梅是公安局局长的千金。辉的形象因此在我心目中大打折扣。可后来,很多细节又不得不让我怀疑,这当中还有更严重的难言之隐。以我当时初一学生的阅历和想象力,实在无法近一步探讨其中的奥妙。不过,我始终坚持着我的立场——我依然是希望澜和辉在一起的。
我的困惑加快了我阅读的速度。正如我所期盼的,在一个风雨之夜,当辉在家门前发现浑身湿透的澜正等待着他的时候,他把澜带回了家,并告诉澜他是爱她的。
辉吻了澜。后面是一行省略号。
我不知道这行省略号到底意味着什么。看到它,我虽然禁不住脸红,内心却非常舒畅。
我的舒畅并不长久,很快就转而变作更深的困惑,因为辉并没有和梅分开,他和澜仍旧在黑暗中生活。
澜对辉的居所的描写引起了我巨大的兴趣,使我临时忘记了困惑。屋子的格局和窗外的景物都如同我家,不过描写中的房间是整齐洁净的,而我家在印象里从来都是破旧杂乱的。日记里没讲辉是如何得到这套房子的,这个问题在我上大学时曾一度困扰过我,因为那几年我始终不能习惯六人同住一间宿舍的嘈杂,而暗暗盼望着能够像辉一样得到属于自己的房子。
后来,澜病倒了,从日渐潦草的字体看来,她病得的确很严重。澜似乎意识到了自己来日无多,她偷听了医生与辉的谈话,却没把她偷听到的内容记录在日记里。
日记到此为止,不知道被撕掉的几页是否写着能被当作是结尾的东西,或许澜已经病得太重了,没办法继续写了,撕掉的几页原本就是空白的。
于是这日记就又被我遗忘在老地方了。到我再次想起它的时候,我已经在读高一了,那一年冬天,我认识了刘伟。他是个插班生,就坐在我邻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