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桂于五月十七日具折向皇帝汇报了以上讯问情况，同时指出窦光鼐所参仙居等七县亏空之数与曹文埴等所盘之数多有不同，而曹文埴等盘出之数又与藩司册案皆属相符。乾隆态度十分明确，完全赞同阿桂的看法。

在阿桂折子中关于讯问告知永嘉、平阳内幕者窦光鼐称不能记忆一节，乾隆帝用朱笔旁批：

‘笑话!窦光鼐既欲见长于朕，又恐得罪众人，进退失据，若非汝去，曹文埴等与彼争执一年不能完案矣。‘

在窦光鼐参宝住进京携赀过丰一节旁批：

‘若如此疑人，天下无一清官矣。‘

在窦光鼐参富勒浑家人索要门包一节旁批：

‘此则不可，若无实据，则诬人谋反亦可乎?‘

在窦光鼐所参各项款迹中，乾隆格外重视宝住进京携赀过丰一事。这是因为宝住乃十五阿哥永琰福晋的哥哥，宝住身任掌管一省钱粮的藩司，又兼杭州织造，养廉十分宽裕，对妹妹稍有帮助，或送点绸缎之类，本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若于十五阿哥永琰处也有馈送，则‘此事甚有关系‘!

‘关系‘何在?十五阿哥永琰已于十年前秘立为皇储，非同一般皇子，容不得有半点差池，以贻人话柄。

阿桂在向皇帝正式汇报的折子之外，又另折专门代宝住作了有力的剖辩。他说经询问宝住，

宝住称：

前年进京时所带数十匣银两中有三万九千余两系属官物，到京后立即上缴内务府广储司，有案可查，而自己所带只有三千余两。宝住系内务府世仆，素知大内规矩，未经奏明如何敢将物件送与阿哥、福晋?即使宝住有心，阿哥、福晋亦从不准宝住帮助。

阿桂特别向皇上强调宝住说以上一番话时‘神色甚属坚定‘。

乾隆阅折至此，心中一阵轻松，随手批谕：‘如此甚好，朕甚喜悦。‘

再往下看见阿桂又说：‘臣受恩深重，稍明大义，断不敢心存瞻顾，稍有隐讳，自蹈欺罔之罪。‘

乾隆又在此旁批：‘自然。朕亦信得及。‘

皇帝坚信宝住和阿桂不会‘欺罔‘，那么不是窦光鼐无事生非又有谁呢?窦光鼐既然在宝住一事上信口雌黄，凭空诬人清白，其他各项参款到底能有多大可信度呢?

而内廷一切发生的事情，许维第一时间获悉，他边看着由锦衣卫递来的情报，边直摇着头，大骂窦光鼐无用啊！

在许维看来，老窦的败阵并不在主要阵地--仙居等七县是否如他所说的那样亏缺--失守，而是由于他的鲁莽和轻躁，在战术上犯了全线出击，特别是不考虑宝住非同寻常的背景这样严重的错误。

而他的对手可是精明老练的勋贵重臣阿桂，只稍一出手，就将锋利的匕首刺进了窦光鼐的柔软部位。窦光鼐一旦失去皇帝的信任，也就真正成了对弈棋局中的孤子。

“去，把窦大人请到府上。”许维看完情报后便让刘翼派人把窦光鼐请来相商。

“大人，这窦学台恐怕危险矣！”刘翼担心不已。

“哼，鹿死谁手目前还不知，阿桂想要笑到最后怕没那么容易。”许维冷笑了几声。

“大人您是想？”

许维给刘翼解疑说道，

“现在全部问题的要害在于仙居等七县到底亏空多少，特别是永嘉、平阳两县是否存在挪移勒派之弊。”

“这是为何？”刘翼对其中的道道不是很了解。

许维得意地解释道，

“我大清顺治帝曾言永不加赋，这是传承百年之久的世代相承的大训，又岂容贪劣牧令借弥补亏空额外勒派加征?”

停了片刻后，许维整理了下思路接着说道，

“就算窦光鼐所参其他诸款通通虚诬，而独于平阳县令黄梅勒派一款属实，那么，窦光鼐也会以四两拨千斤之势，最终争取到皇上的支持，将整个危局翻转过来。阿桂乃是朝廷重臣，其不会不知这一点，也必然会派人对此进行防范。”

“大人是想把窦大人送到平阳县收集证据？”

“现在再去收集早已迟矣！但把窦元调送到平阳受一番苦难还是要得的。只要窦元调受点苦，日后必会在皇上跟前加深印象，这可是值得做的事。

再者说来，那证据我早已拿到手，也不怕阿桂他们掀起太多的风浪，你就快去办吧。”

刘翼领命匆忙出府寻那窦光鼐，而同一时间，那阿桂果然也想到这一点，他召集随员密议一番后，派出以户部员外郎海成为首的调查组，前往千里之外的平阳县实地访查。

同时向皇帝奏称：

‘窦光鼐原参平阳县知县黄梅情节最重，其借亏空之名勒派累民，又不弥补亏缺，虽无证据及告发人，但该县令如确有此事，情罪尤为可恶，当俟员外郎海成查访明确再作处置。”

在最吃紧的关节处，老于官场事故的阿桂为自己万一不利时预留了一条后退之路。

海成返回之前，时日尚多，阿桂与新任浙江巡抚伊龄阿相商，立即将窦光鼐原参涉及的案内有名人证调来省城质询。

这次在钦差大臣行辕举行的质询，由阿桂主持，不仅有曹文埴、伊龄阿等人，窦光鼐也坐在堂上，可以随时发问，因此至少在形式上很公正的，也是无可挑剔的，但质询的结果却令窦光鼐十分沮丧。

陆续上堂的证人不约而同地一致矢口否认几个月前对学政大人讲的话，仙居县刘县令说：

‘我接任时实亏谷价银六千八百余两，此外仓库并无亏缺(此数与钦差大臣及该省藩司查报数目相符)，随即签字画押接收仓库。‘

黄岩县接任张知县说：‘并未向窦学院讲过前任许县令交代空仓一事。‘

乐清县侯知县说：‘前任交代实有原报亏缺谷价银一万四千七百余两(此数亦与钦差大臣及该省藩司查报数目相符)，随即出结接收仓库。‘

青田县邱知县竟称交代时该县仓库并无亏缺，也未曾向窦学院面禀过‘受前任孙潢交代亏缺二万之语‘。

很快轮到质证全案焦点平阳县了，非常不巧，向窦光鼐私下反映情况的知县李大鼎前些日子病故了，传到堂上的正是被窦光鼐狠狠参了一本的黄梅。

黄梅此人系广东嘉应州人，五十八岁，一脸猥琐之气，他早已闻出堂上对窦光鼐不利的味道，所以一路朝钦差爱听的路子说下去。

黄梅说，乾隆四十七年该县原报亏空二万一千三百余两，自己任上弥补三千九百余两，尚未弥补银一万七千三百余两(此数亦与钦差大臣及该省藩司查报数目相符)。至于母死演戏一事，黄梅辩解说，我母亲今年八十九岁，正月十二日是生日，十一日署中亲友设席演戏，替我母亲祝寿，十二日同寅们都来称祝，当夜我母亲痰壅身故。窦学院参我母亲死于初九，果真如此，如何能瞒过外人，还有谁肯来祝寿?我如何能做出匿丧不报这丧心病狂的事呢?

于情于理，黄梅的辩解是能够令人信服的，而窦光鼐所提供的关于各州县亏空的证人也都一致翻更前说。

阿桂以为，当众公同质询，已足以封住窦光鼐之，于是与曹文埴、伊龄阿联衔向皇帝作了奏报，附在奏折后面的还有每个证人的亲供，而许维则推辞不作任何奏报。

乾隆非常慎重，在阿桂等人折尾批谕：

‘窦光鼐不过欲见长，又无决断，又顾颜面，然总无他，何妨多语?‘他对窦光鼐的性情和心态未必把握得很准，但在全案最吃紧之处--黄梅勒派一事尚未搞清楚以前，皇帝还不打算封杀窦光鼐，因为他对官官相护的痼疾了解得太深了。

包括窦光鼐在内的浙省上下几乎所有人翘首以待的海成调查组也从平阳返回了杭州。海成向阿桂、曹文埴、伊龄阿以及窦光鼐报告：

六月三日至平阳县，随即于县城四门张贴告示，称如前任知县黄梅有勒索加派情事，许士庶人等据实检举揭发。自初三日起至初五日，调查组成员每天亲至县堂，坐等接受呈状，但三天过去了，竟然没有一个前来告发之人。

海成惟恐有书吏衙役拦阻恐吓情弊，当即传集该县秀才监生邱云彩等二十五人以及城乡地保书役等多人，隔别询问，都说前任知县黄梅实无勒派之事，并各自出具本人签字画押的保证书。至于黄梅母死演戏一事，询之该县书役，都说其母生日演戏贺寿，一时痰壅，恰于演戏之夜猝死。海成调查组的工作做得如此深入细致，还有何说?

第二天，即六月二十三日，阿桂与曹文埴、伊龄阿再次联衔奏报，许维再次拒绝联衔。

乾隆认为可以作最后的判断了，于七月三日通过内阁向国中臣民公开宣布，经阿桂等严密访察，窦光鼐所参平阳县勒派等款并无其事；至黄梅母死演戏一事，亦属误听人言。这件明发谕旨并没有指责窦光鼐误参黄梅勒派累民，但对他未经确细访查，即以无根之谈，污人名节的荒唐之举，则予以训斥，并令他‘据实明白回奏‘。

被逼到死角的窦光鼐，曾想过颟顸引咎，息事宁人，回想一生坎坷，确实到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时候了。但每每思虑及此，使他感到一种痛彻骨髓的疼痛。

为什么有些人竞能一手遮天，颠倒黑白?为什么自己偏偏要违心地屈从这铁桶般的沉闷、黑暗和高压?

激愤之下，窦光鼐曾跑去拜见钦差大学士阿桂，说海成调查不实完全是受到地方官的蒙蔽。他甚至质问阿桂，黄梅赃款累累何以不从重办理?

阿桂慢条斯理地反问，你拿得出证据吗?

窦光鼐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他意识到大大小小的官员已经有意无意地联起手来，一致要坐实自己误参黄梅之咎以完案，这郁结胸中已久的不平之气如何咽得下?

窦光鼐受此刺激，回奏的口气十分强硬：

阿桂上奏的根据是海成的访查报告，海成则为地方官所蒙蔽，未能查出实情。

而平阳县令黄梅屡经揭参勒追，仍敢抗不弥补，就是母死丁忧离任，也不过缴银三千九百余两以搪塞，为什么他有恃无恐，抗玩一至于此?原因就在于，上面总是说查办，而实际上并不动真格的严查，结果必然是，愈查办亏空，而愈使人不畏亏空。更有甚者，黄梅勒派勒借大触王法之行径，温州知府竞视若罔闻，从未揭参。钦差派出调查组亲赴平阳，各级地方官以至胥吏衙役利害相关、俱荣俱损，焉有不通同掩饰之理?他们串通一气，千方百计勒阻乡民上告，而富户各爱身家，畏惧报复，谁敢出头向海成具控?

窦光鼐回奏给乾隆折子所讲的道理固然合情合理，但在黄梅究竟有没有勒派勒借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根本情节上，他无法举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而有没有这个证据，恰恰是全案翻覆之关键所在。如能坐实黄梅勒派勒借，则不仅黄梅罪至大辟，其各级上司难逃扶同欺隐、有心蒙蔽之罪愆，就是以阿桂为首的钦差大臣及其派出的海成调查组也都难辞回护劣员之咎，而窦光鼐顽固偏执，晓晓置辩，污人名节，袒护劣衿，等等，也都会归于性格与作风的缺陷而无足深论。

反之，不能坐实黄梅勒派勒借，从阿桂到黄梅，整个浙省官僚阵营会岿然不动，失败者只有‘误参‘黄梅的窦光鼐及其幕后支持者许维二人而已!

在许维的反复劝说下，窦光鼐意识到自己已被逼到退无可退的死角了，或者束手就擒，俯首就戮，或者按许维所说的豁出老命，亲自到千里之遥的平阳取证，还有望绝处逢生。于是在与许维的联名奏折上写道：

“若畏难而颟顸引咎，令贪黩之员无所畏忌，则吏治将愈不可问矣!故臣浙江提学使窦元调，臣浙江布政使许九衡谨具折恭奏，待臣二人亲赴平阳查核确实，再行回奏。‘

终于按照许维的安排，窦光鼐再次秘密前往平阳县，而许维也尾随着老窦去了平阳。毕竟联名折已上，二人已是同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逃不掉。

窦许二人采取的骇世惊俗的举动，在有清二百六十八年历史上不能说绝无仅有，肯定也是极其罕见的，也终使得黄梅一案成了乾隆朝末期的大案要案之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