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朱尽忠的话，崇祯脸上却是泛起苦笑。

“朱爱卿，这钱粮二字，要想解决，却是谈何容易！你可知道，目前朝廷已开的辽饷与剿饷，所征之数额，却从未收足过，仅供官军尚且匮乏，要来安置投降流贼，实属难矣。”

听了崇祯叹气的话，朱尽忠也明白皇帝所处的困境。

以辽饷为例，自辽东战事起，从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开始，辽东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后，发兵抚顺，明辽东军饷骤增300万两，时宫内虽有积储，但不肯拨发。为解决军饷不足，于是援御倭例，每亩加派3厘5毫，共增加赋银200多万两。

至天启元年，前后不过四年时间里，辽饷用银即达一千七百二十万两，平均每年支辽饷四百多万两。前三次辽饷加派共九厘，合计加征银两四百八十多万两，其中在扣除北直隶和地方其他用途，还结余三百万两不到，而仅山海关一地，即年需耗银四百万两，更不用说敷用整个辽西之地了。因而仅辽饷一项，虽已弄得全国民不聊生，但收到的银子总数有限，对边军的供应还是十分不足。

况且,即便这样,那些个好不容易收上来,并沾满百姓血泪的饷银,也不可能足额发放到前线，发放到每一个为国效命的士兵手中，用到作战的需要上。

在银两发放过程中，各级官僚和将领，都是在本就不足的军饷中，层层贪污和克扣。所以明末的户部尚书毕自严称：“即令东奴恋栈长伏穴中，不向西遗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

崇祯一脸无奈地望向朱尽忠，不料，朱尽忠却目光炯炯地回望着他，然后清晰地说道：“陛下，现在大明百姓皆已疲弊，生存十分艰危，万不可再向其收取税银了。但臣以为，陛下当可向江南、山西等处的豪富巨商，收取商税，以资国用，当是目前最为可行之计矣。

崇祯满面疑虑，复向朱尽忠问道：“你这条建议，今年年初之时，曾有武生李琎，就曾向朕上疏奏过此事，言道让朕括刮江南富户，请搜括臣宰助饷，行首实籍没之法，以实国库之虚。结果，却是朝野反对之语激烈，多名朝臣欲要朕，将李琎拿下并交由刑部拿问，朕念李琎有直言之功，只将其流放了事。朱尽忠若这般行事，朕只恐你在朝中，再难立足矣。”

朱尽忠听了崇祯这般疑虑重重的问语，一时也陷于沉默。

略读过一点明史的他，便知道崇祯所说之事，并非虚言，就在今年四月，那武生李琎，向崇祯皇帝提出鬼片，这条让江南富户交纳税银的建议之后，朝廷中，几乎所有其下产业的官员，都站了出来强烈反对。

尤其是首辅温体仁，大学士钱士升，御史詹尔选等人，更是言语激烈，非要将李琎押入刑部大狱，方才肯罢手。幸得崇祯积力保全此人，远远流放到云南，方了此事。

在这些人中，以大学士钱士升的上疏最为有代表性，他在疏章中说：“乃疏言：“自陈启新言事，擢置省闼。比来借端幸进者，实繁有徒，然未有诞肆如璡者也。其曰缙绅豪右之家，大者千百万，中者百十万，以万计者不能枚举。臣不知其所指何地。就江南论之，富家数亩以对，百计者什六七，千计者什三四，万计者千百中一二耳。江南如此，何况他省。且郡邑有富家，固贫民衣食之源也。地方水旱，有司/令出钱粟，均粜济饥，一遇寇警，令助城堡守御，富家未尝无益于国。《周礼》荒政十二，保富居一。今以兵荒归罪于富家朘削，议括其财而籍没之，此秦皇不行于巴清、汉武不行于卜式者，而欲行圣明之世乎？今秦、晋、楚、豫已无宁宇，独江南数郡稍安。此议一倡，无赖亡命相率而与富家为难，不驱天下之民胥为流寇不止。或疑此辈乃流寇心腹，倡横议以摇人心，岂直借端幸进已哉！”疏入，而璡已下法司提问。帝报曰：“即欲沽名，前疏已足致之，毋庸汲汲。”前疏谓《四箴》也。士升惶惧，引罪乞休，帝即许之。

朱尽忠当然也知道，自已这样做，几乎是在同整个明廷官员在作对。毕竟在这朝堂之中，多为江南之地的官员，且基本上所有的官员，家中私下都有产业，在他们看来，这个可恶的朱尽忠，此法却是要拿他们开刀无疑。故所有的朝臣在得知风声后，便会立刻对朱尽忠群起而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