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堂伯父家里几个月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压抑的，甚至比在我姥爷家里更加憋闷。大家都不痛快。
最后，六月初，堂伯父终于下定了决心，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无州市福利院。当初无州福利院的人去我姥爷家，就是伯父带领他们去的。
无州市福利院是一座暗红色的三层的楼房，就在无州市汶河大道北侧，地点位于石家庄。这可不是江北省的省会，而是一个与之重名的小村庄。
福利院四周围着铁丝篱笆。屋前的院子很大，高低不平，有青草和冬青，以及一大片光秃秃的荒地，地上满是车辙，仿佛有许多卡车和拖拉机在上面来来回回开过。环形车道是煤渣铺的。房子的正面饱经风吹雨打，墙砖都开始剥落了，就像我们陶镇联中的院墙。
我的堂伯父和福利院的管理者，就是当初去我姥爷家里的那一男一女两位工作人员，坐在一间装修非常简陋的办公室里，详细谈了我的情况。
那个大约四十多岁的女工作人员，个子不高，长得很丰满，看上去有点像我的妈妈，所以我不免多看了她几眼。她把一个牛皮纸做的文件夹打开，放在办公桌上，取出了有关我的材料。
她一边跟我堂伯父说话，一边不时地查阅着这些材料。我没有费心思去听他们讲的话。虽然我知道，他们三个成年人正凑在一起商议，决定着我的命运。
我彬彬有礼地坐着。我当时穿着一套新衣服，衣服是很显眼的蓝色，这是几天前在陶镇供销社买的。
我的堂伯母已经有一个星期心神不定了，她带我去陶镇买东西，给我挑选了这套衣服，作为临别的礼物。
那天早晨，在给我们做早饭时，堂伯母无声地落了泪。她的脸上有一种使我感到害怕的病态的、憔悴的、女巫似的神色。她站在炉灶旁边，双肩耷拉着、耸动着。
我一句话也没说。我没有掉落一滴眼泪。
炸油条和煎鸡蛋的香味，以及我的伯母落泪的样子，使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我沉默不语，为即将到来的离别而庆幸。因为我知道，我必须离开。我已经成了人们的累赘。
我的堂伯母啜泣着。我无法安慰她。我知道，她是一个善良的人。她比我的姥爷更有涵养。即使她心里厌烦我，也一辈子都不会公然说出口来。
但是她没有和我的堂伯父一起，送我来无州市福利院。我猜想，她一定在家里偷偷地看着我远离，哭得泣不成声。
……………………
他们三个人都站起来了。关于我的命运的讨论大概结束了吧！可是我对此漠不关心，仿佛不是讨论的我的事情。我现在回想我当时的心态，和加缪写的《局外人》里的主人公莫尔索非常相似。
《局外人》是法国大作家阿尔贝?加缪创作的中篇小说，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
《局外人》形象地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关于“荒谬”的观念；由于人和世界的分离，世界对于人来说是荒诞的、毫无意义的，而人对荒诞的世界无能为力，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对一切事物都无动于衷。
加缪的《局外人》通过塑造莫尔索这个行为惊世骇俗、言谈离经叛道的“局外人”形象，充分揭示了这个世界的荒谬性及人与社会的对立状况。莫索尔的种种行为看似荒谬，不近人情，实则正是他用来抗击这个荒谬世界的武器。
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莫尔索的母亲去世开始，到他在海滩上杀死阿拉伯人为止，是按时间顺序叙述的故事。这种叙述毫无抒情的意味，而只是默尔索内心自发意识的流露，因而他叙述的接二连三的事件、对话、姿势和感觉之间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给人以一种不连贯的荒谬之感，因为别人的姿势和语言在他看来都是没有意义的，是不可理解的。唯一确实的存在便是大海、阳光，而大自然却压倒了他，使他莫名其妙地杀了人：
“我只觉得铙钹似的太阳扣在我的头上……我感到天旋地转。海上泛起一阵闷热的狂风，我觉得天门洞开，向下倾泻大火。我全身都绷紧了，手紧紧握住枪。枪机扳动了……”
在第二部分里，牢房代替了大海，社会的意识代替了莫尔索自发的意识。司法机构以其固有的逻辑，利用被告过去偶然发生的一些事件把被告虚构成一种他自己都认不出来的形象：
即把始终认为自己无罪、对一切都毫不在乎的莫尔索硬说成一个冷酷无情、蓄意杀人的魔鬼。因为审讯几乎从不调查杀人案件，而是千方百计把杀人和他母亲之死及他和玛丽的关系联系在一起。
《局外人》酝酿于1938年至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加缪26岁，此时他已在亲友的资助下完成了大学学业，专业是哲学。并且已经开始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戏剧方面，他不仅写剧本，还办剧团，甚至亲自登台表演。从希特勒上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加缪一直积极投入反法西思抵抗运动。1940年，他离开阿尔及利亚，前往巴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2年。加缪出版了小说《局外人》，一举成名。完成时间基本上可确定是在1940年5月。
莫尔索的种种怪诞行为乍一看难以理解，但事实上，他才是活得最多、最充实、有着深沉本真追求的人。死亡前夜，他第一次敞开心扉，他觉得自己过去是幸福的，现在也是幸福的，他至死都是这个世界的“局外人”，他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荒谬，但至死幸福。加缪评价说：
“莫尔索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着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
他早已洞悉这个世界的荒谬，“我不知道”、“毫无意义”两句话被他悬挂嘴边，“厌烦”则是他面对人事时的常态。莫尔索意识到世界没有意义，没有出路，认识到世界对于人的种种欲望漠不关心，认识到人同世界特别是人同社会这种不协调乃至对立的关系。
只不过他没有像柏拉图那样认为世界万物是“理念”的影子，那样过于虚幻；也不认同禅宗的生命“如露如电”，从而寻求涅槃寂静；更没有鲁滨逊的“经济人意识”，唯利是图。他热爱自然，渴慕自由，珍惜每分每秒，完全靠着自己现实的理性与实践精神支配着一切行动。
“大部分人总是表里不一，他们做的往往并非他们内心真正渴望的。他们都有一种群居意识，惧怕被疏离与被排斥，惧怕孤单无依靠。”
但是莫尔索却有意无意地要跳出这个世界的既定模式，保持和芸芸大众的距离，完全遵照内心本性，做一个冷眼旁观、我行我素的局外人。这种局外人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是情感生活上的局外人。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搞不清。”
这就是小说惊世骇俗的开篇。丧失亲人的打击，无疑是沉痛而惨烈的，可是他却以极其平静的口吻轻描淡写地叙述，仿佛事不关己，连时间也记不准确，让人十分讶异。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流过半点哀伤的泪水。
在草草地给妈妈守灵下葬后，他还急不可耐地去海滩游泳，看喜剧片，寻求欲望刺激。女友玛丽问他是否爱她，他却把这个人们视为神圣的问题当成毫无意义的废话，绝对不肯巧言令色来搪塞女友。邻居雷蒙殷切地表示想与他交个朋友，莫尔索却回答“做不做都可以”，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其次是工作。工作是一个人实现自我价值、获取荣华富贵的重要途径。基督徒认为工作是上帝赐予的使命，即“g”，必须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可是，当老板提出要派莫尔索去巴黎设置的办事处工作时，身居偏远小城的莫尔索却拒绝了这个发展前景广阔的差使，回答说：
“人们永远无法改变生活，什么样的生活都差不多。”
这种不知好歹的答案让老板颇为扫兴。此前，莫尔索为置办母亲丧事而向老板告假时，明显觉察出老板脸色不好，他却无动于衷，认为“反正不是我的错”，而不像别人一看到上司脸拉长了便胆战心惊，惴惴不安。他的这一心态和契诃夫小说《小公务员之死》中因得罪上司而忧郁致死的小公务员形成强烈反差。“不关心”、“无所谓”的工作态度使他自觉跳出了以“鞠躬尽瘁”、谋取“升官发财”的滚滚红尘。
再次是死神，当他无意间错杀了那个阿拉伯人之后，无论是在身陷囹圄的漫长岁月里，还是在法庭上愤怒的审判声中，他保持了一贯的冷漠态度。人们的言辞无法引起他太大的关注，周围微末的事物却紧紧攫住了他的心。“我听见椅子往后挪的声音”，“我看到好些记者都在用报纸给自己扇风”，“尽管挂着遮帘，阳光仍从一些缝隙投射进来。”……
面对人们“义正辞严”的谴责，他继续说出内心真实的想法，完全没有为了保命而讨好大众的媚态。在得知不公正的死刑强加于身后，他顽固地认为“自己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依然是幸福的”，“我希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的天性，但是莫尔索却等闲视之，不以为意，摆脱了死亡对他的困扰。
还有彼岸世界的局外人，当人们被现实当中形形色色的苦难压迫得无路可走时，便会寄希望于飘缈的彼岸世界，渴盼能有一个永恒的上帝来拯救自己，指引道路，并祈求肉体毁灭后能灵魂升天，永享安乐。
可莫尔索彻底否定这一绮丽幻想，不崇拜任何精神偶像。于是不论神甫怎样耐心劝导他皈依基督，虔心忏悔，他却不肯服从，并且坚信自己“对我所有的一切都有把握，比他（神甫）有把握得多”。
《局外人》以一种客观记录式的“零度风格”，粗线条地描述了主人公默尔索在荒谬的世界中经历的种种荒谬的事，以及自身的荒诞体验。从参加母亲的葬礼到偶然成了杀人犯，再到被判处死刑，默尔索似乎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冷漠的理性的而又非理性的存在着，他像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存在，又像是一个血红色的灯塔，具有高度的警示性。
小说中，威严的司法以某种荒谬的正襟危坐呈现，比如审讯几乎不集中于杀人案本身，而是想方设法将案犯妖魔化，把杀人者与母亲之死牵强附会。诉讼双方悄然获得某种置换，仿佛罪犯退出被告席而代之于法庭或检察官。小说结尾写道：
“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看，对我发出仇恨的喊叫声。”
就是这种不动声色而又颇具内力的语调，活现了一个惊世骇俗、对一切漠然的“荒谬的人”。而从“这一个”中，人们看到更多的人，乃至一个阶层或整个社会的不可理喻。那些与杀人没有关联的事情，最后却把莫尔索送上了断头台，这让莫尔索看到了世界的荒诞性，而在那个荒诞的社会中，人是没有发言权也不被重视的。在庭审中，莫尔索本想替自己辩白，但他的律师却告诉他：
“别说话，这对您更有利。”
由此，莫尔索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可以这么说，他们好像在处理这宗案子时把我撇在一边，一切都在没有我的干预下进行着。我的命运被决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
然而，局外人现象的产生，无疑是由那个世界本身所孕育的，莫尔索的存在有其深刻的外部原因。本书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时期，西方世界正处于战争的恐慌之中，人们对社会充满迷惘，精神没有归宿。
莫尔索们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他们孤独、痛苦、冷漠，但又不甘于被现实的世界如此凌迫，于是他们变成了世界的局外人，自我成了自我的陌生人。他们以冷漠来反抗生活，却最终未能逃脱在命运面前的惨败，悲剧是注定的，但蔑视悲剧的态度却让他成了一名挑战荒谬的英雄。
在既定的社会准则下，人的命运是未知的，是不可控地被裹挟着的，要么异化，要么被审判，于是，想做个真诚地忠于内心的人还是做个随大流的人，是至今为止，很多人都面临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莫尔索。
可以说，局外人并不是指莫尔索一个人，而是许多具有相同生活状态的人的代表，莫尔索的意义也正在于此。作为一个人，他是特别的，但是普通却往往寓于特别之中，他的身上有着太多人的影子。为了进一步了解生活，了解从前的人或许也是我们身边的人，莫尔索的个人的世界也便成为一类人共有的特质，通过对莫尔索的探知，才能更加深入的认识“局外人”这种现象。
《局外人》整篇小说，都是选用一种与主人公性格一致的枯燥、呆板、闪烁的语言风格来连接全文的，作者选用这些超乎寻常的刻意追求的语言，来宣扬人生的荒诞和无意义。主人公在众人眼中是“荒诞”的，众人在莫尔索的眼中也是荒诞的。整个小说如同演一幕滑稽的小丑剧，所有的人包括观众都是荒诞的。加缪在这里为我们揭示了社会的丑态。
然而加缪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揭露这个荒诞社会的层面，他揭露荒诞的终极目标是指向人们对本真的追求。加缪荒谬论中一个有名的论点：
“人生没有希望但并不包含绝望。所以，要活得真实而不虚伪，就必须坚守下去，并不是不愿迂回，而是没有退路可走。”
莫尔索式的冷漠，具有积极反抗的基调，不失为一种大智大勇的精神，在精神上战胜了荒诞，获得了自由。加缪的自由是否定上帝后的自由，其结果是由人自己承担行动的责任，从而以挑战的姿态接受这个荒诞的世界，以现世对抗来世。
萨特曾说过：
“存在主义即人道主义。”
加缪笔下的《局外人》是他哲学思想的集中表现，他选用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人道主义精神的内涵。而加缪在《局外人》中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比传统的人道主义者更深沉的人道主义关怀。他不仅描写荒诞，而且还提倡个人的自我拯救和自我创造，从而表现了对人的自由和本真的尊重和依赖，这就比其他同时期的现代派走得更远，更深入。
莫尔索十分关注生理欲望，就像他自己所说：
“我有一种天性，就是肉体上的需要常常使我的感情混乱。”
在处理母亲丧事时，他不停地抱怨自己的“渴”、“饿”、“热”，还大胆地在母亲的遗体前畅快抽烟，回家后便急于和女友玛丽发生肉体关系。在法庭上接受审判时，他也不忘记欣赏玛丽的身体和装扮。得知自己被判死刑后，他有些紧张，想要逃避，但这也是出于人类求生的本能。由此可见，莫尔索基本摆脱了世俗镣铐。人们绞尽脑汁设置的礼法在他看来毫无意义。
唯一真实的便是明媚的阳光、美丽的大海以及自己作为自然人的种种需求。并且，他也懂得将自己的欲望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没有真正侵害谁的利益（射杀阿拉伯人也是由于防卫过当），完全符合“发乎情，止乎礼”这一规矩。阿尔贝?加缪认为，说谎，正是我们所有人每天所做的，目的是为了简化生活。莫尔索则与他的表面相反，他不愿简化生活。
他并非对母亲没有感情，只是不愿意强迫自己为了做戏而哭天抢地，昭告世人：我很伤心。并且，他认为死亡是无法逃离的必然环节，母亲的去世算不上什么坏事。书中的沙拉马诺老头每日都要咒骂自己的狗，可一旦狗走失，他又椎心泣血，感叹：
“我怎么活下去呢？”
雷蒙怨恨情妇对自己不忠，想要狠狠报复，可还觉得心底对她颇为留恋。这两组隐喻巧妙地暗示了莫尔索和母亲的关系，尽管形式上他的表现不符合孝子标准，可还是在灵魂深处敬爱母亲的。
当玛丽问他爱不爱她的时候，他明明知道女友想要的答案，也完全可以甜言蜜语地博取佳人一笑，可他依然毫不隐讳地否定；雷蒙热切地询问他能否和自己结交，他也没有所谓礼貌上的回应，只是淡淡地说“做不做都可以”；老板对他寄予厚望，要他担当要职，他仍不肯委屈心灵，阿谀迎奉，而是立马拒绝。
在法庭上，律师要求他找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让他承认为母亲的去世感到悲痛不已，莫尔索却认为没必要撒谎遮掩什么，直言不讳；检察官说他“没有灵魂，没有丝毫人性，没有任何一条在人类灵魂中占神圣地位的道德”，他也没有声嘶力竭地为自己辩护，反驳这些不公正的指责；最后神甫为他做临终的忏悔仪式，他却说“我不相信上帝”，并且坚持没有对某件事真正悔恨过。
对莫尔索来说，所谓道德，就是忠实地遵循自己的感情而行动，就是要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而忠实地表现这种感情，拒绝作假，拒绝扮演角色。在他心中，最重要的是现世的、眼前的、具体的东西，而不是任何先验价值，不是任何没有现实意义的抽象概念。反之，遵守社会道德，在莫尔索看来，就是要服从先验法则，就是要否定同社会道德相矛盾的一切情感，就是要受世俗的左右、摆布。
然而莫尔索追求的欢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以失败告终的。他的自由和反抗逾越了人们划定的框架，因而成了茫茫大众的局外人，成了世俗眼中恶贯满盈的罪人，尽管他平时安分守己，与世无争，没有什么危害极大的行径。
可是社会通过法庭所追究的，并不是他的杀人罪，而是他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对这个社会现存秩序的威胁。法庭的审判表明了社会对莫尔索这样一个不遵守既定规范、没有一般人的感情和罪恶意识、而又拒绝同社会、宗教妥协的“怪物”，从肉体到灵魂都要彻底毁灭的决心。
正如《李尔王》中那个天真纯洁、不愿屈从于浮华形式而最终惨淡收场的考狄利娅一样，世界要以莫尔索生命的消殒来再次强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荒谬的世界是强大的，在追求自然、本真的个体生命面前，它似乎无往而不胜。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莫尔索是极其成功的。在这个人格独立性逐步泯灭的社会里，他能够没有悔恨，始终忠实于自己的感情，这种“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迈气概，是对世界荒谬性的有力反击，至少让更多的人认识了世界的荒谬，也认识了自己的荒谬。
美国当代学者盖洛韦认为《局外人》是通过荒诞的主人公来表达执着于意图和现实之间的重大不平衡的荒谬主题。它实际上是一则寓言：每个人都走在世界的边缘，每个人都必然毁灭于自己以及他人共同创建的荒谬世界。
以“荒谬”反击荒谬，这正是《局外人》主人公莫尔索的思想，当然也是作者阿尔贝?加缪的思想和创作意图。
这篇小说的写作手法，是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但是主人公又从不分析他内心的思想感情，所以是内心描写和外部描写巧妙的结合，表明加缪掌握了美国作家福克纳、海明威等人的部分写作技巧。关于审讯和判决的段落则显然受到了卡夫卡作品的影响。主人公在自己不自觉的情况下犯罪，会使人联想到西默农的侦探小说。
总之《局外人》的奇特而又新颖的笔调包含了不能以世俗之见和从字面上来理解的意义：塑造了一个显然与众不同的反面人物，却是一个不指望有别的社会，不想和别人有任何联系、只想保持自己个性不受干扰的人物。
加缪的小说风格介于传统小说和新小说之间。一方面，存在主义文学是反传统的，作者从不介入小说，从不干预主人公的命运，从来不发表自己的议论；另一方面欠缺而不足以满足人们的需要。
萨特曾把这个概念运用到哲学，小说的语言又极其简单明晰，可以说具有古典主义的散文风格，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局外人》这部前所未有的小说的成功表明了加缪深厚的艺术造诣。当然，与新小说和荒诞派戏剧相比，包括《局外人》在内的存在主义文学，都由于其流畅可读而应归入传统文学的范围。
加缪在《局外人》中引入了一种陌生化的表现手法。所谓的陌生化指代的是作者在表达小说内容的过程中，颠覆了一些社会民众习以为常的情理，表面上进行一些毫不相关的事件描述，而实质上则对各类因素之间的冲突与对立面进行揭示。
在《局外人》中，引入这种陌生化的表现手法是为了加强故事内容的荒诞性，即使小说读者与小说文本之间构建一种距离，使读者不能全方面地对小说人物信息进行了解，也不能通过一些模糊性的文字表达来了解作者的表达本意，而这种带有距离性的阅读过程使荒诞情节具有了一定的审美趣味。
为了能够体现小说的荒诞之美，加缪使用了象征的表现手法。以小说中频繁出现的“阳光”这一意象为例，尽管阳光本身是作为一种反传统的象征意义而出现的，在小说中似乎只是一种元素符号，但是文中每次出现阳光的时候，主人公的精神状态往往是非常慵懒颓废。当阳光出现的时候，读者就会开始预感到莫尔索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似乎阳光象征着主人公的阴暗，而这种颠覆传统认识的象征本身就是一种荒诞。
尽管加缪为小说《局外人》所选取的是一个看似十分平常的生活琐碎杂事，小说中也存在着很多琐碎细节的描述，但是整体内容上却前后呼应，悬念四伏。可以说，正是加缪为小说所设置的一系列悬念，才使得小说故事整体上相互衔接，而一些荒诞性的事件才得以展开表述。
例如小说的前半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于莫尔索母亲的葬礼进行了很多细节描写，如抽烟、喝咖啡等，而这些内容在前期看来可能是多余而无效的。但是当莫尔索后来出现在庭审上的时候，法官与检察官却恰恰是抓住了这些琐碎的细节来对莫尔索的价值观与精神状态进行判定。
纵观全文，我们可以发现加缪对于文字内容的安排是十分精确的，一些表面上看似无用的琐事描写，实则都是所设伏的一种悬念，是为了后续的荒诞性情节表述而做准备。
小说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描写，即有人把莫尔索描绘成一个生性缄默孤僻的人，预审官问莫尔索对此有何看法，莫尔索的回答是：
“因为我没什么可说的，于是我就不说话。”
他怎样想就怎样做了，可就连这，都成为他日后被审判的内容。
《局外人》是加缪小说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之一，“局外人”也由此成为整个西方文学、哲学中最经典的人物形象和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
法国哲学家、文学家萨特曾经这样评价《局外人》：
“无所谓善恶，无所谓道德不道德，这种范畴对他不适用。作者为主角保留了‘荒谬’这个词，也就是说，主角属于极为特殊的类型。”
作者阿尔贝?加缪（AlbertCamus1913—1960），是法国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存在主义”文学的大师，1957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奖获奖作家之一。
加缪在他的小说、戏剧、随笔和论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以及罪恶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诞的同时却并不绝望和颓丧，他主张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他为世人指出了一条基督教和马克斯主义以外的自由人道主义道路。他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并最终在全世界成为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导师。
……………………
又扯远了。言归正传吧！
后来，我才知道那位福利院的男性工作人员姓刘，我一般就叫他刘叔叔。他把我和我的堂伯父带到我睡觉的寝室。这是一间狭长的房间，天花板很高，有两排床铺，全都空着，太冷清了。刘叔叔说：
“我们这里一般只收学龄前儿童。你知道，像这孩子这个年龄的，一般都送未成年人收容所。”
我蹲在一边，默默地打开自己的小手提箱，取出了自己的衣服，动作很不自然。我知道，这只小提箱不是我的，我的堂伯父还要把它带回马陈村。
我觉得这两个男人正在紧张地观察我，但又装作心不在焉地注视着我，仿佛他们没有别的什么可看似的。
那位刘叔叔介绍道：
“孩子每天上午要学习文化课。我们聘请专职的老师来辅导孩子。下午孩子们要做义工，帮助老年人打扫卫生。我们的活动时间表安排得很紧，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出去做一次社会服务活动……”
我的堂伯父不住地点着头，说道：
“嗯。是吗？不错，不错！我还真不知道，孩子的生活这么丰富多彩……”
我在一边显得很不自在。我很不习惯堂伯父跟别人这种认真的谈话。我的身上开始冒汗。我很想告诉我的堂伯父，我在这儿很好。离开他们没有关系。
我知道，我不得不离开，我不能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了。我不能违背他们的意志。不管怎样，到我十八岁成年的时候，我就可以离开这儿，离开这个像监狱一样的地方。
但是当我的堂伯父快要离开时，我还是感到害怕了。堂伯父眼里泪汪汪地，有些笨拙地说道：
“东凌，我得动身回去了，你在这里要好好听叔叔阿姨们的话。”
堂伯父紧紧地抱了抱我。这是他平常没有的举动，因而我再一次感到，这个世界的异常都是我害的，事情都是我搞坏的，弄得别人提心吊胆，很不自在。堂伯父沉声说道：
“好啦，我得动身回去了。星期天，我们会来看你的，东凌。有时候，你也可以回到我们那儿。要是刘叔叔允许的话，你也可以留下过一夜，和东云一起玩儿。他会很高兴的……”
我的堂伯父这就要离开我了吗？
我们回到楼下。刘叔叔带我和我的堂伯父看了一间较大的房间，这是福利院的餐厅。几排有点磨损的普通饭桌；一些普通的小椅子；有几扇窗，可以看到外面的煤渣车道。一股气味难闻的洗碗水的味道。
关于这个餐厅，似乎没什么可说的。我的堂伯父没有作任何评价。在这个房间里，我的堂伯父第二次和我严肃地、悲哀地拥抱了一下。他黯然说道：
“东凌，回去的路很远。我得动身了。你好好照顾自己，晚上不要蹬被子。”
堂伯父骑上他的那辆红色的嘉陵牌摩托车，发动机突突地响起来了，对我来说几乎是椎心刺骨的声音。他忧伤地走了。摩托车越行越远，我终于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