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该死有救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的堂伯父那天恰巧经过我家院墙外，发现了厨房的窗户打开了，于是拿了钥匙打开大门，发现了濒临死亡的我。

因为当时我姥爷全权委托我堂伯父出售这个宅子，以便偿还我父亲生前欠下的债务，已经把房子的钥匙都交给了我伯父。

堂伯父在我家空空荡荡的堂屋里，发现了昏迷不醒的我。他把我抱回了他的家里，把我这条渺小的、奄奄一息的生命挽救了回来。

当我的堂伯父知道我坚决不肯在姥爷家生活之后，非常诧异，但是也没有多说什么。此后，我在我的堂伯父家里住了几个月。我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我的堂伯父，那时候，我按照无州土话，叫他“大爷”；他的妻子，我的堂伯母，我叫她“大娘”。为了方便全国更大范围读者的理解，我在下文中，就不采用“大爷、大娘”这种土话的称呼了，而是一律按照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叫法，称作“伯父、伯母”。

堂伯父和我的父亲，虽然不是亲兄弟；但是他的父亲，和我爷爷，却是亲兄弟。因为我父亲没有亲兄弟，所以这个关系，也就够亲近的了。

堂伯父有一个儿子，叫韦东云，比我大一岁，他本来好像一直挺喜欢我。可是现在，我们这两个小孩子凑在一起，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却有点别扭，有点不自然了。

我意识到，我堂兄韦东云的一举一动，都在竭力装出一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的样子。

刚开始，村里的每个人都来找我闲谈，生怕我沉默。我伯父劝我上学，我断然拒绝了。平时我就帮伯母干些家务活。

韦东云比我高一个年级。他从学校回来，常常同我谈学校里发生的事。

韦东云往往讲得很快，神经质地、喋喋不休地讲到一些人，他们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些名字而已。我一般都是迅速地点点头，但实际上我并没有注意听。我的脸呆滞、平静，仿佛就要永远沉睡了。

这段时间，我养成了一种长时间一动不动地坐着的习惯。我的脑子动得很慢，不再激动不安。当我的堂伯母做饭的时候，我喜欢站在厨房里，貌似认真倾听她那喋喋不休的话语。

实际上，那架摆在水槽上方，播放着音乐和新闻节目的收音机，都不能使我从一种昏昏沉沉中苏醒过来。我似乎感到一阵黑暗从脑后升起，从我的咽喉里，从那根神秘的粗管子中冲出来。

有时候，我的堂伯母朝我讲话，我也会坐在一个小凳子上，把头伏在手臂上沉沉睡去。

堂伯父在我们马陈村的邻村——申陈村的一家私营拖拉机配件加工厂做工，一般下班回来都很晚。

每当晚上，他回到家里，踢脱自己的鞋子，打开一瓶广寒宫啤酒，悠闲地吃晚饭，就是我们闲聊的时间。

这个“广寒宫”，是我们无州本土的啤酒品牌，老百姓都说味道很不错。可惜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年，这个酒厂就不幸破产了，原因据说是被厂里的官僚们吃垮的。

说起这个啤酒品牌来，倒也和我有一种不小的缘分。我当年上高中，高二的时候，广寒宫啤酒厂还到我们无州三中招收技术工人。我当时也踊跃报名了。

因为那个时候啤酒厂工人的工资，已经发到每个月六百元了。那还是1993年，就连那些高中里的一级教师，月工资才发三四百元呢！

我是一个孤儿，当时非常眼热，希望早些参加工作，能够养活自己，不必再寄人篱下。

可惜，虽然我报了名，却因为没找关系，最终被刷了下来，没有成为酒厂的工人。这才逼迫我继续上学，最后考住了大学。

当时要是去酒厂上了班，固然可以早挣好几年钱，可以早几年找上媳妇过小日子；可是结果必然是在21世纪初，下岗再就业，面临人生的第二次洗牌。

我班里的一个姓李的同学，当时很幸运地选上了，成了酒厂的技术工人。这个同学很快成了酒厂的业务员，日子过得挺潇洒滋润，令同学们羡慕不已。

可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大概因为成天泡在酒场里吧，他喝坏了肝脾喝坏了胃，才三十几岁就撒手西去，撇下了孀妻弱子。这个消息，我还是在我们高中同班同学毕业二十年聚会上，听说的呢！

这样说来，也许当初我没能去成酒厂，还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幸运呢！人生啊，谁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

却说我的堂伯父，那段时间总是带着一种刻意的做作的兴高采烈的神情，那种不习惯和小孩子谈话的亲近表情，大声地亲切地和我谈起话来。

可是我总是沉默不语。堂伯父经常仿佛被我的沉默难住了，深深地吸进一口气，再慢慢地沉思着吹出来。有时候他的双颊，鼓得像含了两颗铃铛，他的两眼朝厨房四处仔细打量着，像是不太认得出它了。

我就睡在堂兄韦东云的房间，那是院子西侧的一个小房间。有些晚上，韦东云试图在黑暗中和我聊天，发出一种柔和的低语声，不时打破房间中凉飕飕的黑暗，探问我一些问题，例如：

“嗨，东凌，你认为马华长得怎么样？啊？你觉得她漂亮吗？”

马华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小美女，虽然才十三四岁，可是苗条可人，大长腿，稀白生，出落得和一根水葱似的，是我们陶镇联中的校花，是四庄八滩小伙子追求的对象，换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个美艳绝伦的女神了。

对这种话题，我一般都是低头不语。因为我这样的穷小子，对女孩子是不敢有非分之想的。当初我还在上学的时候，女同学们就没有一个向我示好的，所以我也从来不关注谁。

我已经感觉到，伯父伯母和他们儿子的讲话，我在与我不在的情况下，是很不一样的。我在的场合，他们说话比较庄重；可是，当我不和他们在一起时，我偶尔能听见他们一起轻轻地交谈，有时是随便的低语。

他们如此谨慎，如此小心翼翼，当然完全是因为我的存在。所以我要走进房间，经常感到犹豫不决，因为这会把他们拆散。

有时候我的堂伯父伯母见到我突然走进房间，会连忙分开，忐忑不安地对我露出尴尬的笑容。甚至连韦东云也会从他母亲身边走开，仿佛要表明，他们压根儿就没谈什么。

韦东云长得有点像我，有着同样浓密的黑头发，和瘦削的身材。他们的拘谨，使我渐渐意识到，我改变了他们的正常生活，搅动了我进入的每一个房间的空气。

我理解他们的好意，我看得懂蕴含在我伯母眼睛中的同情。那也许是对任何一个不幸的人的同情。在她眼中，我是一个十三岁的无家可归的亲属，一个不幸辍学的孩子，一个正在迷茫中徘徊、前途未卜的孤儿。

有一天傍晚，在厨房里，韦东云使劲地关上了菜橱的门，发出了砰的一声。这声音使我大吃一惊。现在我很容易受各种声音的惊吓。

这时候，我的堂伯母生气地斥责道：

“东云，你是牲口棚里养大的吗？你怎么一点基本的礼貌都没有？你为什么摔橱子门？”

韦东云迷惑不解地瞧着他妈妈，似乎一时之间没有理解这句话。

我想，从前，在我来这儿以前，堂伯母一定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她用这样一种口气说话，这样瞪着自己的儿子，完全是我造成的。

“你怎么一点基本的礼貌都没有？”

伯母通常是不会说这种话的。正如我的母亲，从来不会对我说这种话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