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远东历史学会会员斯捷潘·米哈伊洛维奇·罗蒙诺索夫

4月27日，卡利尼那，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斯皮留金

很抱歉我用这种古老的方式向您通信，但我听闻我们这里的学术界有这么一个传统，认为书信能够免除附加在信息上的繁杂的污秽，使通信变得更加纯粹，更加合乎学者的思维。虽然我并不是学者，可我毕竟有些话要说。我只能写信。

寻找合适的稿纸费了我很大一番工夫。我所要寻找的稿纸是纯净而素白的，可这里的市场，您要知道，总是寻找一些吸引眼球的标签贴在信纸上，以求卖更高的价钱。我觉得您不会喜欢那些信纸。在斯维特兰那总是少不了毫无意义的喧哗与吵闹，最后我竟然在这附近——您要知道，卡利尼那的一家小店里找到了中意的稿纸。为了这件事，我甚至耽搁了一整天。现在我终于能集中自己的思绪向您写信，我的老师，还请您拥有一些耐心读完我的呓语……

我一生的经历，直到大学年代，还算是平静而顺利的。我在远东出生，在远东读了小学与中学，从来不敢去招惹别人。可我原本的内心不知在什么时候被某些东西侵蚀了，它变得杂草丛生。我为它感到耻辱。我报考了社会与历史学专业，遇到了您这么一个通情达理的教授，终于得以使自己的心灵得到某些安慰，用理想与真理来麻醉自己，就像酒徒一样沉溺在图书馆中，试图使自己忘记那些悲哀的幻想，做一些真正的、有意义和价值的工作。

您知道我的家庭不算富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算得上贫困。我没有兄弟姐妹，在阿穆尔的一座荒凉而孤独的小城度过了我的童年。我的父母要求我学习理工科，到美国去，据说那里遍地黄金，只有那样才能养活他们和我的一群亲戚们。那些亲戚们大多都在中国人的工厂工作，我的父母不得不疲于应酬，向他们一个一个地介绍我——我讨厌这件事，简直是厌恶。我躲在柜子里，躲在壁橱的一个带有小门的隔间中，蜷缩着，藏在那里。他们花了半个下午来寻找我。我挨了打，就带着天真的敌意眼光看待我的父母与那些姑姑舅舅们。他们说什么，我偏不去做。我让我的父母丢尽了脸……最终他们不得不将我关在家里，反锁上门，命令我什么都不要碰，什么都不许动。

我的家是昏暗的，仅有的两扇窗户面向太阳落下的西南方，那里有一座千疮百孔的大楼，每天我都能看到。我会搬来一把椅子，站在上面，从中午一直站到傍晚，直到灰色的阴云遮蔽了天空，我才会战战兢兢地爬下椅子，回到床上，双手抱住脑袋蜷缩成一团回忆我所看到的东西。那时，那座大楼会在我的意识中被无限地放大，遮盖住所有光亮之处；它会变得昏暗，窗口破碎的玻璃四处飞散，那些玻璃同样是昏暗的，飞溅在我的四周，发出凄厉的、尖锐的撕裂声。我仿佛看到那座大楼原来的样子，它在冬日晦暗的阳光下闪耀着，它六层高的天花板上站满了人。接着它会毫无预兆地崩裂，碎成土粒，向我掩埋过来。我不得不尖叫——这些可怕的幻觉充斥着我对童年的记忆。我害怕那个地方，直到现在，我还不敢去看我家乡的地图。我相信，只要我看到那几条路的名称，我的目光被吸引到那座大楼所在的街区时，我的心脏就会发出颤动声，疼痛就会袭来。那是梦魇，我没法正面地面对，只好逃避。我躲开那些幻觉，才能正常地思考，正常地生活。那些平静的日子如何会被梦中的恶魔所染指，我始终找不到原因。

您知道，在远东，酗酒的人们远比乌拉尔以西的要多得多。他们会毫无来由地碰到一起，跑到肮脏的酒店去，在酒中掺进瓜子或是发黑的牛肉，痛饮到天翻地覆，再上街走路。那扇窗户是我全部记忆的来源，当我向外望去时，往往可以望到一两个会动的人形。他们就那么走过去，从无人的街道这边过来，在那一头消失。我曾经见到过一个人，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好像只是想睡上一觉。他扶着街道两边的砖墙，左摇右晃地拐到那座院子里去。我打了一阵寒战。我非常想知道，他最后究竟是否走出来了。这件事令我害怕。那座大楼因此也变得令我恐惧。

如果您的耐心足够的话，我可以诉说我所有的经历，以求能够使你理解我的想法；但我没有时间做那么多无谓的讲述。您或许会以为，我是个自大的人，听不进别人说的一切话，但这不是真的。我不想那样，虽然那样是自然而然的。我并不是个自大的人，并不认为我自己就是世界，这个世界是专门为我所准备的。正相反，我是这个世界再卑微不过的一分子了，我只是在征求您的意见。所以，我会简略地诉说这些心理产生的缘由，以及它们经过何种演化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都是需要解释的……

我的爸爸妈妈鄙视上帝，他们虽然按时去做礼拜，却告诉我上帝是不存在的东西。我同样这么认为，但却抱着研究的想法私自偷看经文。那些痛苦的字句吸引了我，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我不知道那些字句的意义是什么，却由此产生出一种神圣的错觉，好像那种神圣是违背规律、凌驾一切，永远存在似的；它不依赖这个世界与人们的思维，它只是独立地存在着，而人们可以看到，人们不能毁灭它。那就像火光一闪，一颗最亮的火星在眨眼间出现，又在眨眼间消失，归于一直运动着的意识的虚空里。随后的十数年中，虽然卑鄙、背叛、撒谎、偷窃、诬告充斥着我的生活，那种幻觉却像鬼魂一样缠着我，如影随形，使我心中有愧时加倍痛苦。那时，同学们都在一件事情上造假，而我也那么做了。但是，当我轻而易举地原谅自己时，才发现这并没有那么容易。随后，我欺骗自己，认为自己自欺欺人。

上帝是不存在的。当我认识到这件事时，我才感受到真正的恐惧。达尔文主义要求我们用科学的手法看待一切，我们却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手法看待我们的心理：我们所做的一切，以及我们时刻变化着的的精神。心理学是虚妄的，它看不出人们内在的恐惧是什么，只是把一切诉诸表面现象，提出治疗方法；殊不知它将一切特殊的心理现象都视为病态，才是它真正的错误所在。

人们有不少理由可以使自己获得满足感，他们凭借这个能力发展他们的科学，建设了宏伟的社会；他们制造出各种各样的信仰，使人们将他们自己寄托在某件存在的或是不存在的事上，欲望通过各个途径表现出来，有的是好的，有的是坏的。苏维埃时代的人将所有的东西寄托在一个巨大的框架上去，殊不知这个由幻觉构成的框架无法支撑他们进一步的幻觉。古老的人们信仰耶稣，近世代的人们信仰理性与科学主义，他们相信科学可以创造出一切来；它破灭之后，人们变得疯狂，试图寻找进一步可以信仰的、更高级的东西来。他们找到了新的社会科学，即人人绝对平等的科学；它毫无疑问是会破灭的，然而一切都消失之后，人们站在废墟上，不知所往，神圣的幻觉也就从此消失，不再存在了。它曾经是永恒的，却坠落下来；人们把它狠狠地踩在地上。

上帝随着神圣的事物一起消失了，实际是最先被追求的，也是最后被追求的。我也曾如此，认为使我“幸福”，就需要追求实际，而这“实际”毫无疑问指钱财与生活水平。我的父母要求我到美国去，当一名建筑工程师。他们认为，只要这样，我的生活就可以指望了，接着就会幸福地度过一生。

可那时我怀疑这一切。失去了神圣的思维的人们，只能用平庸的手段来蒙蔽，就像满足动物的口腹一样，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的欲望，才能蒙蔽他们，才能控制他们。但这是不可能的，他们会索取更多。他们总会不满意：无论如何，到手的总是少的，而别人的总是多的。他们丧失了全部的人的特点，而社会就难以构成了，它迟早会破灭，毁于一旦。能够控制人们的幻觉消失了，秩序也就随之消失了，无论这是什么样的幻觉。等新的秩序建立起来，它又会走重复的道路。理想与高贵的信念是奢侈品，自认为拥有它们的人是可怜的羔羊，他们任由其他人宰割，而秉持着愚蠢的想法毫不反抗。那些高贵是过时了的神圣，它们现在一文不值。有时人们尚且会存在一些关于古老神圣的记忆，他们会有限度地怀疑自己，谴责周围的一切。他们谴责他人，认为他们自己是卑劣的，而一切都是卑劣的。因为如此，他们会膨胀得无以复加。我认为，我的幸福首先是建立在宁静上的，而看着这一切生活，毫无疑问是件没法忍受的事。不，要知道，即使我故意不去注意这些，只是知道它们，就是一种莫大的痛苦。即使这是自私的，我想我应该对这个如此严重的事实做一些研究。

您方便回信吗？如果方便的话，请寄往我在卡利尼那的这个地址。原先的住址已经失效了。两个月前我刚搬到这里。

向您表达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