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朱树人也是个从谏如流的脾气，加上新法如今本就是试点，连税都还没开始收呢。
意识到问题后，他斟酌再三，随和地自言自语：
“对于部分偏僻崎区之地，耕地不易集中的问题，可以让户部今年试点之后再议。将来可以把天下府县，分为平县、山县。山县也要按乡为单位区分地貌，凡是山区为主的县乡，可以酌情把‘应计税田亩面积下限’，再折减一些。
比如比平原县乡再减半，以水田五亩，或旱田十亩为每户计税下限。而实际核定平、山时，不仅要考虑当地地形、土地的分散程度，还要考虑到当地工坊、工场是否够多，民间工商投资是否兴盛，能容纳剩余劳力。
孤让平原田地适度兼并、确保耕者尽其力，也是考虑到平原田地集中耕作比分散耕作效率更高。但山区碎地本来就无法集中耕种，人不能尽其力，也就只能先耗着了。”
朱树人此前的另一层考量，还涉及到他受后世影响的农业管理思维。后世平原地区可以机械化，大规模生产，所以朱树人非常希望平原地带田地适度集中一点，至少能确保户户牛耕，也便于未来有其他先进的生产工具，哪怕依然是人力畜力的，但至少可以快速推广起来。
新式农机具是否被百姓快速接受，跟每户人家的田地面积是息息相关的，如果田太少，用旧工具稍微累一点精耕细作也能干完，以大明的文盲率，很多人就懒得折腾了。
只有原本的劳动强度已经饱和，人才愿意动脑子去省力，学习新农具的使用。
说到底，朱树人的一切布局，都是要服务于技术进步的落地推广的，逼着不愿意尝试新工具的人去尝试。不管这种尚未出现的新工具究竟是什么，反正先把愿意尝试的氛围营造起来。
姚启圣见朱树人居然如此从谏如流，一点都没有因为他只是一个举人小吏而讳莫如深，也是颇感知遇之恩。他便连忙补充拍马屁：
“殿下既有如此惠民之心，更该把上述考量，通过一些非正式的渠道，有选择地泄露出去，以收士绅人心——
殿下请想，把田地面积极少、却依然被束缚在土地上的贫农变成工人，最终是谁受益？是那些经营工坊、工场的富商士绅。
因为工人一多，他们就可以得到工钱更便宜的劳力。既如此，朝廷此前何必遮遮掩掩，惠及士绅而不留名呢？
若是宣扬得法，则天下经营工商的士绅必然拥护此法，哪怕他们在殿下的新法之下，需要缴纳代役银，他们权衡之后，也依然会发现利大于弊，就会选择闷声发大财。
到时候，士绅也就会分为两派，大地主士绅会心存怨念，而工商业主士绅会心存感激。朝廷驱工坊主以制地主，反抗力量必然极度削弱。
而要削弱那些明明家中几乎无地、但又不愿放弃农籍、不愿迁徙下山的百姓，朝廷的手法也该更加温和。
学生曾想到一策，可以借鉴前宋时王荆公的青苗法，给予‘处在计税田亩面积下限以下’的百姓，以一定的生产借贷，或助力其贷款买下邻舍的田地，或可给以本钱另择营生。若是他们果然能因此扩大田亩，安居乐业，或是自谋了其他出路那是最好……”
姚启圣说到这儿，朱树人却粗暴出言打断：“那若是有刁民借了钱不好好生产，只是挥霍呢？孤记得前宋时，苏东坡都曾记载，每到青苗法放贷，或是富户被强行摊派借债、最后多还利息，遭受盘剥。
或是赤贫的青皮无赖借青苗钱，借到之后不事生产，全部去勾栏酒肆挥霍一空，到还债之日，只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这些前人教训，莫非你没看过？”
姚启圣却不担心，听了朱树人的问题，他反而有些得意，强行压抑住情绪后，才谨慎回答：“前宋官府无能，岂可与我大明相比？而且前宋疆土狭小，我大明如今有那么多需要拓边建设的地方。
如若真有欠了朝廷助其生产的放贷、挥霍不还、要命一条的，朝廷有的是办法对付这些青皮无赖。”
朱树人闻言，这才眼神一亮。
确实，宋朝的时候，王安石太仁慈了，居然都对付不了恶意借贷青苗钱赖账的青皮无赖。
当然，王安石也未必就是真心想仁慈，他是没实力，宋朝武力太孱弱了，对内百余年来形成了花钱解决问题的思维惯性，还养成了“谁吵得厉害谁有奶喝”的恶性循环。
宋朝的农民问题是最严重的，动不动就冒出类似宋江、方腊一类的贼寇。而宋朝喜欢纯算经济账，就把荒年没饭吃起事的农民贼寇全部收编为厢军。
但问题是，宋朝哪怕再富，冗兵冗官越来越严重，厢军越来越多，最后纳税交粮的顺民比例就越来越低，压力越来越重。最后大家都想明白了：宋朝的世道，就是谁能折腾谁有饭吃，谁吼得大声谁有理。只要够大声，最后还是能杀人放火受招安的。
这样一来，王安石搞青苗法时，当然对那些青皮无赖毫无办法了，因为这些人恰恰是能折腾的。而顺民都是“沉默的大多数”，在宋朝各方都在侵害沉默者的利益，
挨打了都不敢喊疼的人，在宋朝就属于活该死。
而这要是搁在如今的带英，敢恶意借贷银行的钱，那分分钟流放北美了有木有。再过个一百年，要是米国独立了，那还会流放澳洲。
只不过现在澳洲纽西兰那些地，都是杨森.塔斯曼帮他朱树人勘探的。朱树人完全可以把恶意贷款赖账的刁民先流放黑龙江和九州岛、虾夷岛。那些地方将来要是还饱和了，那就流放澳洲。
这样一来先礼后兵，反抗新法的人基本上也就肃清了。
旁观者也不好多指责，因为朝廷确实已经很温和了，甚至都允许对方先借钱扩大生产，除非是借了钱没好好用，恶意老赖，才会被流放海外。
大明要学习宋朝经济建设好的地方，但唯独不能学“谁嗓门大谁有理，谁能折腾谁受诏安”的毛病。好在这一方面，也是大明难得做得比较好的长处，完全可以发挥——当年崇祯可是宁死都没服软。
朱树人内心把大致的招数脉络梳理清楚，也就放心敢重用姚启圣了。
“今年你先回溧阳县好好干，如今税还没收上来，看不出成绩，不好直接提拔你。但只要今年夏秋税表现好。完税后孤自然会提拔你到应天府的户曹公干，后续推广试点，机会还多着呢。”
姚启圣闻言，再次噗通跪伏在地：“学生铭感殿下知遇之恩！”
……
此后几个月，大明的“废丁分籍”改革，也就循序渐进顺利推行下去。
朱树人答应的“按照山区和平原区别对待、设置不同的农籍人口每户田地面积下限”，也正式补充到了新法中。
只不过，应天府毕竟绝大多数地区都是富饶的平原地带，哪怕有些许山区，但当地依然富庶，工商业发达，足以把挤出的农业人口很好安置。
所以，应天府全境，最后只是选了靠近南直隶和浙江边境的溧阳县，作为“山区县”的试点。这地方靠近浙江湖州府的天目山，确实相对穷一些。
在溧阳县，拥有田地少于每户五亩水田/十亩山田、旱田的百姓，将来也可以将应税面积视为五亩，而非其他平原地区的十亩。
当然了，在每户五亩到十亩水田之间的中下农，也会按照实际拥有土地面积来纳粮。
普通百姓并不知道朝廷这样改的深意。但朝廷的暗中宣传渠道，却是不遗余力在分析这个事儿的受益者。
官府不好直接开口说“我们这是帮助工商业主增加廉价劳动力”，那朱树人就让自己的侧妃卞玉京，通过民间舆论渠道，出版各种段子唱本故事，宣讲其中的道理。
朱树人在这些私下里的舆论战场上，用方子翎和卞玉京也是用得很顺手了，二十年前对付李自成的时候就在用她们了。
只是如今方子翎已经有了正式官职，要掌管大明科学院的一部分行政管理工作，所以也就没精力再关心舆论宣传领域。
毕竟方子翎将来要是入国史，那是得跟秦良玉一样入她本人的传的，而不是入什么《列女传》。
所以那些不上台面的事儿，只好辛苦卞玉京一个人搞定了。
卞玉京在这方面依然熟手，没过多久，应天府境内大部分县的豪绅工场主，都知道了朝廷的好意，因此哪怕是有功名之家经营工商、因为变法而多交了代役银，他们也依然选择了坚定拥护朝廷的变法。
如此一来，还心存怨念的，也就只剩那些完全不涉猎工商业的有功名大地主了。
……
第一年的试点，因为各方面都比较松弛，最终有惊无险，没有任何人敢跳出来明着反对。该缴的代役银和代役粮，基本上也都有足额收齐。
不过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到百分百，哪怕是传统朝廷收税，地方上欠缴拖着收不上来的，也是常态。何况现在还加了一笔新的钱。
所以到了年底核算的时候，朱树人也不会手软，吩咐应天府和户部，挑选代役钱粮收得最差的一个县，作为反面典型，把知县罚俸停职，把户曹的负责人和下面几个典型的直接实施责任人，都罢免处置。
而对于表现好的县，当然也要给知县和户曹负责官吏升迁加赏。
最终经过核算，作为正面典型的，不出意外正是溧阳县。溧阳知县因此被调到隔壁常州府、升任同知。
而姚启圣原本比知县还低一级，却因为私下献策之功，越级升为应天府的通判，已经跟他原本的上司平级了，这就是大腿抱得好、肯得罪人当孤臣的好处。
而经过核算后，被认定为反面典型的则是高淳县。当地有两个举人和一群秀才，抱团不肯缴纳代役钱粮，理由还是“有辱斯文”。
他们觉得作为读书人，就不该服役，所以哪怕是为了不服役而交钱补贴服役者，他们也不能接受。因为交了这个钱，就显得他们“法理上原本应该被纳入徭役候选名单”，觉得受到了屈辱。
而对于这种刺头，朱树人当然也不会手软。把知县和户曹的人处罚完之后，直接把带头窜连拒不缴纳的人，革除了功名，然后依然要求他们必须交。这样他们没有了斯文，也就不存在有辱斯文了。
朝廷这么做，好歹还是尊重了私有财产没去侵犯，毕竟没有没收他们的家产，也没直接抢。旁人看事情没有闹大，也就没有响应，这事儿就算这么过去了。
毕竟只是先在一个府的范围内试点变法，还是天子脚下，能有多大反抗？对付这些人，也不便弄得到处溅血。真正的大头都在后面呢。
……
时间转眼来到小康二年，朱树人定下的一切发展基调都继续稳步推进。
九州、虾夷、东北，全部按照新的节奏开始了基础建设和肃清地方。化工产业和农业品种改良有条不紊地照着时间表执行。
而废除农业丁税和士绅一体纳粮的试点，也顺利推广到了南直隶的大部分地区。
按照原本的计划，如果前一年的试点顺利的话，今年是应该先推广到南直隶全境的。但最后到了实施阶段，经过评估考察，朝廷还是临时微调了一下，豁免了南直隶的江北诸府，
也就是把扬州、淮安、凤阳、安庆、庐州给豁免了，可以等到小康三年才继续试点。
之所以这么定，也是考虑到江北的人口密度远小于江南，尤其凤阳和扬州淮安当初是被清军肆虐祸害过的，只有安庆庐州等地侥幸部分豁免。
所以这些地方没有那么多拥有农田太少的农籍人口需要挤出为工人，当地的工业发展也太慢，就算挤出劳动力也接不住。
不过，考虑到小康元年的试点确实很成功，因此朝廷认为推广的规模不该改变，只是具体对象调整。
把南直江北五府拿掉后，就重新填补上了江西的九江府、南昌府，以及浙江的湖州府、嘉兴府和杭州府。这样去掉五个府加上五个府，试点规模还是跟原来一样，也算朝廷言而有信，不会朝令夕改。
相比之下，江南的江西和浙江，都是从未遭受过明清战争兵灾的，当地人口至今还是有点稠密，工业又发达，还有大量只有一亩三分地的小农户，非常适合让其中一部分人改行。
当然，朝廷也不会逼迫贫苦农民白白改籍。所以姚启圣劝说朱树人实施的“朝廷提供的、专供中下农申请的经营性贷款”，也适时在当地出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