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爷都发话了，下面的人当然要跑断腿。

所以仅仅在朱树人接见完孙嘉绩后两天，应天府就把这次“废丁分籍”变法最初阶段、表现比较好的几个户曹官吏，送到了南京城，由朱树人接见问话，汇报经验。

而朱树人在接见之前，当然会先看一下名单和履历，然后还真就发现了一些让他颇感意外的地方。

“溧阳县户曹，绍兴府余姚县，姚启圣？38岁了才是一个举人？啧啧，应举倒是挺艰辛的，果然不是读圣贤书的料呐。

孙嘉绩好像也是绍兴余姚人吧，跟他还是同乡？会不会是看在同乡的份上，能提携就稍稍提携了一把？”

看到姚启圣的名字时，朱树人也是有种沧桑感。

他当然知道，这家伙历史上是帮着狗鞑子打郑成功的，而且此人原本历史上，在康熙手下一开始也仕途不顺，毕竟不是读书的料，只靠举人出仕，还喜欢破坏海禁，被罢官从商过——这些历史知识也不是什么偏门的内容，哪怕没读过史书的，只要后世看过几部康熙年间的清宫剧，基本上就知道了。

不过朱树人也明白，既然现在大明江山已经幽而复明，将来肯定会免不了用那些原本历史上仕清的文人，这是没办法的。毕竟总不能要求历史上大明都不存在之后才出仕那些人、一辈子不给清朝做官吧？

所以，朱树人也只能把内心的恶心压抑一下，定一个相对较低的道德标准：如果一个人做了二臣，受了大明的国恩，在大明种的科举，再去投清，那显然罪孽要稍重一些。如果一个人历史上在明朝没有受过国恩，没有被取中功名授官，是到了清朝才中科举的，那也就没法苛责太多了。

食君之禄，忠君之事。

没食过禄的，只要忠于民族气节，但没必要忠于一家一姓。

朱树人自己让顾炎武代笔的那部着作里，也是这么写的，“亡国者，肉食者谋之，亡天下者，匹夫有责”，他当然要秉持自己的做人和用人原则。

……

闲言休絮，且说朱树人压抑住对“使用历史上助纣为虐之人”的不快后，选择了和颜悦色地召见姚启圣。

姚启圣听说自己在溧阳县帮着推进工农分籍表现良好，居然被摄政王召见了，也是受宠若惊，还没进门，就已经做好了要当狗的思想准备。

他很清楚，自己这样的人设，不喜欢官场论资排辈，亦官亦商家里还搞点海贸做点小生意，读书上却连个进士都屡试不中——这样的人，王爷重用你干嘛？那肯定是需要你去咬人嘛！

如果没有这个觉悟，就别贪图这场富贵！

于是乎，一进门，姚启圣行礼毕，简单几句歌功颂德之语后，朱树人就已经听出，对方是个聪明人了，不怕做事沾脏水。

朱树人就先言语上给点甜头：“听说你读书虽不行，算术、经商倒是懂得不少，家中还曾涉猎海商？”

姚启圣连忙承认：“学生于经史一道，天资笨拙，着实惭愧。”

朱树人摆摆手：“没什么可惭愧的，孤也是出自海商之家，也不爱读腐儒之学。”

姚启圣立刻跪下歌颂：“岂敢与王爷对比！王爷天资卓绝，明断万里，虽不爱腐儒之学，只需略略分出万一精力涉猎，当年犹能得两榜进士。

学生却是分出人生至少半数精力，欲求一同进士而不可得。”

朱树人笑了：“听说你是绍兴府余姚县人士，孤之先妣也是余姚县人士。内阁张阁老、应天孙府尹也是余姚县人士，看来绍兴府余姚县，擅出钱粮财赋能手呐。”

明清两朝，绍兴府师爷的钱粮收税能力，那是非常有名的。很多两榜进士出身的科道官员，自己数学贼烂，到了地方上，算账收税就只好靠绍兴师爷。

以至于当时绍兴府余姚县，那是出了名的全国数学最好的地方，各种钻空子避税以及识破避税的手段，最开始都是从余姚人圈子里冒出来的。

如果那个时代偷税漏税的会计也要坐牢，那牢里至少八成的会计是会稽人。

而姚启圣听摄政王居然如此抬举，还调查过他的籍贯，顿时愈发精神抖擞，准备一展所长：“殿下日理万机，竟还知晓学生乡籍，礼贤下士之德，古今无匹！学生实在铭感五内！”

朱树人一摆手，示意对方不必来这套虚的，很快就切入正题：“今日不叙虚礼，孤没那么多时间。

既然你在溧阳县表现卓异，那你倒是说说：这工农分籍废丁之法，如今试行下来，可还有细微不当之处？对于可能出现的反抗，又当如何处置。”

姚启圣知道机会难得，倒也没有藏掖，他来之前是做好了功课的，所以深呼吸了一口后，坚定地说：

“学生以为，自古变法涉及财税利益，要么不利于官，要么不利于民，两者择其一，才较易成功。若是官民两不利，唯利于君，那便是韩非之法了，太过理想，而难以落地。

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虽献璞而未美，未为主之害也，然犹两足斩而宝乃论。今人主之于法术也，大臣不得擅断，近习不敢卖重，浮萌趋于耕农，游士危于战陈。其反噬必重于‘刖两足’。韩非借卞和之口所言，不得不慎呐。”

姚启圣这番话，倒也略微有点掉书袋，但朱树人也是两榜进士出身，所以并不存在理解障碍。

理想主义的变法，最怕的就是想一步到位，然后同时既得罪了朝中大臣士绅，又得罪了人民群众，最后只对皇帝一个人有好处，那就容易被反噬。

商鞅韩非这些人全都不得好死，急于求成起码占一小半原因。

不过朱树人并不觉得自己有同时得罪所有人，所以他不动声色地问：“你何以觉得此番变法，有同时得罪士绅和百姓？此法明明是利于百姓的，彻底废除了农籍百姓的丁税，却丝毫没有增加负担！多缴的钱粮也是替代他们原本该服的徭役的，怎么看负担都是只减不增。”

姚启圣委婉地说：“殿下仁德爱民，学生岂能不知，但是殿下所定‘农籍百姓田亩下限’之法，今年虽未正式实施，可将来终究是对田地较少的自耕农负担加重的，类似于倒退到了两晋南北朝的占田制、均田制。

占田制均田制下，也是朝廷核定每个丁口理论该当占田多少，并且按该理论值纳田赋，只不过当时指标较高，魏晋时为正丁占七十汉亩，唐初占四十唐亩，折合今日大明面积，也约有二十亩。

殿下所定下限，只是比唐人宽松了一半，同时对上限不加封顶，多占多纳、履亩而税。但说到底，这个下限原为大明此前所无，无知百姓未必能领会殿下的良苦用心，一旦有怨声，又被士绅利用，形成合力，恐怕不易各个击破。”

士绅是肯定有人会反对的，因为大明原先不用士绅纳粮服役，现在至少要纳粮交钱了，士绅在农业税和代役钱上是纯亏的，他们有动机闹事，以及鼓动下面的人闹事。

如果不给那些只有一点点田的农籍人口定个纳税面积下限，那么农民这次就是百分百绝对纯受益，不会被鼓动起来。

有了这个下限以后，家里水田少于十亩的人，就不是纯受益了，得掂量掂量。或许如果只有五六亩七八亩的话，也还能跟变法前勉强持平，因为多计征的几亩田的粮赋，大约能跟免掉的人头税相当。

但如果全家一男一女两个成年劳力、两个未成年劳力，总共田数少于五亩，按照新法依然坚持保留农籍，应该就会小亏。这些人，就有可能被士绅利用。

虽说朱树人武力强横，可以杀一批带头闹的士绅，然后把被蒙蔽的百姓劝回去，但终究有点不体面。

朱树人见姚启圣点出了这个利益分配的敌我划线，倒也不得不承认，对方对这次新法的受益群体划分、研究得还是比较透彻的。

但朱树人坚持给农籍定一个田亩纳税面积下限，显然是有另外的考虑——他是为了让大明逐步启动工业化，需要把低效的农业人口挤出来，让田地稍微相对集中一些，至少能满足劳动力的劳动饱和度，不至于让农民闲着没地种。

他是核算过的，以大明的农业生产效率，一家男女两个大人加两个十岁以上孩子，种十亩水田都是绰绰有余的。田再少的话，百姓的劳动力就浪费了，饭都没吃饱，就大把时间闲下来晒太阳。

大陆彼端的英国人，如今已经羊吃人圈地圈了整整一百五十年了，大明在这方面已经算起步晚了。

如果不把农业人口挤出一些，营造一个打破小农自然经济的氛围，光靠上层推动，未必能让大明实现工业化。

朱树人活着的时候或许还能开开挂，可他之后的人呢？要是想回到老路上去，难道大明最后还等着列强将来把科技树追平？

虽说这一世的大明，如今基础科技已经可以了，就算朱树人百年之后，后人无能摆烂，应该也不至于会明显被列强反超，到时候最多也就是大明沦为科技列强之一、没法对敌人形成明显代差优势。但朱树人觉得这是不够的。

他希望的大明攀科技和工业化进程，是将来要做到“地球上只有大明算强，不能有列”。

列强？谁允许你们列的？

所以，引导只种一点点田的农民改行去当工人，这个国策不能变。朱树人至少已经比英国的羊吃人圈地温和了无数倍了——英国那边哪里会保护只有十亩地的自耕农？

可惜，有些话朱树人也不适合对地位太低的人直说，所以他沉吟之后，只能说：“孤此举另有深意，非你可知。”

姚启圣揣摩了一下，终究是追逐富贵的冒险精神占了上风，让他斗胆揣测：“学生以为，殿下所谓深意，莫非是试图逼农为工？

此法倒也不难揣测，学生家中曾涉猎海商，近年来我大明外洋商人、工匠日渐增多，学生也曾与英吉利国人交流，得知他们那儿有一种‘羊吃人’的圈地，便是把小自耕农尽量变为工人……”

朱树人闻言，眉头微微一皱，但是并不反驳。

姚启圣见自己猜得稍微有点眉目，斗胆继续说下去：“若果是如此，学生倒是觉得，殿下设置每户计税田亩面积下限之法，确实该当推行，但具体推行时，手法还可斟酌。

比如，世人之所以觉得，百姓每户至少种十亩水田或二十亩旱田，劳力才能饱和，多半是以平原旷野、鱼米肥饶之地而论。

但若是山区崎区之地，地块偏狭离散，要强行让少地百姓卖地迁移、合并田土，未必能提高多少效率。

何况山区崎区之地，周遭也没有繁华城镇，工坊工场稀少，百姓全部农籍改工，也未必找得到活。按新法全部充作徭役，也未必需要那么多人长途服徭役——秦末之时，陈胜吴广便是远途异地服役，在途损耗太重了。”

朱树人听完，觉得倒也有点道理。确实他一开始想到的是，如果农籍被逼换籍，好歹有个吃公家饭服徭役的机会保底。而且从全国全局来看，徭役人口永远不存在太多没活儿干的情况——

大明还有那么多建设可以搞，实在不行朱树人还能搞“国有企业”来实现工业化加速。有他这个开挂的人指点，不存在剩余劳动力没处去的问题。

但是，异地服役，以及强制百姓迁移，这事儿确实容易出乱子。很多人是不愿意离开故乡太远的，路上损耗的时间，就会让人心浮动。

这可不是21世纪，东北到广东打工都没有怨言，还觉得赶那么远路是应该的。这个时代的人，太过安土重迁了。如果没有犯罪，就要对方离家千里，那根流放的犯人有什么区别？

哪怕朱树人是为他们好，觉得山沟沟里养不活那么多人，希望山区百姓往周边平原城市就近迁移，也一样会有人抗拒的——

这一点，哪怕21世纪，在最后扶贫的攻坚阶段，就是有很多绝对赤贫，宁可留在山里，也不要搬出来，在城里分房子给白住都不愿意出来。有些就是因为年纪大了，文盲，融入不了社会，宁可在山沟里自己种自己吃。

这不是一代人能解决的问题。大明的扫盲率，比后世更差无数倍。

朱树人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步子在某些很局部的细节上，稍微迈大了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