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兴县剧团团长刘好兵是1971年的兵，1977年转业到县剧团。他记得当时老团长张九宝亲自从车站把他接到自己家里，老团长家里简陋的近乎寒酸的摆设，他有点泄气，看来县剧团的日子不好过。老团长看出了他的心思，语重心长的对他说：

“你是我指名儿从军转办要来的，因为你的档案里写了一句话，“不怕单位差，白纸才能描出最美的画”，县剧团就是一张白纸。*被粉碎了，而我却有心无力，正好是年轻人大展拳脚的时候。”

他根本不懂戏，浑身上下没一点艺术细胞。到了团里以后，他负责服装道具，所谓负责包括制作、购置、管理、维护。他只会购置和管理，制作和维护都不会，他就向每个人请教，虚心学习，每逢下乡，搭台扛行李是最累的活，他不吭声，抢着干。

后来团里又让他负责后勤工作，他在部队后勤呆过，这难不倒他。每个人每天三块钱的标准，他变着花样做。早晨四个小咸菜，炖一个菜，或是白菜或是土豆，花卷馒头油条小米粥大米粥。中午三个炒菜，米饭或馒头，晚上炖俩菜配俩小咸菜，烙饼馒头或米饭。几乎每天不重样，剧团的人都很满意。

上级部门来考察，老团长提出辞职，他是众望所归，顺利的当上了团长，前后也就一年多的时间。

他当上团长以后，打破了原来的大锅饭制度，实行包干，多唱多得，少唱少得。他把每个戏的主要角色都排了A B C三等，哪个角色后边都有人排队等着，只要唱的不好，立马被换下，没有奖金，只有基本工资。并且排演了不少新戏，大多数都受到好评，剧团最好的几年，要请他们演出得提前一两个月预约。

刘好兵自认没有辜负老团长的期望，他积极筹备学员班，也是为剧团储备人才，不至于人才断档，光靠有限的几个人撑着，这几年，也发现并且启用了几个很有前途的新人。

《刺马》是这几年排演的新戏中不多的失败的例子。其实，事先他也有所踌躇，清廷戏在农村不受欢迎是预料之中的事，他花大把的银子购置新的服装道具，选出演员没日没夜的排演，自有他的道理。其实，他瞄准的是电视，这一逐渐普及并且雅俗共赏的平民媒介。同时，他也深深的担忧，随着电视的普及，搭台唱戏这种古老的艺术表现形式还能存在多久？

每当看到王喆，刘好兵总有一种奇怪的念头。学员里并不乏聪明伶俐，功底深厚的孩子，其实每个学戏的孩子都是古灵精怪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他们大都是从农村来的，也很能吃苦。选出一两个好苗子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是，他却很难定义王喆。

他觉得这个孩子让人琢磨不透，好像很脆弱，又好像比一般人都坚强，眼里总流露出渴望，又故意把它隐藏的很深，他似乎是一个能挑大梁的人，可是又总让你的心悬着。

《刺马》试演失败以后，王喆变得很沉默，却并不沉寂，短短的失落过去，他更加勤奋，每天很早起来，很晚睡，除了吃饭睡觉，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待在排练厅，对着镜子念白吊嗓，翻滚武打。

老蜡则一反常态，摆出很悠闲的架势，端了茶壶在旁边看着，时不时喊一嗓子“好”或是骂一句“寿头”（上海话，形容人傻）。看的人叫好的时候，练的那个就闷着头往下练，也不说谢，看的人骂的时候，练的人就从头再来，直到看的喊好。没有演出的时候，这一老一小就这样在排练厅一个演一个喊，绝无多余的话。初时闷闷的，久了也就自有一种默契一种和谐在里面。

老蜡忽然请假，也不说具体事由，只说去北京看个朋友，刘好兵想也没想就准了。

老蜡家在上海，他自己在这个北方的小县城一呆就是二十年，从没听他提起过家里人，看档案是资本家出身，自有一种老派的讲究。剧团的单身只他有一间单独的宿舍，收拾的干净整洁，房间里放的居然是红木家具，陈设都精致的叫不出名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没被抄走，已经是个奇迹了。

天气再冷，老蜡都是坚持每天一个澡，头发用发蜡打理的一丝不乱。只是，这么多年，也没见他和任何人有过什么来往，唯一与外界的联系就是一台收音机。

如果不在排练厅，那他肯定就是在宿舍里写大字。不论春夏秋冬，老蜡写大字从不间断。有时候到村里演出，不方便带纸和砚台。他就拿着毛笔蘸水在石头上练。老蜡的字或刚劲遒媚，瘦硬峻整，或龙飞凤舞，飘洒有致。即使不懂书法的人，都能看出老蜡是高手。每当有人请教他字经，也是老蜡话最多的时候，他能不住嘴的讲上两个小时，兴趣盎然，滔滔不绝，和平时判若两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