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悠完何雨柱，在何雨柱的心中再次打了一根钉子之后，曹志强照例来到红光出版社的办公大楼，跟大家一起开下午会。

所谓下午会，还是由每日早会发展而来，而那个每日早会，则是由陈家邦引进过来的。

在陈家邦过来当副社长之前，红光出版社是没有每天开例会的习惯的，因为曹志强本身就不喜欢天天开会，也不觉得天天开会有啥用，都是想起来就召集人开会，想不起来就随意。

但是陈家邦极其从红光机械厂带来的那批内政人员一到，风气为之一变。

简单来说，就是陈家邦来当副社长后，就对出版社闲散的作风表示不满，并对此进行了一番治理，搞了个简单而又严格的上班纪律守则。

比如迟到早退要受罚，比如安排严格的值日表，以及安排每日开早会等等。

这些东西都不是曹志强教的，也不是李厂长教的，都是陈家邦自我总结出来的，也是陈家邦一直想要实现的管理方法。

陈家邦认为，管理就要像军队一样指定详细的规章制度，并且严格执行，这样才能有战斗力，才能有工作效率。

如果不指定详细的规章制度，并且制定了制度不严格执行，早晚会变成一盘散沙，变成吃闲饭者的乐园，就好像现在的红光机械厂一样。

过去的陈家邦只是个秘书，自己说了不算，加上机械厂积习已久，难以改变，导致他内心那些新的管理方法都没法实施，心中一直有一种无法施展抱负的遗憾。

来到红光出版社之后就不同了。

虽然红光出版社只是个小庙，但庙小才好施展啊。

庙小人少，加上大部分人都是合同工，不是在人事局或者劳动局挂档桉的正式工，所以管理起来就方便了多。

别的不说，就说那个辞退最终技吧，他陈家邦在出版社除了极个别的人外，都可以随便开人。

有这种可以随时开除人的权力，加上出版社给的薪水远比外界高，胡萝卜加大棒，大家当然就听话。

一开始实行的时候，大家都叫苦连天，因为陈家邦是玩真的，而且有人犯错之后，不光搞什么罚站、扫厕所等体罚，还要罚款。

体罚啥的大家捏着鼻子也就认了，但罚款是真不能忍。

所以他们就找到曹志强告状。

曹志强自己呢，从心底里也是抵触这个制度的，但那是在这个制度能限制到他的情况下。

问题是，陈家邦的这个管理制度只对下不对上，对副社长以上的级别是不构成限制的。

比如曹志强经常迟到早退，甚至经常不来，那都没关系，因为这是领导日理万机的表现。

明白这个制度拿自己没辙，却真的能有效带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改掉懒散习性后，曹志强的嘴脸就变了。

比如面对来告状的沉振华这种自己人，曹志强都是苦口婆心的说，自己也没办法，毕竟陈家邦是上面派来的人，而出版社是红光机械厂的下属单位，自己胳膊拧不过大腿。

理论上这也说得过去，下属单位怎么可能对抗上面派来的人呢。

毕竟当初曹志强跟李厂长写的那个承包合同，只有他们几个当事人知道，对外是不公布的，属于秘密文件。

陈家邦知不知道那个承包合同的详细内容，曹志强不知道，反正沉振华跟余德利这些人是绝对不会知道的。

为何张前进那么乐意给曹志强当司机？

根本原因其实还是张前进受不了新规矩的约束。

相反，给曹志强当专属司机呢，由于曹志强本人就闲散的很，所以给曹志强开车当司机，其实是很轻松的活儿。

不光活儿轻松，权力还重，毕竟是一把手的司机啊。

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张前进的职位羡慕死人。

可惜，目前单位里会开车的就张前进一个，大家羡慕也没用。

安抚住下面的人后，曹志强又跟陈家邦商量了下，觉得人少的时候，制度指定的过于严格其实不利于大家的工作，最好是精简一些。

比如那个每天开早会，曹志强就觉得有些过了。

开会是重要，便于领导及时掌握下面的运行情况，但开会过于频繁，就会变成形式主义。

而且早上说真的，并不是开会最合适的时候，相反，曹志强觉得下午开会更合适。

最终，就改成一周开三次会，也就是每逢一三五的下午四点，正式开下午例会。

其他时间么，一般情况下就不开会，除非领导有特殊事情宣布，召开临时会议。

当然，就算是这种每周三次的例会，也是严格对内对下，对曹志强这个社长的约束力很低，要不要来开会，都看曹志强个人的安排。

一般来说，如果曹志强能到，那就由曹志强这个社长主持例会。

要是曹志强因故不能到，那就由副社长陈家邦来主持例会。

如果连陈家邦也因故不能主持，那就以此类推，由主编余德利主持例会。

要是这三人同时缺席，那例会就暂时不举行。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也是星期三，正是开例会的时候。

曹志强本来是可以不参加的，但他今天下午正好没什么事儿，加上也想了解一下杂志社的筹备情况跟首发单曲的上市情况，于是就决定出席例会。

一看到曹志强这个一把手来开会了，大家都打起了精神，毕竟这可是难得露脸的机会。

会议开始后，曹志强先是一言不发，就听陈家邦组织会议。

按照惯例，都是各个科室主管人员报告工作情况。

红光出版社，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小猫两三只的时候了。

经过红光机械厂的一轮塞人作业，如今红光出版社已经是个正经人数过五十人的中型单位了。

目前，除了社长办公室、副社长办公室、总经理办公室、主编办公室这四个传统办公室外，还增设了内政科、保卫科、财务科这三个科，从而形成了四办三科的局面。

四个办公室就不提了，三个科的职能也各有不同。

保卫科明显就是负责保卫工作的。

财务科是负责会计出纳等财务方面工作的。

内政科则复杂了点，是负责包括职工的住宿、食堂、办公用品，发福利，发工资等等一系列后勤事宜。

就人数来讲，三个科的人数，都远远超过了四个办公室的人，尤其是保卫科，人数最多。

很明显，李厂长这是故意的，是故意把一些人调过来，从而好减轻机械厂的工资压力。

因为调过来的这批人，薪水都要由出版社负责，而不用红光机械厂负责了。

要不是出版社目前的盘子实在太小，放太多人实在不像话的话，李厂长当初都能派一百人过来，而不是只派了五十个人。

由此可见，红光机械厂现在的情况是真的不容乐观。

也是，其实现如今的京城，二环外三环里的那些工厂，大都日子不好过。

比如何雨柱工作的单位，也就是东直门外的那个红星轧钢厂吧，目前就已经被首钢吞并了，成了首钢的下属单位。

据说，红星轧钢的生产部门已经开始整个搬迁了，剩下的都是一些三产部门，也正因为这样，何雨柱这个食堂主任才清闲了下来，因为人少了一大截啊。

红星轧钢厂的前车之鉴，不得不让红光机械厂兔死狐悲。

其实严格来讲，八十年代初的国企改革，基本都是大厂吞小厂，而且基本不会大批辞退员工，出现大量下岗潮的情况，而是把新员工纳入自己的体系之内，无非是去了新单位，要重新定级定工资，一些水平不行的降级降工资而已。

但这种吞并对中高层领导来说，那就不好过了，因为权力小了太多，福利更是少了一大截。

这就好比当年赤壁之战之前，江东大臣都可以投降，但老大不能投降是一个道理。

所以说白了，李厂长之所以对上面的改造计划如此抵触，归根到底还是这种方案对他的个人利益产生了极大的削弱。

实在没办法就算了，但凡有一线生机，李厂长还是要挣扎一下的。

仔细一想，李厂长要真是讲原则的好人，他之前能干出那些事儿，能陪着曹志强演戏，生生在最短时间帮曹志强扳倒牛大姐？

一个厂长能干出那种事儿，还给曹志强一个年轻人如此大的权柄，恰恰说明他急了。

但话说回来，恰恰是李厂长的这种急切心理，才给了曹志强一个天大的机会。

要换了其他没危机的单位，曹志强再有才华，也轮不到他来发号施令，不可能在短短时间爬到这个位子上。

就包括那个出版社，哪怕曹志强是找了徐大爷跟王大爷那种关系，实际上不还是要由红光机械厂出面去组建出版社，然后任命曹志强成为一个副社长兼总经理么？

试想一下，如果红光机械厂没有危机，李厂长不是把曹志强当救命稻草，他怎么可能跟曹志强签署那个堪称是白给的承包合同，又怎么可能在短短时间让曹志强成为出版社的一把手？

别看红光出版社现在都是曹志强说了算，但实际上呢，这个出版社是红光机械厂说了算，而红光机械厂说了算，就等于李厂长说了算。

只是李厂长现在有求于人，所以才给了曹志强那么大的权柄。

因此，这世上没有东西是白来的，尤其是权力。

就这样，各个部门科室轮番介绍了最近的工作情况后，陈家邦就看向曹志强，让曹志强发言。

曹志强这才回过神，先端起杯子喝了口茶水，这才清了清嗓子道：

“咱出版社内部的具体管理，大家还是要听老陈的，这点我不干涉。

在这里呢，我只重点看两个指标，那就是销量跟收支。

这其中，销量又是重中之重！”

略微一顿，曹志强就问起《江湖行》最近的销量情况，以及《红旗飘飘》这首单曲的销量情况。

听到这个问题，陈家邦似乎早有准备，主动开口道：“社长，您说的这两个产品的销量，我一直盯着。

《红旗飘飘》今天刚上市销售，各方面情况还不清楚，不过就我们派出的观察员的观察，以及李有福李经理在外地的反馈来看，销量应该不会差。

反正京城这边的各大新华书店那边，录音带一上来就被抢购一空，再次出现了排队购买的情况。

不过，由于我们提前把大量录音带发给个体小贩去售卖，销售点很多，备货量也很足，所以新华书店那边的销售情况，不如当初发行《江湖行》时候的火爆。

排队去新华书店购买的，更多是用买书票的家长。

原因主要是新华书店的录音磁带没优惠，而个体摊贩的录音磁带价格便宜一些，最多能一盘磁带便宜五毛钱。

虽然我们之前就说好了，要统一定价，但个体户为了多赚钱，根本就不守规矩。”

说到这里，陈家邦顿了顿，这才道：“社长，我看根子还是出在批发价上，我们跟那些小贩的批发价太低了。

如果我们按照定价卖给那些小贩，或者只比定价便宜五毛钱卖给小贩，他们也不至于明目张胆的降价销售。

但是您给他们的批发价，比定价便宜一块钱，这就很夸张了。

那些小贩只要能赚钱，哪怕只能转五毛钱，他们都肯卖，这严重扰乱了市场。

第一批已经给了货，没有办法了，第二批的话，如果再给那些小贩，批发价是不是往上提一提？”

曹志强想了想，然后摇摇头：“不用提，如果那些个体户摊贩再来进货，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的批发价给他们。”

说到这里，曹志强笑了笑：“他们乐意降价销售，那随便啊，而且更好。

反正他们降价不降价的，我们都是按照批发价给他们，我们的利润已经很高了。

要知道，我们一盘磁带的成本才一块三，定价是五元。

这其中，我们给新华书店的批发价，是两块五，等于一盘磁带我们只赚新华书店一块二毛钱。

但是我们给那些小贩的批发价呢，是四元钱一盘，等于一盘磁带我们就赚他们两块七毛钱，比卖给新华书店的利润高了一块五！

新华书店是国有单位，目前来说，是不可能降价销售的，但是小贩可以啊。

所以你看，新华书店卖的再多，我们赚的利润也就那些。

但如果小贩卖的多，我们赚的就更多。

可凭什么让小贩卖力卖我们的磁带？

当然得给足好处啊。

不给足好处，谁跟你干啊。

你要是只给个一盘磁带五毛钱的利润，他们未必上心，也未必信你。

但要是利润空间有一块钱，他们有了足够的利润，为了多赚钱，就会拼命的想办法多卖货。

比如降价销售这一招，新华书店不敢，但他们敢。

同样的正版货，你卖的便宜，他卖的贵，老百姓当然用脚投票。

再者说，那些小贩中，大部分都不是普通小贩，都是跟我们签了合同的合同工，算是我们的一份子。

让他们赚到钱，才能对咱更有信心，更有向心力，更相信我们。

他们的摊位都是固定的摊位，等他们的摊位打出一定名气，回头客足够多，那么等我们委托咱红光机械厂制作的书报亭也制作好了，就可以发给他们，建设成固定的书报亭，进而形成我们自己的销售渠道。

你看，让小贩多赚钱，不光能加快销售速度，让我们赚到更多的钱。

还可以让这些小贩尝到跟我们合作的甜头，知道我们的诚意，心甘情愿的跟我们继续合作，做我们书报亭的小白鼠，不，终端售货员。

所以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情啊。”

陈家邦点点头：“社长的意思是，我们要多多扶持这些小贩？”

“没错。”曹志强点点头。

“如果是这样，那不如我们在批发价上再降一降？”陈家邦道。

“不行，现在还不行。”曹志强摇摇头。

“先不说降低批发价会降低我们的利润。

就说新华书店吧，我们目前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他们的态度，要看看他们对我们自己打造摊贩联合体这件事是什么意思。

如果新华书店那边不反对，不在乎我们搞的这个地摊联合体以及书报亭连锁业务，今后我们再偷偷降价，加大对那些摊贩的扶持力度也不迟。

现在嘛，一切照旧。

反正只要货能卖出去，他们也有钱赚，他们是不会在乎批发价贵的。”

“明白了。”陈家邦点点头，“我会密切关注这方面信息的，您放心好了。”

“嗯。”曹志强笑了笑，“老陈办事，我放心！”

“接下来是江湖行的发行情况。”陈家邦看了看手里的小本子，“目前来说，江湖行的发行状况已经趋于平稳，不再跟过去那样大幅度爆发，但是发行量也已经很恐怖了。

按照我们当前的汇总，这套书的销售总量，已经突破了一百八十万套，简直史无前例。

我的意思是说，至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销量能超过一百八十万套，真的是史无前例。”

一听这话，曹志强撇撇嘴，心想这算什么。

想当初那个笔名“雪米莉”的工作室，可是在短短时间内，就在八十年代末，在国内创造了一百多部女某某跟男某某的畅销书。

比如那个着名的现象级小说《女带家》，更是短短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创造了两百二十万册的销量，赚的不要太爽。

相比之下，自己这个一百八十万套，算得了什么。

要知道，《女带家》发行的时候，已经是百花齐放的一九八七年了。

而自己这套《江湖行》，却是在武侠禁令时期的八十年代初，是在周边几乎没有竞争作品的情况下，用几乎是明着的方式去发行这套名义是诗集，诗集是武侠小说的作品，这点销量真的只是小意思。

如果后期不被打压，曹志强估计这套书最起码能破三百万套。

破不了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