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走散漫地荡在陌生的马路上，以为只有太阳认识我。

这一天离我逃离画室已有十来天，这十天来我抱着速写本游荡在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街角，大学校园，车站，溜冰场……

我在陌生的马路上就像树獭一样走着，我面前一辆车朝我猛按喇叭，我没事似的绕开了继续走，车窗探出一个脑袋朝我喊“小左，上车，来，一起去玩玩。‘

我一看，头晕，那脑袋居然是老张的，看得出那脑袋的主人买新车了。

我说：“不去，没空。”

“这倒怪了，我还跟你成了仇家了不是？你说你一走了之也就算了，画室哪点对不住你，跟我说，你发闷火什么意思嘛？”

“你别误会，我哪来闷火，我……”

“上车上车，上车再说！”

“上哪去？”

“K歌！”

“这么有兴致？”

“上来啊？”

我想碰上了不答应也太不给面子，在这个城市要向躲开熟悉人就如同玩过家家捉迷藏，很幼稚的，包括莫小茵，迷藏终究要玩完的。

我说：“好吧，K完后我就走人，我不去画室的。”

“好，随便，玩完后就滚蛋。”

“都有哪些人？”

“几个老师，还有一群学生，年底了，一起闹闹。”

我心底猛的一震：还有学生？

为了掩饰我内心的恐慌，我低低的哦了一声，结果就被拉上了车。

我在车上求佛似的祈祷：莫小茵你千万不要在场，千万不要！

我们进包厢，包厢里热火朝天，谁也没注意到我的到来，一大群学生都是吵得不亦乐乎。

我拣了个暗暗的角落坐下，求神拜佛似的祈祷莫小茵不要在这个空间存在。

为了将自己隐藏起来，我学会像雪地里的野鸡在遭遇猎人追追逐时将头埋进雪地里，我从包里翻出一本书，认真地看。书是 陈丹青陈大师的《退步集》。

陈丹青在书里说：

“大学之谓，非大楼也，而乃大师之谓也”，故清华梅校长这句话，今拟反读才是——忝为教师未及五年，我既不懂教育，更未做成半件像样的事情。任课之初，写过不少教学计划之类，又为“榜”线边缘起落挣扎的考生写过多份毫无效果的申诉，现在看来，何其天真。以下篇什也是通篇废话，直如梦呓，认真得迹近滑稽，而现时的院校与媒体居然听任我自言自语，无人喝止，自亦无人当真。此可庆幸，亦足堪沮丧。今删削收录，聊供读者一笑。

近日感冒，嚏涕交加，泡杯热茶，又得给“交谈版”按期写字了。今次是我末一回在这栏目上胡说，索性借这小小的版面，谈论艺术教育。年内至少有十几封来信指责今日的艺术教育，而我目前的角色正是一名教员。教员又怎样呢，就我所知，关于教育的批评必定无效的，我也不过空谈，唯其空谈，但愿不致被删除吧，以下摘录四位读者的意见——

青岛市一位称我“伯伯”的麟麟说：现在的美术学院高考是不公平的，是一种模式，流水线制造人才，误人子弟。许多启蒙者关注这一问题，但难改中庸，仅是“关注”。湖北的李青雷说：最愤恨的是中国的艺术教育，一边说艺术如何如何，一边又不改革！江苏的立人说:小生不才，承蒙现有的优越的教育制度所赐，暂且无缘接受高等教育……福建的吴晓帆说:我为中国的艺术教育感到悲哀与愤怒。有天才的人总是被那可叹的分数拒之门外。想像力是无法培养的，而艺术最最需要的想像力早已被我们“伟大”的“应试教育”扼杀光了，那些考试真正公平吗？考生中有几个真正钟爱艺术？这个时代的人缺乏梦想与追求，找个好大学，找个配偶，生孩子，再让孩子接受应试教育，浑浑噩噩过一生……学院的教条主义培养出一拨拨所谓美术工作者，但谁是艺术家？

注2001年，贸然答应上海《艺术世界》开办专栏一年，照例不知写什么，于是请读者月月来信，相与闲聊。这里摘取的是最末一期，事后给别家报刊转载，编者存心耸动，取文中一句话为题，沿用如上。今年见《南方周末》一篇质疑“外语教育”的长篇专文，作者的议论比我专业多了，极有说服力，大约三点：一、外语教育的定位与初衷，大可存疑；二、外语教育推行即久，并未奏效；三、外语考试于“教育法”无据。社会上则另有二说，一是个别大学已自行制定相对灵活的外语考试措施，一是国家拟针对不同学科局部改革外语考试制，改以“语言考试”，重视中文检验，外语仅占少数考分，聊供参考云。但以上均属“听说”，无处求证。目下，我所接触的各地艺术学生，一如既往，为外语教育戏耍作弄，苦不堪言。

这几位读者显然都是少年，青春大好，前途无量：“无缘接受高等教育”的立人，电脑来信工整清洁；自称是高中生的吴晓帆，钢笔字相当漂亮，落款加签的英文“YOURFRIEND”，更是龙飞凤舞，比美国孩子的英文书写还风流……偏是这样的岁数，总要叫喊“悲哀”、“愤怒”、“不公平”。他们说得对不对？那是落榜者的怨言吗？他们的际遇能否代表其他人？假如有哪位好学生出面反驳，为当前艺术教育描绘另一幅美好图景，我极愿倾听，但我同情与我交谈过的各地艺术院校校内校外的许许多多年轻人。回国教学以来，我的感受是：90年代艺术学院的教育，远不如80年代，远不如“*”前十七年，甚至远不如艺术学院全部关闭，但艺术教学并未窒息的“*”十年——在那些年代，我们对学院无比向往，对艺术满怀信念。中国自“五四”前后创办艺术学院迄今，八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臃肿庞大，像今天这样充斥办学的教条。

许多人士，许多专著，都在诊断中国当代教育的大病，去年北京教育学家杨东平先生送我一本他所编辑的书《我们有话要说》，所有篇幅均对当代教育的种种错失与斑斑恶果，剀切痛陈。然而大病既久，仿佛无病：我确定，那些文字在目下空前“繁荣”，高叫“改革”的教育大局面前，只是风中的杂音。别的科目、大学究竟怎样，我不清楚，以我任教的见闻，现行教育政策强加于艺术学院的种种规章制度，只在变本加厉。变本加厉是为了什么呢，当然，是为了“加速教育改革”、“完善教学管理”、“振兴人文教育”……我猜，杨先生的书，应该更名为“我们无话可说”。

我们无话可说。百年来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倘若活在今天，正当就学年龄，将会怎样挣扎？——天生下湖南齐白石、安徽黄宾虹，必须在今日“考前班”通过愚蠢的石膏素描与水粉画测试才能获得“国画”本科生准考证；天生下我们的徐悲鸿林风眠，必须呈交超过所谓四级或六级外语考试分数，才能在中国境内报考油画专业——且慢，潘天寿、傅抱石、梅兰芳、于是之、刘诗昆、侯宝林、常香玉、李连杰之流，今天想要求师收徒吗？好！管你是画国画唱京戏演话剧弹钢琴说相声敲大鼓翻筋斗，统统必须考外语！他们的朝气、性情、才华与想像力，是在就学期间不断填满各种学时学分，预备日后的“考研”、“考博”，否则不可能以本科学历换饭吃。徐悲鸿著名的人生信条不是“一意孤行”吗，我们且看他将怎样被今天的现实击得头破血流：这一切仅仅是开始，他们必须交付至少五到十年的青春，编一份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专业履历，明里暗里疏通无数关节人事，有心无心耍弄许多实出无奈的上策下策，才可能混到个“助理”、“副高”、“正高”，住进一居室、二居室、三居室，揣着附有头衔的名片，混得像个人样子。以他们的天资，很可能通过节节考试，但哪来时间专心致志发奋作画？以他们的毅力，很可能照样作品迭出，但所谓“量化管理”要的是表格，不是艺术；以他们的才华，很可能发财致富，但恐怕不是我们所见到的境界；以他们的抱负，或许在行政地位上脱颖而出，但休想对我们口口声声“中华民族”的艺术，乃至文化有所作为；以他们的性格，必定不甘受制，那么，我们试来设想他们在今天会被置于怎样的处境？

所幸都是假设：这些前辈从未身受这等奇罪，别说他们，今天，凡在艺术圈混得开，坐得稳，多多少少有点成就的艺术家，扪心自问，仔细算算，没有一位是90年代艺术学院荒谬森严的教条钳制下出了道而成了功。可怜今天十七八岁的少年儿郎，校门在前，关卡重重，怎么办？！

当今艺术教育的诸多顽疾，罄竹难书。仅就招收新生、录用才俊、晋升教职而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考核外语并作裁判依据这一制度论，便是艺术教育的死症——其根由，与什么外语、知识、学问、教育，均不相干，因说来话长，不说也罢，此处余皆不论，单来看看此一死症的乖谬与后果：据说，推行外语教育是为便于同所谓国际“接轨”。以人文艺术学科论，此乃大谬，不值细说。日本与中国，均普及外语教育，日本的“国际地位”有目共睹，然据留日十余年归国任教的设计家陆志诚介绍，日本经已废除人文艺术学科的外语考试。再看天津美院青年教师马树清一例，他说，十年前投考慕尼黑艺术学院时，教授问及德语程度，他只能用德语回答一句：“我不会说德语”，语出，遂当即录取。相似案例，在出国艺术学生中不胜枚举。而英美德法诸国青年若是投考本国艺术学院而非得通过“中文”考核而后始得录取，将成何体统？”

我歪在沙发上，想，对，成何体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