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两个月，隐藏的矛盾爆发了。俞振东要求王宁为他分担他婚前欠下的债务。在他的认知里，妻子跟丈夫一起还所有的债务，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也这么去做了。债务的数字从100万增加到200万，王宁拒绝为他偿还，“我没有义务还你的婚前债务。”俞振东有点恼怒。他当时跟王宁表达，这是欺骗，是为了不想和他分享一半。

“我告诉他，我没有骗他，可以不相信我，但他可以请律师付费咨询。”王宁说，“那次事情之后，我才真的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想娶我，这就是一个误会。”

不能一次性还清债务，俞振东选择了另一条路——一点点地搬空。接下来的两年，他一次又一次地恳求王宁的接济，如果王宁拒绝他的请求，他便会实施冷暴力。但王宁帮助他找工作，他就加以回避。原生家庭的经历被他视作自己寄生在王宁身上的理由：从小，父亲一辈子没有正经工作，向母亲要钱，母亲从不拒绝，母亲养了父亲一辈子。俞振东告诉她，这才是大爱，要给他找工作，说明已经不爱他了。

俞振东的物欲在膨胀，除了在游戏里花钱和飞往澳门赌博，他会频繁地购买衣服，两年内换了5部手机。他告诉王宁，坐过8年牢后，他错过的美好太多了，没有吃过的，没有用过的东西太多了，什么都想尝试，什么都想要拥有。婚后，王宁为俞家买了一套江阴当地的新房，装上了空调和地暖，但母亲陆桂花想要更多，她向俞振东施压，希望这对夫妻能共同偿还父母所欠下的外债。

婚后两年，俞振东几乎每天都会接到讨债的电话与短信，王宁也不时遭到催债的骚扰。在这些电话的催促下，俞振东变得急躁不安。他向王宁要钱，最高数额达到500万——200万还钱，100万给父母养老，剩下的拿去创业。这个要求遭到王宁的反对，她只愿意为他偿还一半的债务。

王宁把这个节点称为“500万事件”。此后俞振东与王宁家人的关系彻底崩坏。回南京见面时，俞振东不打招呼、不与他们交谈，和在泰国初见的他判若两人。

离婚的念头也出现过，但王宁很快把它摁灭了，“我一直相信通过交流和影响，可以改造一个人，他会成熟、理智起来。”她说，“我看重婚姻，不想弄到离婚那一步。”

得知王宁怀孕的10天后，俞振东将一位卖保险的亲戚叫来家中，为王宁买了一份意外保险。在受益人一栏，俞振东填上了自己的名字。当时王宁觉得，或许是新生命到来，让俞振东有了责任感。

购置保险的两个月后，王宁被推下悬崖。而俞振东，几乎快要实现自己的“完美犯罪”了。推崖事件没有目击者，王宁的身体没有暴力推搡的伤痕，如果去世，事情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结局。

因为根据泰国法律，嫌疑人一般不会被判处死刑。虽然中国和泰国两国签订有《中泰引渡条约》，但是当中有规定，首先要证明罪犯在双方法律体系下都有罪，且不会被判处死刑，若不满足其中一个条件，否则可能无法引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