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一般性的常态而言，沙复明和张宗琪早就该找一个机会坐下来了，好好商量一下金大姐的处理问题。没有。沙复明一直不开口，张宗琪也就不开口。冷战的态势就这么出现了。
推拿中心已经很久没有会议了。这不是什么好事情。事态是明摆着的，沙复明想开除的是金大姐，而张宗琪想要摘掉的人却是高唯。他们不愿意开会，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两个老板其实都没有想好，各自都没有把握，僵持在这里罢了。不开会也许还能说明另外的一个问题，暗地里，沙老板和张老板一点让步的意思都没有。
沙复明一心想开除金大姐。不过，沙复明又是明白的，要想把金大姐赶走，他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各打五十大板——把高唯也一起赶走。可是，高唯怎么能走？她已经是都红的眼睛了，也许还是都红的腿脚。她一走，都红怎么办？没法向都红交代了。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沙复明想出牌，他的牌扣在张宗琪的手上，张宗琪也想出牌，他的牌又扣在沙复明的手上。比耐心了。
比过来比过去，日子就这么拖了下来。从表面上看，拖下来对双方都是公平的，实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问题还没有处理呢。想过来想过去，沙复明萌发了新念头，也有了新想法——分。
经过一番周密的分析，深夜一点，沙复明把张宗琪约出来了，他们来到了四方茶馆。沙复明要了一份红茶，而张宗琪却点了一份绿茶。这一次沙复明没有兜圈子，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他退给张宗琪十万，然后，换一块牌子，把“沙宗琪推拿中心”改成“沙复明推拿中心”。沙复明提出十万这个数字是有根据的，当初合伙的时候，两个人掏的都是八万，用于办证、租赁门面、装修和配备器材。然后，两个人一季度分一次账。现在，沙复明退给张宗琪的不是八万，而是十万，说得过去了。
张宗琪并没有扭捏，倒也十分的爽快。他同意分。不过，在条件上，他提出了小小的修正，他的价码不是“十万”，而是“十二万”。张宗琪说得也非常的明了，十二万一到手，他立马“走人”。这是沙复明预料之中的，十二万却是高了。但是，沙复明没有说“高”。他的话锋一转，说：“十二万也行。要不这样，你给我十二万，我走人。”如果谈话就在这里结束，沙复明自认为他的谈判是成功的。他的手上现在还有一部分余款，再把十二万打进去，怎么说也可以应付一个新门面了。扣除掉看房、办证、装修，最多三个月，他就可以再一次当上老板。沙复明都想好了，毕竟兄弟一场，他的新门面一定要开得远一点，起码离张宗琪五公里。然后呢，把都红和高唯一起带过去。王大夫和小孔想过去也行。用不了两年，他可以再一次翻身。他翻了身，张宗琪还能不能挺得住，那就不好说了。说到底，“沙宗琪推拿中心”的日常管理都是他沙复明一个人撑着的。
从根本上说，沙复明急于分开。和张宗琪的隔阂只是原因之一，最要紧的原因还在他和都红的关系。创业是要紧的，生活也一样要紧。他已经不年轻了，得为自己的生活动动心思了。都红不是“还小”么？那就再开一家门面，和都红一起，慢慢地等。时光就是时光，它不可能倒流。新门面开张之后，沙复明要买一架钢琴。只要都红愿意，她每一天都可以坐在推拿中心弹琴，工资由他来付。这样做有两个好处，第一，琴声悠扬，新门面的气氛肯定就不一样了，他可以提供一个有特色的服务；第二，拖住都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都红在，希望就在，幸福就在。沙复明不能再让自己做那样的梦了，他不愿意总是梦见一双手，他不愿意总是梦见两块冰。冰太冷，而手则太坚硬。
所以，分是必然的，只是怎么分。如果沙复明一开头就向张宗琪要十二万，他开不了这个口，张宗琪也有理由拒绝。现在，张宗琪自己把十二万开出来了，好办了。他情愿提着十二万走人。实在不行，十万他也能够接受。这么说吧，沙复明担心的是张宗琪不肯分，只要把价码提出来，无论十万还是十二万，对他来说都是只赚不亏的买卖。
沙复明喝了一口茶，感觉出来了，谈判业已接近了尾声。事情能这样圆满地解决，沙复明万万没有想到。分开了，又没有翻脸，还有比这更好的结果么？没有了。沙复明在愉快之中一下子就想起了“沙宗琪推拿中心”刚刚开张的那些日子。那时候的生意还没有起来，两个人却是一心的，要么不开口，一开口就掏心窝子，睡觉的时候都恨不得挤在一张床上。那是多么好的一段日子啊。是朋友之间的蜜月，是男人的蜜月。谁能想到往后的日子越来越磕磕绊绊呢？好在分手分得还算宽平，将来还是兄弟。
不过，沙复明错了。他的如意算盘彻底打错了。就在沙复明一个人心旷神怡的时候，张宗琪的老到体现出来了。张宗琪说：
“给你十二万，没有问题。但有一点我要和老朋友挑明了，我手上可没有现款。你要是愿意，可以等上几年。钱我不会少你的。这个你一定要信得过我。你什么时候想走，我们什么时候签。”
这一步沙复明万万没有料到。他几乎被张宗琪噎住了。他想起来了，就他在盘算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多么的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向张宗琪开口。等他鼓足了勇气、开了口，他知道了，张宗琪一直都没有闲着。他也在盘算。比他更周密。比他更深入了一步。比他更胜了一筹。沙复明后悔自己的莽撞了，不该先出招的。现在倒好，被动了。沙复明一下子就不知道嘴里的话怎么才能往下续。不能续就不续。沙复明吊起嘴角，笑笑，摁了一把腰间的报时钟。时间也不早了。没有比离开更好的了。沙复明就掏出钱包，想埋单。张宗琪也把钱包掏出来了，说：“一人一半吧。”沙复明脱口说：“这是干什么，就一杯茶嘛。”张宗琪说：“还是一人一半的好。”沙复明点点头，没有坚持，也就同意了，心里头却一阵难过，说酸楚都不为过。这“一人一半”和当初的“一人一半”可不是一个概念。他们俩的关系算是到头了。
当初合资的时候，两个人盘算着创建“沙宗琪推拿中心”的时候，“一人一半”可是沙复明最先提出来的。那时候他们俩还是上海滩上的打工仔。沙复明非常看重这个“一人一半”。“一人一半”并不只是一种均利的投资方式，它还包含了这样的一句潜台词：咱们两个都做老板，但谁也不是谁的老板。老实说，沙复明这样做其实是有些违心的，他特别看重“老板”这个身份，并不愿意和他人分享。说起来也奇怪了，盲人，这个自食其力的群体，在“当老板”这个问题上，比起健全人来却具有更加剽悍的雄心。几乎没有一个盲人不在意“老板”这个独特的身份。无聊的时候沙复明多次和同事们聊起过，沙复明很快就发现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差不多每一个盲人都怀揣着同样的心思，或者说，理想——“有了钱回老家开个店”。“开个店”，说起来似乎是业务上的事，在骨子里，跳动的却是一颗“老板”的心。
沙复明情愿和张宗琪“一人一半”，完全是出于对张宗琪的情谊。在上海，他们两个是贴心的。他们是怎么贴起心来的呢？这里头有原因了。
和所有的推拿师一样，沙复明和张宗琪在大上海过着打工仔的日子。十里洋场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对他们两个来说，大上海就是两张床：一张在推拿房，那是他们的饭碗；一张在宿舍，那是他们的日子。推拿房里的那一张还好应付，劳累一点罢了。沙复明真正惧怕的还是集体宿舍里的那一张。他的床安置在十三个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头，十三个平方米，满满当当塞了八张床。八张床，满打满算又可以换算成八个男人。八个男人挤在一起，奇怪了，散发出来的却不是男人的气味，甚至，不再是人的气味。它夹杂了劣质酒、劣质烟、劣质牙膏、劣质肥皂、优质脚汗、优质腋汗以及优质排泄物的气味。这些气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种令人眩晕的气味。这是特殊的气味，打工仔的气味。
沙复明和张宗琪居住在同一个宿舍。沙复明是上床，张宗琪也是上床。面对面。两个人平日里很少讲话。终于有一天，他们之间的谈话多起来了——他们的下床几乎在同时交了女朋友了。
下床有了女朋友，可喜可贺。当然了，不关他们的事。可是，两个下床却做出了一项惊人的举动，几乎就在同时，他们把女朋友留下来过夜了。他们扯来了几块布，再用图钉把几块布摁在了床框上，这一来三面都挡严实了，隔出了一个封闭的、私有的空间。天地良心，在那个封闭的空间里头，他们绝对是自律的，克制的，通宵都没有发出不恰当的声音。真是难为他们了。然而，当事人忽略了，无论他们怎样努力，他们所能克制的只是声音，他们不可能克制身体的基本运动。他们在动，床也在动。这一动上铺也就跟着动，比下床的幅度还要大。沙复明躺在上铺，张宗琪也躺在上铺，他们的身体凭空出现了一种节奏。这节奏无声，均衡，无所事事却又干系重大，足以要人的命。他们只能躺着，若无其事，却*焚身。
沙复明和张宗琪就这样走到了一起。他们在私下里开骂了，也骂娘，也抱怨。同病相怜了。他们没病，他们就是硬邦邦地同病相怜了。这个罪不是谁都可以忍受的。别人不了解，他们了解。他们感同身受。他们的痛苦是相同的，怨恨是相同的，煎熬是相同的，郁闷是相同的，自我解嘲也是相同的。他们只能相互安慰。他们很快找到了相同的理想，能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多好啊！怎么才能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呢？答案只有一个，唯一的一个，做老板。
沙复明和张宗琪绝对算得上患难之交了。一起从“火海里”熬出来，不是出生入死又是什么？不夸张的。他们对“打工”恨死了，换句话说，他们想做“老板”想死了。因为有了这样共同的和热切的愿望，两个人决计把资金合起来，提前加入到老板的行列。沙复明说：“你一半我一半，名字我也想好了，就叫‘沙宗琪推拿中心’。”上海的门面太贵，那又怎么样？回南京去！——哪里的生意不是生意。
沙复明当机立断，他把张宗琪带到了南京。为什么要说沙复明把张宗琪“带”到南京呢？原因很简单，南京是沙复明的半个老家，是他的大本营。张宗琪却和南京没有任何关系，他的老家在中原的一个小镇上。总不能把推拿中心开到偏僻的小镇上去吧。
“沙宗琪推拿中心”的建立是一个标志，这标志不是沙复明和张宗琪由打工仔变成了老板，不是。这标志是沙复明和张宗琪由两个毫不相干的打工仔变成了患难兄弟。他们的友谊建立起来了，到了巅峰。其实，从骨子里说，沙复明和张宗琪都是不甘心的。沙复明原先的理想是开一家“沙复明推拿中心”，张宗琪呢？一样，他的心思是开一家“张宗琪推拿中心”。但是，既然是患难之交，生死之交，“沙复明”和“张宗琪”哪里有“沙宗琪”好？沙复明就是沙复明，有沙复明的父母。张宗琪就是张宗琪，也有张宗琪的父母。“沙宗琪”就不一样了，“沙宗琪”没有父母，沙复明就是“沙宗琪”的父亲，张宗琪是也“沙宗琪”的父亲。他们不只是当上了老板，他们还是一个人了。他们是进取的，勤勉的，他们更是礼让的，尽一切可能来维护他们的友谊。他们为自己的友谊感动，也为自己的胸怀感动。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当以同怀、同胞视之。
严格地说，沙复明和张宗琪从来没有产生过任何矛盾。当然，这句话也是不对的。一起做老板，矛盾是有的。小小的，鸡毛蒜皮的。——那又能算是什么矛盾呢？为了友谊，弟兄两个一起恪守着同一个原则，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不要说。一说就小气了，谁说谁小气。兄弟嘛，双方都让一让，一让就过去了。要说没有矛盾，怎么可能呢？毕竟是两个人，毕竟是一个企业，毕竟要面对同一个集体。再有矛盾，只要双方都不说，双方都显得很大气，不计较。这样多好。
嘴上不说，心里头当然有不痛快。沙复明的不痛快是张宗琪从来不管事，得罪人的事他从来不做，钱还比沙复明挣得多。过于精明了。张宗琪的不痛快正好相反，他到底也是掏了八万块钱的人，也是老板，忙过来忙过去，推拿中心似乎是沙复明一个人的了，一天到晚就看见他一个人吆三喝四。沙老兄太过虚荣。
沙复明虚荣。他特别看重老板的身份，其实也看重钱；张宗琪看重钱，骨子里也看重老板的身份。因为合股的缘故，他们每个人其实只是得到了一半，总有那么一点不满足。日子真是一个经不起过的东西，它日复一日，再日复一日，又日复一日。积怨到底来了。“怨”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积”怨。积怨是翅膀。翅膀唯一能做的事情只有一个，张开来，朝着黑咕隆咚的方向振翅飞翔。
不过，友谊到底重要。两个老板私底下再怨，到了面对面的时候，都尽力做出不在乎的样子。没事。这是一种努力。是长期的、艰苦的努力，也是无用的、可笑的努力。现在回过头来看，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最坏最坏的一样东西就是努力。努力是毒药。它是慢性的毒药。每一天都好好的，一点事都没有。怕就怕有什么意外。在意外来临的时候，慢性的毒药一定会得到发作的机会。强烈的敌意不仅能吓别人一跳，同样能吓自己一跳。当初要是多吵几次嘴就好了。
但这些还不是最致命的。重要的是，作为老板，两个人都是盲人。可是，既然是推拿中心的老板，他们的关系里头就不仅仅是盲人，还有和健全人的日常交往。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盲人自有盲人的一套。他们的那一套是独特的，行之有效的。健全人一搀和进来，麻烦了。说到底盲人总是弱势，他们对自己的那一套在骨子里并没有自信，只要和健全人相处在一起，他们会本能地放弃自己的那一套，本能地利用健全人的“另一套”来替代自己的“那一套”。道理很简单，他们看不见，“真相”以及“事实”不在他们的这一边。他们必须借助于“眼睛”来判断，来行事。最终，不知不觉的，盲人把自己的人际纳入到健全人的范畴里去了。他们一点都不知道自己的判断其实是别人的判断。但他们疑惑。一疑惑他们就必须同时面对两个世界。这一来要了命。怎么办呢？他们有办法。他们十分自尊、十分果断地把自己的内心撕成了两块：一半将信，另一半将疑。
沙复明和张宗琪在处理推拿中心的事务中正是采取了这样一种科学的态度，一半将信，一半将疑。严格地说，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个独立的、区别于健全人世界的盲人世界。盲人的世界里始终闪烁着健全人浩瀚的目光。这目光锐利，坚硬，无所不在，诡异而又妖魅。当盲人们浩浩荡荡地扑向健全人的社会的时候，他们脚下永远有两块石头，一块是自己的“心眼”，一块是别人的“眼睛”。他们只能摸着石头，步履维艰。
说到底，沙复明是可信的，张宗琪也是可信的。唯一可疑的只能是“沙宗琪”。
沙复明从茶馆里回到宿舍已经深夜两点多钟了。他后回来的。他们是一起出去的，却没有一起回来。对于没有入睡的员工们来说，这一前一后的脚步声是个问题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张宗琪已经上网了。它的键盘被敲得噼噼啪啪，很响。说起上网，张宗琪其实是有点过分的，有时候上到凌晨的三点多钟。盲人的电脑毕竟不同，他们的电脑拥有一套特殊的软件系统，说白了，就是把所有的信息转换成声音。这一来盲人的电脑就不再是电脑，而是音响。你张宗琪一直把音响开着，对其他的员工终究是一种骚扰。碍着脸面，不好说罢了。
沙复明一回到宿舍就进了卫生间。马桶上却传过来一声咳嗽，是王大夫。王大夫咳嗽过了，却再不出声，微微地在哈气。听上去鬼祟了。不会是爬杆（*）了吧？沙复明想离开，但调头就走似乎也有些不合适。不会的吧。沙复明侧过脸，小声问：“老王，怎么了？”王大夫说：“没事。”口气不像。沙复明就站在那里等。等了一会儿，沙复明又问：“你到底怎么了？”王大夫说：“没事。”沙复明说：“没事你在弄什么？”王大夫说：“快好了。我有数。没事。”这一来沙复明就不能不狐疑了，他在捣鼓什么呢？沙复明拧起眉头，说：“什么快好了？”
王大夫笑笑，说：“没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