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利民调到宗教局工作不到一个月后，高院驳回了武若林的上诉，维持了中院的原判。送达高院复审判决并再次宣布对武若林处以死刑判决的任务落到了乔宝山身上。接受了这个任务，乔宝山心里觉得很是别扭。陡然间对高院的这份判决产生了一种逆反的心理。如果武若林真是一个证据确凿的杀人罪犯，乔宝山绝不同情。如果他没有亲自参与案件的审理，对案件的情况不甚了了，也不会对高院的批复产生反感。问题是乔宝山亲自参与了案件的审理，明知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裁决显得很不慎重。武若林案件的刑侦卷宗他研究分析过无数遍，发现了这个案子定罪的依据存在许疑点，不把这些疑点消除或是解释清楚，就草草结论，定罪杀人，这不是对生命的负责，也不是对法律的负责。相反，给人一种草菅人命的感觉。另外，除了案件的诸多的疑点之外，他对公安机关刑侦部门的案件的主办人陶结路这个人有一种极强烈的不信任。除了对这个人的工作能力、作风怀疑之外，更重要的是对这个人的人品极大地恶感。他总感到陶结路这个人人品低劣，心术不正，居心险恶，人格龌龊。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能秉公执法，办出什么像样子案件来。他对陶结路的这种看法这也许是一种先入之见。和他调阅过陶结路八三年侦办的案件卷宗不无关系，虽然这种先入之见不见得正确。但也不能不引起乔宝山对陶结路所侦办的案件的警觉和疑虑。此外，他对陶结路这个人的不信任还有更深一个层次的现实原因。

在没有接受武若林案件之前，他就和这个人有所接触。

那是在一年前，乔宝山在他的一个叫诸建州的朋友家里认识了陶结路。

诸建州在市检察院控申科里工作，任科员。是乔宝山结识多年的一个朋友。这个人为人忠厚，颇有文采，曾经写过不少小说和杂文发表在市文联的刊物上。乔宝山也属于文学业余爱好者，周围有不少文友，他和诸建州的工作单位仅有一墙之隔，但交朋友却是以文会友，志趣相投的结果。“六、四事件”那会儿，诸建州已经是一个副科级检察院，只因嘴上缺少站岗的卫兵，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被同事告密，因此而受到牵连，共产党员的预备期被取消，并且从此不再被检察院重用。到检察院工作十多年多了，却仍然是个白头科员，而比他晚进检察院，资历浅、学历低，能力逊色的许多检察官都得到了提升或重用，而他一直呆在控申科做他的主任科员。为此诸建州有些想不开，意志消沉，郁郁不得志，由此借酒浇愁染上了贪杯的毛病。他和乔宝山认识近十年，私人关系相处的不错，来往比较密切。除了逢年过节地走动互致问候外，平时也喜欢在闲时坐在一起里聊聊天，兴致来了也在一起对饮几杯。诸建州是借酒浇愁发泄郁闷，几杯酒下肚就谈起了想辞职到农村包一片土地种种的话题，还文拽拽地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结庐在人间，却无车马闻，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很是钦佩陶渊明的淡泊名利，洁身自好，不为五斗米折腰。乔宝山心里知道，诸建州并不是真的想学陶渊明过田园隐居生活，也并非真的淡泊名利，而是吃不到葡萄聊以自慰，为自己仕途失意落寞而自我抚慰，是自欺欺人的酒话。

乔宝山或笑而不答，或者说两句赞同迎合的话。偶尔也吊吊书袋子道：“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今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积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爱，君死又随人去了。人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女谁见了？”他知道曹雪芹老先生的这个看透世事的《好了歌》不仅是他们二人内心的真实写照，也是世人的普遍心态。乔宝山有时劝诸建州不要沉湎于杯中物，少喝些酒。诸建州便拿陶渊明来自喻，读书不求甚解，喝酒每饮必醉。乔宝山心里暗想，陶渊明弃官回乡务农究竟是一时的激愤所为呢？还是他真的自愿选择了一种清贫的生活？悠然归悠然，但饿着肚子到处蹭酒喝也有失读书人的尊严。五柳先生每饮必醉也许也是一种借酒浇愁吧？悠然见南山，不闻车马声，陶先生相必也寂寞吧。人是一种群居的社会动物，离开社会，索然独居的日子想必也不好过。

有时诸建州也谈论起检察院内部的一些黑暗的内幕。一切向钱看的风潮席卷全国。检察院也不是一块净土。他在控申科工作，时常接到一些机关群众和社会上的群众对一些手握权力贪赃枉法的领导干部的举报，这些举报，有不实之词，有空穴来风，也有别有用心的栽赃诬陷。但这种情形毕竟在少数。而大量的举报内容却十有八九是事实。然而接到举报立案的却是微乎其微，而且大多数举报材料和被举报人见了面。当然这见面也是需要见面礼的，贪官贪了钱，再拿贪来的钱买平安，花大银子将材料买回去。也有个别有靠山有恃无恐，不识象的贪官污吏，那就立案把动静和声势造出来，但却不做动作，引而不发，等待贪官们的就范。又挤又压，又拉又打，晓之以危，动之以险，直到贪官懂得了利害关系和清官们达成分肥意向，乖乖拿出银子来为止。然后人民的控告也就变成了诬告，不了了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