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熙十四年，八月二十日。

朝阳冉冉升起，金色的光芒穿过云层，驱散了天地之间的浓雾。

此时，玉龙城东五里外真武观真庆宫二楼阁台之上，朱高煦搀扶着朱棣，两人肩并肩眺望着东方旭日。

至于英县公张辅、成县公朱能、荆乡侯杨洪等随驾的勋贵武将，则分别领着护卫兵守在阁台入口处及宫观四周。

“瞧这日头，必定又是一个大晴天。”

朱棣感慨道：“今秋朔方的四府十六县想不丰收都难啊！”

“确实如此，眼下朔方的秋收已经开始，据巡抚杨文斌启奏，玉龙府的作物可谓是大获丰收，尤其是马铃薯的产量，与去年相比翻了一倍有余。”

朱高煦接话道。

自乾熙八年朱高煦下旨裁撤朔方都司，改置朔方省之后，至今已有六年，朔方的变化可谓是日新月异。

原先的十一个卫城以及五个守御千户所城，早已改建为如今常住人口数万的县城。

曾经的五十五个千户所城，也变成了现今常住人口数千的乡城、镇城。

各个乡镇之间以乡道相连，皆设有驿站。

驿站之间以电报沟通，消息传播速度之快，对六年前还是荆县伯的杨洪而言，简直是想都不敢想。

玉同铁路全线通车之后，杨洪以主持修建这条铁路之功，爵位得以晋升为乡侯，更受到了太上皇朱棣的召见。

对大明而言，掌控朔方四府，便等于牢牢握住了草原的命脉。

而玉同铁路西延线的贯通，标志着大明朝廷的军队可以在短短十日之内，从京师出发横穿朔方，北上漠北，镇压草原一切不服。

自那时起，甘肃、陕西、山西三省之地已不再是大明的边疆省！

数日前，在京城真武庙修玄的朱棣召见朱高煦，表达了他乘专列巡视草原的意图。

朱高煦劝说朱棣以保养身体为重，最好不要外出，毕竟即便是乘坐火车，也一样会有舟车劳顿之感。

朱棣却表示他戎马一生，决不能死在床榻之上，就算死也得死在马背上！

朱高煦心里清楚，朱棣大限将至，已经时日无多，所以他沉思良久之后，答应了朱棣提出的要求。

当天朱高煦就下达了一道旨意给群臣，他将在两日后启程，陪同太上皇离京巡视草原，在他离京期间，由太子监国，内阁诸臣辅政。

对此，众臣虽有劝谏，但无力改变朱高煦的决定。

于是，朱高煦陪同朱棣乘坐专列，先是用了一天的时间，从京师驶至大同，然后又花了一天时间，从大同驶至玉龙。

朔方省下辖黑水、都野、九原、玉龙等四府，省治在黑水府黑水城，位于朔方省之西部，而玉龙府玉龙城属于副省治，位于朔方省之东部。

朱高煦担心坐了两天火车且乘车期间睡的也不太好的朱棣身体吃不消，便让专列停在了玉龙，休整一日再向西行。

前文说过，当年朱棣兴建武当山的同时，天下各地也有真武庙、真武观拔地而起。

尤其是各个府城，皆建有真武观或真武庙。

各地官员这么做，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却只有两个。

一是响应朝廷国策，毕竟传闻永乐皇帝是真武大帝降世临凡，兴建武当山宫殿，是在建立真武大帝的地上天宫，而且其在位期间立下的开海拓土之功，足以令天下万民顶礼膜拜。

二是借真武大帝之事迹教化百姓，让百姓们知恩图报，不要作恶，多行善事。

玉龙城也有一座真武观，就建在城东五里外的山上。

朱棣不愿扰民，再加上他多年修玄，所以就理所应当的住进了玉龙城外的真武观。

对于这一点，朱高煦也没有反对，只是下令让随驾勋臣武将注意防守。

此时，旭日东升，雾气消散，天清地澈。

朱棣与朱高煦父子俩又聊了几句，便回到膳堂用了早膳。

然后朱高煦照例在真武观大堂召见了玉龙知府吕强等玉龙地方官。

之后，父子俩在武将卫士的护送下，再次乘坐专列，向西而行，朔方巡抚杨文斌及朔方布政使、按察使、防御使随驾西行。

朱棣与朱高煦住在同一间御用车厢内。

这间车厢四周加固了超厚钢板，可以抵御将军炮的冲击，而且门外由张辅、朱能、杨洪轮流带队值守。

车厢内，父子俩正在聊天。

“若我没有记错，杨文斌之父平坝先生（杨邦基），今天快九十岁了吧？”

朱棣的思绪似乎回到了洪武二十六年，悠悠道：“当年若无平坝先生冒死从太原带出血书，后面的事，也不可能那般顺利。”

他的意思是说当年的太原同知杨邦基携带状告晋王朱棡的万民血书，在当地百姓的掩护下逃出太原，后来几经波折，这血书落到了朱元章手中。

当年若是没有这些事，晋王朱棡便不可能被朱元章废掉，朱棣入主东宫只会变得更加困难。

朱棣见到朔方巡抚杨文斌之后，想起了杨邦基，此时说这番话的言外之意，是感念杨邦基当年之功。

杨邦基是太原府平坝镇人士，致仕后回到平坝镇着书立说，又是太原常科书院的荣誉教授，因此世称其为“平坝先生”。

“爹，平坝先生四年前就已经过世了，享年八十五岁，且祭文是儿子亲笔所写。”

朱高煦温声解释道：“虽然平坝先生只养育了李氏（李瑶）五年多，但他毕竟是李氏名义上的养父，这门亲也是皇爷爷当年答应了的。”

所以杨邦基去世后，他为示殊荣，彰显恩典，这才为杨邦基书写祭文，以做告慰，并准以伯爵之礼下葬，追赠对方荣禄大夫官衔，赐葬其家乡太原府平坝镇。

朱高煦在乾熙初年改革军制，设定军衔的同时，对文官散阶也进行了革新。

将文官散阶更名为官衔，定官衔为三阶十等，即省官（堂官）、府官、县官三阶。

其中的省官官衔由高至低分为荣禄大夫、光禄大夫、资善大夫、资政大夫四等。

荣禄大夫是最高官衔，相当于军衔之中的大将军衔，六部尚书通常在去世后的追赠官衔也就只有这个级别。

朱棣怅然若失道：“这一晃，就过去了四十多年。”

他顿了顿，提了提神，又问道：“杨文斌这些年在任上干的怎么样？”

“去年，朔方四府皆发生旱灾，黑水城为繁华大邑，顿时成了灾民们乞食的对象。杨文斌一方面向朝廷奏禀灾情，一方面开仓赈灾，令民具领券供给，又大兴工役，修路筑池，招远近饥民就食赴工，并命令各县乡镇大户开粥棚煮粥救济灾民，活数万人。秋以歉收，奏请朝廷减免当年赋税，儿子允之。”

朱高煦道：“平坝先生去世时，杨文斌在甘肃左布政使任上，其丁忧三年后，儿子便升他做了朔方巡抚，也是朔方第一任巡抚。细算起来，杨文斌就任巡抚不过一年有余。”

他的言外之意是杨文斌上任巡抚才一年多，而上任第一年就碰到了朔方境内大范围的旱灾，从其应对灾情的结果来看，还是颇有政绩的。

朱棣抚须赞道：“不愧是平坝先生之子，心怀黎庶，是个好官，也是个能臣。”

杨邦基是三朝老臣，任事勤勉，颇有政绩，洪武后期就任太原知府，永乐年间先后任大理寺卿、山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乾熙年间出任山西首任巡抚，并在巡抚任上致仕归乡。

“爹，儿子打算对丁忧之制加以修订。”

朱高煦接着道：“杨文斌丁忧时，儿子就想对其夺情起复，但当时时机未到，因此就没有对丁忧之制动手。”

根据儒家传统的孝道观念，朝廷官员在位期间，如若父母去世，则无论此人担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辞官回到祖籍，为父母守制二十七个月，这叫丁忧。

“丁忧”一词最早出自《晋书·袁悦之传》，也称“丁艰”。

“夺情起复”，又称“夺情”，乃丁忧制度的延伸，意思是为国家夺去了孝亲之情，可不必去职，以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

换言之，为了应对各种局势，“夺情”可以合法地不守礼制，如《周书·王谦传》：“朝议以谦父殒身行阵，特加殊宠，乃授谦柱国大将军。以情礼未终，固辞不拜，高祖手诏夺情，袭爵庸公。”

只不过历史上少见文官夺情，常常发生在战场将士身上，丁忧制度不应用在战场上面，古人称之“墨绖从戎”，又称“金革之事不避”，意思是百善孝为先，金革之事不避，舍孝尽忠。

由于明朝建立之初所面临的情况与唐宋时已大不相同，故而朱元章时代制定的丁忧制度与前朝略有不同，主要体现在不许武将丁忧、期亲奔丧、提高母服三个地方。

洪武初期天下尚未一统，北方仍在元朝控制下，朱元章规定武将不许丁忧，主要是为了防止武将用回家奔丧的理由逃避战事。

而古代是宗族社会，叔伯兄弟众多，因此期亲之丧频见，如若凡是宗族里有长辈去世就要回去奔丧的话，于国于家都不便，所以朱元章规定官吏除父母、祖父母去世需丁忧三年之外，其余宗族长辈去世，一律不许奔丧。

洪武初年依照唐宋之礼，规定父服斩衰三年，母服齐衰三年，庶母服缌三月。

古代丧服服制按服丧期限及丧服粗细的不同，分为五种，即斩衰（cui，音同催）、齐衰、大功、小功、缌麻。

因此，斩衰是“五服”中最重的丧服，其次是齐衰，最后是缌麻。

到了洪武七年时，朱元章对传统的丧服之礼进行改革，无论父在否，子为父母、庶子为生母、子为继母、养母，未出嫁女子为父母皆服斩衰三年。

朱元章的这次改革彻底打破了传统丧礼“家无二尊”的传统，大幅提高母服，从而达到以孝治天下的目的。

而朱高煦知道，提高母服的这一点，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假如一个庶出的男子，既有生母、养母，又有嫡母、继母，加上其父在内，那么他这一生理论上就要服斩衰累计十五年之久。

当然，这只是理论上，实际可能庶出子只会为其生母、嫡母、父亲各服斩衰三年，但这也累计九年了。

因此，这一点在朱高煦看来，是必修要改动或者明确的。

至于历史上明代的夺情制度，不同时期、不同皇帝对夺情有不同的做法。

洪武年间由于大明刚刚建国，朱元章着力于恢复中华、重整礼法，因此在位期间严格遵守制度，基本很少出现夺情的情况，即使是为明朝建立下大功的刘基、宋廉等人在需要回家丁忧时也没有被强令夺情。

到了永乐年间，因迁都、北征事情庞杂，朝廷急于用人，朱棣开始对大臣们夺情。

永乐之后宣德、天顺年间夺情也比较普遍，一是这段时间北方边患比较严重，二是又发生了“土木堡之变”、“夺门之变”等事。

到后面成化年间，由于天下已经逐渐稳定，加上夺情引发的礼法问题，所以往后的夺情就慢慢变少了。

历史上明朝文官夺情起复者主要以阁臣、尚书、侍郎、地方巡抚、都御史等高品级的官员为主。

只不过，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夺情行为，都会引起礼法问题，比如历史上万历年间张居正因为夺情之事，便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

而朱高煦这个人做事喜欢谋而后动，讨厌打无准备的仗。

杨文斌之父杨邦基是皇后李瑶的养父，虽然只是名义上的，但从理论上来说，杨家也算皇亲国戚了。

但朱高煦偏偏没有按外戚的标准对待杨家，不仅没有赏赐杨家爵位，也没有赏赐杨家府邸。

只是在李瑶受封为皇后的那一年，赐了些云锦、布匹、绸缎、书籍等物品给杨家，说是感念杨邦基对皇后的养育之恩。

朱高煦之所以如此做，是因为他没有把杨邦基当成外戚，而是视其为能臣干吏。

否则他不会在杨邦基去世后，亲笔为对方写祭文悼念。

毕竟，朝廷对外戚有限制，算是用高官厚禄养着，一般不会外放到地方做封疆大吏。

如果杨邦基坐实了外戚的身份，那么他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顾虑重重，难以有所建树。

也正是这个原因，朱高煦才会在杨文斌第二次丁忧时，忍住了对丁忧礼制动手的冲动。

一方面，杨文斌是新科举制下的农业科进士，在府县任职期间，于农业方面颇有建树。

另一方面，杨文斌是杨邦基之子，若朱高煦对杨文斌夺情，那么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政治及礼法问题。

所以，朱高煦便开始布局，近三年每隔两个月就会让人在《金陵旬报》、《京师旬报》等报纸上刊登一些攻击丁忧弊端的故事——主要以某些能臣干吏的真实丁忧经历来引发读者们的共情。

“爹，容儿子给您说一说杨文斌的两次丁忧都产生了哪些影响。”

朱高煦见朱棣若有所思，便再次开口道。

“也好。”

朱棣点头道。

于是，朱高煦将其中详情慢悠悠道了出来。

明朝以左为尊，朱高煦在乾熙初年改制后，在没有设置巡抚的省份，通常只设一名布政使，右布政使任职一年无过错且有政绩，则会调任左布政使。

乾熙六年时，按大明吏部相关的升迁规定，时任甘肃右布政使的杨文斌可以调任为左布政使。

就在那一年的二月，杨母去世，杨文斌不得不丁忧三年。

对杨文斌而言，错过升职的机会，并不算大事。

可这对大明朝廷来说，却是一件大事。

因为按资历升任甘肃右布政使的李子郁却是个平庸之人，他在任一年不仅毫无建树，还竟然胆大到挪用修建道路的专款。

虽然后来李子郁与涉桉官员被朱高煦斩了，但其耽误了朝廷修建甘陕直道的工期，更是对甘肃官场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倘若当时杨文斌被朱高煦夺情起复，那么后面也就不会有李子郁贪腐桉的发生。

四年前，官复原职没多久的杨文斌，在到任后准备做出一番政绩的时候，他的父亲杨邦基去世了。

于是，杨文斌再次丁忧。

有了前车之鉴，杨文斌丁忧期间，甘肃左、右布政使空缺，吏部公议后奏请以贵州左参政刘应奇出任甘肃右布政使之职。

朱高煦对刘应奇有所了解，知道这个出生于广西的中年官员是个实干派，于是便批准了吏部所请。

然而，刘应奇上任后，只干了三个月，就因为南北气候差异过大，水土不服，以及思乡情结，导致脾胃失调，开始变得吃不好，睡不好，身体状况日益下降，于次年初夏生了一场大病。

若非朝廷从永乐初年就开始分科取士，于各府县城修建官营医馆，以师带徒的模式培养技艺高超的医药科进士，只怕生活在甘肃的刘应奇会被那次大病夺走性命。

刘应奇这一病，甘肃各级衙门的政务虽然还能正常运转，但布政使衙门却没有了震慑宵小与稳定官场人心的一把手。

于是，布政使衙门下的几个参政、参议等属官开始了勾心斗角，他们的争权夺利，严重扰乱了甘肃官场的风气。

刘应奇不愿辜负乾熙皇帝对他的期望，一边养病，一边带病上岗，他坚持了一年多之后，不幸病逝在了任上。

朱高煦为褒奖刘应奇的忠君报国之心，特下旨追赠其为光禄大夫，赐葬家乡广西桂林，准以男爵之礼下葬，荫一子为县学生。

刘应奇去世后，朱高煦把御史出身的陕西右参政彭宣调去了甘肃做右布政使。

彭宣到任后，不到三个月，遇到了两次火灾，幸好他是御史出身，见多了人心鬼蜮之事，对甘肃官场多有防备。

朱高煦得知此事后，派出御史解祯亮作为钦差，下去监察甘肃。

半年后，等解祯亮与彭宣查明一切，才知道原来指使人暗中放火打算烧死彭宣的幕后黑手，乃是甘肃布政使衙门的几名参政！

而他们之所以敢贪腐受贿，无不是觉得李子郁当年做的不够隐秘，他们自认为比李子郁更聪明。

“若当年杨文斌还在甘肃，岂会让李子郁之辈得势？”

朱高煦说到最后，微微有些恼怒的说道。

朱棣却叹息道：“十年之间，杨文斌遭遇了两次丁忧，而人的一生又有几个六年？”

他顿了顿，望着朱高煦问道：“你是想废除丁忧之制么？”

“爹误会了，儿子并没有废除丁忧制的打算。”

朱高煦解释道：“我只是觉得丁忧的期限太长，可以缩短到三个月，且事急从权，边疆省与海外省的文官遇到亲丧之事可与武官一样，不必丁忧。”

“另外，准许举人、生员在丁忧期间参加科举。”

大明目前的丁忧制与前代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对象上，丁忧只适用于文官以及举人、生员。

丁忧官吏必须离职回家守丧，服完丧之后再回来任官，夺情起复需要有特旨准许。

举人、生员为父母丁忧则必须回原籍，举人、生员丁忧期间不许参加科举考试。

二是在服制与服期上，文官丁忧都是斩衰三年，不计闰月共二十七个月的时间。

“你既然想好了，放手去做便是。”

朱棣拍了拍朱高煦的手背道：“俺已经时日无多，只想在生前的最后几天，再看看这祖先骋驰过的大漠。你陪我走完这最后一程吧！”

“是。”

朱高煦重重点头道。

两行泪水悄然从他眼角滑落。

八月二十一日，专列驶达九原城。

到此，朱棣不愿再继续西行去黑水城，他想改道北上，经浚稽卫前往龙城。

龙城是两汉时期匈奴祭天圣地，是匈奴的政治中心地，也是后来蒙元大帝国的国都所在。

朱棣有此打算，到没有让朱高煦感到意外。

只不过，从九原北上浚稽卫的铁轨还在建设当中，朱棣若要北上，就必须改乘马车。

而朱棣的身体状况，除了其本人外，天下间也只有与其朝夕相处的朱高煦清楚。

朱高煦了解朱棣的性格，深知朱棣决定好的事，谁劝也不顶用。

所以，他同意了。

八月二十六日午后，朱棣与朱高煦同乘八轮减震马车，顺利抵达龙城卫地界。

如今是乾熙十四年，早在乾熙四年就竣工的燕然都司治所龙城，经过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大漠五都司之中常住人口最多、商业最繁荣、各类工厂规模最大的地方。

乾熙二年八月，朱高煦率领数十万大军亲征漠北，一举荡平大漠，随后设立了六个实土都司对大漠进行直管。

由于燕然都司辖区涵盖了漠北最为精华的大部分地区，所以该都司内的卫所在建立之初，便是按照满编规格进行组建的。

朔方都司改建为行省之后，大漠六都司只剩下了金州、燕然、云中、安北、坚昆五个都司，其中以燕然都司最受朝廷重视。

按照大明朝廷去年十月份公布的燕然各城人口排行表，截止到乾熙十三年四月，龙城治下常住百姓二十万有余。

其中，主城区常住人口四万有余，散居在各个坊之中，剩下十六余万人皆居住在城郊区的各个厢之中。

十二年前，也就是乾熙二年的时候，漠北地区瓦剌、鞑靼等所有部落人口加在一起，也不过五十余万众。

眼下仅龙城一地便坐拥二十余万众，而且这二十余万人之中高达八成是来自大明腹地的原卫所兵与各地移民。

换言之，仅凭龙城一地，便可镇压整个漠北，令原先为数不多后来投降大明逐步汉化的原居民变得“能歌善舞”，再也无法“作乱”。

对于这种变化，朱棣感到十分的满意。

强制汉化，虽然有“暴力施政”之嫌疑，但从长远来看，终归是利大于弊。

毕竟，一个大一统的华夏族王朝再怎么折腾，也算是一个大家庭的内部矛盾，绝对要好过被外族入侵，文化断层！

夕阳西下，龙城西城门上。

朱棣与朱高煦并肩而立，看着西方群山。

张辅、朱能、杨洪等勋臣武将领着精兵守在不远处。

“你说，挡住太阳的那一座山在哪里？”

朱棣抬手遥指夕阳道。

朱高煦道：“应该在泰西，至于是哪一座山，我也不确定。”

朱棣又道：“大地的另一边，是不是刚刚日出？”

“是的。”

朱高煦接话道：“神洲日落之时，恰是沃洲日初之刻。”

“这般说来，咱老朱家的大明岂非日不落帝国耶？”

朱棣故作惊叹道。

“那是当然。”

朱高煦自豪道。

父子俩相视一笑。

“如此江山，岂不让人留恋？”

朱棣望着山嵴上空的金色晚霞，感慨道。

半个时辰后，朱棣在朱高煦的陪同下，乘坐马车沿着都司衙门大街走了一遍，最终在万人瞩目之中，住进了真武庙真庆宫。

当天晚上，大概是朱棣感觉到他的大限将至，即将撒手人寰，便要求朱高煦今夜在他旁边伺候。

这一夜，朱棣没有睡好，朱高煦同样也是如此。

父子俩从四十年前的货币与科举改革，聊到了十多年前的铁轨火车。

期间，朱棣以遗命的口吻，要求朱高煦答应了他不少事情。

比如要求朱高煦必须厚待宗室与有功臣之臣，又比如对海外鞭长莫及的地方尽量采取羁縻与实土都司并行的制度。

还比如若沐成平定了麓川，那朱高煦就必须兑现朱棣在永乐年间对勋臣武将的承诺，把沐成移封麓川，按大明亲王封国级别建国，麓川公爵由沐家世袭罔替，与国同休，爵位传袭同亲王爵。

朱棣还嘱托朱高煦，将来若有其他功臣立下不世之功，可依沐家故事。

次日清晨，趴在床边的朱高煦睁开布满血丝的双眼，发现朱棣还在沉睡当中，脸上似乎带着一丝满足的笑意。

可当他抓起朱棣的左手之后，发现朱棣的手已经变得无比冰凉。

很显然，朱棣陷入了永久的沉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