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太子朱瞻域刚开始提出来的方案不是出兵瓦剌？

那是因为自永乐十六年至今十年以来，大明对外并无战事，内部百姓安居乐业，朱棣、朱高煦父子俩走的是休养生息、发展内政、大兴基建的路线。

朱瞻域内心自然是渴望对大漠用兵的。

可他又不敢提出与朱棣、朱高煦父子俩近十年大政方针背道而驰的策略，所以才会建议朝廷册封太平之子为王来钳制脱欢。

因此，当他听到朱高煦决定对瓦剌用兵之后，立即表示赞成。

这并不是朱瞻域两面派、墙头草，而是他身为皇储，必须要尽可能理解皇帝的意图，父子齐心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

朱高煦继位之初，便着手整顿京营，如今又下令全面改革兵制，积极推行乾熙新政，免不了要对外用兵，以证明按新兵制整编出来的新军之战力。

齐泰是积年老臣，自然看穿了朱高煦的意图，然而他不是杨修，更不是解缙，不敢也不愿意在朱高煦面前卖弄。

毕竟，他出身微寒，能走到今天实在不容易。

换言之，若是朱高煦不问，齐泰自是不会说。

可朱高煦既然的问了，那他齐泰身为臣子，就必须认真的回答。

自永乐十七年十一月，随着蒙古草原上各部落牧区划定，六都司的先后设立，以及十三处要塞修建完毕之后，大漠诸部每年都会遣使进贡，朝廷更是在边塞开设互市城镇，双方至今已经和平了十余年。

而且，由于大漠诸部接受了朝廷的册封，严格来说是大明的臣属，若无正当理由，大明是不能发兵攻打臣属的。

更何况，近十年朝廷都没有对外用兵，若讨伐脱欢没有足够的理由，恐怕会有不少大臣反对出兵大漠。

齐泰所言，恰恰为大明出兵瓦剌，提出了一个占据大义名分的理由。

然而，出兵瓦剌，讨伐脱欢，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朱高煦下了决定之后，当即召集六部九卿及大都督府诸都督，于武英殿召开紧急会议。

因为发兵瓦剌的理由十分充分，六部九卿又多是朱高煦的心腹，自然不会反对。

大都督府诸位都督也当然不会反对。

所以，众人议论的是如何保证军需粮草的供应。

在冷兵器时代，凡两军对战，双方除了要具有一定程度的军事实力之外，还得具备不弱的后勤实力。

巨鹿之战、赤壁之战、鄱阳湖大战等一系列看似实力对比悬殊的战役，起到关键作用的往往不是人数的多寡，而是后勤供给的连贯性和协调性。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若是没有钱粮物资等坚实的后勤保障，再强大的军队也难以取得最终的胜利。

同理，没有足够强大的后勤力量，也不可能练出一支实力强大的军队。

面对这种既残酷又严峻的现实，自秦朝以后，历朝历代皆在不断地完善军费、军粮的筹集之制。

如汉武帝时期，大汉朝在西北边疆进行的军屯，又如唐朝“农兵合一”的府兵制，以及与府兵制很像的卫所制，这些实际上都是一种自给自足的模式。

这种模式就是将“武装集团”变成了“生产集团”。

和平时期，士兵们不用担心饿肚子，可一旦遇到战事，军屯产出就会受到影响。

若是战役持续时间过长，那么整个国家层面的军屯生产便会面临崩溃。

唐代的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之上，一旦均田制遭到破坏，府兵将失去存在的意义。

正因如此，唐朝中后期均田制遭到破坏后，府兵制便逐渐澹出了历史舞台。

历史上，明朝卫所制的崩溃，也是这个道理。

明初期，朝廷依靠士卒四处征战，军户算是一种比较好的户籍，基本上每个军户都靠着军田能吃饱饭。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世袭的高级将领后代之中，出现了许多贪婪腐败的人。

这些人与地方上的豪强相互勾结，经过谋划操作之后，逐渐把军户们的耕地豪取强夺，专为其私有田地。

军田兼并到一定程度后，普通军户们为了维持生计，逐渐沦为了那些高门大户的“奴仆”。

军田一旦开始减少，那么以军田为依托的卫所制自然也就开始走向崩溃。

历史上，洪武时期卫所屯田税粮收入在两百万石以上，宣德时期屯田税粮收入已不足洪武年间的百分之五，此时卫所制崩溃迹象已经显现。

永乐中期，朝廷在北疆逐渐打造了十三处要塞，每处要塞皆囤积了大量粮草，以备战时所需。

同时，军需官制度也越发完善。

如今朱高煦改革兵制，以募兵制取代内地的卫所制，从原卫所兵之中择优录用为新兵，凡落选者一律转为拥有民籍的民兵。

即便依新兵制，练兵的将领往往会带领基层士兵作战，双方情深义重，但军需官会代表朝廷把粮饷发给每一位士兵手中。

新兵制下的官兵等于是朝廷花钱招募的职业军士。

而且，新军士兵除了有军饷可以拿之外，立功了同样也会得到封赏。

朱高煦与众臣议论了一个多时辰之后，定下了大致方略。

这次讨伐瓦剌脱欢，由他亲自统率征北大军，徐辉祖任左副将军、李景隆任由副将军，陈懋、朱能等七人具为将军，各领一营兵力。

太子朱瞻域担任总军需官，坐镇大同，负责征北大军的后勤调度。

之所以选择大同，那是因为其地理位置决定的。

大同城位于太行之北，燕山以西的山西大同盆地上。

那里北临长城，南依恒山，东靠熊耳山，西临洪涛山，其间桑干河静静流淌。

朱元章复汉家河山后，充分吸取了北宋覆亡的原因。

他认为丢失幽云，导致北宋朝廷供养百万之军仍不可守。

哪怕当年定都南京，他也异常重视远在北方的幽云，尤其是更容易被游牧民族进攻的大同。

因此，朱元章命令徐达亲自驻守大同，负责大同新城的营造。

大同新城是个边长约两千米的正方形，城墙高十四米，城墙最宽处达十六米，比南京的城墙都要宽。

这也充分说明了朱元章与徐达对大同防务极其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