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姚复是一个做任何事情都很认真的人。他对那些未完成的工作常常记挂在心，有时候就整夜思考如何完成工作。发生那天晚上的劫持事件后，他心里就多了一桩未了决的事，回家慢慢思索，他心情就觉得沉重起来，他感到此事有很多的疑团，使他陷入沉思。方振杰的死是怎么一回事，过去他曾经听人在闲谈中谈到过这一事件，有人认为是自杀，也有人认为可能是他杀，他听得如坠入云雾，朦朦胧胧，可今天，他看到了死者的儿子那张鲜活的、愤怒的脸，他忽然感到一个血淋淋的生命的震撼，仿佛听到冤魂的呼号。在另一方面，厂长被三个少年劫持的消息很快就在农机厂传开了，有人作很多揣测，怀疑姚复做了什么亏心事，使他感到自己说不清这件事，即便解释也未必有人相信，这些，都使姚复背负沉重精神压力。

姚复回到家后，妻子也听说这件事，就唠唠叨叨地埋怨他。一会儿说他不应该放走个孩子，一会儿说他有什么事情瞒住她，一会儿说他快点搞清楚事情真相，以免自己做人也抬不起头。姚复听得烦了，就恼火地说一声：“你少说两句好不好？我不正在想办法么！”妻子见他发火，就不做声地走开了。这时他忽然想起有个同他一起复员的部队战友，现正在县公安局工作，找他了解情况，可能会知道有价值的消息。

一天晚上，姚复吃完晚饭，就沿着凤城镇的一条通向县公安局宿舍的路走去，他要找他的战友伦德辉谈谈。伦德辉在部队时和姚复同一个连队，当时姚复是排长，伦德辉在姚复排里当班长。因为是同乡，伦德辉常常找姚复谈心，话家常，有时也暗示姚复在排里的事务中给予照顾，可是不知道姚复是没有听懂还是故意，在排里公开的讲话中还是不客气地点名批评伦德辉班的缺点，这使伦德辉大为不满。不过，姚复在生活上帮助伦德辉，曾送钱给伦德辉家人治病，这使伦德辉感觉到老乡的温情。姚复一边想起部队的往事，一边想着如何向伦德辉提起他忧心的事。

走进公安局的宿舍，那是一排平房，姚复敲敲一间房子的门，门马上就开了，姚复看到了满脸笑容的战友。“呵哈，是老排长来了！”伦德辉热情请姚复坐下，马上拿起暖水壶往杯子里倒水，但却倒不出水来。

“老战友，不好意思来打搅你。”姚复笑着说。

“哪里，哪里，请还请不来呢，你这个大厂长！”伦德辉摇摇暖水壶，“你看，我这个单身汉，没有老婆在身边，连开水也没有，你等一下。”说完，拿着暖水壶匆匆走出房间，到隔壁要开水。

姚复环顾房间，房子里一片狼藉，主人换下来的衣服堆满床上和椅子上，一张书桌凌乱地摆着书籍、纸张、饭盒等，房间角落里堆满垃圾。

伦德辉回来了，他给姚复倒上开水，开水里放上些茶叶。姚复便开始和伦德辉寒暄一阵，也谈了各人复员后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伦德辉微笑地听着，不时插话和哈哈大笑。

“我和你就不同了，”伦德辉声音洪亮地说，“你是大厂长，管理一百几十号人，老婆孩子又在身边，一个家乐融融；我呢，虽说是刑警队，还是个副队长，只有拼命干活的份，老婆还在山区镇教书，还带着女儿生活，日子难着呢，我现在只得单身一个。”一边说，一边摇摇头，“你说把老婆的调来县城，唉，谁不想？可是办法已经想了不少，但学校不放人，说是缺老师，这里的人事关系又不通。”

“是呀，想不到到了地方，人事关系竟这么复杂。”姚复也摇摇头。

“老排长，你看我这样，能不能，”伦德辉神秘地笑笑，“帮个忙，如果你在教育局有熟人，替我说说好话。”

“这个一定，”姚复说：“现在我对教育局那边还不熟，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出力的。”

“哎，老排长，你一定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吧？”伦德辉问。

“是的，我真有件事想向你请教。”于是，姚复把前几天发生的被劫持的事以及事后自己的想法说一遍，在谈自己想法时，他把自己的一些分析和推测的意见都详细说明。伦德辉在认真听着，不时微微点头，听完了，他没有说什么，好像在思考着怎样说，这样，房间里静下来。

“这件事呀，”伦德辉慢慢地说，但又欲言而止，“我真不好意思说，这件事是我们刑警办的案子，案子仍没有破，仍在保密阶段，有些话我真不好说。”

“这我理解，”姚复说：“你们刑警办案有保密责任，但是，案子已经过去了10多年，你们还没有破案，而且，这是一宗涉及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案件，他们夫妻俩解放前从香港来凤山参加革命，流血牺牲，现在夫妻双双去世，这对凤山，对他们的后代，总要有个说法吧？”

“这我知道，正因为关系重大，所以不轻易公布案情，”伦德辉忽然把话锋一转，“我说，老排长，你一个农机厂的厂长，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个学生把你劫持，完全是一场误会，时间一长，事情就清楚了，你有必要去对案子寻根问底吗？”

“我不这样看，德辉，”姚复回答，“你记得在部队时，我就是一个好打不平的人，对连队的一些做法，虽然同自己排无关，也向连部提出意见。这件案子关系我们凤山县，如果搞不好，可能就是一件天大的冤案，谁能不关心呢，我自己是凤山人，我不能够容忍杀人凶手逍遥法外，无辜的英烈死于非命，先烈的后人蒙受不白之冤，德辉，你说错了，这件事同我无关，是指同我的个人利益无关，但是，我作为一个凤山人，这件事就同我完全有关。”

“这件事的确有复杂性，”伦德辉有点窘，“我也是后来才接手这个案子，有些情况我真不好对你说。”

“难道你对老战友也信不过？德辉，”姚复口气强硬地说，“起码你把一些主要的情况告诉我，我是一个党员，难道还不懂得保守秘密？”

“这……”伦德辉有点犹豫，面对曾经帮助过他的战友，听着他说的那些无可反驳的话，竟然无言以对。但思索片刻，伦德辉还是做出决定，“老排长，这样吧，你答应我两个条件？”

“你说，我会答应的。”

“第一，我向你说出案子的案情，你一定要保守机密，如果你在紧急时需要说出案情，那就千万不能说案情来源是我说的；第二，我说出案情后，你不能插手调查、过问、追究这个案子的案情和有关人。”

“第一条我同意，至于第二条，”姚复也停下思考。

“如果第二条你不同意，就恕我无可奉告。”

“那好，我都同意。”

于是，伦德辉开始说出方振杰坠楼案的案情。他讲述案发时的现场勘察情况，尸检情况，以及向证人所作的调查笔录情况。姚复在聚精会神地听着，还不时发问。

“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这个案子很难做出结论，”伦德辉说，“如果说是自杀，从当天晚上方振杰与冯部长的谈话来看，方振杰在得知自己被怀疑叛变时，已经向组织作了申辩，并且提出姚石叛变这一线索，他应当会等待组织调查清楚事实，以还他一个清白，这种情况下他无须自杀。从案发现场来看，五层楼的楼顶上没有方振杰留下的遗书或者其他文字，而楼顶间除了一张平时供值班人员睡觉的床外，还有一张书桌，书桌旁还存放着很多一捆捆的办公用的表格和纸张。可以说，当天晚上1点钟方振杰来到这个楼顶间的时候，如果他要自杀，在这么方便地取得纸张和坐下来书写的情况下，不可能什么文字都没有留下，即使说，没有自杀的动机和痕迹。”

“那么他杀呢？”姚复问。

“至于他杀，现在也很难做出这一结论。从现场看，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甚至连楼顶间的门也没有损坏，楼顶间也没有留下可疑的脚印或指纹；至于门外的栏杆和墙之间的过道，因为当天深夜点到点钟下着大雷雨，什么痕迹都会被雨水中洗干净了。现在值得怀疑的只有一条线索，那就是当天晚上送方振杰到五层楼的组织部办事员姚福金……”

“谁，你说谁？姚福……”姚复惊异地问。

“姚福金，当时是组织部的办事员，现在是组织部干部股的股长。听冯部长说，当天晚上方振杰与冯部长谈话时，姚福金在旁边作记录，他知道方振杰提到他父亲姚石是叛徒，究竟有没有这种可能-姚福金杀人灭口，这很难确定，因为事后在调查姚福金当天深夜行踪时，姚福金说，送方振杰到五层楼后，自己就回到宿舍睡觉了，并一直睡到天明。但是这宿舍住有两个人，公安调查另一名同房人的时候，那同房人说，那一天他刚好下乡去了。”

“姚福……姚福金，”姚复在沉吟道，忽然他似乎明白了什么，“对了，那个孩子误会我的原因就是我是姚复，这个复不同那个福，咦，这些孩子怎么会知道这个？”

“这不奇怪，肯定是大人告诉的，可能是方振杰的妻子曾经告诉她的儿子方南，但可能没有说清楚名字。”

“那为什么不追查到底，特别是那个姚福金？”

“我也是60年以后才参与这个案子，姚福金的问题主要是没有证据，你能把他怎么样？而且，他似乎有后台，做官一路顺风。”

“什么后台，他能一路升官？”

“这我就不知道了。”

“姚福金的父亲姚石怎么样？”

“五年前就病死了，人一死，就没有人去调查他的历史问题。”

“那么，关于方振杰在参加革命前的历史，特别是在国民党军队的历史，现在怎样？”

“问题已经查清楚了，方振杰在国民党军队的时候是倾向革命、倾向地下党的，已经有人证明他没有历史问题。”

“啊，是这样。”姚复点点头，然后又抬起头，望着伦德辉，“难道就再也没有调查的线索的吗？难道这个案子就这样一拖再拖地拖下去吗？德辉，你说！”

“这个案子是局领导亲自抓的，并不是我们这些侦察员想去查就查，想去抓就抓的，其实我接手这案件时局领导已经决定暂停调查，我们只能照办。”

“照办？你不能向领导提出建议吗？”姚复情绪激动起来，他站起来，“怎能容忍，这样一个沾着老干部鲜血的凶手在逍遥法外，还在升官，作为有良心的凤山人，谁能够容忍？”

“你别激动，”伦德辉对姚复摆摆手，“坐下来，别激动。你说的对，我们都是有良心的凤山人，但是，讲事实要有证据，有些话不可随便说。”

“证据？对了，证据就靠你们去调查！你们这样畏畏缩缩的，能查得出证据吗？”

“算了。我不跟你吵，你要理解我们。”

“那你们理解死者的家属和孤儿吗？”

谈话演变成为争论，经一番双方口舌争执，最后争论结束，姚复气鼓鼓地离开，伦德辉送他到宿舍大门口时，说了一句：“记住你的保证！”

姚复不回答他，只是嘴里哼了一声，头也不回地走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