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凄凉大唐晚景

遍地枭雄

平定黄巢的第二年三月十二日，僖宗李儇终于从成都回到了阔别四年多的长安。

经过这几年刀兵战火的无情洗劫，此时的大唐帝京早已变成一座残破荒凉的死城，到处长满了野草和荆棘，狐狸和野兔随处可见。

劫后余生的李儇神情凄楚地站在大明宫中，感觉一切恍如隔世。

十四日，僖宗改元“光启”。

从这个年号不难看出，僖宗李儇是希望帝国能够摆脱所有黑暗、屈辱和不幸，能够重新开启幸福和光明。

然而，这终究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和美好幻想。

因为，此时的大唐帝国早已分崩离析，面目全非了。

光启元年（公元885年），朱全忠据宣武（汴、宋诸州），李克用据河东（太原、忻、代诸州），秦宗权据蔡州，王重荣据河中（蒲、晋诸州），李可举据卢龙（幽、蓟诸州），王镕据成德，时溥据武宁（徐、泗诸州），高骈据淮南八州，刘汉宏据浙东（越州）。此外，邢、洺、郓、齐、曹、濮、淄、青、宣、歙等州也都有大小军阀拥兵割据。

在这种遍地枭雄的局面下，李唐中央政令所及，只剩下河西（黄河以西，今陕西北部）、山南（秦岭以南，今陕西南部及四川东北部）、剑南（剑阁以南，今四川中南部）、岭南（今广东、广西、海南及越南北部）数道，满打满算，也就几十个州而已。

各方军阀割地自雄，截留财赋，致使两河及江淮的漕运彻底断绝，各地赋税根本无法送达朝廷。自从长安沦陷，李唐中央的财政三司（户部、度支、盐铁）就已名存实亡，僖宗回京后，朝廷的财政收入也仅能依靠京畿、凤翔、同、华几个州，府库日渐枯竭，连朝廷开支和百官俸禄都已无法维持，更不用说士兵薪饷和各种赏赐了。

如此惨淡的局面，不但令天子李儇焦心，更令李唐朝廷幕后的那个掌控者焦心。

这个人就是大宦官田令孜。

自从僖宗登基之后，田令孜从一个小小的马坊使一跃而成枢密使，旋即擢升右军中尉，不久又迁左军中尉，彻底掌控了禁军，把原左右中尉刘行深和韩文约排挤得无影无踪。盘踞中枢后，极具政治野心的田令孜并未就此止步。因为他很清楚，如果没有藩镇势力作为后盾和根基，他在朝中的权力就始终是不稳固的，况且关东叛乱日益猖獗，形势越来越严峻，更需未雨绸缪。所以，早在黄巢攻进长安之前，田令孜就已经很有先见之明地把他的三个心腹任命为三川节度使。陈敬瑄据西川，杨师立据东川，牛勖据山南西道。而为首的这个陈敬瑄，正是田令孜的亲哥哥（田令孜本名陈仲则，入宫后投靠田姓宦官，改姓田）。

僖宗流亡西川后，田令孜更是把天子和整个流亡朝廷紧紧攥在了手里。由于长安沦陷时禁军已经溃散，田令孜便在蜀地招募了五万四千人，重新组建了左、右神策军。这支新禁军名义上是为了保护天子和流亡朝廷，事实上却是他田令孜的近卫军。有了这支武装力量，田令孜就更加有恃无恐了。

但是，五万多人所需的薪饷、粮草、兵器、铠甲、服装以及各种物资无疑构成了一笔庞大的军费开支。当田令孜带着这支军队跟随僖宗回到长安后，残酷的现实一下子摆在了他的面前——早已山穷水尽的中央财政根本养不起这支军队。

领不到军饷的士兵们开始不断发出抱怨。田令孜心急如焚。如果再不想办法搞到钱，兵变随时可能爆发。

最后，田令孜终于想到了一个财源，那就是安邑、解县两地的盐池收入。

安邑（今山西运城市东北安邑镇）和解县（今运城市西南解州镇）是当时最大的两个产盐地，一直都是归朝廷的盐铁使管辖，其盐业专卖的利润收入直接上缴中央财政。但自从广明元年长安沦陷、天子流亡之后，这两大盐池就落到了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的手中。王重荣只是每年象征性地向中央输送三千车食盐，而绝大多数利润则落入了他的个人腰包。田令孜决定夺回这两座金山。

这一年四月，在田令孜的授意下，僖宗下诏，让他兼任了两池盐榷使。王重荣被断了财路，马上跳了起来，不断上疏抗议。五月，田令孜又授意僖宗下诏，将王重荣调任泰宁（治所在今山东兖州市）节度使。王重荣当然是怒不可遏，所以拒不奉诏，并且不断上疏抨击田令孜，还在奏疏中列举了田令孜的十大罪状。

眼看矛盾一触即发，田令孜急忙联络静难（治所邠州，今陕西彬县）节度使朱玫和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准备与他们联手对付王重荣。王重荣马上向李克用求援。由于朱玫和李昌符暗中依附朱全忠，自然被李克用视为敌人，于是李克用便与王重荣结成了联盟。十一月，李克用上表，请僖宗斩杀田令孜、朱玫和李昌符。僖宗当然不会同意，而是下诏让他们和解。但是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天子的和稀泥已经毫无用处了。十二月，双方在同州一带开战，李昌符和朱玫被李克用打得大败，仓皇逃回本镇。李克用率兵直扑京城。

田令孜情急之下，只好挟持僖宗，从开远门逃出了长安，再度出奔凤翔。

回到长安还不到一年，僖宗李儇就被迫开始了第二次流亡生涯。

光启二年（公元886年）正月，田令孜想再次强迫僖宗前往兴元，僖宗不肯。当天晚上，田令孜带领军队进入凤翔行宫，强行挟持僖宗前往宝鸡（今属陕西）。

经过同州一战，朱玫和李昌符才发现李克用和王重荣的势力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强大，而田令孜手里除了天子这个筹码外一无所有，于是转而投靠了王重荣，并与他一起上表请杀田令孜。

田令孜担心朱玫等人会兴兵前来，不敢在宝鸡多作停留，遂于二月下旬劫持僖宗前往兴元，而最终目的地当然就是他的老巢西川。

得知田令孜挟持天子跑了，朱玫和李昌符随即出兵追击。

从宝鸡到兴元的这一路，僖宗一行走得极为艰难。不仅道路崎岖难行，而且随时都有兵马围追堵截。三月中旬，僖宗一行经历千难万险，终于抵达兴元。

朱玫没有劫回僖宗，大为恼怒，于是心生一计。

他的想法非常大胆，但是却很简单，就是找一个傀儡，另立朝廷。

这一年四月初三，朱玫胁迫百官，拥立肃宗的玄孙、襄王李煴监理国政，同时自命为左、右神策十军使。

僖宗被迫走到兴元后，死活不肯再跟着田令孜入蜀。田令孜思前想后，决意放弃僖宗，以求自保。随后，他主动向僖宗推荐杨复恭继任左军中尉，同时自命为西川监军，旋即逃往西川。

五月，朱玫加封自己为侍中兼诸道盐铁转运使，同时号令百官，专擅大权。

李昌符心里老大不平衡，坚决不肯接受朱玫给他的新官职，并上表给驻留兴元的僖宗，准备接过田令孜丢弃的这张牌，借此同朱玫抗衡。

与此同时，李克用和王重荣也是火冒三丈。

田令孜本来是他们驱逐的，可如今朱玫不但窃取了朝政大权，而且俨然成了田令孜第二，这让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于是向僖宗上表，决意讨伐朱玫。

十月，朱玫迫不及待地拥立李煴即皇帝位，改元“建贞”，遥尊僖宗为太上皇。远在兴元的僖宗得到消息，不禁悲愤莫名，可他一筹莫展，只好问计于杨复恭。杨复恭遂以僖宗的名义发布檄文到关中，宣称有能斩朱玫首级者，便以静难节度使之职赏他。

此举果然奏效。李克用和王重荣尚未出兵，朱玫的部将王行瑜便砍下了朱玫的脑袋。

朱玫一死，依附他的二百多名文武官员只好拥着新立的皇帝李煴逃奔河中（今山西永济市）。可这群无头苍蝇根本跑错了方向。因为这是王重荣的地盘，往这里跑无异于飞蛾扑火。王重荣满面笑容把他们接进城中，随即手起刀落，砍下了李煴的脑袋，同时杀了一百多个大臣，并将余下的人全部囚禁。

光启三年（公元887年）三月中旬，僖宗李儇从兴元返回凤翔。

凤翔节度使李昌符本来就想效法田令孜和朱玫“挟天子以令诸侯”，现在僖宗自己送上门来，他当然不会让他从自己的手上溜掉。

随后，李昌符便以长安宫室荒废为由，强行把僖宗扣在了凤翔。

这一年，僖宗李儇年仅二十六岁。可当他回顾自己短短二十几年的生命历程，却感觉仿佛已经过了好几辈子。

留在凤翔的日子，每当僖宗回忆起荒唐而奢侈的少年时代，又想到这几年颠沛流离、席不暇暖的流亡生涯，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潸然泪下……

滞留凤翔的第二年春天，终日郁郁寡欢的僖宗李儇终于病倒了。

李昌符意识到，再扣留这个病恹恹的天子不但已经毫无意义，而且还很容易给人兴兵讨伐的借口，遂将僖宗放归。

二月二十一日，僖宗拖着沉重的病体再度回到长安，次日下诏，改元“文德”。

三月初二，僖宗疾病发作；初五，病情加重，陷入弥留状态。左军中尉杨复恭立即以天子名义下诏，拥立寿王李杰（懿宗第七子）为皇太弟，监理国政。

文德元年（公元888年）三月初六，僖宗李儇在灵符殿驾崩。同日，皇太弟李杰即位，改名李敏，次年又改名李晔，是为唐昭宗。

昭宗：孤独的拯救者

唐昭宗李晔是一个生不逢时的天子。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李晔都不像是一个亡国之君。他二十二岁登基的时候，史书是这么评价他的：“昭宗即位，体貌明粹，有英气，喜文学，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复前烈之志。尊礼大臣，梦想贤豪，践阼之始，中外忻忻焉！”（《资治通鉴》卷二五七）

这样一个英气勃发、锐意中兴的天子，的确是和他的父兄懿、僖二宗截然不同，倒是和宪宗、宣宗颇为神似。难怪朝野都为之感到欣喜，并对其寄予厚望。假使他早生几十年，也许完全有可能缔造出媲美于“元和中兴”和“大中之治”的政治局面。

然而，不幸的是，从李晔登基的那一天起，甚至从更早的时候起，大唐帝国就已经陷入一个无可挽回的亡国之局了。

即便李晔有力挽狂澜之心，有振衰起弊之志，即便他拥有一个帝国拯救者所应具备的全部勇气、斗志、豪情、胆识、魄力、自信心、使命感，可他唯独缺了一样——时代条件。

他缺乏能够让他一展身手的时代条件。

天时、地利、人和，李晔一样也没有。他就像一个孤独的拯救者，置身于千千万万个帝国终结者的包围圈中，左冲右突，奋力厮杀，可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单兵。

一个疲惫绝望的单兵。

一个无人喝彩的单兵。

一个苟延残喘的单兵。

一个没有同盟、没有援军、最终力竭身亡的单兵。

虽然昭宗李晔从昏庸无能的父兄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烂摊子，但他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畏难和疑惧，而是显得踌躇满志。刚一即位，他就迫不及待地迈出了第一步。

这第一步是收拾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田令孜。

昭宗要收拾田令孜的原因很多。首先，他是僖宗朝的大权宦。在李晔看来，僖宗之所以骄奢荒淫，帝国之所以叛乱蜂起，其罪魁祸首就是田令孜。其次，田令孜转任西川监军不久，僖宗就已经下诏将他流放端州（今广东肇庆市），可他却仗着西川节度使陈敬瑄这把保护伞，拒不奉诏。由此可见，田令孜的问题已经不仅是权宦祸乱朝政的问题，更是与强藩内外勾结、藐视中央的问题。所以，昭宗现在拿他开刀，既是为了维护朝廷纲纪，更是为了杀一儆百，震慑天下的割据军阀。

最后，或许也是一个不便明说的理由——李晔想报仇。

那是私仇，让李晔刻骨铭心的私仇。

广明元年冬天，黄巢杀进长安，当时的寿王李杰跟随僖宗仓皇出逃。因为事发仓促，没有准备足够的马匹，所以除了僖宗和田令孜外，其他亲王都只能步行。当时寿王才十四岁，走到一片山谷的时候，再也走不动路，就躺在一块石头上休息。田令孜策马上前，催促他上路。寿王可怜巴巴地说：“我的脚很痛，能不能给我一匹马？”田令孜冷笑：“这里是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说完挥起一鞭狠狠地抽在寿王身上，驱赶他动身。那一刻，寿王李杰回头深深地看了田令孜一眼，一句话也没说就一瘸一拐地上路了。

从那一刻起，寿王李杰就告诉自己——如果哪一天自己得势，绝不放过这个阉宦。

所以，昭宗有十分充足的理由收拾田令孜。

巧合的是，就在昭宗准备对田令孜采取行动时，跟陈敬瑄打了好几年仗的阆州（今四川阆中市）刺史王建又上疏朝廷，请求把陈敬瑄调离西川。昭宗有了一个现成的借口，便于文德元年六月下诏，命宰相韦昭度充任西川节度使兼两川招抚制置使，另外派人取代田令孜的西川监军之职，同时征召陈敬瑄回朝担任左龙武统军。

可想而知，田令孜和陈敬瑄当然不会奉诏。接到诏令后，他们便积极整饬武备，准备随时与朝廷开战。

十二月，昭宗命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命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为副使，另外划出原属西川的四个州，设置永平军（治所邛州，今四川邛崃市），以王建为节度使，让他与韦、杨二人共同讨伐陈敬瑄。

讨伐西川的战役刚刚打响，昭宗就把目光锁定在另一个权宦身上了。跟田令孜比起来，这个人现在对昭宗的威胁更大。

他就是杨复恭。

自从拥立昭宗即位后，杨复恭就自恃功高，不可一世了。他不但一手把持禁军，专擅朝政，而且收养了为数众多的义子，把他们派到各州镇担任节度使、刺史、监军，从而缔造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遍布朝野的庞大网络。在这帮义子眼中，当然只有杨复恭，根本没有朝廷。比如龙剑（治所龙州，今四川平武县东南）节度使杨守贞、武定（治所洋州，今陕西洋县）节度使杨守忠等人，就从不向中央缴纳赋税，并且动不动就上表诽谤和讥笑朝廷。

这样的权宦要是不铲除，昭宗李晔的中兴大计只能沦为笑谈。所以，从登基的那一天起，昭宗的所有大政方针基本上都是与宰相孔纬、张濬等人商议定夺的，竭力避免让杨复恭干预。宰相们也经常以宣宗为例，鼓励昭宗整治宦官。

杨复恭专权跋扈，自然不把昭宗放在眼里。百官们上朝都是步行，唯独他上殿是坐着轿子来的。有一天在朝会上，昭宗和宰相孔纬刚刚谈及四方造反的人，杨复恭又坐着轿子大摇大摆地来到了殿前。孔纬就故意提高嗓门说：“在陛下您的左右，就有将要造反的人，何况是四方呢！”昭宗明白孔纬的用意，就假装惊愕地问他所指为何。孔纬指着杨复恭说：“他不过是陛下的家奴，却坐着轿子上殿，而且养了那么多壮士为义子，或典禁兵，或为藩镇，不是要造反是什么？”

杨复恭面不改色：“以壮士为义子，目的是让他们效忠皇上、保卫国家，怎么能说是造反呢？”

昭宗冷然一笑，把话接了过去：“你想要保卫国家，为何不让他们姓李，却让他们姓杨？”

杨复恭顿时哑口无言。

这件事情过去不久，有一天，昭宗忽然对杨复恭说：“你的义子中，是不是有一个叫杨守立的？朕想让他来当侍卫。”

为了证明自己养这些义子就是要“保卫国家”的，杨复恭二话不说就把杨守立领进了宫。

反正他有的是义子，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

此时的杨复恭并不知道，昭宗绝不仅仅是要一个“侍卫”那么简单。杨守立入宫后，昭宗立刻赐名他李顺节，然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把他从一名普通的禁军侍卫迅速擢升为天武都头（禁军一部指挥官），同时又让他兼任镇海节度使，不久又加封同平章事。

平步青云的李顺节自然是对天子感恩戴德。

受宠若惊之余，他也渐渐明白了天子的用意所在。

他知道，天子是想让他对付杨复恭。

李顺节当然乐意充当这个角色。原因很简单，杨复恭的义子多如牛毛，他只是其中毫不起眼的一个，可天子的心腹宦官却只有他一个。如果跟天子联手铲除杨复恭，到时候，岂不是轮到他李顺节来收养义子了？

为了这个美好的前景，李顺节死心塌地投靠了昭宗。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施展浑身解数，与杨复恭展开了明争暗斗，并且为昭宗提供了诸多有关杨复恭的秘密情报。

昭宗李晔看着这一切，嘴角不禁泛起了一丝笑容。

网已经撒开了。

李晔在心里说，一旦时机成熟，朕就会毫不犹豫地将杨复恭集团一网打尽。

守望春天

除了收拾宦官，昭宗李晔第二件要做的事情，无疑就是对付藩镇了。

李晔很清楚，要对付藩镇，自己手中就必须有一支军队——一支真正忠于朝廷、不被任何势力掌控的军队。

为此，他从即位之初就一直在招兵买马。到了大顺元年（公元890年），朝廷终于组建了一支十万人的军队。有了这张底牌，昭宗就可以跟藩镇叫板了。

那么，要从哪里开刀呢？

这些年来，天下诸藩中发展最快、势力最强的，非河东李克用莫属。要对付藩镇，肯定要先从他下手。但是，李克用是光复长安、平定黄巢的功臣，朝廷要对他用兵，肯定需要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

正当昭宗为此绞尽脑汁之际，借口忽然就有了。

大顺元年正月，李克用悍然从太原出兵，一举吞并了东昭义（治所邢州，今河北邢台市），旋即又进攻云州（今山西大同市）。云州防御使赫连铎急忙向卢龙节度使李匡威求救。李匡威深知，一旦云州失陷，李克用的矛头就会直指河北，于是迅速率领三万人前往救援。李克用陷入腹背受敌之境，加之麾下两员勇将又一死一降，只好引兵撤回太原。四月，赫连铎、李匡威与朱全忠先后上疏朝廷，请求讨伐李克用。

昭宗召集宰相和百官廷议。以宰相杜让能、刘崇望为首的多数大臣坚决反对，而宰相张濬和孔纬却极力主战。尤其是张濬，这个一贯自诩有东晋谢安和前朝裴度之才的宰相斩钉截铁地说：“只要给我兵权，少则十天，多则一个月，必定削平李克用！错失这个良机，日后将追悔莫及！”

其实，昭宗比任何人都更想利用这个机会消灭李克用，可他自己却不想把讨伐李克用的意思说出来，而是把话留给了张濬和孔纬。

昭宗之所以这么做，是想万一讨伐李克用失败，自己顶多就是丢卒保车，把张濬他们牺牲掉而已，断不至于让李克用有反抗朝廷的口实。所以，昭宗召开此次廷议，其目的也不过是让文武百官替他当一回证人而已。

天子既然是这个心思，那这次廷议就纯属走过场了。当主战派和主动派各自把观点亮出来后，昭宗忽然说了一句：“李克用有讨平黄巢、复兴帝国之功，今日趁其新败而发兵讨伐，天下人将如何看待朕呢？”

孔纬立即接过话茬：“陛下的思虑是一时之仁，张濬的提议却是万世之利。昨日，我们已经计算过了，调动士兵、运送粮饷、犒劳赏赐等等费用，一两年内都不至于匮乏。现在，就看陛下您的决断了！”

最后，昭宗悠悠地叹了一口气，用一种相当勉强的口吻说：“这件事就交给二位贤卿了，希望不要让朕蒙羞。”

大顺元年五月，昭宗下诏削除了李克用的所有官爵，并开除其宗室户籍（当初朱邪赤心被赐皇姓时，编入了李唐宗室户籍）；同时，任命张濬为讨伐河东的主帅，京兆尹孙揆为副帅，并命朱全忠、李匡威、赫连铎各自从本道出兵，对李克用形成围剿之势。

五月二十七日，张濬率五万军队出征，昭宗亲临安喜楼为他饯行。张濬屏退左右，对天子说：“待臣平定外忧，再为陛下铲除内患！”

这个内患，当然就是指杨复恭了。

此刻，杨复恭正躲在屏风后面，把这句话一字不漏地听了去。

军队开到长安城东面的长乐坂，轮到左、右神策中尉饯行。杨复恭向张濬敬酒，张濬不喝，推说醉了。杨复恭鼻子一哼：“宰相大人既然已经大权在握、专主征伐，又何必如此扭捏作态呢？”张濬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等我平定叛贼回来，你就知道我为何扭捏作态了！”

杨复恭悚然一惊。

张濬得意地跃上马背，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从张濬率领大军出征的那一刻起，昭宗就陷入了无比的焦灼和紧张之中。

因为，这个灾难深重、岌岌可危的帝国，太需要一场胜利来提振元气、鼓舞人心了。

他强烈地希望，张濬能够像前朝宰相裴度那样，一举讨平跋扈藩镇，让他这个踌躇满志的天子在“匡扶社稷、中兴李唐”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第一步。

然而，希望从来是美好的，而现实却终究是残酷的。

这个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张濬，非但没有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只用一个月就讨平李克用，反而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损兵折将，一再败北，最终全线崩溃。

回顾这半年来接二连三的败报，昭宗的心仿佛在滴血——

八月，大战还没开始，副帅孙揆就在长子（今属山西）西面的山谷中被河东伏兵生擒，旋即被杀。

九月，南面主将朱全忠在马牢山（今山西晋城市东南）被河东军击败，大将邓季筠被俘，同时被杀被俘的士兵有一万多人。

九月下旬，北面正副主将李匡威、赫连铎在蔚州（今河北蔚县）取得一次短暂的胜利之后，随即遭到李克用主力的迎头痛击。李匡威的儿子、赫连铎的女婿皆被俘，同时被杀被俘的士兵数以万计。

十月，当各路讨伐军已被李克用各个击破后，张濬率领的主力才刚刚推进到晋州。先头部队与河东军在汾州（今山西汾阳县）遭遇，刚一交战就败退下来，后方大军不战自溃。河东军乘胜追击，直抵晋州城下。张濬出城御敌，再败，从各镇征调的士兵哗然四散，各自逃回本镇。张濬在晋州困守了一个月，料定大势已去，只好带着残部从含口（山西绛县西南）仓皇逃遁，越过太行山逃到河阳（今河南孟州市），然后拆卸民房的木板拼凑木筏，渡过黄河狼狈南下。

至此，中央讨伐大军死的死，逃的逃，几乎全军覆没。

这场大张旗鼓的讨伐河东之战，就这样以志在必得的姿态开场，而以彻头彻尾的失败告终。

昭宗充满希望的一颗心瞬间跌入失望和悲哀的谷底。

紧接着，一阵恐惧就袭上了心头。他知道，不给李克用一个说法，他肯定跟朝廷没完。

大顺二年（公元891年）正月初九，昭宗万般无奈地把张濬贬为鄂岳观察使，把孔纬贬为荆南节度使。然而，李克用并不罢休。他怒气冲天地上了一道奏疏，说：“张濬以陛下万世之业，邀自己一时之功，知臣与朱温深仇，便与其私相联结。臣今身无官爵，名是罪人，不敢回到陛下分封的藩镇，只能暂到河中居住，应该去向何方，恭候陛下指令！”

河中？

昭宗一下就傻眼了。这不是赤裸裸的威胁恐吓吗？

河中（今山西永济市）与潼关仅仅隔着一条黄河，李克用只要带兵到河中，再一步跨过黄河，天子和朝廷就是他砧板上的鱼肉了。

接到奏疏的当天，昭宗就忙不迭地把张濬再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刺史，把孔纬再贬为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西北）刺史，同时下诏恢复了李克用的所有官爵。

二月，昭宗担心李克用还不满意，又加封他为中书令，并把张濬再贬为绣州（今广西桂平县南）司户，才算是把李克用安抚住了。

讨伐河东之役不到半年就败了，而早在三年前就开打的西川之役，同样遭遇了失败。而且，西川的失败比河东更让昭宗痛心疾首。因为河东败得干脆，顶多只是短痛，而西川则打了整整三年，发兵十几万，旷日持久，丧师费财，无疑是令人难以忍受的长痛。

大顺二年三月下旬，宰相和财政大臣不得不向昭宗禀报，国库已经空了，再也没办法给西川前线输送一毫一厘的军费了。

那一天，文武百官看见天子李晔忽然把头低了下去，而且沉默了很久。最后，李晔无奈地颁下一道诏书：恢复原西川节度使陈敬瑄的所有官爵，同时命王建等人罢兵休战，各回本镇。

接到诏书的那天，陈敬瑄和田令孜忍不住相视而笑。

可他们笑得太早了。

因为，天子虽然放弃了，但王建却没有放弃。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王建非但没有退兵，反而加大了进攻的力度，先后占领了西川辖区内的大多数州县，然后猛攻成都。陈敬瑄数次出城迎战，却屡屡被打败。到了七月下旬，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陈敬瑄和田令孜终于绝望了，不得不开城投降。

田令孜亲手把西川节度使的帅印和旌节交给了王建。

随后，王建把陈敬瑄和田令孜放逐到了偏远的州县，并于两年后将其诛杀。

昔日称霸一方的军阀被消灭了，可王建却从此成为西川的土皇帝。天复三年（公元903年），王建自封为蜀王。公元907年、亦即唐朝覆亡的那一年，王建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王建为前蜀高祖。

登基才三年，昭宗在藩镇事务上就遭受了两次重大挫折，这对于一个锐意中兴的天子而言，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不过，让昭宗在痛苦中感到一丝欣慰的是——几年来，与权宦杨复恭的斗争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基本上可以收网了。

大顺二年九月，昭宗发现李顺节已经有效地掌握了部分禁军，于是断然采取行动，将杨复恭贬为凤翔监军。杨复恭拒不赴任，并以生病为由提出致仕，试图以此要挟昭宗。不料昭宗却顺水推舟，同意了他的致仕请求。杨复恭恼羞成怒，遂与义子杨守信日夜谋划，准备发动叛乱。

十月初八，昭宗命李顺节带领麾下禁军进攻杨复恭的府第。杨复恭率卫士抵抗，杨守信也立刻率部前来增援。

双方展开激战。稍后，宰相刘崇望又率领一队禁兵参与进攻，杨守信不支，部众溃散，只好跟杨复恭一起带着族人从通化门逃出，亡命兴元，投奔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

骄横跋扈的权宦杨复恭终于被驱逐了，昭宗感到了一阵前所未有的轻松。

不过与此同时，一种新的不安却悄然向他袭来——一代权宦杨复恭被打倒了，新一代宦官李顺节会不会恃宠生娇、居功自傲，成为杨复恭第二呢？

昭宗觉得，答案是肯定的。所以，他不能不把这种危险扼杀在萌芽状态。

这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昭宗就命人把李顺节诱杀了。

也许，昭宗这种兔死狗烹的做法显得相当腹黑，但是为了不让李顺节成为新一代权宦，为了不让这几年对付宦官的所有努力付诸东流，他只能这么做。

大顺二年冬天，一场又一场大雪从苍旻深处缓缓飘落，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大明宫的垂宇重檐上，并且摇曳着落在天子李晔的发梢、鼻梁、眉间、心上。

是的，心上。李晔感到整整一个冬天的大雪很可能全部落在了他的心上。否则，他的心头何以变得如此僵硬、沉重而冰凉？

天仿佛已经裂开了。

大雪仿佛永远下不完。

来吧，让暴风雪来得更猛烈些吧。李晔站在大明宫铺满积雪的殿庭中，有些悲壮地仰望苍天。让暴风雪来得更猛烈些吧，直到把这个肮脏的世界全部覆盖，直到把所有罪恶、阴谋、杀戮、流血、死亡全部覆盖……

然后，春天就该来了吧？

到那个时候，这个世界也许就干净了吧？

灵魂中的七道伤

春天终究还是来了。然而，这个世界并没有丝毫改变。

新年正月，昭宗改元“景福”。

尽管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和苦难，充满了无尽的缺憾，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对它抱有希望。因为除了这个喧哗与骚动的世界，我们一无所有。

李晔对自己说。

景福元年（公元892）一开春，凤翔节度使李茂贞、静难节度使王行瑜、镇国节度使韩建、同州节度使王行约、秦州节度使李茂庄突然联名上奏，指控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窝藏乱臣贼子杨复恭，请求出兵讨伐，并共推李茂贞为山南西道招讨使。

昭宗很清楚，这些人打着讨伐贼臣的幌子，事实上无非是想吞并他镇、扩张地盘。所以，他很快就下了一道调停的诏书，命他们和解。

但是，五节度根本不听他的。

二月，李茂贞与王行瑜悍然出兵攻打兴元，半年后将其攻克。李茂贞随即将兴元据为己有。杨守亮、杨复恭等人逃奔阆州。

景福二年（公元893）正月，昭宗眼见李茂贞果真吞并了兴元，不得不采取补救措施，任命李茂贞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时派宰相徐彦若取代他的凤翔节度使之职。

李茂贞勃然大怒。他之所以出兵，目的就是为了据有两镇，如今天子想用山南交换他的凤翔，他当然不会答应。随后，李茂贞不但拒不奉诏，还上表羞辱天子，说：“您贵为天子，可惜连自己的舅父都保护不了（昭宗舅父王环几年前被杨复恭谋杀）；您贵为九州共主，却连杨复恭家的一个小子（杨守亮）都不敢杀，真是可悲可叹！”

受到这等羞辱，昭宗当然不能容忍，当即宣布讨伐李茂贞，命宰相杜让能立刻征调士兵，筹集粮饷。杜让能再三劝阻，表示此时朝廷无力同强藩抗衡，只能暂时忍耐。可昭宗却睁着血红的眼睛说：“朕不甘心做一个懦弱无能的天子，无所作为地坐视社稷衰亡！你只管为朕筹备粮饷，军事行动自有亲王负责，成败与你无关！”

天子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杜让能还能怎么办？

他只能从命。

九月初十，昭宗命覃王李嗣周为京西招讨使，率三万禁军护送徐彦若去凤翔就任。

李茂贞闻讯� ��立刻与王行瑜联手，发兵六万在周至布防。

李嗣周率领的这支禁军都是新近招募的京师少年，而李茂贞与王行瑜的部下却都是久经沙场的百战之兵。所以，这一战的结果也就不难想见了。

九月十七日，李茂贞挥师进攻。两军尚未交锋，朝廷军就不战而溃，四散逃亡了。李茂贞迅速兵临长安城下，要求诛杀首倡征讨之人。杜让能派人送了一封信给李茂贞，说：“发动战争不是皇上的意思，都是我出的主意。”

十九日，李茂贞陈兵临皋驿（长安西），请诛杜让能。杜让能当即入宫向天子辞别：“臣早知必有今日，请用臣的生命解除皇上所受的威胁。”

昭宗不禁潸然泪下，说：“朕与你永别矣！”

这一天，昭宗下诏贬杜让能为梧州（今属广西）刺史，次日再贬为雷州（今属广东）司户。然而，李茂贞并不退兵。他扬言，不杀杜让能，誓不罢休！

至此，昭宗再也无力保全杜让能了，只好赐他自尽。不久，昭宗下诏，以李茂贞为凤翔兼山南西道节度使，并兼中书令；十一月，又任命静难节度使王行瑜为太师，赐号“尚父”，并赐免死铁券。

得到了这些，李王二人方才心满意足，引兵西去。

乾宁二年（公元895年）正月，河中节度使王重盈（王重荣的弟弟）病卒，部将推举他的侄子王珂为留后。此时，王重盈的儿子王珙在保义（治所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担任节度使。他原以为父亲一死，河中自然也要归他所有，不料王珂却捷足先登，王珙很不甘心，立刻出兵进攻河中，同时上疏昭宗，宣称王珂非王氏子，要求朝廷另行委派节度使，实际上就是暗示朝廷把河中也一并给他。

王珙说“王珂非王氏子”，令王珂大为恼怒。因为，王珂本是王重荣的侄子，后来过继为养子，血缘关系还是挺近的，而河中本来就是王重荣传给王重盈的，所以他认为自己肯定有资格继任节度使。而且，王珂还是李克用的女婿，有这么一座大靠山，他当然更不会向王珙示弱。

随后，王珂赶紧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随即上表替女婿请命。与此同时，王珙则用重金贿赂李茂贞、王行瑜和韩建。很快，三节度也联名为王珙请命。

面对这个僵局，昭宗大为头疼。两边都有强藩撑腰，都不能得罪，不过相比之下，李克用对朝廷的威胁似乎要比李茂贞等人小一些。所以最后，昭宗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以李克用奏请在先为由，拒绝了李茂贞等人的请求。

如此一来，关中三镇与朝廷的矛盾便再度激化了。

五月，李茂贞等三镇各出数千精兵，浩浩荡荡杀进了长安，准备废掉昭宗，另立吉王李保。不过，他们很快就得到了李克用自河东出兵的消息，于是不敢久留，只杀了一些与他们不睦的朝臣和宦官，同时迫使昭宗把河中给了王珙，随后留下部分兵力控制朝廷，方才各回本镇。

六月，李克用率兵大举南下，传檄讨伐李茂贞等三人。当时，驻留长安的兵力有两支，一支是李茂贞的义子李继鹏，另一支是王行瑜的弟弟王行实。

听说李克用大兵压境，两人大为恐惧，于是长安城中就出现了相当戏剧化的一幕，李继鹏企图劫持昭宗前往凤翔，而王行实也想劫持昭宗前往邠州，两军随即大打出手，一时京师大乱。最后，昭宗只好在禁军部将李筠的保护下逃离长安，越过秦岭，于七月初到达石门（今陕西蓝田西南）。

昭宗登基之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的品德与才干远胜僖宗百倍，可没人会料到，他最终不但重蹈了僖宗的流亡命运，而且日后的遭遇比僖宗还要不幸百倍。

八月，李克用大军进驻渭桥，派兵前往石门护驾，并分兵进攻三镇。李茂贞知道自己不是沙陀军的对手，只好杀掉李继鹏，上表请罪。昭宗随即赦免李茂贞，命李克用讨伐王行瑜。

八月底，昭宗返回长安。

九月，李克用开始大举进攻王行瑜，很快便兵临邠州（今陕西彬县）城下。王行瑜登上城头，痛哭流涕：“我王行瑜没有罪啊，胁迫天子的事都是李茂贞和李继鹏干的，请您到凤翔去问罪吧，我王行瑜愿意自缚向朝廷请罪。”

李克用在城下仰着头说：“王尚父，你谦恭得有点过头了吧？我奉朝廷之命讨伐三个叛贼，阁下是其中之一。你想自己回朝廷，我可不敢擅自做主。”

数日后，王行瑜抛弃城池，带着全家老小向西而逃。可他刚刚跑到庆州（今甘肃庆阳县）地界时，就被自己的部将砍杀了，首级也被传送京师。

一场祸乱总算平息了。

十二月，昭宗加封李克用为晋王，他的所有部下和子孙也全都加官晋爵。李克用遣使谢恩，同时秘请昭宗诛杀李茂贞。

昭宗觉得，如果杀了李茂贞，李克用的势力将更为强大，到时候就没人可以制衡了。因此，昭宗婉拒了李克用的请求。李克用不禁对左右感叹：“我看朝廷的意思，似乎怀疑我别有用心。我敢断言，李茂贞不除，关中将永无宁日！”

后来发生的事情，果然被李克用不幸言中。

昭宗从石门返京后，深感手下无兵之苦，于是很快就招募了数万人，在禁军之外又组建了殿后四军，全部交给宗室亲王统领。

得知朝廷招兵买马的消息，李茂贞立刻跳了起来。在他看来，天子此举显然是在针对他。乾宁三年（公元896年）七月，李茂贞再次勒兵，直逼京畿。昭宗大恐，一边遣使向李克用告急，一边再次逃离长安，准备前往太原。没想到，昭宗一行刚刚跑到华州（今陕西华县），便被韩建给扣了下来。

当时，李克用正被幽州的刘仁恭牵制，无暇南下勤王，于是昭宗便被韩建软禁了整整两年。在此期间，韩建与李茂贞互为表里，逼迫昭宗解散了刚刚组建的殿后四军，处决了护驾有功的禁军将领李筠，并且罢黜了诸王的兵权。不久，又发兵围攻诸王府邸，丧心病狂地将通、沂、睦、济、韶、彭、韩、陈、覃、延、丹十一王全部杀死。其后，又迫使昭宗下诏罪己，恢复了李茂贞的所有官爵。

做完这一切，韩建和李茂贞才于第三年八月把昭宗放还。

昭宗第二次回到长安之后，改元“光化”。

这是他登基后的第五次改元。纵观昭宗一生，在位十五年，总共七次改元，平均差不多两年改一个年号，是自安史之乱以来改元最频繁的一任天子。

也许，改元本身并不能直接说明什么问题。但是，当我们回溯整个唐朝历史，就会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发现，唐太宗李世民一生在位二十三年，仅仅使用了“贞观”一个年号；而唐玄宗李隆基一生中最鼎盛的二十九年，也仅仅使用了“开元”一个年号。而这两个年号，却成了盛唐的标志，成了太平盛世的代名词。

而反观唐昭宗七次改元所置身的这个时代，我们也许就会有一种近乎无奈的顿悟——原来，唐朝末年这七个年号并不是普通的年号。

它们是七簇血迹、七道泪痕，是一个巅峰王朝临终前的七声呼告，是一个末世帝王绝境中的七次挣扎，是一个突围未遂的士兵遗落在战场上的七把断戟，是一个失败的男人灵魂中永不愈合的——

七道伤口。

光化政变：天子成了阶下囚

自从光化元年（公元898年）回到长安后，昭宗李晔就仿佛变了一个人。

从前的天子温文尔雅，冷静自律，如今却变得酗酒贪杯、喜怒无常。对此，最为不安的莫过于他身边的宦官了。因为自登基以来，昭宗对付藩镇没什么本事，可打击宦官却很有一套。大宦官田令孜和杨复恭都在他手里头栽了，而就在光化三年（公元900年）春，他又和宰相崔胤联手除掉了专权揽政的左右枢密朱道弼、景务修。宦官们人人自危。无论是身居高位的权宦，还是专供洒扫的小黄门，都对这个性情难测、日渐暴戾的天子又惧又恨。

当时，宦官集团的首领是左右中尉刘季述、王仲先与左右枢密王彦范、薛齐偓。一种相同的忧虑和恐慌不断在他们中间蔓延。鉴于这种处境，四人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应该主动出击，绝不能坐以待毙。

经过多次密谋，四个权宦终于制订了一个行动方案——伺机发动兵变，拥立太子即位，逼迫天子退位为太上皇，同时与凤翔李茂贞、镇国韩建结为奥援，对内控制朝廷，对外威逼诸藩，挟天子以令诸侯。

方案既定，接下来就是等待时机了。

这一年十一月初四，昭宗到北苑狩猎饮酒，深夜回宫时已经酩酊大醉，忽然狂性大发，砍杀了几个侍从宦官和宫女。次日清晨，宫门迟迟未开。刘季述意识到机会来了，便以“宫中必有变”为由，到中书省叫上崔胤，然后带着千名禁军破门而入，直趋昭宗寝殿。

众人进入寝殿，眼前的一幕顿时让他们目瞪口呆——昨夜被杀的几个人仍旧僵硬地躺在地上，鲜血喷溅得到处都是，而天子居然还四仰八叉地躺在龙床上呼呼大睡。

刘季述冷笑着对崔胤说：“瞧瞧吧，这就是主上的所作所为。这样的人，如何还能治理天下？废昏立明，自古皆然！为国事计，这恐怕不能算不忠吧？”

看着刘季述身后全副武装的禁军士兵，崔胤脸色苍白，冷汗直流，只能诺诺点头。

初六，刘季述召集百官入宫，陈兵殿前，拿出一份要求太子监国的联名奏章，命崔胤和百官传阅后签署。满朝文武没人敢说半个“不”字，纷纷签字画押。

然后，逼宫行动就开始了。

刘季述拿着百官联名的奏章，率领一千多名禁军，一路大摇大摆地进入宫中，路上逢人便杀，一直杀到了昭宗所在的思政殿。

听见外面杀声四起，昭宗吓得从御榻上一头栽下。刚爬起来想跑，刘季述就走过来一把按住了他，说：“陛下厌倦当皇帝了吧？如今，朝野内外一致要求太子监国，请陛下移居东宫（少阳院），好好静养吧。”

昭宗不甘心地说：“前天与贤卿们一块饮酒，多喝了几杯，哪里会糟到这种地步呢？”

刘季述晃晃手上的奏章：“这事不是我们干的，都是南司（朝臣）的意思，我们也没办法。请陛下暂居东宫，等局势稳定了，再接您回宫。”

当天，昭宗被迫交出传国玉玺，与皇后一起被押送少阳院，随从的只有嫔妃、公主和宫女十几个人。看着天子的一副窝囊样，刘季述忽然生出一种施虐的渴望，于是把天子叫到面前，拿起一根银棒在泥地上写写画画，说：“某年某月某日，你不听我的话，这是你的第一条罪；某年某月某日，你不听我的话，这是你的第二条罪；某年某月某日……”如此这般，一直数落了几十桩，直到把天子脚边的地方都画满了，才意犹未尽地停了手。

离开的时候，刘季述亲手锁上院门，又把铁水灌进锁孔，随后命左军副使李师虔率兵把守，让他严密监视天子的一举一动。最后，刘季述又命人在院墙上凿了一个洞，用来递送饭菜，同时严令所有人，一律不准把兵器、剪刀、针之类的东西递进去。

很显然，刘季述是不想让昭宗自杀，而是要把他困在里头活受罪，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几天后，昭宗让人递出话来，要求得到一些银钱布帛。

刘季述一听就乐了。

阶下之囚要钱干什么？莫非你是想拿钱贿赂看守，改善处境？呵呵，想得倒美！

昭宗的请求被拒绝了。他只好退而求其次，提出只要纸和笔。

刘季述再次冷笑。

纸和笔？你又想干什么？难不成是想写封求救信递出去，让人来把我杀了，好把你救出去？你真把我刘季述当傻瓜了？

可想而知，昭宗的所有要求都被刘季述一口回绝。

当时已是深冬，天气极其寒冷，跟天子一起被关的嫔妃和公主们缺衣少被，哀泣声日夜不绝。

初十，在刘季述等人的一手策划下，太子李裕改名

李缜，即皇帝位，同时以李晔为太上皇，少阳院也改名问安宫。

天子成了阶下囚，并且遭到废黜和虐待，天下诸藩人人心知肚明，可人人都按兵不动。

这是一个极其微妙的时刻。所有人都在等待和观望，没有人愿意当出头鸟，都想后发制人，坐收渔翁之利。其结果，就是什么事也没发生——昭宗被废整整一个月，天下依旧一片沉默。

在此情况下，宰相崔胤不得不采取行动了。

凭着平日与禁军将领孙德昭等人的私交，崔胤暗中找到他们，请求他们诛杀宦官，救出天子。当然，崔胤给他们开出了很高的价码，承诺事成之后必将给予高官厚禄。孙德昭等人怦然心动，遂于次年正月初二发动兵变，将刘季述、王仲先等四人全部杀死，救出了昭宗。

昭宗复位后，第一时间便把刘季述等四人满门抄斩，同时诛杀了一大批党羽。紧接着，昭宗论功行赏，任命孙德昭为静海节度使、同平章事，并赐名李继昭。

昭宗虽然复位了，但这场政变仍然令他和宰相崔胤心有余悸。不久，崔胤就向昭宗提出，所有祸乱的根源皆因宦官掌握兵权，要彻底根除祸乱，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禁军兵权收回来，由宰相掌控。

这何尝不是昭宗的想法？可是，这件事却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在唐朝，宦官掌控禁军的历史已经有一百多年，所有人早把这看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绝不是说变就能变的。此外，从禁军本身的角度来讲，他们肯定跟宦官更为亲近，对文臣则没什么好感。因为一般而言，文臣总是比较讲究纲纪和原则的，这对禁军将士无疑会形成束缚。而宦官就不同了，除了利益，他们不会在乎任何东西。

所以，崔胤刚刚提出建议，立刻在禁军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将领们纷纷发出强烈抗议。就连已经离开禁军的李继昭也站了出来，替昔日同僚向天子进言说：“我们世代从军，从没有听说把军队交给书生的！”

昭宗无奈，只好再次以宦官韩全诲、张彦弘分任左右中尉。

这两个宦官以前都当过凤翔监军，和李茂贞的关系非同一般。如今宰相崔胤跟宦官势同水火，韩、张二人势必要引李茂贞为援。而与此同时，跟朱全忠私交甚笃的崔胤则担心自己遭到宦官报复，当然也要以朱全忠为外援。

可想而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两派势力必将要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大权旁落、命若飘蓬的天子李晔，也必将在这样的恶斗中再度成为牺牲品。

在九世纪的最后几年里，中原的朱全忠俨然已经取代河东的李克用，成了天下势力最强的军阀。

自从文德元年（公元888年）消灭相邻的劲敌秦宗权之后，朱全忠就展开了大规模的扩张行动。首先，他把兵锋指向了东方，先是在景福二年（公元893年）消灭了盘踞徐州的时溥，接着又在乾宁四年（公元897年）吞并了郓州和兖州。随后，朱全忠又把目光转向了北方的河朔三镇。

光化元年（公元898年）五月，朱全忠渡河北上，攻取了李克用辖下的邢、洺、磁三州。同年十二月，李克用的部将李罕之以潞州投降朱全忠。光化二年（公元899年），幽州的刘仁恭南侵魏博，朱全忠援助魏博的罗绍威击退刘仁恭，从而将魏博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随后又兵临镇州城下，逼降成德的王镕。光化三年（公元900年）十月，朱全忠又进攻定州，逼降义武的王处直。刘仁恭出动大军援救，被朱全忠击败，部众被杀六万多人，刘仁恭大势已去，只好向朱全忠臣服。

至此，河北诸镇全部归附朱全忠，李克用的右臂已被齐齐斩断。

紧接着，朱全忠又把目光转向了河中。

在朱全忠看来，只要再卸掉李克用这另外一条膀子，河东就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了。

流亡的路上没有方向

天复元年（公元901）正月，朱全忠突发大军，一举攻陷了河东的绛州和晋州，扼住了河东与河中的咽喉，随后大军直扑河中。

河中节度使王珂知道自己根本不是朱全忠的对手，慌忙向李克用发出十万火急的求救信，他的妻子在信中质问李克用：“女儿随时可能被敌人俘虏，父亲大人为何坐视不救？”李克用无奈地回信：“敌军扼守晋、绛，我军寡不敌众，如果我执意出兵，势必和你们一同灭亡。告诉王郎，倘若实在不能坚守，不如全族归顺朝廷。”

到了这个地步才让女儿女婿归顺朝廷，显然只是一种聊胜于无的虚幻慰藉。

二月，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王珂不得不向朱全忠投降。朱全忠随即将王珂全族迁到大梁，不久便将其诛杀。三月，朱全忠派遣大将氏叔琮率兵五万，自天井关出太行山，兵锋直指李克用的老巢太原；同时又调动魏博、成德、天平、义武等诸道大军，分别从新口（今河北武安市西）、土门（今河北鹿泉市西南）、马岭（今河北邢台市西北）、飞狐（今河北涞源县）、阴地（今山西灵石县西南）等方向出发，兵分六路，对李克用发起了总攻。

随后，氏叔琮一路攻城略地，以所向披靡之势逼降了河东的多员大将，于三月底兵临太原城下。

至此，李克用已经没有退路，只能背水一战了。随后的日子，李克用毅然离开帅府，亲自登城组织防御。当时正逢天降大雨，数十天内连绵不绝，城墙遭雨水浸泡后连连坍塌。李克用指挥士兵随塌随筑，多日衣不解带，连吃饭喝水都没有时间。

就在太原危在旦夕的紧要关头，老天爷救了李克用一命。

由于氏叔琮贪功急进，部众多日苦战，身体已经虚弱到了极点，加之连日大雨，很多士兵都感染了疟疾，战斗力大为削弱。此外，由于战线拉得太长，补给线又被大雨阻断，粮草已然不继。在此情况下，朱全忠不得不向氏叔琮下达了撤兵的命令。

李克用就此躲过一劫。

但是，经此重创，李克用已经元气大伤。后来的几年里，他只能收缩战线，休养生息，再不敢轻易跟朱全忠直接交锋，更无力与他逐鹿天下了。

据有河中之后，朱全忠向北遏制河东，向南威胁关中，势力空前壮大，天下已经无人可以匹敌。

走到这一步，朱全忠问鼎天下的野心便已昭然若揭了。接下来，他自然要把目光瞄向关中，瞄向长安，瞄向大明宫中那个目光忧郁、神情凄惶的天子李晔。与此同时，宰相崔胤与宦官韩全诲之间的斗争也已进入了白热化状态。

由于崔胤在朝中的势力不小，韩全诲等人担心斗不过他，便暗中联络李茂贞，准备把昭宗劫持到凤翔。而崔胤则料定宦官们必有这个打算，也赶忙致信朱全忠，宣称奉天子密诏，命他发兵入京保护天子。朱全忠本来就想把昭宗劫到洛阳，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见信后正中下怀，遂于这一年十月从大梁出兵，直驱长安。

十月十九日，韩全诲等人得知朱全忠已经出兵，立即率兵入宫，胁迫昭宗随他们西走凤翔。昭宗悲怆莫名，秘赐手札于崔胤，最后一句说：“我为宗社大计，势须西行，卿等但东行也。惆怅！惆怅！”（《资治通鉴》二六二）

天复元年十一月初四，韩全诲陈兵殿前，对昭宗说：“朱全忠大军迫近京师，打算劫持陛下到洛阳，企图篡位，我们请陛下驾临凤翔，集结勤王之师共同抵御。”昭宗说什么也不肯走，韩全诲便命人纵火焚烧宫室。昭宗万般无奈，只得和皇后、嫔妃、诸王共计一百多人，一步一回头地登上了离京的马车。

那一天，天子泪流满面。所有同行的人也全都放声恸哭。

走出宫门很远之后，天子李晔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熊熊烈火正在疯狂燃烧，把大明宫的上空映照得一片通红。

那一刻，李晔觉得有另一场烈火正在自己的灵魂深处燃烧。

许多东西，已经在这场无形的大火中灰飞烟灭。诸如勇气、豪情、梦想，诸如信心、希望、使命感……所有这一切，全部都化成缕缕青烟，在冬日的寒风中飘散。

朱全忠大军自河中入关后，先是进逼华州，迫降了韩建，继而攻打邠州，逼降静难节度使李继徽，如入无人之境。

得到消息后，李茂贞与韩全诲震恐，赶紧假传天子诏命，急召李克用入关。李克用随即发兵袭击朱全忠的后方。朱全忠匆忙回镇河中。

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四月，崔胤前往河中，泣请朱全忠讨伐李茂贞，救出天子。五月，朱全忠发精兵五万，再次入关，进击凤翔。六月初十，李茂贞出兵与朱全忠在虢县北面展开激战，结果李茂贞大败，被杀一万余人。十三日，朱全忠进围凤翔。

从这一年六月到十一月，李茂贞下辖的其他州县相继被朱全忠占领，凤翔就此变成一座孤城。那些日子，朱全忠的士兵天天在凤翔城下击鼓叫嚣，骂守城的人是“劫天子贼”，而城上的凤翔士兵则骂攻城的人是“夺天子贼”。

凤翔受困日久，粮食耗尽，加上这一年冬天天气奇寒，城中饿死冻馁的人不计其数。往往是一个人刚刚倒地，还没咽气，身上的肉就被人剐了去了。市场上公开出售人肉，每斤叫价一百钱，狗肉则叫价五百钱。日子一长，就连李茂贞本人的积蓄也全部耗尽。而昭宗李晔则只能拿着他和小皇子的衣服到市场上变卖，以换取一点可怜的粮食。公主和嫔妃们更是天天喝稀饭，不仅有上顿没下顿，而且就连这最后一点粮食也即将告罄……

天复三年（公元903年）正月，李茂贞再也无力支撑，只好斩杀韩全诲、张彦弘等宦官，向朱全忠投降，同时放归天子。朱全忠入城后，将所有宦官全部屠灭，前后共杀七十二人。此外，又秘密派人搜捕京畿附近所有已经辞官归隐的宦官，又杀了九十人。

正月二十七日，昭宗回到长安。这是他第三次流亡后的王者归来。昭宗在心中暗暗祈祷，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并不是最后一次。

一年之后，昭宗还将第四次被迫离开长安，踏上流亡之路。并且这一次，他再也没有回来。

昭宗回京后，崔胤当即上奏，要求将宦官斩尽杀绝。昭宗同意了。正月二十八日这天，朱全忠在大明宫中展开了一场大屠杀，一日之间杀了数百名宦官，喊冤哀号之声响彻宫廷内外。随后，那些奉命出使各藩镇的监军，也纷纷被就地捕杀。

大屠杀过后，皇宫中只留下三十个年纪幼小的小黄门，以供洒扫。

不久，左右神策军并入六军，全部交由宰相崔胤统领。

宦官时代就此终结。

自安史之乱后，为患帝国一百五十多年的“宦官乱政”终于画上了句号。大明宫里，再也看不见那些面白无须，手握生杀废立大权的人了。然而，到了这一刻，大唐帝国距离那个覆灭的终点也已经不远了……

天复三年二月，昭宗下诏，赐给朱全忠“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的名号。

朱全忠命心腹将领朱友伦、朱友谅率步骑一万留守京师，然后回军大梁。随后的日子，朱全忠对东方的残余势力（淄青镇）展开了最后的兼并战争，以雷霆万钧之势先后攻克博昌（今山东博兴县）、临淄、登州（今山东蓬莱市）等地，而后进围青州。

九月，淄青节度使王师范投降。

至此，大河南北全部被朱全忠纳入囊中。

接下来，是不是应该轮到朱全忠挟天子令诸侯了？

是的。不过在此之前，朱全忠必须先除掉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他这些年来最得力的盟友——宰相崔胤。

自从铲除宦官集团后，崔胤就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大有一手遮天之势，不但百官进退要以他的好恶为转移，就连天子的一举一动也要向他报告。天复三年五月，崔胤又以禁军兵员严重不足为由，奏请天子招募士兵、扩充军队。他这么做，表面理由当然是为了保护朝廷和天子，其实是为了培植和巩固他的个人势力。

这一切，当然都没有逃过远在汴州的朱全忠的眼睛。

朱全忠意识到，这个在朝中日渐坐大的家伙已经不再是自己的盟友了。换句话说，他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道理很简单，当初朱全忠跟崔胤交结，目的无非是想让他在朝中充当内应，随时窥伺天子和朝廷的动静，可现在，长安业已驻留了自己的军队，天子也已完全处于自己的掌控之中，留着这个崔胤还有什么用呢？

留着他，无异于留着一颗绊脚石。

天复四年（公元904年）正月，朱全忠秘奏天子，指控崔胤擅权乱政，离间君臣，随后便命心腹将领朱友谅杀了崔胤。

最后，朱全忠就要“挟天子令诸侯”了。

正月十三日，朱全忠驻兵河中，强迫昭宗迁都洛阳。二十二日，迁都行动开始，汴州军队强行驱赶长安城中的士民和百官上路，一刻也不准停留。成千上万的百姓们扶老携幼，一路不停地哀叫哭号。二十六日，朱全忠命军队将长安城内的宫殿、民宅及所有建筑全部拆毁，拆除下来的木料全都扔进了渭水。

绝世繁华的帝京长安，从此沦为一座废墟。

二十八日，昭宗一行到了华州，当地百姓夹道欢迎，山呼万岁。昭宗不禁泣下，说：“勿呼万岁，朕不复为汝主矣！”（《资治通鉴》二六四）

当天晚上，昭宗下榻在华州行宫，黯然神伤地对左右说：“民间有句俗语说，‘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朕如今漂泊流亡，不知道最终要落向何方？”

言毕已经涕泪沾襟，左右皆陪着天子同声落泪。

流亡的路上没有方向。但是，肯定会有一个终点。

洛阳，会是昭宗李晔的终点吗？

走向终点

从长安走向洛阳的一路上，昭宗李晔一次次寻找机会派人向诸藩告急，命河东李克用、西川王建、淮南杨行密等节度使火速率兵勤王。朱全忠发现天子始终徘徊不前，知道其中有诈，遂一再催促。昭宗先是推托皇后刚刚生产，不便上路，随后又授意司天监上奏，说星象有变，东行不利。

然而，不管昭宗找什么借口，朱全忠给他的答复只有一个相同的动作——杀人。

昭宗说皇后刚刚生产，朱全忠就命人杀了医官。昭宗说星象有变，朱全忠就命人杀了司天监的人。到最后，昭宗终于无可奈何，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上路。

自从崔胤被杀后，禁卫六军基本上就溃散了，跟随天子东行的，只有两百多个内苑的少年，但也仅是陪伴天子打球，以供差遣而已，根本谈不上保卫天子的安全。

即便如此，朱全忠还是没有放过他们。

天复四年闰四月初九，昭宗一行抵达洛阳郊外。朱全忠在营帐中摆设宴席，召集那两百多个少年一同赴宴，然后就在宴席上把他们全部勒死了。

之所以用绳子勒死，而不是用刀砍，是为了不让鲜血弄脏他们身上的衣服。因为那些衣服，朱全忠有用。事先，朱全忠已经找了两百多个年龄、身材都与他们相仿的少年。事后，他让这些人穿上了死者的衣服，一如往常地侍奉天子。昭宗刚开始毫无察觉，过了好几天才发现，但也只能佯装不知。

闰四月初十，昭宗李晔进入洛阳，于次日改元“天祐”。

此时的昭宗，显然对未来还抱有一丝希望。

然而，此时的李唐之天，已经没有人可以庇佑了。

历时二百八十多年的大唐帝国，开始进入了倒计时状态……

随后的几个月里，朱全忠得到耳目奏报，说李克用、李茂贞、王建、杨行密等藩镇之间公文往来异常频繁，文中都是一些振兴社稷、匡复李唐的话。朱全忠随即产生了一种夜长梦多之感。而且，在朱全忠看来，昭宗年长，在位日久，要将他取而代之，相对于幼主无疑要困难得多。思虑及此，朱全忠决定采取最后的行动。

天祐元年（公元904年）八月，留在洛阳负责监视天子的心腹将领蒋玄晖、朱友恭、氏叔琮接到了朱全忠的行动指令。

八月十一日深夜，蒋玄晖等人带着几百名士兵敲响了皇帝寝宫的大门，声称有紧急军情要奏，必须面见天子。嫔妃裴贞一刚打开宫门，一眼就看见了杀气腾腾的士兵，不禁脱口而出：“奏事何须带这么多兵？”

话音未落，蒋玄晖的手下史太已经一刀把裴妃砍倒在了血泊中。

随后，蒋玄晖等人长驱直入，又撞见了昭仪李渐荣。

蒋玄晖喝问：“皇上在哪？”

昭仪李渐荣已经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赶紧高声呼叫：“宁可杀了我们，也不能伤害天子！”

此时，昭宗正喝得烂醉如泥，倒在床上呼呼大睡，但是李昭仪故意发出的叫喊还是惊醒了他。昭宗慌忙从床上跳起，躲到了寝殿的柱后。然而，蒋玄晖已经带人冲了进来。李昭仪也冲进来挡在了天子身前，史太先把她砍倒，随即一把揪住天子，高高地举起了那把带血的屠刀……

那一刻，没有人知道唐昭宗李晔的眼前，是否闪过他十五年不堪回首的帝王生涯。是否还会想起，他即位之初那一番拯救社稷、匡扶李唐的雄心壮志。

没有人知道。

我们只知道，这一刻的李晔终于可以休息了。这个左冲右突、奋力厮杀的单兵，这个疲惫绝望、无人喝彩的单兵，这个没有同盟、没有援军的单兵，此刻终于可以躺下休息了。

他太累了，需要一场长眠——一场永不被世人惊扰的长眠。

昭宗一死，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八月十二日，蒋玄晖假传诏书，拥立辉王李祚（昭宗第九子）为太子，改名李柷，并宣布由太子监国。同日，年仅十三岁的李柷在昭宗的灵柩前即位，史称昭宣帝，又称哀帝。

而上面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朱全忠都不在洛阳。也就是说，他拥有“昭宗被弑案”的不在场证明。

直到十月，朱全忠才“听说”蒋玄晖、朱友恭等人刺杀了昭宗。

听到消息的这一刻，朱全忠露出痛不欲生的表情，发出如丧考妣的哭泣，然后又做了一个“投身触地”的危险动作。整个过程一气呵成，真实� �然，足以令观者悚然动容。表演完毕，朱全忠才不无悲愤地说：“这些奴才辜负了我，害我蒙受万世骂名！”

十月初三，朱全忠来到洛阳，扑在昭宗的灵柩上痛哭流涕，然后晋见昭宣帝，赌咒发誓说这些事都与他无关。十月初四，朱全忠将朱友恭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市）司户、氏叔琮贬为白州（今广西博白市）司户，随即又命他们自杀。朱友恭临死前大喊：“卖我以塞天下之谤，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后乎！”（《资治通鉴》卷二六五）

然而，此刻的朱全忠会畏惧鬼神、担心绝后吗？

显然不会。

因为，他要做的事还很多，要杀的人也还很多。

天祐二年（公元905年）二月初九，朱全忠在洛阳宫的九曲池大摆宴席，盛情邀请昭宗的九个儿子（德王、棣王、虔王、沂王、遂王、景王、祁王、雅王、琼王）赴宴。九王酒酣耳热之际，朱全忠命人把他们全部勒死，然后投尸九曲池。

六月，朱全忠又将裴枢等颇具时望的三十几名朝臣召集到白马驿，一夜之间全部砍杀。左右对他说：“这群人平时自诩‘清流’，要是把他们投入黄河，岂不成‘浊流’了！”朱全忠纵声大笑，随即将这三十几具尸体全部抛入黄河。

十一月，朱全忠晋位相国，总揽帝国朝政（总百揆）。

做完这些，朱全忠就图穷匕见了。

天祐四年（公元907年）三月，朱全忠逼迫昭宣帝禅位。四月，朱全忠更名朱晃，将汴州改为开封府，即皇帝位，国号“大梁”，改元“开平”，同时废昭宣帝为济阴王，不久后又将其诛杀。

这位朱晃（朱全忠、朱温），就是历史上的后梁太祖。

至此，历时二百八十九年的大唐帝国宣告覆亡。

唐朝虽然覆灭了，但是死亡和裂变却远远没有终结。

因为，朱温篡唐只不过是完成了中枢政权的转换而已，并没有一统天下。他建立后梁时，十世纪初的中国全境仍然是一个分崩离析、群藩割据的乱世残局。除了朱温建于中原的后梁政权外，遍布四方的主要割据势力还有河东的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幽州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凤翔的李茂贞，淮南的杨行密，西川的王建，浙江的钱鏐，福建的王潮，湖南的马殷，广州的刘隐……

在十世纪的上半叶，几代乱世军阀轮番入据中原，你方唱罢我登场，先后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中枢政权，史称“五代”。与此同时，散处四方的藩镇也分别建立了“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荆南、北汉”等割据政权，史称“十国”。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之一——五代十国。

直到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之后，开始南征北讨，一一消灭了散处四方的割据政权，历时半个多世纪的乱世残局才逐步走向终结。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