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大唐反击战
李泌：布衣“宰相”
李泌，字长源，自幼聪敏，博涉经史，工于诗书，常以王佐之才自命。李泌从小就有“奇童”之称，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他刚刚六岁的时候，玄宗便慕名召其入京。李泌入宫觐见时，玄宗正和宰相张说弈棋。为了考察他的才智，玄宗就暗示张说考考他。张说随口说了一句：“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然后让他用“方、圆、动、静”四个字，也照这个样子赋句。李泌不假思索，张口就说：“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新唐书·李泌传》）
此言一出，顿时语惊四座。玄宗大喜，对左右说：“这孩子的心智，远远超越了他的年龄。”当即赐给财帛，并特地颁了一道敕令，让他的父母善加培养。当时的著名朝臣张九龄、张廷珪等人，都对他非常欣赏，并与他结成了忘年之交，常亲切地称他为“小友”。
长大成人后，李泌更为博学，尤其精通《周易》。但他却无心仕途，耻于像一般人那样追求功名，而是钟情山水，欣慕老庄、神仙之术，经常云游或隐居于嵩山、华山和终南山之间。天宝中期，李泌给玄宗上书，直言当时的朝政得失，玄宗才猛然回忆起当年那个“奇童”，随即征召李泌入朝，授予翰林待诏之职，让他到东宫辅佐太子李亨。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李泌和李亨结下了不解之缘。李亨对他非常敬重，常称其为“先生”。从严格意义上讲，翰林待诏只是文学侍从，算不上真正入仕，而玄宗也曾经想授予李泌正式官职，却被他婉拒。所以，李亨和李泌实际上一直是“布衣之交”。
在东宫供职几年后，李泌因看不惯杨国忠的恃宠擅权，写了一首《感遇诗》讥讽朝政，结果得罪了杨国忠，旋即被逐出京师。李泌干脆脱离政治，从此躲到河南嵩山，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涯。
此后的几年里，李亨和李泌就断了音信。
当李亨从马嵬北上灵武之时，内心的彷徨和无助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他第一时间就想起了李泌，随即派人前往嵩山寻访，希望李泌能出山辅佐他。
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之际，李泌当然没有理由置身事外、袖手旁观。于是，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跟着使者日夜兼程赶到了灵武。李亨大喜过望，旋即引入内殿，与他促膝长谈。从此，李泌便以一介布衣的身份留在了肃宗身边，“出则联辔，寝则对榻”，就跟当年在东宫的时候一样。肃宗“事无大小皆咨之，言无不从，至于进退将相亦与之议”（《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很显然，此时的李泌虽然仍是布衣之身，但他对肃宗的影响力却远远超越了文武百官，甚至超越了宰相，完全称得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肃宗多次要任命李泌为宰相，可李泌却坚决推辞。他说：“陛下像朋友一样对待我，说明我的身份比宰相还要尊贵，何必一定要我入仕为官，违背我的心志呢？”肃宗只好作罢。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肃宗朝廷的规模越来越大，权威也日渐提升，一切都在朝着正规化的方向快速发展，因而李泌的布衣身份也越来越让肃宗感到尴尬。有一次，肃宗和李泌一起路过军营，士兵们就指着他们窃窃私语，说：“那个穿黄衣服的是‘圣人’，那个穿白衣服的是‘山人’。”所谓“圣人”，意指皇帝；而所谓“山人”，意思就是山野村夫了。肃宗听到这样的话，心里当然是老大不爽，于是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改变李泌的布衣身份。
肃宗把外面的议论告诉了李泌，然后说：“值此非常时期，我虽然不敢强迫先生当官，但还是请先生换一件紫袍（三品以上官服），以免下面的人说三道四。”李泌不得已，只好接受。可李泌刚刚把紫衣穿上，肃宗就笑容满面地看着他说：“既然紫衣都穿了，岂能没有一个名分！”随即从怀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一道敕令，宣布任命李泌为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所谓“侍谋军国”，是李亨的一项特殊发明，也是专门为李泌量身定做的。由此可见，为了让这个死活不肯当宰相的李泌有一个合适的名分，李亨可谓用心良苦。
这下子李泌才知道自己被肃宗忽悠了，赶紧连声推辞。肃宗一脸正色道：“朕不敢封你为宰相，只是暂时给你一个身份，等到叛乱平定，便任你远走高飞。”
皇帝都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李泌要是再推辞，就显得太不近人情了。李泌无奈，只好勉强答应。
李泌之所以死活不肯当官，首先当然是因为他那与众不同的个性。他一贯鄙视世间的虚名浮利，尤其鄙视那些为了权力、富贵而不择手段的钻营之辈。因此，即便是为了辅佐李亨而不得不出山，他也希望自己始终保有一种超脱的心态，不愿被世间的功名利禄所捆绑。
不过，这还不是李泌拒不为官的最主要原因。
事实上，李泌的真正动机要比这个深远得多。用明末思想家王夫之的话说，李泌之所以屡辞相位，是因为他心中怀有一种关乎唐室兴亡之“大机”。
众所周知，玄宗执政后期，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君轻爵位”而“人觊贵宠”。这两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也就是说，皇帝既然滥封滥赏，不珍惜朝廷爵禄，百官当然只求谄媚皇帝，一心博取富贵荣宠。天宝末年，之所以内有杨国忠恃宠擅权，外有安禄山阴谋反叛，正是这一积弊导致的后果。
所以，李泌的“大机”，就是想铲除天宝政治的这种积弊。
具体言之，李泌是想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达成两个目的：一、为肃宗朝廷的文武百官树立一个榜样，使得“人不以官位为贵而贵有功，不以虚名为荣而荣有实”（《读通鉴论》卷二三）。也就是让官员们真正为国家和百姓做事，而不是唯上媚上，一门心思只想着升官发财。二、在此基础上，使肃宗朝廷自上而下都能养成一种“珍惜爵赏”“不贪荣利”的健康风气，为肃宗的中兴大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开局。
毋庸讳言，以李泌一人之力，是很难改变一个时代的积习的，但是唯其如此，李泌的努力才更显得难能可贵。
能够得到李泌这种不世出的王佐之才，实在是肃宗李亨的幸运。李泌纵然改变不了一个时代的风气，但在辅佐李亨这件事上，他的智慧和才能还是绰绰有余的。
刚到灵武不久，李泌就曾经及时纠正了肃宗即将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那是关于天下兵马元帅的人选问题。
起初，肃宗是想把这个重要职位交给三子建宁王李倓，因为李倓生性英勇果敢，善于骑射，且富有才略。比如，李亨与玄宗在马嵬分兵后，北上灵武的主意就是李倓提出来的。后来，在奔赴灵武的一路上，李亨一行“屡逢寇盗”，全靠李倓“自选骁勇，居上（李亨）前后，血战以卫上”（《资治通鉴》卷二一八），李亨才得以转危为安。
这么优秀的儿子，李亨没有理由不把元帅的职务交给他。
但是，肃宗的决定却遭到了李泌的反对。他说：“建宁王固然是元帅之才，但广平王李俶是长兄。如果建宁王在平叛战争中立下大功，那将把广平王置于何地？”
肃宗不以为然地说：“广平是长子，本来就是未来储君的当然人选，何必一定要居元帅之位？”
李泌说：“问题是广平王现在还没有正位东宫！如今时势艰难，人心所向都在于元帅，倘若建宁王大功既成，即使陛下不以他为储君，追随他立功的那些人岂能答应？太宗皇帝和太上皇当年发生的那些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肃宗闻言，不禁悚然一惊。
他一心只想着早日收复长安，却差点造成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隐患。如果不是李泌及时提醒，他就酿成大错了。肃宗随即改变决定，把元帅的职务给了广平王李俶，命他统御诸将。
事后，建宁王李倓得知此事，马上向李泌当面致谢，说：“这正是我的心愿。”
李泌的这次劝谏，化解了一场兄弟阋墙的危机。
紧接着，他又对肃宗进行了一次劝谏，成功避免了肃宗与玄宗之间有可能产生的父子相猜。
有一天，肃宗和李泌在谈话，话题不知不觉扯到了李林甫身上，肃宗咬牙切齿地说，等到克复长安之日，一定要颁布一道敕令，将李林甫的坟墓挖开，焚骨扬灰，以泄心头之恨。李泌却大摇其头，说：“陛下方定天下，奈何找死人寻仇！李林甫现在不过是一具枯骨，无知无觉，陛下这么做，只能徒然显示圣德之不弘而已。更何况，天下降贼的人那么多，一旦听到此事，必然心生恐惧，这不等于阻断了他们的自新之途吗？”
肃宗大为不悦，说：“此贼过去千方百计要害朕，让朕朝不保夕。朕能够活到今天，全靠上天庇佑！李林甫当时也看你不顺眼，只是未及对你动手就死掉了，难道你想宽恕他？”
李泌道：“臣岂不知李林甫当年的所作所为，但臣考虑的不是这些。请陛下想一想，上皇君临天下近五十年，享尽太平欢乐，而今一朝失意，远走巴蜀。南方气候恶劣，而上皇年事已高，若听到陛下敕令，一定会认为陛下是因为当年韦妃被黜一事记恨他。倘若上皇因此产生不安和愧疚，以致感伤成疾，那么陛下必然会被人指为‘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亲’，到时候，陛下何以自解？”
肃宗闻言，顿时如梦初醒，当即起身，仰天长拜，说：“朕根本没想到这些，是上天让先生进此忠言啊！”然后抱住李泌，涕泣不已。
李亨的表现虽然比较夸张，但也是有感而发的。
毕竟，李林甫是玄宗多年宠信的宰相，有道是打狗也要看主人，你李亨要是真的把他挫骨扬灰，那无异于是在扇玄宗的耳光，你让他老人家的脸往哪里搁？更何况，李亨作为一个自立门户的天子，极力淡化“擅立”的恶名犹恐不及，何苦再招惹世人非议，无端背负“不能安君亲”的骂名呢？假如不是李泌深谋远虑，及时进谏，李亨显然又要犯下低级错误了。
李泌处处以大局为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固然对肃宗有很大的帮助，但有时候也难免因直言极谏而得罪人。
比如肃宗朝廷刚刚从灵武迁至顺化不久，李泌就得罪了一个特殊人物。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女人。
她就是肃宗的爱妃张良娣。
张良娣：这个女人有心机
张良娣是一个来头不小的女人。
她的祖母和玄宗的生母窦氏是亲姐妹。玄宗年幼时，母亲窦氏被武则天派人暗杀，玄宗就一直由他的姨母，也就是张良娣的祖母照料。为了报答对姨母窦氏的养育之恩，玄宗即位后，把她的四个儿子全部擢为高官。张良娣就是窦氏最小的儿子所生。天宝中期，张良娣被选入东宫为妃。当时太子妃韦氏已于数年前被黜，加上张良娣本人“性巧慧，能得上意”，所以深受李亨宠爱。
玄宗逃离长安时，张良娣与太子随行。此时张良娣已身怀六甲，即将临盆，可她一直表现得非常坚强，默默忍受着颠沛之苦。据《旧唐书·后妃传》所载，当马嵬百姓“遮道请留”，劝太子不要入蜀时，张良娣也态度鲜明地“赞成之”。由此可见，张良娣很可能也事先参与了“父老遮留”这一幕的策划。
从马嵬分兵北上后，由于一路上不断遭遇危险，张良娣每晚就寝时，都会主动睡在外侧，把李亨挡在身后。李亨苦笑着说：“抵御寇贼，不是你们女人的事情，你何必睡外面？”张良娣却说：“现在的形势这么乱，殿下的卫兵又太少，万一出现紧急情况，妾身还可以替殿下挡一挡，以便让殿下从后门撤离。”
听到这样的话，李亨不可能不被感动。
到达灵武不久，张良娣腹中的胎儿呱呱坠地。可产后的第三天，张良娣就拖着虚弱的身躯，加入到了为战士缝制衣服的行列。李亨大为不忍，劝她安心静养。张良娣回答得很干脆：“这不是妾身静养的时候。”
李亨再一次被感动得一塌糊涂，从此更加宠爱张良娣。
作为当事人，李亨除了感动，可能不会再有什么想法。可作为旁观者，我们却不能不说，张良娣的表现有些煽情，因此很容易让人产生某些想法。至少，从上面的几则感人小故事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女人很有心机。
女人有心机，是很让人头疼的一件事。而作为一个身份特殊、地位显赫的女人，张良娣的心机就更足以让人头疼了。
和这样的女人打交道，势必要万分小心。万一你不小心成了她的对头，那你的麻烦就大了。
不小心惹上这个女人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李泌，还有一个就是建宁王李倓。
有一次，太上皇李隆基赐给了张良娣一张七宝装饰的马鞍，相当豪华，相当贵重。李泌一看就有意见了，对肃宗说：“如今四海分崩，应该以俭约示人，张良娣不应乘坐这张马鞍。臣斗胆建议，将上面的七宝珠玉摘下来，上缴国库，以备赏赐给立下战功的人。”
李亨正在思忖该不该把那些珠玉摘下来，屏风后面忽然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大家乡里乡亲的，不至于这样吧！”
说话的人正是张良娣。
她是京兆新丰人，而李泌也是京兆人，所以张良娣才会酸溜溜地称他为老乡。
就这一句话，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上面那些感人事迹通通都是在作秀。她之所以口口声声替老公阻挡刀枪，还牺牲坐月子的时间替战士缝制衣服，真正的动机就是要获取李亨的怜爱和信任，而不是为了什么家国社稷。倘若她真的是为家国社稷着想，在听到李泌谏言的时候，就应该舍己为公，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天下人做表率。可她偏偏没有，而是说了那么一句酸溜溜的话，这说明什么？
这足以说明，张良娣上面的作秀并非出于真心，而是在舍小博大——忍受小痛苦，牺牲小利益，博取政治利益。
张氏的身份毕竟只是一个不高不下的良娣，并非真正的太子妃。所以李亨即位后，她并没有顺理成章地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换言之，在正位中宫之前，皇后宝座并不是非她莫属的，因此，她就必须不择手段地巩固并加深肃宗对她的宠爱。
可是，“七宝鞍事件”不也是一个很好的博取宠爱的机会吗？她为何不按照李泌的意见，顺水推舟地再秀一把呢？
原因当然还是出于政治利益。
要知道，这个七宝鞍的最大价值并不在那些闪闪发光的珠玉上，而是在于它是太上皇送的！上面说过，张良娣的祖母对幼年的玄宗有过养育之恩，这层关系对于日后张良娣的正位中宫无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张良娣拥有这张七宝鞍，就等于时刻在提醒肃宗、提醒百官、提醒天下人——我和太上皇的关系非同寻常！
现在，李泌居然要把这个七宝鞍拆了，岂不是要拆张良娣的墙角，阻挠她正位中宫？
在此情况下，她当然要挺身捍卫自己的利益。
如果不是出于政治利益，张良娣断然不会说出那么弱智的一句话。换言之，像张良娣这么一个心机深沉的政治女性，是断然不会舍不得那几颗珠玉的。假如这张七宝鞍是别人送的，我们相信，无须等李泌来进谏，张良娣早就主动把它拆了，而且说辞肯定会跟李泌一模一样——时局艰危，当示天下以俭，妾身不应留着它。这么一说，保证再一次把肃宗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七宝鞍事件”的结局不难想到，肃宗听从了李泌的建议，对屏风后的张良娣解释说：“先生都是为社稷着想啊！”然后就命人把张良娣视为命根的七宝鞍给拆了。
可想而知，张良娣心头的怒火会蹿得多高。
可是，李泌是肃宗亦师亦友的人物，满朝文武、公卿将相的进退都在他一句话，张良娣奈何不了他。
偏偏在这个时候，一个替罪羊出现了。
他就是建宁王李倓。
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在廊下听到了肃宗的决定，顿时感动得眼泪哗哗的。肃宗惊闻外面哭声，赶紧把李倓叫了进来。李倓抹抹眼泪，哽咽着说：“臣近来时刻担忧，这场祸乱一时难以平定。今天看见陛下从谏如流，相信用不了几天，就能看到陛下把上皇迎回长安，一时激动，忍不住喜极而泣。”
毫无疑问，这番话一字不漏地落进了张良娣的耳中。
李倓的悲剧就在这一刻注定了。
张良娣紧紧咬着自己的嘴唇，一言不发地拂袖而去。
老娘固然奈何不了李泌，可老娘还奈何不了你一个小小的建宁王？
张良娣觉得李泌是在拆她墙角，阻挠她正位中宫，其实也没有冤枉李泌。因为就在数日之后，肃宗就向李泌流露了立张良娣为皇后的意思，却被李泌不假思索地否决了。
当时，肃宗说：“良娣的祖母，是昭成太后（玄宗生母）的妹妹，上皇对过去的那些事一直念念不忘。朕想让良娣正位中宫，以告慰上皇之心，你认为怎样？”
李泌答：“陛下在灵武，都是因为群臣想得到拥立之功，才不得不登上大位，并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至于像册立皇后这样的家事，最好等待上皇的诰命，相信只是多等个一年半载而已。”
如果说在七宝鞍的事情上，李泌还有一个“示天下以俭”的理由的话，那么在这件事上，李泌就是赤裸裸地跟张良娣唱对台戏了。
李泌为什么这么做？
原因很简单，倘若肃宗自己册立皇后，那就让人有理由认为——你李亨在灵武自立的动机就是为了抢班夺权，否则你刚当上皇帝，为何就急不可耐地要立皇后呢？这难道不足以说明，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私利吗？
换言之，李泌的潜台词就是：太上皇不忘姨母养育之恩，要立张良娣为皇后，那是太上皇自己的事情，一切让他老人家去定夺，你李亨何必越俎代庖，多此一举，让天下人又来嚼舌头呢？
李泌正是不希望给天下人留下这样的口实，才反对肃宗自己册立皇后。严格来讲，李泌并不是冲着张良娣个人去的。然而，张良娣并不会这么认为。在她看来，李泌就是在故意拆她的台！
所以，张良娣迟早要让拆台的人付出代价。
当然，柿子要捡软的捏。张良娣首先要对付的人不是李泌，而是那个口无遮拦、不知天高地厚的建宁王李倓！
一个被失望笼罩的冬天
有人说，希望是火，失望是烟，人生总是一边点着火，一边冒着烟。对于至德元年冬天的李亨来说，这句话真是至理名言。
这一年十月初三，肃宗李亨带着文武百官继续南下，从顺化进至彭原（今甘肃宁县）。此地距长安大约只有四百里路。随着肃宗朝廷的不断南移，李唐王朝反攻长安的态势也日益凸显。
对于即将打响的这场收复长安的战役，李亨无疑充满了信心。因为此刻的朝廷人才济济、兵精粮足，而且回纥可汗也已向唐朝派出了使臣，不日将抵达彭原，与他商讨出兵之事。如此种种，都是李亨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理由。
可他万万没有料到，即将来临的这个冬天，将是一个被失望彻底笼罩的冬天。
首先给他带来失望的人，就是他最赏识的宰相房琯。
自从获得肃宗的信任后，房琯俨然就成了李唐朝廷的第一宰相。由于房琯本来就有“喜宾客，好谈论”的名士做派，因而掌握相权后，他马上提拔了一大帮崇尚清谈的朝野名士，而那些来自基层或者起于草莽的文臣武将，则被他视为“庸俗”之辈，纷纷遭到排挤。
房琯这种标榜清流、排斥异己的做法很快引起了大多数朝臣的强烈不满。在那些实干派看来，像房琯这种所谓的名士和清流，往往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他们口口声声要救国，可到头来非但不能救国，反而极有可能误国！
十月初，北海太守贺兰进明入朝觐见。肃宗因其在河北抗战中表现突出，就让房琯起草敕令，准备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并出任岭南节度使兼南海太守。
在房琯眼中，贺兰进明就是属于没文化的庸俗之辈。对于肃宗的任命，房琯表面上不敢有什么意见，可在起草敕令的时候，却自作主张地把岭南节度使和南海太守这两个职务拿掉了，仅给贺兰进明保留了一个御史大夫之职，而且在官职前
面还冠以一个“摄”字，相当于代理之意。贺兰进明一下就跳起来了。
当然，他没有去找房琯，而是直接去找了肃宗。
官员被授予新官职一般都要当面叩谢圣恩，贺兰进明就揣着严重缩水的任命状入朝叩谢。肃宗大为奇怪，问他怎么回事。贺兰进明直言不讳地说，因为房琯和他有私人恩怨，所以借机报复。
紧接着，贺兰进明就狠狠参了房琯一本。他对肃宗说：“晋朝时，名士王衍贵为三公，但却浮华虚伪，崇尚清谈，结果导致中原板荡，天下不宁。如今，房琯华而不实，仅凭迂阔之谈博取虚名，和王衍简直是一丘之貉，他提拔引荐的那些人，也都是浮华之辈。陛下用他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此外，陛下应该还记得，上皇不久前曾发布一道诏书，命陛下和诸王分领诸道，将陛下置于这空旷荒凉的边塞。据臣所知，这道诏命就是房琯建议的。房琯还把自己的心腹派到诸道，表面上说是辅佐诸王，实则暗中掌控实权。房琯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无论上皇的哪个儿子平定天下，他都不会失去权力和富贵，试问，这是一个忠臣应该干的事情吗？”
对于贺兰进明的这番话，肃宗当然不会全盘相信。但是，只要肃宗信了三分，房琯的日子就不可能再像过去那么滋润了。
随后，贺兰进明仍旧被肃宗任命为御史大夫，并出任河南节度使。与此同时，房琯则明显感觉到了肃宗对他的冷落和疏远。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光说不练的主，房琯随即向肃宗主动请缨，要求率部出征，克复两京。肃宗也正想看看他到底有没有真本事，当即批准，任命他为“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等使”，同时交给了他六七万兵马。
房琯要求自行挑选将佐，肃宗也一口答应了。房琯随后便从心腹朝臣中挑了三个人：御史中丞邓景山，任副帅；户部侍郎李揖，任行军司马；给事中刘秩，任参谋。其中，房琯最倚重的就是李揖和刘秩，他不但把军事指挥权都交给了他们，而且逢人便说：“叛军的精锐虽多，怎能抵挡我的刘秩！”
和房琯一样，李揖和刘秩也都不过是一介书生，根本不懂军事，可房琯却对他们充满了信心。
十月中旬，房琯开始胸有成竹地调兵遣将，把大军分为三路：南路由杨希文率领，自宜寿（今陕西周至县）出发；中路由刘贵哲率领，自武功（今陕西武功县西）出发；北路由李光进（李光弼的弟弟）率领，自奉天（今陕西乾县）出发，浩浩荡荡向长安挺进。
十月二十日，中路军和北路军先行进抵便桥（今陕西咸阳市西南）。次日，二军与燕军的安守忠部在咸阳东面的陈涛斜遭遇。房琯采用古代的兵车战术，出动了两千辆牛车，让步兵和骑兵紧跟在牛车后面，对燕军发起冲锋。
安守忠看着唐军的牛车阵，当场笑喷。正巧这时刮起了东风，安守忠即命士兵在阵地前沿燃起大火，然后擂动战鼓，嘶叫呐喊。一时间，火焰，浓烟，以及震天动地的鼓声和呐喊，顺着风势一齐向唐军袭来。那两千头牛何曾见过这等阵仗，一下子都被吓成了疯牛，当即四处狂奔。于是，唐军还没来得及和燕军交手，自己的人、车、牛、马就开始互相踩踏，乱成一团。燕军趁势发起进攻，唐军大败，死伤四万余人，仅剩数千残兵跟着房琯逃离了战场。
十月二十三日，房琯不甘心失败，又亲自带领南路军与燕军交战，结果再度溃败，士卒伤亡殆尽，将领杨希文、刘贵哲投降燕军。
肃宗朝廷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反击战，就这样以全军覆没的惨败告终。李亨暴跳如雷。
没想到你房琯的本事这么大，一战就把六七万人全给报销了！
房琯失魂落魄地逃回彭原时，肃宗本想把他一刀砍了，无奈李泌极力劝谏，肃宗才饶了他一命。
这次惨败显然对肃宗造成了相当大的打击。首先，它极大地削弱了肃宗朝廷的军事实力；其次，它充分表明肃宗在用人政策上出现了严重失误；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肃宗心中刚刚燃起的希望的火焰，被它当头浇下了一盆凉水！虽然还没有完全熄灭，可要重新燃起来又谈何容易？
有道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唐军于陈涛斜遭遇惨败的同时，从关外也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河北全线沦亡了。
自从郭子仪和李光弼撤离后，史思明就重新抖擞了起来。
他先是攻克了九门、藁城、赵郡、常山等地，继而又与另一燕将尹子奇围攻河间。河间太守李奂率当地军民奋勇抗击，坚守了四十余日。颜真卿见河间危急，派部将和琳率一万二千人前去救援，却遭到史思明的强力阻击，士卒溃散，和琳被俘。
得知援军被击溃的消息后，河间军民的最后一丝希望终于破灭。史思明一鼓作气，攻陷河间，生擒李奂，并将其押赴洛阳斩首。紧接着，史思明又攻陷景城（今河北沧州市东南），城破之时，当地太守李暐投河自尽。稍后，史思明派出两名骑兵，携带一封招降信前往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乐安太守几乎连想都没想，就举城投降了燕军。
连下数城之后，史思明接下来的目标，当然就是河北唐军抗燕的大本营——平原郡了。
十月下旬，史思明以部将康没野波为前锋，挥师南下，直逼平原。
颜真卿知道，面对势如破竹的燕军，平原是无论如何也守不住的。
守不住怎么办？投降吗？
绝对不可能。
既不能战，也不能降，那就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了。
并不是颜真卿贪生怕死，而是他不想做无谓的牺牲。在乱世之中，死其实很容易，只有顽强地活下去，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才是真正艰难的事情。
十月二十二日，颜真卿率部撤离平原郡，渡过黄河南下，进入江淮地区。此后，颜真卿又通过荆州、襄阳辗转北上，终于在次年四月抵达凤翔，与驻跸在此的肃宗会合。
颜真卿的南撤，意味着曾经轰轰烈烈的河北抵抗运动就此画上了一个悲凉的句号。
史思明兵不血刃地占据了平原郡，随后接连攻克清河、博平等郡，继而进围乌承恩驻守的信都（今河北冀州市）。此时，乌承恩的麾下还有整整五万人马，其中还有三千朔方精锐，如果坚守城池的话，就算最终战胜不了燕军，至少也能给史思明造成重创。然而，这个当初拥兵自重、拒不援救常山的乌承恩，却在第一时间打开了城门，把手中的城池和军队拱手送给了史思明。
河北诸郡中，坚持最久的是饶阳郡（今河北深州市）。
差不多从安史之乱爆发后，饶阳就受到了燕军的围攻。虽然燕军也曾迫于战场形势几度撤围，但很快便又卷土重来。到这一年十一月，饶阳被围已将近一年之久，却仍然在苦苦坚守。史思明扫平其他郡县后，便调集重兵，对饶阳发起了最后的进攻。
在燕军近乎疯狂的攻击之下，粮尽援绝的饶阳终于被攻破。燕军士兵蜂拥入城的那一刻，一直在第一线浴血奋战的太守李系不愿死于敌手，遂纵身跃入火中，壮烈殉国。
李系麾下有一员勇将叫张兴，据说力大无比，能举千钧。城破后，张兴被俘，史思明命人把他带到马前，说：“将军是难得的壮士，愿不愿意和我共享富贵？”
张兴扬起下巴，说：“我张兴生是李唐的人，死是李唐的鬼，断无投降之理。现在我的命在你手中，只想说一句话再死。”
史思明道：“说来听听。”
“皇上（玄宗）对待安禄山，恩如父子，群臣莫及，可他不知报恩，反而兴兵犯阙，涂炭生灵。大丈夫纵然不能剪除凶逆，也不必面北称臣！在下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不知足下能否采纳？”张兴顿了一顿，见史思明闷声不语，便接着说，“足下之所以追随逆贼，不过是为了荣华富贵，可这就像是燕子把巢筑在帐篷上，岂能久安？为何不乘机诛杀安禄山，当下便能转祸为福，长享富贵，岂非美事一桩！”
史思明勃然大怒，立刻命人把张兴绑在木桩上，然后用锯子一下一下地割他的肉。张兴扯开嗓子破口大骂，自始至终詈不绝口。其死状之惨烈，其意志之坚贞，与当初的颜杲卿如出一辙。
至饶阳陷落，河北诸郡已悉数沦于燕军之手。燕军每破一城，城里所有女人、财帛、衣服首饰，以及一切拿得动的东西，都被洗劫一空。壮年男性全部抓去充当苦力，至于那些老幼病残，则被燕军当成了取乐的对象，一个个抓来施虐玩弄，等玩够了，再一刀劈死，或用长枪把人挑起来，狠狠掷向半空……
占领河北全境后，燕将尹子奇本来还想南下进攻北海（今山东青州市），进而攻掠江淮地区，不料回纥军队此时已经入援唐朝，并且以惊人的速度越过朔方、河东，兵锋直抵范阳城下。尹子奇闻报，慌忙掉头北上，回防范阳。
面对陈涛斜惨败与河北全境的沦陷，肃宗李亨感到了一种无边的失望和沮丧。
强敌如此猖獗，两京何时才能收复？天下何时才能太平？
肃宗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向李泌提出了这两个问题。
李泌的乐观出乎肃宗的意料。他胸有成竹地说：“据臣所知，逆贼所劫掠的财帛子女，全部都运到了范阳，这哪里有雄踞四海之志呢？现在，只有胡人将领仍然效忠安禄山，汉人只有高尚、严庄数人而已，其他全都是被迫胁从的。以臣所见，不过两年，天下无寇矣！”
肃宗半信半疑地看着李泌，说：“先生为何如此自信？”
接下来，李泌综合整个天下的形势，向肃宗提出了一个深谋远虑的战 略：“叛军中的骁将，不过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张忠志、阿史那承庆等数人而已。如今，陛下如果命李光弼从太原出井陉，郭子仪从冯翊（今陕西大荔县）入河东，则史思明、张忠志绝不敢离开范阳和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亦不敢离长安，这就等于我们只用两路人马，就锁住了他们四个将领。如此一来，安禄山身边就只剩下一个阿史那承庆。下一步，陛下命郭子仪不要攻击华阴，让长安和洛阳之间的道路保持畅通，然后陛下再亲自坐镇凤翔，与郭子仪、李光弼遥相呼应，轮流出击。叛军救头，我们就攻其尾，叛军救尾，我们就攻其头，让他们在数千里间疲于奔命。我军以逸待劳，敌至则避其锋，敌去则乘其弊，不攻击他们的城池，也不切断他们的道路。等到明年春天，再命建宁王为范阳节度使，从塞北出击，与李光弼成南北夹击之势，直捣范阳，覆其巢穴。叛军无路可退，原地坚守又无以自安，届时再命勤王大军从四面合围，安禄山必定束手就擒！”
肃宗听完这一席话，连日紧锁的愁眉才终于舒展开来。
一丝希望的火焰又重新在他的心头燃起。
来年春天，一切会不会像李泌所说的那样——唐军高歌猛进、一路奏凯，而安禄山则走投无路，不得不束手就擒？
李亨不知道。
他只能默默地向天祈祷。
安禄山之死
公元757年正月初的某个黄昏，一枚落日无力地悬浮在洛阳皇宫的上空。
天色殷红，红得像是要滴血。燕朝的中书侍郎严庄迈着急促的步伐穿行在重重殿宇投下的阴影中。
他不时回头张望。
身后没有人。除了远处偶尔走过的三五个宫女和宦官，身后一个人也没有。
周围甚至连声音也没有。
一片静阒中，严庄只能听见自己沉重的呼吸声。看来到目前为止，今晚的行动计划仍然是隐秘和安全的。可不知为什么，严庄还是感到自己的手心和脚底都有些潮湿和冰凉。
数日前被鞭杖的背部和臀部此刻还在隐隐生疼。严庄一边走，一边在心里对那个肥胖如猪的魔头皇帝不断发出强烈的诅咒。
好在这一切都将在今晚终结。严庄想，最后的时刻，希望安庆绪不要临阵退缩。
这一天终于来了。
安禄山的次子安庆绪望着眼前这个神色凝重的严庄，在心里一遍又一遍重复着严庄刚刚对他说的八个字——事不得已，时不可失！
这八个字就是最后的行动指令。
这一刻安庆绪已经等待了很久。
自从他的长兄安庆宗被杀后，安庆绪就觉得自己的好运来了。因为长兄一死，排行老二的安庆绪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继承父亲的一切。不久，安禄山又在洛阳登基，成了大燕王朝的皇帝。那一刻，安庆绪心里别提有多美了。
在他看来，燕朝的太子之位非他莫属。
然而，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安庆绪万万没料到，安禄山根本没想把储君之位传给他，而是要传给最宠爱的幼子，也就是安庆绪的异母弟安庆恩。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安庆绪顿时满心沮丧。随着安庆恩的日渐长大，安庆绪觉得自己成为储君的希望日益渺茫，甚至连身家性命都朝不保夕。随后，惶惶不可终日的安庆绪便与安禄山的心腹重臣严庄走到了一起。
安庆绪知道，自己绝不能坐以待毙！要想成为燕朝储君，就必须主动做点什么；而无论要做什么，都必须和这个位高权重、心机缜密的严庄联手。
此时此刻，当严庄终于向他发出行动讯号，安庆绪觉得自己不能再等，也无须再等了！
许久，安庆绪听见自己的嘴里也蹦出了八个字：“兄有所为，敢不敬从！”（《资治通鉴》卷二一九）
也许是过于用力，安庆绪感到自己的话音坚硬得有如铁器撞击时发出的鸣响。
这是一种既兴奋又紧张的鸣响。
也是一种欲望的鸣响。
作为刺杀行动组的成员之一，也是最终执行人，内侍宦官李猪儿也许是三个人中最坦然的。
因为，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不，这么说还不够准确。应该说，这是一场只赢不输的赌局。因为，用一个阉人的命赌一个皇帝的命，赔率近乎无穷大——一旦得手就赢得了一切，就算失手也不过赔上贱命一条！
所以，李猪儿不会患得患失。
正因为如此，几天之前，当中书侍郎严庄用一种近乎悲壮的神情来劝他入伙时，李猪儿几乎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严庄说：“你这些日子所受的鞭挞和杖打，多得连自己都数不清了吧？不豁出去干他一件大事，你就死定了！”
“好。”李猪儿重重点了一下脑袋。
严庄愣了一下。
他本来还想对李猪儿进行一番苦大仇深的教育，没想到李猪儿的觉悟这么高，还没等他开始动员，这小子居然就答应了。
寝宫的锦帐里，安禄山静静躺在宽大的龙床上，很努力地、接连不断地翕着鼻翼。
他在捕捉一种气息。
这是好几天来一直萦绕在他周遭的一种不祥的气息。
今天晚上，这股气息异常浓烈。安禄山甚至可以清晰地察觉到——这是一股杀机！
可惜自己瞎了。安禄山在心里一声长叹。要是在从前，任何一个人心中暗藏的杀机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自从范阳起兵以来，安禄山就患上了眼疾。这个病来得很突然，也来得没头没脑。安禄山找来了无数的医生，可没有一个治得好他的病。到这一年春天，安禄山起兵刚刚一年多，他的眼睛就彻底瞎了。
此外，更让安禄山痛苦不已的是——恰恰也是从起兵开始，他身上就长出了恶疮，并且越长越多，溃脓的面积越来越大，而那些该死的御医却照旧对此束手无策。
这些突如其来的疾病让志得意满的安禄山遽然陷入无尽的痛苦、绝望和愤怒之中。他的性格变得异常暴躁，动不动就把身边的人抓来泻火。比如内侍宦官李猪儿，挨的鞭挞和杖打最多。又比如他最宠信的大臣严庄——尽管这个精明强干的心腹谋臣鞍前马后跟随他多年，而且历来把军务和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也还是没能逃脱他的鞭子和棍子。至于其他那些朝臣、宫女和侍从，更是经常被他打得遍体鳞伤，有些人甚至被砍掉了脑袋……
自从恶疾缠身后，安禄山就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老天爷既然让我当上了堂堂的大燕天子，让我拥有了想要的一切，为何又要让我恶疾缠身呢？莫非我终究没有当皇帝的命，强行上位的结果就是遭此报应？
我——不——相——信！
安禄山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对着苍天怒吼。
然而，苍天无语。
尽管安禄山不断把愤怒发泄到左右的人身上，可他内心的绝望却越来越深……
此刻已经是夜阑人静，安禄山感觉那股杀机更浓了。他继续紧张地翕着鼻翼，可内心的警醒和恐惧终究还是被身体的困乏和疲倦所取代。
很快，安禄山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三条黑影悄无声息地摸进了寝殿。
殿内鼾声如雷。十几个内侍和宫女七倒八歪地靠在黑暗的角落里打盹。宽广的寝殿中只有皇帝的锦帐四周摇曳着微弱的烛光。
三个人径直走到亮光与黑暗的交界处，微微站定。然后交换了一下目光。
严庄神色凝重。
李猪儿面无表情。
安庆绪脸色苍白，呼吸急促。没有人看见一颗晶莹的汗珠正从他的鼻尖悄然滑落，在地上无声地溅开。
片刻后，严庄轻微而有力地对李猪儿点了下头，李猪儿随即掀开锦帐走了进去。
伫立在宽大的龙床前，看着锦衾下那个缓缓起伏的滚圆肚皮，李猪儿全身滚过一阵莫名的战栗。在李猪儿的想象中，这个肥硕的肚子已经被剖开无数次了。所以，此刻李猪儿挥刀的动作显得极为娴熟，并且干脆利落。
一道森寒的刀光闪过，殷红的鲜血与凄厉的号叫同时飞溅而出。
殿内的所有人全都惊醒了。
一瞬间，他们就意识到眼前发生了什么。
可是，无人动弹。与其说他们不敢动弹，还不如说他们不想动弹。
因为，所有人都盼着床上的那个人早点死。
安禄山在挣扎——用尽他一生最后的力量在挣扎。以前他的力量足以掀翻整个大唐帝国，眼下他的力量却不足以保护自己。他一手捂着皮开肉绽的肚子，一手在枕边拼命地抓。
他想去抓那把从不离身的宝刀。
可是，他什么也没有抓到。他只抓到了帐竿。然后他就抓着帐竿疯狂摇晃。
他摇了很久。
所以，他的血流得很多，肠子也流得很长。
咽气之前，安禄山发出了撕心裂肺的一声怒吼——“必家贼也！”（《资治通鉴》卷二一九）
是的，安禄山猜对了，凶手的确是三个家贼。换句话说，这是三个离他最近的人——严庄在政治上离他最近，安庆绪在血缘上离他最近，李猪儿在生活起居上离他最近。
纵横天下的安禄山到头来居然死在家贼手里，他肯定死不瞑目，也肯定觉得很冤。
可是，安禄山本人又何尝不是家贼呢？他这个家贼造了君父李隆基的反，他自己的家贼反过来又要了他的命，这不是很公平吗？安禄山凭什么觉得冤呢？
用普通人的话来讲，这叫活该；用古人的话来讲，这叫“天道好还”；用佛教的话来讲，这就叫“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当确定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已经变成一堆三百多斤的死肉后，三个家贼挪开龙床，掘地数尺，用毡子把那堆死肉一裹、一扔，就地埋了。所有宦官宫女全都一言不发地帮着清理凶杀现场，配合相当默契。
片刻之后，龙床挪回原地，一切就都恢复了原样，看上去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最后，严庄冲着在场的所有人做了两个动作：先是一根食指竖着在上唇点了一下，然后那根指头又横着在喉咙抹了一下。
众人相视一眼，心照不宣。
公元757年，是唐肃宗至德二年，也是燕帝安禄山圣武二年。这一年正月初六清晨，中书侍郎严庄在朝会上向文武百官郑重宣布：燕帝安禄山病重，即日册立晋王安庆绪为太子。
第二天，太子安庆绪登基为帝。
第三天，新皇帝尊奉安禄山为太上皇。
第四天，新皇帝发布太上皇驾崩的讣告，旋即举办国丧……
燕朝的文武百官压根还没回过神来，严庄和安庆绪就已联手完成了一连串重大的政治动作。仿佛只在电光石火之间，这个精明过人的严庄已经把燕朝的命运、百官的命运，甚至包括新皇帝安庆绪的命运——不动声色地捏在了手里。
百官们既困惑又不安。
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快。
安庆绪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天子富贵。他为此深深地感激严庄。在公开场合，他们以君臣相称，可在私下里仍旧称兄道弟。严庄毫不客气地告诉安庆绪，你既没有军事经验也没有政治经验，而且一紧张说话就颠三倒四，恐怕难以服众，还是不要见人的好。
安庆绪乐呵呵地同意了。他马上封严庄为御史大夫、冯翊王，然后一转身跳进深宫的酒池肉林中，把那些让人烦心的军国大事全部扔给了严庄。
这样挺好。安庆绪想，我喜欢享受生活，你喜欢操持政务；我要的是富贵，你要的是权威。咱哥儿俩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多好！
建宁枉死，永王兵变
对于唐肃宗李亨来说，至德二年的春天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悲喜交加。喜的是安禄山终于死翘翘了，悲的是李唐皇室也有两个重要成员在这一年春天死于非命。
一个是李亨的儿子建宁王李倓。
一个是李亨的弟弟永王李璘。
自从“七宝鞍事件”后，李泌和李倓就成了张良娣的眼中钉和肉中刺。对此，李倓当然不会没有察觉。年轻人本来就容易冲动，加之李倓的性格又很刚烈，所以他很快就有了先下手为强的想法。
有一天，李倓私下对李泌说：“先生凡事经常替我着想，我无以报德，想帮先生除掉一大祸害。”李泌莫名其妙，问他什么祸害。李倓报出了张良娣的名字。李泌一听，顿时神色大变，说：“这不是身为人子应该说的话，今后不要再提，也千万别一时冲动干什么傻事。”然而，年轻气盛的李倓根本听不进去。
就在李倓摩拳擦掌的同时，张良娣也正在不动声色地给他下套。
毕竟姜还是老的辣，深谙权术的张良娣不但没有和李倓正面冲突，反而在肃宗面前帮他说“好话”，建议肃宗立广平王李俶为太子，然后把天下兵马元帅的职务交给李倓。
很显然，这是一个离间计，而且是极其阴险、一石三鸟的离间计。
无论哪朝哪代，立储之事最容易挑起皇子间的争端，张良娣怂恿肃宗议立太子，目的就是在广平王和建宁王之间制造矛盾，让他们同根相煎。此外，张良娣知道，议立储君这样的大事，肃宗一定会找李泌商量。这样一来，自然就把李泌扯进了权力斗争的旋涡。在张良娣看来，无论李泌同不同意这件事，他的处境都会很难堪：如果他同意，建宁王李倓肯定不高兴；如果他不同意，广平王李俶肯定不高兴。总之，李泌必定要得罪其中一个。
不出张良娣所料，几天后，肃宗果然向李泌提出了立储之议。他说：“广平当元帅也有些日子了，我现在想让建宁全面负责平叛事宜，又怕像你说的那样，因建宁居功而影响广平的皇嗣地位，所以，不如现在就立广平为太子，你认为如何？”
李泌一听，就知道是什么人在背后搞小动作了。他从容地说：“臣曾经多次讲过，凡是军国大事，陛下必须马上处理，可像册立太子这种‘家事’，最好是交给太上皇去定夺。否则的话，后人如何辨别陛下灵武即位的本意？提出这个建议的人，必定是想借此离间臣和广平王。臣请求，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告知广平王，臣相信，他也未必愿意当这个储君。”
随后，李泌就把此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广平王李俶，并且解释了自己反对的理由，同时表露了自己的苦衷。李俶也很明智，他知道这个时候当太子绝不是什么好事，于是马上去见肃宗，说：“陛下至今尚未迎回上皇，儿臣又岂敢当这个储君！儿臣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早日迎回上皇，除此别无他求。”
李俶这几句话说得很漂亮、很得体，肃宗听完也觉得很欣慰。册立太子之事就此不了了之。
李泌轻而易举地化解了张良娣的阴招，既避免了一场潜在的兄弟阋墙之祸，又丝毫没有引起广平王的不满和怨恨，真可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这个足智多谋的李泌面前，张良娣真有点黔驴技穷的感觉。
不过，她绝不会就此罢手。
因为，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自从肃宗灵武即位以来，肃宗的心腹宦官李辅国就跟她结成了政治同盟。张良娣相信，凭借她和李辅国两个人对肃宗的影响力，绝不可能败在李泌的手下。
李辅国，原名李静忠，貌丑，家贫，从小就被净身送进了宫中，一直在宫廷马厩里养马。由于他粗通文墨，而且人比较聪明，于是后来就成了高力士的仆从，并被提拔为“厩中簿籍”。天宝中期，年近五十的李辅国才进入东宫，成了太子李亨的贴身侍从。
玄宗逃离长安时，李辅国也跟随太子一同出逃。马嵬驿之变中，李辅国是陈玄礼和太子之间的联络人，也算是兵变的参与者之一。事后，他又和广平王、建宁王一起策划了“父老遮留”，成功促使太子与玄宗分兵，并北赴朔方。抵达灵武后，李辅国极力劝请肃宗即位，从而立下了拥立之功。
肃宗即位后，当即擢升李辅国为太子家令，兼元帅府行军司马，并视他为心腹，“四方奏事，御前符印军号，一以委之”（《旧唐书·李辅国传》）。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李辅国开始逐步掌握宫禁大权，并最终成为肃宗朝的一大权宦。
李辅国平生不食荤腥，长期茹素，而且手里经常拿着一串念珠，所以人人都把他当成了善男信女。可事实上，越是热衷于把佛教拿来装点门面的人，内心越有可能藏着一大堆不可告人的东西。用《资治通鉴》的话来说，李辅国实际上是“外恭谨寡言，而内狡险”。
肃宗即位后，张良娣日益得宠，随时有可能登上皇后宝座。面善心险的李辅国见她得势，便主动向她靠拢，“阴附会之，与相表里”（《资治通鉴》卷二一九）。
李辅国与张良娣相互勾结，沆瀣一气，自然引起了建宁王李倓的嫌恶。于是，这个疾恶如仇、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每次见到肃宗，都会大骂这两人虚伪阴险，心怀大恶，并称他们内外勾结，企图危害皇嗣。
众所周知，除了李泌之外，李辅国和张良娣都是肃宗最宠信的人，所以，李倓在肃宗面前肆意攻讦他们，非但不能起到任何作用，反而只会暴露出自己的冲动和幼稚，从而招致肃宗的反感。
冲动是魔鬼。李泌曾经对李倓作出过警告。
然而，他的警告却未能阻止李倓被自己内心的冲动之魔俘获。
李倓的悲剧就此酿成。
张良娣和李辅国本来就和李倓势同水火，如今又天天遭受他的人身攻击，自然是怒不可遏，所以便夜以继日地在肃宗耳边吹风，说：“建宁王恨陛下不给他当元帅，企图谋害广平王。”
李倓指控张良娣和李辅国危害皇嗣，指的也是广平王。如今，矛盾双方都以皇长子李俶为焦点，相互发出指控，肃宗该怎么办？他该相信谁呢？
肃宗最后还是相信了张良娣和李辅国，并决然颁下一道敕令，将建宁王李倓赐死。
李倓就这么死了。这个在肃宗分兵北上、即位灵武的过程中立下大功的三皇子，就这样冤死在了张良娣和李辅国的谗言之下。
其实，肃宗之所以不分青红皂白地赐死李倓，并不仅仅是听信了张、李二人的谗言，而主要是因为他本人对这个儿子也抱有强烈的怀疑。因为李倓的个人素质和军事能力太过突出了，远远强于他的兄长李俶，因此肃宗打心眼里不相信李倓会甘心居于李俶之下。他之所以急于要立李俶为太子，就是想彻底断绝李倓的念想，避免一场兄弟阋墙的惨祸。可是，鉴于自己即位的“非正常”性质，他又不得不听从李泌的劝告，暂时放弃册立太子的想法。如此一来，李倓夺嫡的可能性就始终存在。这对于尚未完成平叛大业的李亨而言，不啻一颗万分危险的定时炸弹。
此刻，叛军仍然占据着两京与河北，万一自己的后院在这个时候突然起火，李亨的皇位还怎么坐得稳呢？所以，当张良娣、李辅国与建宁王李倓的矛盾发展到不共戴天的地步时，当肃宗觉得李倓觊觎储位的嫌疑越来越大时，他就只能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对李倓痛下杀手，除掉这颗定时炸弹！
尽管他万般不忍，可身为皇帝的冷酷最终还是战胜了身为父亲的温情。没办法，这就是政治。
建宁王之死是一个不祥的信号，表明肃宗朝廷内部在平叛之初就已经开始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如果说，建宁王李倓的悲剧还仅仅是发生在宫阙之内，对当时整个天下的形势还不至于产生多大影响的话，那么接下来这场拥兵割地的叛乱，则无异于是在肃宗刚刚受创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也一度使得当时的平叛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这场叛乱的制造者，就是肃宗的异母弟——永王李璘。
李璘，玄宗第十六子，由于生母郭顺仪早亡，幼时便被年长的李亨抱去抚养。李亨非常疼爱这个年幼的弟弟，夜里经常抱着他入睡，对他的感情既是兄弟，更像是父子。据说李璘相貌丑陋，眼睛还有一点斜视，但因从小聪敏好学，所以长大后还是很受李亨的喜爱。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三月，李璘与诸兄弟同日封王，两年后遥领荆州大都督，数年后又加开府仪同三司。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安史之乱，排行十六的永王李璘这辈子也就这样了。父皇玄宗能给他的，也就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外加几个有名无实的荣誉衔而已。他注定只能在长安做一个养尊处优的亲王，连出镇地方、成为封疆大吏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觊觎九五之位了。换言之，在太平年月里，永王李璘只能跟所有亲王一样，老老实实享受属于他的那份荣华富贵，绝不敢对皇位生出什么非分之想。
然而，安史之乱改变了这一切。
当玄宗在流亡巴蜀途中发布了那道“命诸王分镇天下诸道”的诏书后，隐藏在永王李璘内心的权力欲望就被不可遏止地撩拨起来了。
在玄宗的诏书中，太子李亨、永王李璘、盛王李琦、丰王李珙分别被授予一人节制数道的大权。其中，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兼任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永王李璘任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采访等使，兼江陵郡（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县）大都督；而盛王和丰王虽然各有任命，但因年纪尚轻，没有实际赴任。所以，真正得到封疆大吏之权的，其实只有李亨和李璘。
永王李璘活了半辈子，还是头一次获得这么大的权力。
就像一个被突然吹胀的气球一样，李璘马上有了一种飘起来的感觉、一种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的感觉。
这感觉真好！
接到玄宗的诏命后，李璘就迫不及待地离开巴蜀，于当年九月抵达江陵。当时江淮地区收缴上来的财赋都要通过江陵中转，所以江陵的府库中财富山积。李璘到任后，马上动用大量钱粮布帛，招募了数万兵马。他身边的人一看这架势，就知道永王心里在想什么了。随后，以谋士薛镠、永王之子襄城王李为首的文武官员，纷纷怂恿李璘拥兵自立，割据江东。他们说，如今天下大乱，“惟南方完富”，而永王“握四道兵，封疆数千里”，应该趁此机会入据金陵（今江苏南京市），“保有江表，如东晋故事”（《资治通鉴》卷二一九）。
李璘笑了。
就在短短几个月之前，他还只是李唐皇室一个毫不起眼的亲王，可现在，他已经是拥兵数万、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吏了，而且马上就要将帝国的半壁江山收入囊中，如果运气再好一点，他说不定还能将皇兄李亨取而代之，成为君临天下、富有四海的皇帝！
李璘踌躇满志地笑了。
永王李璘在江陵的异动没有逃过肃宗李亨的眼睛。此时，李亨已经接到玄宗的传位诏书，成了名实相副的大唐天子，他当然不能容忍永王拥兵割地的企图。肃宗随即颁布一道敕令，命永王“归觐于蜀”，让他马上回成都，在太上皇身边乖乖待着。
李璘当然拒不奉命，继续在江陵秣马厉兵。
肃宗大感不妙，连忙任命高适（唐朝著名的边塞诗人）为淮南节度使，领广陵（今江苏扬州市）等十二郡；以来瑱为淮南西道节度使，领汝南（今河南汝南县）等五郡；命二人与江东节度使韦陟配合，严密监视李璘动向，必要时联手将其剿灭。
至德元年十二月，永王李璘率领舟师沿江而下，军容盛大。吴郡（今江苏苏州市）太守李希言发觉苗头不对，立刻发了一封书信，诘问其为何擅自引兵东下。李希言这封信，采用的是“平牒”的形式。所谓平牒，就是不分上下尊卑，称谓也没什么讲究，所以李希言就在信中对李璘直呼其名。
李璘见信，勃然大怒，马上给李希言回了一封，大意是说：寡人是堂堂皇子，身份尊贵，礼绝百僚，如今你既然无视尊卑，那就别怪寡人不客气了！
李璘此次率兵东下，摆明了就是要袭取金陵、割据江东，而李希言这封“无礼”的平牒信，恰好给了李璘起兵的借口。
此时不反，更待何时？
随后，李璘兵分三路，命大将浑惟明率一路攻击吴郡，大将季广琛率一路攻击广陵，自己则亲率主力进兵当涂（今安徽当涂县）。
没有人会料到，安禄山点燃的烽烟还在北方和中原滚滚弥漫，尚未平息，永王李璘却在自家后院燃起了新的战火。
惊闻永王起兵的消息，吴郡太守李希言慌忙派遣部将元景曜，会同丹阳（今江苏镇江市）太守阎敬之出兵御敌；同时，广陵长史李成式也派遣部将李承庆发兵抵御。
由于永王蓄谋已久，兵锋甚锐，因而一战就击溃了前来阻击的官军，并斩杀了阎敬之，乘胜进占丹阳。元景曜和李承庆见叛军势大，不敢抗拒，随即双双缴械投降。
两军刚刚接战，唐将便一死二降，江淮地区顿时大为震恐。高适、来瑱和韦陟急忙赶赴安陆（今湖北安陆市）会合，商讨平叛之计。鉴于永王的军队是有备而来，兵精粮足，士气正盛，高适等三人决定避敌锋芒，暂且不与叛军正面交战，而是采用双管齐下的战略：一方面沿长江北岸大布疑兵，迷惑对手；一方面积极采取攻心战，力争从内部瓦解叛军。
计议已定，广陵长史李成式随即派遣部将裴茂率部进驻瓜步洲（今江苏六合县东南），“广张旗帜，耀于江津”，摆出了一副严阵以待的架势。
紧接着，高适发挥自己在诗文方面的特长，撰写了一篇《未过淮先与将校书》，命士卒们四处散发，对叛军官兵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且诱之以利。同时，世家大族出身的韦陟（前宰相韦安石之子）也利用自己在朝野上下的声望，暗中对叛军的几个高级将领进行策反，并事先上奏肃宗，对叛军大将季广琛许以高官厚禄，答应他一旦反正，便授予其丹阳太守兼御史中丞之职。
这几招相当管用。
面对旌旗招展的北岸官军，永王李璘和儿子李开始发怵了——在他们看来，朝廷军肯定已经在对岸集结了重兵，接下来的仗要怎么打，他们心里根本就没底。
与此同时，面对官军强大的宣传攻势，叛军的军心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动摇。其中，季广琛对于朝廷许给他的高官厚禄更是心动不已。
跟着永王造反，目的也不过是为了高官厚禄；如今只要归顺朝廷，这一切便唾手可得，季广琛还有什么理由替永王卖命呢？
季广琛随即秘密召集诸将，对他们说：“我们跟随永王到此，至今也看不到成功的希望，不如趁此兵锋未交之时，及早各奔前程，否则不但会死于战阵，还要永远背负逆臣的骂名。”众将闻言，都觉得很有道理，当下各自跑路：季广琛率部奔广陵，浑惟明率部奔江宁，冯季康率部奔白沙（今江苏仪征市）……数万兵马顷刻间逃亡大半。
永王傻眼了，慌忙派一队亲兵去追季广琛。亲兵们好不容易追上，却听见季广琛说：“只因我还感念永王恩德，才不和你们交战，只想归顺朝廷。倘若你们定要逼我，我随时可以回头攻杀你们！”
追兵回去禀报，永王只能仰天长叹。
就在永王彷徨无措之际，当天夜里，江北的官军点燃了无数火把，命每个士兵“人执两炬”，火把倒映在水中，“一皆为二”，场面煞是壮观；同时，永王麾下已被官军策反的一部分士兵又举火呼应，于是声势更显浩大。放眼望去，似乎正有千军万马渡江而来。永王李璘吓得魂飞魄散，连夜带着家眷和亲兵逃出了丹阳城。
第二天一早，永王见江面上一个官兵也没有，才知道自己上当了。可是，即便官军尚未渡江，永王也自知守不住丹阳，只好集合城中的残余部众，向南而逃。
得知永王遁逃，李成式立刻命部将赵侃渡江追击。永王仓皇逃至新丰（今江苏镇江市东南）时，见官军紧追不舍，便命其子李率余下的部众回头阻击。双方刚一交战，李就被官军一箭射中肩膀，栽落马下，被乱刀砍杀，叛军当即哗然四散。
至此，永王身边只剩下一个部将高仙琦和四名亲兵。他们拥着永王继续南逃，经鄱阳、余干，企图从大庾岭逃往岭南。至德二年二月下旬，江西采访使皇甫侁派兵阻截，在大庾岭将永王擒获，随即在驿馆中杀了他，然后把他的家眷押赴成都，交由太上皇发落。
得知永王兵败身死的消息后，肃宗心里自然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可表面上，他还是装出了一副“痛失爱弟”的样子，对皇甫侁不仅不加褒扬，反而训斥说：“皇甫侁既然生擒吾弟，为何不送到蜀郡而擅自杀害呢？”
所以，皇甫侁捕杀永王非但无功，反而有罪。肃宗随即撤了他的官职，并且永不录用。
当然，对于永王之死，肃宗虽然做足了痛心疾首的样子，但这并不等于他会饶恕那些跟随永王造反的人。
兵变平定后，以薛镠为首的大批永王党羽均被诛杀，其中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也差点被砍了脑袋。
他就是李白。
没有人会否认，李白在文学和诗歌领域的才华独步古今，可我们却不得不承认，他在政治上是一个典型的低能儿。安史之乱爆发时，李白正在庐山隐居。永王李璘入驻江陵后，向他发出了邀请。李白欣然接受，出任其帐下幕僚。在当时的李白看来，永王李璘既是李唐亲王，又是封疆大吏，投到他的麾下，定能实现自己建功立业的抱负，更能救黎民于水火，挽国家于危亡！
“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永王东巡歌》之十一）
然而，这只是一个诗人一厢情愿的政治幻想。
当永王李璘自江陵引兵东下，其割据江东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的时候，单纯的李白却仍然沉浸在美妙的幻想中不能自拔。直至永王兵败，李白被肃宗朝廷判处死刑，他才大梦方醒，后悔莫及。所幸郭子仪多方营救，李白才免于一死，被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县）。
永王兵变虽然旋起旋灭，并未造成大规模的叛乱，但足以表明肃宗的权力基础并不稳固，加上此前的建宁王事件，更足以让肃宗李亨产生一种强烈的危机感。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危机感，肃宗� �亨才会迫切渴望克复长安，希望凭此盖世功勋巩固自己的天子大权。
事实上，早在建宁王死后不久，亦即至德二年二月初十，李亨就已经率领文武百官进驻凤翔了。此地距长安仅三百多里，且江淮财赋皆集聚于此，无疑是一个理想的前敌指挥部。
同日，郭子仪奉肃宗之命，率朔方军从洛交（今陕西富县）出发，进逼河东郡（今山西永济市），同时另遣一路攻击冯翊郡（今陕西大荔县）。两路唐军与凤翔的肃宗朝廷遥相呼应，至此对长安形成了两面夹攻之势。
帝国反击战的序幕就此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