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武媚的皇后之路

李勣的仕途沉浮

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紧继房遗爱谋反案之后，大唐朝廷的最高决策层也发生了重大的人事变动。在此案之前，宰相班子的成员是：

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孙无忌；

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勣（因避太宗讳，去掉“世”字）；

中书令柳奭；

侍中高季辅、宇文节；

左仆射于志宁；

右仆射张行成；

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禇遂良；

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韩瑷；

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来济。

而截至永徽四年十二月，其人员构成和相应职位已经变成：

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孙无忌；

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勣；

中书令柳奭；

侍中崔敦礼；

左仆射于志宁；

右仆射、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禇遂良；

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韩瑷；

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来济。

从这两张名单的变化上，我们可以发现长孙无忌的权势已经达至巅峰，基本上完全掌控了朝政。因为在前一张名单中，九个宰相中起码还有四个（李勣、高季辅、宇文节、张行成）不是他的亲信；可在第二张名单中，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李勣之外，其他六个宰相都是唯长孙无忌马首是瞻的人。

变化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新名单上，高季辅、宇文节、张行成这三个人消失了。其中，宇文节因房遗爱案被流放，张行成于这一年九月病逝，高季辅十二月病逝。在此，上天似乎也在刻意成全长孙无忌，凡是他看不顺眼的人，要么被迫出局，要么自己病死，真是令他满心欢畅。

其次，有一个新人赫然出现在了新名单上，他就是崔敦礼。我们都还记得，此人曾代表长孙无忌出面，强硬地拒绝了高宗赦免二王的请求。鉴于他有如此“优异”的表现，其光荣升迁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最后，在整个宰相团的人事变动中，基本上所有变化都是由长孙无忌的意志所决定的，可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变化，显然并不符合长孙无忌的利益。那就是李勣的职位变动——从原本的开府仪同三司，擢升为三公之一的司空。

促成这一变化的人当然就是高宗李治。这点小小的变化虽然看上去毫不起眼，但是对高宗李治而言实属意义重大。

要看清这层意义，还得从李勣在贞观末年的仕途沉浮说起。

众所周知，早在高宗李治还是晋王的时候，李勣就是他的旧部。当时李治遥领并州大都督，李勣任都督府长史，而李治并不到任，因此实际政务都是由李勣负责，可见李勣与李治的关系本来就非同一般。

就是因为这层关系，所以在贞观十七年的夺嫡之争中，李勣才会成为力挺李治的三大干将之一。也是因为这层关系，所以李治被册立为太子后，太宗李世民就马上任命李勣为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并且对他说：“我儿新登储贰，卿旧长史，今以宫事相委，故有此授。虽屈阶资，可勿怪也。”其对李勣的信任之情溢于言表。不久以后，在一次宴会上，太宗又以一种郑重其事的口吻告诉李勣：“朕将属以幼孤，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旧唐书·李勣传》）

这显然就是在托孤了。面对天子的信任和器重，李勣感激涕零，当场表示绝不辜负天子重托，并咬指出血，以示坚贞不渝之意。稍后李勣因醉酒睡去，太宗还脱下龙袍亲自披在李勣身上。

贞观二十三年，太宗临终之前，特意作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安排——先将李勣贬为叠州都督，然后让李治在即位之后将他擢为宰相，以示新君之恩，借此强化李勣的忠心。李治依照太宗的吩咐，在登基当月就擢升李勣为洛州（今河南洛阳市）刺史，旋即又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让他进入了宰相班子；几个月后，又正式拜李勣为尚书左仆射。

回顾李勣在贞观末年的政治际遇，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从李勣自身的资历和能力而论，还是从太宗对他的信任和器重来看，李勣都是后贞观时代当之无愧的第二号重臣。也就是说，在永徽一朝的满朝文武中，李勣既是屈指可数的托孤重臣之一，也是唯一可以和长孙无忌相提并论并且相互制衡的人物。

考察太宗生前的政治安排，虽然不一定有让李勣与长孙无忌相互制衡之意，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以太宗之英明睿智，他或许也会料到，他身后的政局不可能永远是铁板一块。所以，物色一个像李勣这种绝对忠于李治，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制衡长孙无忌的托孤大臣，就是他所能做的最妥善的安排。

然而，出乎太宗意料的是，他在临终之前苦心孤诣布置好的这枚棋子，却在高宗即位不久就忽然选择主动出局，自行淡出了永徽朝廷的权力核心。

永徽元年十月，也就是禇遂良抑买土地案爆发的几天前，李勣就频频向高宗提交辞呈。在李勣“固求解职”的情况下，李治不得不解除了他的左仆射之职，仍保留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务，并另行授予“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誉衔。

对于李勣的主动引退，李治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可是为了尊重他本人的意愿，李治也只好这么做。

李勣虽然还挂着一个“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宰相衔，名义上仍然可以参与朝廷的最高决策，但实际上已经成为所有宰相里面最没有发言权的一个。因为一旦没有在三省六部里担任实职，参与决策时就不可能拿出切合实际的有分量的意见，充其量也就是列席而已。另外，就那个“开府仪同三司”的头衔来说，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纯粹是一个虚衔，基本上是给那些过了气的功臣元勋养老用的。谁要是挂上这个头衔，谁在政治上就彻底靠边站了。而以李勣的年龄和能力而论，他实在不应该这么早就靠边站。

可问题在于，这是李勣自己的选择，并非高宗的意愿。

那么，李勣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呢？

答案很简单——迫于长孙无忌的压力。

永徽元年，长孙无忌的个人权势虽然还没有发展到后期那种一手遮天的地步，但是由于他的多重身份——天子舅父、开国元勋、顾命大臣、首席宰相，从而决定了他在高宗朝廷中独一无二的权威和影响力。要与长孙无忌同朝为相，你要么主动向他靠拢，要么迟早被他搞掉，二者必居其一。

这一切，李勣看得比谁都清楚。

所以他宁愿选择隐忍和退让。

但是，隐忍不等于怯懦，退让也不代表无能。

这是策略，是战术，是避敌锋芒、保存实力！

事后来看，李勣的做法无疑是高明的。假如他不是在永徽元年急流勇退，远离权力斗争的旋涡，那么很难保证他不会在随后的房遗爱谋反案中受到陷害和株连。

或许也只有到了永徽四年，当高宗李治意识到长孙无忌的权势正在极速膨胀，而自己却日渐陷入大权旁落、任人摆布的困境中时，他才会突然间明白李勣当初主动引退的苦衷，也才能深刻领悟李勣保存实力的政治智慧。与此同时，李治当然也会回想起太宗当年给他安排这个辅弼大臣的深意。

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李治毅然决定让李勣复出，把他擢升为三公之一的司空，显然是希望他对长孙无忌形成制衡。诚然，司空也仍旧是个没有实际职权的荣誉衔，但是鉴于其阶位仅次于身为太尉的长孙无忌，并且李勣本人也是定策功臣和托孤重臣，所以此次任命就相当于恢复了李勣朝廷二号重臣的身份。

同时，李勣的这个职位变动也未尝不是一个政治信号，它意味着——在长孙无忌高歌猛进、节节胜利的权力扩张中，高宗李治终于借助李勣的复出，对长孙无忌实施了一次反击。

虽然此次反击是李治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而且力量极其微弱（甚至微弱到引不起长孙无忌的警觉），但是，假如李治连这一点微弱的反击都做不到的话，那么帝国的整个最高决策层就会变成清一色的长孙班底了。

因此，李勣的复出对于高宗李治而言，实在是具有生死攸关的重大意义。

有了李勣这样一个可以信任和依托的力量（尽管是整个宰相班子中唯一可以借助的力量），天子李治就可以慢慢酝酿自己的突围行动——从大权旁落、任人摆布的困境中，从长孙无忌编织的那张黑色巨网中一步一步地突围！

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天子的突围行动中，尤其是在李治准备册立武媚为皇后的关键时刻，李勣果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长孙无忌名列第一，李勣位列倒数第二。这个差别显然是巨大的，因为它并不是学校班级的座位号，而是政治交椅的座次，象征着一个从政者的资历、威望和地位。

似乎是为了弥补这个差距，同时也为了提高李勣的政治威望，高宗李治特意在永徽四年的上半年，也就是擢升李勣为司空的不久以后，命人重新绘制了李勣的画像，并且亲自提笔作序。

在画像的序赞中，李治说：“朕以绮纨之岁，先朝特以委公，故知则哲之明，所寄斯重！自平台肇建……茂德旧臣，惟公而已，用旌厥美，永饰丹青！”（《李勣墓志铭》）

李治这段话显然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政治信号。因为长孙无忌、禇遂良与李勣同为顾命大臣，可高宗却独独对李勣说“所寄斯重”“惟公而已”，这样的表述当然是意味深长的。

对此，李勣自然也是心领神会。

那么，面对天子如此“偏心”的态度和话语，长孙无忌又作何感想呢？

很遗憾，他没有任何感想。

因为他毫无警觉。

此时此刻，长孙无忌正扬扬自得地品尝着独揽朝纲、权倾天下的美妙滋味。他不相信李治敢突围。就算他相信，他也不认为李治有能力突围！

陶醉在成功中的长孙无忌没有意识到，李治的身后不但已经出现了一个李勣，还出现了一个女人——一个即将在不久的将来爆发出无穷能量的女人。

有了这两股力量的强势加盟，高宗李治就注定要突破长孙无忌精心构筑的政治包围圈。

天子的政治突围

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天子李治的突围行动逐渐展开。

这一年发生了几件事情，乍一看似乎无关大局，可事实上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李治正在尝试着独立行使天子职权。

这一年六月，中书令柳奭意识到王皇后已经彻底丧失了天子恩宠，迟早会被废掉，所以“内不自安”，主动提出辞去宰相职务。高宗二话不说，当即把他降职为吏部尚书。就在两年前，柳奭还与长孙无忌等一帮宰相联手，迫使天子将陈王李忠立为太子，企图借此巩固权位、长保富贵，而今却灰溜溜地主动离开相位，这对于天子李治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胜利。

紧接着在这一年九月，高宗李治召集朝廷五品以上官员进行了一次训话，他说：“朕从前陪侍在先帝左右，发现五品以上官员都忠直敢言，要么当廷评论朝政，要么过后呈上密奏，可谓终日不绝，可如今却一片沉默，难道天下已经太平无事了吗？诸位为何都不说话？”

从高宗即位以来，如此严肃地批评五品以上高官，似乎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大臣们都分明感受到了天子强烈的不满情绪，而且他们也知道天子所言确是实情。与进谏成风的贞观政治比起来，永徽朝廷实在是太不正常了，简直可以说是万马齐喑。

可大臣们是有苦衷的。在贞观时代直言朝政得失，通常都能得到太宗皇帝的嘉奖；可在如今的永徽朝廷上，谁要敢议论朝政，谁就等于是对首席宰相长孙无忌指手画脚，也就等于是在与他为敌！试问，谁愿意当这根出头的椽子呢？

况且房遗爱案刚刚过去，与长孙无忌为敌的下场赫然摆在所有人面前。因此，在这场杀一儆百的政治清洗之后，就算满朝文武不会全都去抱长孙无忌的大腿，至少也没人胆敢和他公然作对。

所以，面对天子李治的批评和不满，所有大臣都保持沉默，朝堂上仍旧是鸦雀无声。

李治感觉自己使出了浑身力气，却一拳打在了棉花上。不，是一拳打在了虚空中，连声回响都没有！

高宗大为失望。

可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一个月后，终于有人勇敢地发出了声音。

这个人叫薛景宣，时任雍州参军，是一个区区的七品小吏。大臣们都不出声，只好轮到小吏来发言了。

这个小吏都说了些什么？

他呈上了一道封事，也就是密封的奏疏，在奏疏中对朝廷刚刚竣工的一项工程进行了尖锐的指责。当时，朝廷动用了雍州（京畿地区）的四万一千名民工，历时三十天修建了长安的外郭城，薛景宣可能是觉得天子在滥用民力，于是在奏疏中说：“从前，西汉的惠帝修筑长安城，没多久就晏驾了，现在也来搞这一套，必定没什么好下场。”

李治看到这道密奏的时候，顿时哭笑不得。

这哪是什么进谏，这分明是诅咒嘛！

不过，在满朝文武人人三缄其口的情况下，这个七品小吏的诅咒在李治听来却十分悦耳，毕竟天子的要求总算有人正式回应了。不管薛景宣多么人微言轻，也不管他说得有没有道理，至少敢说话就是好同志。

可是，就在李治大感欣慰的时候，宰相于志宁等人却跳出来替天子打抱不平。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薛景宣出言不逊，应该诛杀！”

李治看着宰相们义愤填膺的表情，淡淡地说了一句：“景宣虽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绝言路。”（《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当即宣布赦免薛景宣出言不逊之罪。

谁都知道，杀薛景宣是长孙无忌的主意。他不仅要钳制文武百官的言论，还想堵住下级官员的嘴，让朝野上下都不敢发出和他不一样的声音，让天下人都不敢越过他与天子李治直接对话。

可这一次，李治毅然反抗了长孙无忌的意志。

通过永徽五年发生的这几件事，李治的信心和勇气正在逐步增强，他的姿态也正在变得强硬。接下来，只需要一个适当的时机和突破口，李治就能够拨开阴霾，重见天日！

时机很快就来了。

这就是发生在永徽六年的皇后废立事件。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年份。

这一年，长安的后宫掀起了一场可怕的风暴，这场风暴不仅令高宗的后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对帝国政坛也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导致长孙无忌强力构建的单边政治格局开始瓦解，使得永徽朝廷首次出现了君权与相权势均力敌的博弈局面。

继“女婴猝死案”，武媚又对王皇后发动了一次致命的打击——控告王皇后和她母亲柳氏在暗中施行巫术。

事后来看，风暴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刮起来的。

武媚所控告的这种巫术称为“厌胜”，方法是因厌憎某人而制作其形象——或泥塑木雕，或画在纸上——然后刺心钉眼，系手缚足，以此诅咒对方早日死于非命。

这是一种很歹毒的巫术，论罪也相当严重。按照《唐律》，敢玩这种“厌胜”之术的人可以按谋杀罪减二等论处，倘若诅咒的对象是至亲长辈，则不可减罪，依律当斩。

没有人知道武媚的控告是否属实，总之天子未经调查就迫不及待地颁下了诏书，将皇后的母亲柳氏驱逐出宫，并严禁她再踏进皇宫一步。次月，天子又将皇后的母舅吏部尚书柳奭逐出朝廷，贬为遂州（今四川遂宁市）刺史。柳奭刚刚走到扶风（今陕西扶风县），天子又暗中授意地方官员指控他“漏泄禁中语”，于是再度把他贬到更为偏远的荣州（今四川荣县）。

至此，王皇后彻底陷入了势单力孤的境地。紧接着，天子李治为了让武昭仪能够向皇后之位再靠近一步，又挖空心思地发明了一个宸妃的名号，准备以此册封武媚。

此举立刻遭到宰相们的强烈抵制。唐依隋制，后宫的一品妃历来只有贵、淑、德、贤四名，如今为了一个武媚而特设一个宸妃之号，显然不合旧制，无据可依。侍中韩瑷与中书令来济以此为由，在朝会上与天子面折廷争，坚持认为“妃嫔有数，今别立号，不可”（《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硬是把皇帝的旨意生生顶了回去。

谁都知道，韩瑷与来济之所以敢和天子针尖对麦芒地大干一场，无非是因为他们背后站着长孙无忌；而看上去已经彻底变成孤家寡人的王皇后，之所以还能牢牢占据皇后的宝座，也是因为她背后站着长孙无忌！

此时此刻，高宗李治强烈地意识到，如果不能利用这场后宫之战向长孙无忌的超级权威发出挑战，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和尊严，那他就只能永远充当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天子！

永徽六年已经是李治君临天下的第七个年头。这一年

，他已经二十八岁。

对此时的李治而言，如果连给自己心爱的女人一个实至名归的身份都办不到，如果连选择谁来当皇后的权力都没有，那他还算什么皇帝？如果不能通过这件事情让长孙无忌认识到他李治在政治上已经成熟，完全具备了独立掌控朝政的能力，那么李治还要继续夹着尾巴做人做到什么时候？

所以，李治决定向长孙无忌宣战，无论如何也要把武媚扶上皇后之位，无论如何也要夺回他的天子权威！

至此，这场后宫之战的熊熊战火终于从内宫蔓延到了外朝。表面上看，这是王皇后与武媚围绕着皇后之位展开的一场废立之争，而实际上，这是天子李治与长孙无忌（及其背后的宰相团）围绕帝国的最高权力进行的一场政治博弈。

永徽年间这场旷日持久、愈演愈烈的后宫之战进行到这里，其性质已经悄然蜕变，从女人们的战争演变成了男人们的战争。而且战争的规模也已经扩大升级，其后果不仅将决定这几个女人后半生的命运，并且将决定整个帝国未来的政治走向。

向长孙集团宣战

高宗李治准备向长孙无忌宣战，决心固然是很大，可当下的政治现实又不免让他有些心虚。因为满朝文武当中，除了一个司空李勣，几乎没有一个是他的亲信。反观长孙无忌，不但牢牢掌控着整个宰相团，而且通过房遗爱案大肆清除异己、杀戮立威，使得文武百官人人俯首帖耳、个个噤若寒蝉。

在双方实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高宗又如何打赢这场仗呢？

这不仅是天子李治的忧虑，同时也是昭仪武媚的忧虑。

他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要战胜长孙无忌，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尽快在朝中打造一支自己的政治势力。

有需求就有供给。

这个简单的经济学规律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也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

就在高宗李治因势单力薄而万分焦虑的时候，朝中已经有一批素怀野心的政客，敏锐地觉察出了天子的需求。他们是：中书舍人李义府、卫尉卿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书舍人王德俭、大理丞袁公瑜等。

李义府，出身于寒门庶族，据说长相俊美，能写一手漂亮诗文。他于贞观中期登第入仕，不久就因刘洎、马周的推荐出任监察御史。也许是因为人和文章都太漂亮了，所以当时有人风传他和刘洎、马周搞同性恋，说他以“容貌为刘洎、马周所幸，由此得进”（《旧唐书·李义府传》）。

由于李义府才华横溢，而且外表温良谦恭，逢人说话必和颜悦色、面带微笑，因此很多人被他的外表所迷惑，以为他是一个厚道人。直到许多年后他当权得势，整起人来心狠手辣、毫不留情，人们才知道他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人物，因此给了他四个字的评语——“笑中有刀”，还赠给他一个外号——“李猫”。

这就是成语“笑里藏刀”的出处。李义府的这个性格特征跟后来玄宗时代的权相李林甫颇为神似。李林甫也是因为表面上总是笑语温存，可背地里却拼命给人捅刀子，所以人们给他的赠语是“口蜜腹剑”。李义府和李林甫，这一前一后的两个唐朝宰相，不仅名字的读音类似，所处的时代相近、职位相同、为人处世的性格类似，而且连他们给后世贡献的两个成语都如出一辙，以致经常被人张冠李戴、弄错出处，说起来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贞观年间，刚刚出道的李义府由于担心家世贫寒，难以飞黄腾达，曾赋诗一首，自抒心志。此诗名为《咏乌》：“日里扬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栖？”

太宗李世民听说后，当即表态：“吾将全树借汝，岂惟一枝！”（《隋唐嘉话》）

李义府受宠若惊，从此牢记太宗勉励，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攀上帝国政坛的最高枝，在上面纵览“全树”风光，俯瞰芸芸众生。

晋王李治被册立为太子后，李义府得到重用，进入东宫担任了太子舍人，加崇贤馆直学士，与当时同侍太子左右的来济“俱以文翰见知，时称来李”（《旧唐书·李义府传》）。

可李义府没有料到造化会如此弄人。李治当上皇帝后，他只是从太子舍人变成了中书舍人，并没有得到预想中的大步升迁。几年后，当初和李义府齐名的来济因为攀上长孙无忌这根高枝，很快就青云直上，位登宰辅，可李义府却一直原地踏步，始终在中书舍人这根老枝上不咸不淡地晃悠。

更让李义府感到悲哀的是，到了永徽六年，不知道他哪里得罪了长孙无忌，朝廷忽然下了一纸敕令，要把他贬到偏僻荒凉的壁州（今四川通江县）去当司马。太宗当年的勉励言犹在耳，可对如今的李义府来讲不啻莫大的讽刺。连这赖以栖身的唯一枝丫都快断了，还奢谈什么“全树”呢？

由于职务的便利，李义府在贬谪令下达门下省之前便已获悉，于是惶惶不可终日，连忙问计于同僚王德俭。

王德俭是许敬宗的外甥，为人工于心计，且因脖子上长了一个肉瘤，因此被人称为“智囊”。“智囊”看着李义府一脸惶悚的表情，不禁拈须微笑，半晌才说：“皇上想立武昭仪为皇后，可一直犹豫不决，原因就是一帮宰相从中阻挠。李君若能襄助皇上和武昭仪达成这个心愿，必定可以转祸为福。”

李义府闻言，当即茅塞顿开，转忧为喜。当天，李义府顶替王德俭在中书省值夜班，然后向高宗呈上了一道奏章，请高宗废黜王皇后，改立武昭仪，以满足朝野上下的共同愿望云云。高宗阅后，顿时喜出望外，连夜召见李义府，和他进行了一番密谈，随后赏赐珍珠一斗，并让他留任原职。

武昭仪听说朝臣中终于有人站出来帮她说话了，更是喜上眉梢，随即暗中派人前去和李义府接触，自然又是一番优厚的赏赐，不久又让高宗把李义府破格提拔为中书侍郎。

在中书舍人的位置上待了整整六年，李义府终于时来运转，迎来了仕途的春天。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李义府、许敬宗、崔义玄、王德俭、袁公瑜等人迅速团结在了天子和武昭仪周围，一个个摩拳擦掌、斗志昂扬，随时准备与长孙无忌及其宰相团一决雌雄。许多年后，大周女皇武曌仍然念念不忘这批人当年的“翊赞之功”，特地下诏追赠了官爵，并给他们的儿子们一一赏赐了封邑。

眼见天子用最短的时间就纠集了一帮政治打手，并且摆出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长孙无忌、禇遂良等人意识到事态严重，连忙召集他们的人，秘密举行了一个碰头会，谈论当前的政治形势。在会上，长安令裴行俭一脸义愤，声称如果让武昭仪当上皇后，“国家之祸必由此始！”（《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就是这句忧患之言，为裴行俭惹来了祸端。

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已在武媚的掌控之中。

秘密会议刚一开完，一直在暗中侦察的大理丞袁公瑜就把会议详情一五一十地通报给了武媚的母亲杨氏。

武媚听到这个消息后，嘴角掠过了一抹冷笑。

几天后，裴行俭就被贬出了朝廷，并且一下就被踢到了帝国最辽远的西北边陲，担任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市东）都督府长史。

这一贬谪形同流放。如果换成一个意志不坚的人，也许只能在条件艰苦的大漠西域抑郁而终了，可裴行俭不是一般人，他非但没有怨天尤人，反而以巨大的热情和勇气投入到了经略西域的事业中。此后十年间，裴行俭在西域边陲多有建树，终于在麟德二年（公元665年）被朝廷任命为安西大都护。在此任内，裴行俭统驭有方，政声卓著，使得“西域诸国多慕义归降”（《旧唐书·裴行俭传》）。

在多年的军旅生涯中，裴行俭先后提拔并重用了程务挺、王方翼、黑齿常之、郭待封、李多祚等一大批军事人才，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英勇善战、独当一面的将领。此外，在裴行俭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刺史、将军还有数十人之多。而裴行俭本人，也当之无愧地成为初唐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之一。

裴行俭的被贬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意味着高宗和武昭仪已经向长孙集团发出了挑战。而就在贬谪裴行俭的几天后，也就是这一年的九月初一，高宗又忽然把许敬宗擢升为礼部尚书。众所周知，礼部主管朝廷的册封事宜，高宗让许敬宗担任礼部的一把手，其用意不言自明，就是冲着皇后废立去的，同时也等于是在向长孙集团示威。

说起来，这个许敬宗也是一个老资格的政客了。早在隋朝末年，他就与魏徵同在李密帐下任职；归唐后，许敬宗又以文才见重于李世民，成为朝野倾慕的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在当时可谓风光十足。可到了贞观年间，许敬宗却一直官运不畅——早年的同僚们都已纷纷拜相，甚至连许多年轻后进也已经身居高位，可他却几起几落、屡遭贬谪，始终进不了帝国的权力中枢。这始终是早年得志的许敬宗最大的一块心病。

高宗即位之初，许敬宗以东宫旧臣身份，一度升任礼部尚书，眼看距离宰相之位已经不远，可他时运不济，不久又因事被贬，外放为郑州刺史，到了永徽三年才又回朝担任卫尉卿。

而复拜礼部尚书的这一年，许敬宗已是一个六十四岁的花甲老人。

此时此刻，他那双浑浊的老眼依然死死盯着宰相之位。

许敬宗知道，自己实在是没有时间再蹉跎了。所以，他现在最迫切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豁出这条老命和长孙无忌死磕，然后不惜一切代价拥立武昭仪为皇后。

只有这样，他才能实现拜相的梦想，抵达仕途的巅峰！

越演越烈的政君臣博弈

永徽六年九月的一天，高宗李治在散朝之后，忽然点了几个宰相的名字，让他们到内殿，说有要事相商。

被点到名字的人是：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禇遂良。

而其他三个宰相韩瑷、来济、崔敦礼则不在被召之列。

对于天子召见的目的，四个宰相都心知肚明——皇上要摊牌了。

进内殿面圣之前，他们在政事堂小聚了片刻，准备商量一个对策。

面对即将到来的这个重大事件，四个宰相表情各异。

长孙无忌眉头紧锁，始终一言不发。

李勣则是一会儿闭目养神，一会儿抬头望天。

于志宁表情暧昧，目光闪烁。

只剩下一个禇遂良带着忧愤不安的表情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最后终于无奈地意识到——和天子死磕的光荣使命，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到自己的肩上了！

他知道，在即将与天子展开的这场对决中，长孙无忌是己方的大佬，是主帅，是最后一张王牌，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上场的；而李勣呢，看他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无疑是和天子一个鼻孔出气的；至于这个老滑头于志宁，从头到尾都在躲避他的目光，八成也是指望不上了。

禇遂良最后用一种慷慨赴义的口吻打破了沉默：“皇上今日之召，大半是为了皇后废立之事，皇上既然心意已决，触逆龙鳞只有死路一条。太尉是天子舅父，司空是开国功臣，所以你们不宜进谏，不能让皇上有杀元舅和功臣之名。只有遂良起于草茅，对帝国并无汗马功劳，而今又忝居宰辅之位、身受顾命之责，若今日不以死相争，有何面目去见先帝？”

禇遂良这番话说得大义凛然，表面上好像是要同时保护长孙无忌和李勣，怕他们被皇帝怪罪，其实他保护长孙是真的，保护李勣则纯属扯淡！说白了，他无非是想堵住李勣的嘴，希望他不要开口罢了。

这几句话说得实在漂亮，所以他话音刚落，长孙无忌就立刻投来赞赏和鼓励的一瞥。

李勣一听，心中暗笑。好你个禇遂良，居然不让我说话？行，不说就不说！李勣马上站起来，借口身体不适，要先行告辞，然后拍拍屁股就径直出宫了。

李勣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天子这回是志在必得，长孙无忌这帮人想跟天子硬拼，最后只能是自取其咎。所以，与其跟他们撕破脸面，轻易暴露自己的立场，还不如表面上弃权，作隔岸观火之态，等到双方相持不下的关键时刻再投天子一票。

至此，四个宰相都选择了各自不同的博弈姿态——长孙无忌老谋深算，按兵不动；禇遂良摩拳擦掌，准备冲锋；李勣貌似弃权，实则保存实力；而于志宁则是立场模糊，态度暧昧。

李勣走后，长孙无忌、禇遂良、于志宁三人随即进入内殿。

看着他们姗姗来迟的身影，天子李治显得很不耐烦。他直直地盯着长孙无忌，开门见山地说：“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欲立昭仪为后，何如？”

禇遂良趋前一步，挡住了天子直视长孙的目光，朗声答道：“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上 违先帝之命！”（《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在中国古代，男人想要把老婆休掉，必须要有圣贤规定、社会公认的七种理由，这七种理由称为“七出”或“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大戴礼记·本命》）也就是说，至少要具备这七条理由中的一条，才可以休妻。

高宗始终强调的废后理由，就是其中的第二条——无子。

诚然，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代社会，这个理由确实是很充分的。但是，“无子去”这个休妻理由在后来的实践中也有了附加条件，那就是：只有当女人过了五十岁而仍然无子，才可以被休掉。而此时的王皇后才二十几岁，谁敢说她一辈子都不能生育呢？

因此，禇遂良才会理直气壮地说“皇后未闻有过”。

可是，就算这个废后理由不成立，高宗应该也还有其他理由才对，比如此前炒得沸沸扬扬的杀婴案和厌胜案，王皇后不是都难逃干系吗？有这么好的废后理由，高宗为何只字不提呢？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证据不足。

也就是说，在这两起案件中，王皇后尽管都有嫌疑，却都不能坐实。换言之，高宗对这两起案件可能一直抱有疑问；或许在心里面，他并不能完全排除武媚陷害皇后的可能性。这样的疑虑很可能导致了他的心虚，所以他不敢公然用这两项罪名作为废后的理由。

高宗的理由被禇遂良轻而易举地推翻了，而禇遂良提出的两大理由，却又让高宗无力反驳。

第一，说皇后系出名门。这确是事实，而且此言还有暗示武昭仪家世卑微的意思。

第二，说皇后是太宗皇帝亲自选定的，不能轻废。这个理由当然更是冠冕堂皇。其言下之意就是——皇上您既然一向以仁孝著称，怎么能随意做出违背先帝意志的不孝之举呢？

面对禇遂良的强势反击，天子李治哑口无言。

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铁青着脸拂袖而去。

当天的对决以天子的失败告终。

长孙无忌和禇遂良对视一眼，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于志宁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庆幸这难挨的一天总算过去了。

可是，难挨的日子并没有过去。

天子睡了一宿，仿佛把昨天的理屈和尴尬忘得一干二净，第二天又把几个宰相叫到了内殿，还是那两个字——废后。

很显然，天子开始耍赖皮了。

他要跟长孙和禇遂良打疲劳战——反正我就是要废王立武，你们今天不答应，我明天再提，你们明天不答应，我后天再提，跟你们耗到底，看谁耗得过谁！

这一天，禇遂良照例打前锋。可是面对天子的死缠烂打，禇遂良明显有些沉不住气了，他用一种面红耳赤的激愤神情对高宗说：“陛下一定要改立皇后，也请选择天下的名门望族，何必一定要娶武氏？武氏曾经侍奉先帝，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天下万民的耳目，又岂能轻易蒙蔽？千秋万代之后，世人将如何评价陛下？愿陛下三思！臣今日忤逆陛下，罪当万死！”

禇遂良慷慨陈词之后，似乎被自己的一腔忠义感动了，忽然退到殿前，放下手中的朝笏，解开头巾，然后一边用头撞击台阶，一边颤声高喊：“臣把朝笏还给陛下，乞求陛下让臣告老还乡！”

殷红的鲜血顺着禇遂良的额头汩汩而下。

那一刻，长孙无忌蒙了。

形势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而且一下子脱离了他的掌控。

很显然，禇遂良的表现过火了。

当众揭穿天子的隐私，这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又以辞职相要挟，更是恶化了本已剑拔弩张的事态。禇遂良这么做，不仅把他自己推上了万丈悬崖，而且把天子和长孙无忌全都逼到了绝地死角，让每个人都没有了转圜的余地。

完了。长孙无忌在心里发出一声悲凉的长叹，禇遂良这回彻底完了。没想到这么聪明的一个人，也有这么糊涂的时候！

站在一旁的于志宁看着这令人震惊的一幕，顿时脸色煞白，细密的汗珠布满了他的额头和鼻尖。

而此时此刻，坐在御榻上的天子更是青筋

暴起、怒目圆睁。

他涨红着脸似乎要说什么，可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禇遂良的话不仅让李治感到极度愤怒，而且让他无比难堪。

他万万没有料到，那层最让人羞于启齿的窗户纸，居然就这么在大庭广众之下被禇遂良捅破了！

这一刻，高宗李治感觉自己就像是在天下人面前裸奔。

“武氏经事先帝，众所共知，天下耳目，岂可蔽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禇遂良说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打在了他的脸上，李治感觉自己的皮肤有一种被烧灼的刺痛感。

他恨不得现在就杀了禇遂良。

可他还是忍住了。

李治最后艰难地挥了挥手，用一种嘶哑的嗓音喝令左右把禇遂良拉出去。

“何不扑杀此獠？”

就在人们还没从这血溅丹墀的一幕中回过神来的时候，一个异常激愤的女人的声音，又猛然从珠帘后面飞了出来，像一根尖锐的金针同时刺进所有人的耳膜。

这是武昭仪的声音。

这个声音是如此突兀而又如此狠戾，以至于在场众人无不悚然一惊，就连天子的脸上都充满了错愕。君臣议事，天子却让一个女人躲在珠帘后面偷听，而且这个女人还公然发出咆哮，扬言要诛杀大臣，这实在是令人既尴尬又震惊。

现场的气氛就在这一瞬间凝固了。

于志宁脸上一颗颗豆大的汗珠，正在啪嗒啪嗒地往下掉。

最后，首席宰相长孙无忌发言了。

这个饱经沧桑的帝国大佬，用一种沉稳而淡定的表情冲着珠帘背后瞟了一眼，说：“遂良受先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高宗君臣的第二次交锋，就在长孙无忌的这句话中草草收场。

一切看上去都和昨天没什么两样。

天子照例拂袖而去。

众人照例默然而退。

关于皇后废立的问题，照例是无果而终。

唯一不同的，就是内殿的台阶上赫然多出了几点血迹。

这几点血迹似乎是一个征兆，预示着在这场越演越烈的君臣博弈中，长孙集团开始要付出代价了。

那将是血的代价。

听说天子废后的态度极其强硬，而禇遂良在进谏的时候居然血染丹墀，侍中韩瑷再也坐不住了。几天后，韩瑷趁着上奏政事的间隙，又对废后一事进行劝谏，说到关键处，韩瑷禁不住涕泗横流。可是，就连禇遂良的鲜血都无法打动高宗了，韩瑷的泪水当然更是无济于事。李治根本听不进去，很不耐烦地把他打发了。

第二天，韩瑷又谏，再次摆出一副悲不自胜的表情，李治大怒，喝令左右把他架了出去。

韩瑷碰了几次钉子，仍不死心，随后便又呈上一道奏疏，说如果天子不慎重考虑，将“为天下所笑”“恐海内失望”，并用历史上著名的红颜祸水妲己、褒姒影射武昭仪，还说什么“使臣有以益国，菹醢之戮，臣之分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意思是只要他的行为有益于国家，就算皇帝把他剁成肉酱，也是他分内应得的。然而李治却丝毫不为所动，看过奏疏就把它扔到了一边。

除了韩瑷，中书令来济也上疏力谏，李治照旧视而不见。

至此，七个宰相中有四个毅然决然地站在天子的对立面，而左仆射于志宁则一直噤若寒蝉，不敢表态，另一个宰相、时任中书令的崔敦礼也自始至终没有任何动静，显然也是采取了明哲保身的立场，投了弃权票。

与此同时，一直在冷眼旁观的李勣意识到——长孙集团的火力已经耗尽，再也玩不出花样了，而天子在长孙集团的强力阻击下也已是焦头烂额。

这种时候，自然就该轮到他上场了。

这就叫后发制人！

于是李勣便入宫去觐见天子。

终于看见李勣露面了，李治的脸上露出了无比欣慰的笑容。他迫不及待地对李勣说：“朕想立武昭仪为后，可禇遂良却坚决反对。他既然是顾命大臣，莫非这件事只能照他的意思，就这么算了？”

李治之所以故意强调禇遂良顾命大臣的身份，无非是想提醒并暗示李勣——你也是托孤大臣，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你来发话，朕才有底气。

李勣显然听懂了皇帝的意思。他趋前一步，用一种举重若轻而又毋庸置疑的口吻对高宗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李治笑了。

要的就是这句话！

这场旷日持久胜负难分的后位之争，终于在老臣李勣这句四两拨千斤的话中一锤定音。

随后，礼部尚书许敬宗数度前往太尉府，劝长孙无忌放弃立场。这无疑是许敬宗代表天子在对长孙无忌发出最后通牒。

可许敬宗的劝说还是遭到了长孙无忌的厉声驳斥。

许敬宗碰了一鼻子灰，转而在朝中到处放话，说：“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一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一个庄稼汉多收了十斛麦子，尚且打算换掉老婆；何况天子打算另立皇后，跟别人有何相干，竟然妄加非议？

许敬宗这话虽然有点粗俗，但是话糙理不糙。尤其在武媚听来，许敬宗的“换妻”高论简直像歌声一样动听。为了让更多人听到这句话，武媚当即命左右亲信到处传播，一意要让它成为朝野上下众口一词的舆论。

九月的一个清晨，霜露浓重，一驾马车从长安的明德门辚辚而出，孤单地行驶在铺满落叶的官道上。

马车的方向是东南，目的地是千里之外的潭州（今湖南长沙市）。

车中的人双目微闭，神情疲惫，脸色就像道路两旁随风飘舞的落叶一样，显得枯黄而了无生气。

他就是禇遂良。

他现在的职务已经不再是朝廷的右仆射了，而是潭州都督。

深秋的阳光透过半掀的车帘照射进来，斑驳陆离地打在他的额头上。随着马车的晃动，他额前那道新添的疤痕看上去就像一条正在困境中挣扎的褐色蜈蚣。

新皇后：武媚

永徽六年十月十三日，唐高宗李治颁布了一道废黜王皇后和萧淑妃的诏书：“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岭南。”（《资治通鉴》卷二百）

至此，这场旷日持久、震动中外（宫中和外廷）的后宫之战，终于以王、萧的全面失败而落下帷幕。

说王、萧二人“谋行鸩毒”，这实在是有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味道。然而，形势发展到这一步，已经没有人去关心天子所言是否属实了，更没有人敢替这两个被天子抛弃的女人说话。满朝文武如今关心的只是——如何在急剧变化的形势中，迅速作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

十月十九日，大唐帝国的文武百官联名上疏，请求让武昭仪正位中宫。

同日，高宗李治颁布了一道诏书，宣布册立武昭仪为皇后。

在这道历史上著名的《立武昭仪为皇后诏》中，李治冠冕堂皇地向天下人隆重推出了他的新皇后武媚，诏书称：

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待从，弗离朝夕。宫壸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全唐文》卷十一）

这道诏书的大意是：武氏门第煊赫，功勋彪炳，出身高贵。过去因才德出众被选入宫中，美誉之声溢满宫闱，德行之光照耀掖庭。朕昔日为储君时，蒙受先帝慈恩，常得侍奉左右，朝夕不离。在内宫之中，始终检点自己的一言一行；身处嫔妃之间，从未与人耳目交接。先帝有感于此，每每赞赏称叹，遂将武氏赐给了朕，就像汉宣帝把王政君赐给太子一样。现在，可以立她为皇后。

很显然，诏书中这些肉麻辞藻和吹捧之词都是文臣们帮天子堆砌的，纯属政治上的空话套话，不值一哂，关键是“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这一句，明显是出自高宗的授意，否则没人敢这么编排。

不过很多人都知道，所谓“遂以武氏赐朕”只不过是李治对天下人撒的一个弥天大谎。他试图以此淡化武媚曾经是先帝侍妾的尴尬事实——只要把武媚说成是先帝所赐，那么她的身份就不再是李治的庶母，而是名正言顺的妻妾了，立武媚为皇后的合法性依据也就有了。

然而，这个美丽的谎言实在是编得有些牵强，它固然是把李治和武媚的关系洗白了，可同时却把太宗李世民的脸给抹黑了——很难想象天底下会有这样的皇帝和父亲，居然不惜违背礼教人伦，把自己的女人（而且是已经临幸过的）主动送给儿子当老婆！

不过太宗皇帝既然已经作古，死无对证，这件事就成了一桩无头公案，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只要高宗能把谎扯得理直气壮，扯得正气凛然，扯得脸不变色心不跳，扯得连自己都相信是真的，那又有谁敢公然指责呢？

再说了，有了禇遂良被贬的前车之鉴，百官们谁愿意步他后尘？他们当然乐得与高宗皇帝一起圆谎，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和胜利的果实，一起为武昭仪的苦尽甘来拊掌相庆，一起为她的正位中宫举手欢呼。

永徽六年这场后宫之战的结果，传统史家往往把它归功于（或者归罪于）武曌的个人因素。在传统的解读之下，武曌纯粹是因为施展了狐媚之术迷惑高宗，并且处心积虑陷害皇后，不遗余力拉拢朝臣，最终才得以正位中宫。而高宗李治则被普遍描述成一个毫无主见、纯粹被武曌利用的昏庸皇帝。

事实上，这未免高看了当时的武曌，也未免低估了当时的李治。

解读历史都难以避免事后诸葛亮。人们往往是因为武曌日后缔造了一个女主登基、牝鸡司晨的历史事实，并且因为李治的确对日后阴盛阳衰的政治局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才会以此倒推，从一开始就把武曌视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野心家和阴谋家，把李治始终看成是一个懦弱的丈夫和无能的皇帝。

可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的目光，因为它把动态的历史静态化了，也把复杂多变的人简单化和脸谱化了。

武曌固然是一个自信、坚忍、工于心计、不甘被命运摆布的人，但是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或者说在不同的时势和情境当中，她的生命能量必然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尤其是在正位中宫之前，无论她有多大的野心和阴谋，其力量和手段也终归是有限的。所以，不能认为她当时就已经把李治玩弄于股掌之中。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个逐渐成长、逐渐成熟的过程，武曌当然也不例外。从深宫中的武才人，到感业寺里的女尼，再到二度入宫的武昭仪，她强势的人格特征是一点一滴养成的，她巨大的生命潜能也是一步一步开发的。对于当时的武曌来说，未来如同一条迷雾中的河流，谁也不知道前面是暗礁、激流，还是深不可测的漩涡，所以她只能小心翼翼地摸着石头过河，绝不可能以一种未来女皇的姿态无所顾忌地往前冲！

武曌如此，李治亦然。

永徽初年，李治是一个踌躇满志的年轻帝王，他渴望像父亲太宗那样建功立业，也渴望走出父亲的阴影，缔造属于自己的时代，然而元舅长孙无忌却把他视为永远长不大的幼主，不仅架空了李治的君权，而且以他的巨大权威牢牢束缚着李治。

长孙无忌的身份是绝无仅有的——天子舅父、开国功臣、顾命大臣、首席宰相，这些特殊身份就像一道道璀璨夺目的光环在他身上交织闪耀，令朝野上下的所有人都不敢直目而视。可想而知的是，长孙无忌身上有多少重光环，李治头上就会有多少重紧箍咒。所以，血气方刚的天子李治必然会有突围的欲望和冲动，而武曌与王皇后的后宫之战，无疑给李治压抑已久的欲望和冲动提供了一个释放的机会。

因此，在废立皇后这件事上，与其说李治是一个被炽热的爱情烧坏了头脑的男人，一个纯粹被武曌利用和支配的昏懦之君，还不如说他是在借机消解长孙无忌的权威，并且在此过程中扶植自己的亲信，进而巩固岌岌可危的皇权。

武曌固然是利用了李治对她的爱夺取了皇后之位，可李治又何尝不是以爱情的名义，夺回了一度旁落的天子之权？

说白了，谁也不比谁傻多少。

说白了，在永徽年间这场争位夺权的大战中，李治和武曌不仅是一对被火热爱情吸引到一起的恩爱夫妻，更是一对被相同利益捆绑到一起的政治拍档！

后宫大战尘埃落定之后，满朝文武全都义无反顾地站到了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媚一边，只剩下长孙无忌、韩瑷、来济三个宰相终日愁眉不展，忧惧难安。

似乎是为了进一步刺激他们脆弱的神经，皇后武媚又故意在天子下诏的第三天，上了一道奏疏，说：“陛下前些时候打算立臣妾为宸妃，韩瑷和来济为此事与陛下面折廷争，如此行为实属难能可贵，诚可谓深情为国！臣妾乞求对他们加以褒赏。”

这道奏疏就像是一个无比辛辣的嘲讽，又不啻打了这两个大佬一记响亮的耳光。

李治看到奏疏，忍不住乐了，赶紧拿给韩瑷和来济看。

看着这两个宰相难堪而窘迫的表情，李治的心中不禁涌起了一股报复的快意。

两个宰相实在受不了这等羞辱，过后便频频向高宗提出辞职，可李治自始至终就是两个字——不许。

现在知道引火烧身了，想抽身而退了？

没门！

当初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犯颜死谏的劲头哪里去了？

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十一月初一，长安城仿佛迎来了一个盛大的节日。

这一天，太极宫隆重举行了新皇后武媚的册封大典。忙碌的礼官和辛勤的宫人们从十天前就开始精心筹备这场盛典，他们不仅竭尽全力让太极宫的每个角落都变得焕然一新、流光溢彩，而且还从各地采集了数十万朵金黄色的龙爪寒菊，把这座森严肃穆的皇宫装点得妩媚多姿、富丽堂皇。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蓦然照破东方天际的斑斓云霭，把温暖的光芒洒向冬日的长安，太极宫中早已是万众云集、旌旗飘扬。朝中的文武百官、外廷与内宫的诰命夫人以及在京的四夷酋长和各国使节，从天色微明的时候起就已经守候在皇宫的肃义门下，用一种毕恭毕敬的神态和望眼欲穿的目光，等待着朝见大唐帝国的新皇后武媚。

此刻，皇后的銮驾和仪仗正浩浩荡荡地从内殿走向肃义门。伫立在道路两侧的后宫嫔妃们，纷纷带着一半欣羡一半嫉妒的表情向新皇后行注目礼。她们看见华盖下的皇后武媚头戴凤冠，身着霞帔，脸上始终荡漾着一个雍容而华美的微笑。

当盛妆华服的皇后武媚终于出现在肃义门巍峨雄伟的城楼上时，整座太极宫霎时钟鼓齐鸣，等待已久的人们怀着无限神往的心情纷纷把目光投向城楼。那天有风从终南山的方向吹来，人们看见皇后武媚的衣袂和裙裾在风中款款拂动，宛如一只展翅欲飞的彩翼鸟。

许多初次目睹皇后仪容的官员和藩使都不约而同地在心里发出了一声惊叹。让他们感到讶异的是，这个新皇后的容貌虽然谈不上什么沉鱼落雁、羞花闭月，但是她的气质、风韵和神采却分明让人有一种超凡出尘、绝世惊艳之感，尤其是她身上自然散发出的那种摄人心魄的女性魅力，更是绝大多数妇人所没有的。

在响彻云霄的钟鼓之声中，司空李勣和左仆射于志宁代表朝廷向武媚奉上了皇后玺绶。这一刻，武媚的眼前忽然闪现出十七年前那个大雪飘飞的冬日。她看见那个十四岁的女孩被一驾马车接进了皇宫，女孩的脸上一半矜持遮掩着一半忧伤，她听见女孩说——见天子庸知非福？

这一刻，武媚耳旁又响起了感业寺的晨钟暮鼓。她看见那个青丝落尽、素面朝天的女尼独自一人从感业寺凄冷的庭院中走过，宽大的缁衣被大风鼓起，看上去就像一只孤单的飞鸟。每当夜阑人静的时候，彻夜无眠的女尼总是铺开一纸素笺，任汹涌的泪水与凄凉的笔墨一起落下，一遍遍倾诉着绵绵不绝的爱断情伤……

这一刻，十七载的悲喜光阴恍如变幻的流云一样在武媚记忆的天空中飘浮，而永徽六年的真实阳光已经不可阻挡地刺破云层，映红了皇后武媚灿若桃花的脸庞，还有她头上那顶金光闪闪的凤冠。天子李治微笑着携起皇后的手，一起向匍匐在他们脚下的万千臣民挥舞致意，人群立刻报以潮涌般的欢呼和祝福。

想当年，十四岁的才人武媚只是一株含苞待放的青涩花蕊，被随意栽植在掖庭宫的某个角落里寂寞成长；而今天，三十二岁的皇后武媚已经以一种母仪天下的姿态伫立在肃义门上，接受万众的顶礼膜拜。

这一天的册封大典给很多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尤其是那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凤冠，就像是一朵娇艳而丰满的金黄牡丹，灼灼盛开在帝国的宫阙之巅，注定会让许多大唐臣民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