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兴亡三百年.3

第一章 瘸子储君李承乾

齐王李祐造反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春天，大唐的天空依旧澄明。

这一年，太宗李世民四十五岁，君临天下十又七载。

十七年来，大唐帝国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四海升平、万邦来朝，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这个繁荣强大的帝国都足以让李世民感到欣慰和自豪。

一切看上去都很美。

但是，这年正月，一则令人不安的流言却开始在长安城的大街小巷悄悄流传。

流言说的是太子李承乾。

要了解流言的具体内容，我们不妨把目光转到长安的酒肆茶坊里，听听某长安百姓和某外地旅人的如下对话：

某外地旅人问（下面简称外地人）：人们说太子什么？

某长安百姓答（下面简称长安人）：说他有病。

外地人：什么病？

长安人：足疾。十几岁时生病落下的。

外地人：这么说，堂堂储君居然是个瘸子？

长安人：别说得这么难听，人家那叫足疾！

外地人：足疾也罢，瘸子也罢，问题是这种人将来怎么当皇帝？这不是有失国体吗？将来岂不是要让番邦人笑掉大牙？

长安人：说得也是……不过，皇上还有一个儿子魏王李泰，长得膘肥体壮、膀大腰圆……不，是长得高大威猛、仪表堂堂，而且聪明颖悟、多才多艺，最受皇上宠幸。您不知道吧，皇上出门都把他带在身边，瞧这势头啊，这魏王李泰迟早有一天会把李承乾拱掉，自己当太子。

外地人：哦？如此说来，当今皇上也有废立之意啦？

长安人：这个嘛，咱平头百姓不敢瞎猜。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很多名流政要和勋贵子弟都在向魏王靠拢，如果不是他有戏可唱，那帮人精干吗要削尖了脑袋往他身边拱？

外地人：嗯，有道理。那我们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这些流言蜚语就像春天的柳絮一样在长安坊间到处乱窜，恣意飞扬，最后终于不可阻挡地飞进皇宫，落进太宗李世民的耳中。

李世民勃然大怒，同时也隐隐生出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贞观十七年正月十五，在元宵佳节的朝会上，一脸阴霾的李世民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作出了严正声明：“听说有的官员、百姓认为太子有足疾，而魏王颖悟，又时常随朕出游，所以议论纷纷，甚至有投机之徒已经开始攀龙附凤。今天，朕要明白告诉诸卿，太子的脚虽然有毛病，但并不是不能走路。而且《礼记》说：‘嫡子死，立嫡孙。’太子的儿子已经五岁，朕绝对不会让庶子取代嫡子，开启夺嫡之源！”

谣言止于智者。

愚蠢的流言止于自信的帝王。

李世民坚信，只要自己毫不动摇地坚持嫡长制的原则，不让任何人有机可乘，太子李承乾就能在皇权的接力赛上稳稳当当地接好下一棒。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李世民都绝不允许武德九年那场兄弟阋墙、父子反目的悲剧在今日重演！

坊间的流言虽然可恶，不过它顶多就是让李世民感到郁闷和不安而已，但接下来发生的这件事情，却足以令他陷入巨大的悲怆和哀伤之中。

贞观十七年正月十七，李世民最为倚重的股肱大臣之一、一代名臣魏徵与世长辞。

听到噩耗的那一刻，李世民如遭雷击，哀恸不已。

他为魏徵举行了一场庄严而隆重的葬礼，命朝廷九品以上的文武百官全部去给魏徵送行，并赐予“羽葆鼓吹，陪葬昭陵”的特殊待遇。在当时，这是人臣所能享有的最大哀荣。

魏徵出殡的那天，李世民登上御苑的西楼，望着那支一眼望不到头的送葬队伍，往事在他眼前一幕幕掠过，泪水止不住潸潸而下……

还没等李世民从魏徵之死的哀伤中完全解脱出来，一些令人不安的坏消息又接踵而至。先是鄠县（今陕西户县）县尉游文芝密告代州（今山西代县）都督刘兰成谋反，有关部门经过调查，证实刘兰成谋反罪名成立，随即将其逮捕并腰斩。紧接着，新任洛州（今河南洛阳市）都督张亮入宫辞行时，居然向皇帝告密，又说有个朝廷重臣要谋反。

谁？

侯君集。

张亮是开国功臣，侯君集也是开国功臣，如今一个开国功臣状告另一个开国功臣谋反，这个问题绝对要比刘兰成一案严重得多！

是张亮在诬陷，还是侯君集真的要造反？

似乎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侯君集这个人，其实早在贞观十四年就开始出问题了。当时他出任西征统帅，率部平定了高昌，于是就有些居功自恃，公然侵吞高昌王室的大量珍宝。上梁不正下梁歪，其部众看见主帅带头贪墨，顿时一哄而上，争抢战利品。

侯君集不敢制止，因为他是第一个伸黑手的。要是他贼喊捉贼，手下人绝对不服，而且回朝后肯定会把事情抖出来。所以，侯君集只好睁一眼闭一眼，任手下人尽情哄抢战利品。

也许是事情闹得太大，所以他刚刚班师回朝，就东窗事发了。

有关部门抓到了他贪墨的证据，立刻对他发出弹劾。太宗李世民一听奏报，二话不说就把他丢进了诏狱。

侯君集满腹不平。

自己刚刚为帝国立下赫赫战功，可一回来，居然连皇帝的面都还没见着，连一杯庆功酒都还没喝到，就先蹲号子吃了牢饭，这算怎么回事？

后来中书侍郎岑文本上疏替他求情，李世民才把他放出了诏狱。可侯君集平定高昌的功勋好像从此一笔勾销了，不但没人给他摆庆功宴，更没人给他加官晋爵。这口鸟气，侯君集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

在侯君集看来，李世民在玩弄帝王术，借惩贪之名对功臣进行打压。从此，侯君集心灰意懒，“志殊怏怏”（《旧唐书·侯君集传》），对李唐朝廷和太宗李世民的忠诚度一落千丈。

与此同时，一个大胆的念头开始在他心中蠢蠢欲动。

贞观十七年二月，太子詹事张亮被调出朝廷，改任洛州都督，侯君集故意刺激他说：“是什么人排挤你？”

张亮没好气地说：“不是你还有谁？”

侯君集急得跳脚：“我讨平一个国家回来，却碰上比一间屋子还大的嗔恨和猜忌，我还有心思排挤你？”

见张亮不语，侯君集忽然卷起袖子大声说：“老子郁闷得不想活了，你要不要反？我和你一起反！”

乍一听如此大逆不道之言，张亮着实吓了一大跳。他先是在心里问候了侯君集的十八辈祖宗，继而暗暗叫苦：今天这些话要是被人听见，自己就得陪着侯君集一块儿玩完！虽然此次无缘无故被弄出京师他也很憋屈，可他万万不敢往造反的事上想，如今侯君集这么一嚷嚷，简直是拽着他往火坑里跳啊。

狗日的侯君集，你自己想死就死，何苦拉着老子当垫背！

张亮为此郁闷了好几天，最后一狠心，找皇帝告御状去了。

张亮知道，只有这么做，他才能与侯君集划清界限，彻底洗刷同谋造反的嫌疑。

李世民听完张亮的告密后，良久无语。

最后，李世民长叹一声：“你跟侯君集都是开国功臣，而且侯君集说这种话时，旁边没有第三者在场。如果交付法司审讯，他必定不服，到头来也审不出个子丑寅卯，这件事你暂且不要再提了。”

事后，李世民虽然待侯君集如故，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但显然已经对他多留了一个心眼。

这真是一个让人无语的春天。

政治流言猖獗，股肱重臣辞世，地方大员刚因谋反被诛，开国功臣又涉嫌谋反……好像所有坏事都凑到一块儿去了。

要照老百姓的话说，这就叫流年不利！

数日后的一次朝会上，情绪恶劣的李世民忽然对群臣发了一通牢骚：“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听着天子这段既像独白又像训斥的牢骚话，满朝文武面面相觑，猝然不知应对。

许多人用眼角的余光偷偷瞥了瞥御榻上的皇帝，心里头纷纷敲起了鼓。

勇力、辩口、谄谀、奸诈、嗜欲，各求自售，以取宠禄……这说的都是谁呢？不会是说我吧？

也许是为了冲淡这个春天的晦气，并且纾解一下坏到了极点的心情，李世民决定做一件酝酿已久的事。

这是他多年来的一个夙愿，也是大唐王朝的一件盛事。

二月二十八日，李世民命著名画家阎立本绘制了二十四位开国功臣的画像，悬挂于太极宫三清殿旁边的凌烟阁。他们是：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敬德、李靖、萧瑀、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谨、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世勣、秦叔宝。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做完这件事，李世民的心情总算有所好转。

可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更坏的消息马上就来了。

贞观十七年三月初，一匹快马风驰电掣地进入长安。大汗淋漓的信使抵达京师后，不顾满面灰尘，直接拍马驰进了太极宫。

这个风尘仆仆的信使，给朝廷和天子带来了一则十万火急的消息——

齐王李祐造反了！

齐王李祐是太宗李世民的第五子，武德八年封宜阳王，同年改封楚王。贞观二年，徙封燕王，就任豳州都督，贞观十年改封齐王，授齐州（今山东济南市）都督。

从这份简单的履历可以看出，这个齐王也算是经过历练的人，不像是那种长于深宫、昏庸无能的纨绔子弟。

但是很可惜，尽管李世民早早就让他出任封疆大吏，把他放在地方上历练，可这个齐王李祐却始终无甚长进，只学会了飞鹰走马、游弋射猎，压根没学到什么抚众驭民的真本事。

亲王无能，外戚自然乘虚而入。

李祐的舅父阴弘智在朝中担任尚乘直长，是一个管理御马的七品芝麻官，仕途很不得意，当然希望齐王李祐能够竞争天子宝座，以便跟着鸡犬升天，于是暗中劝告李祐说：“大王兄弟这么多（李世民共有十四子），陛下千秋万岁之后，你应该招募一批壮士保卫自己的安全。”言下之意，就是希望齐王暗中积蓄力量，以备来日夺取皇位。

李祐深纳其言。阴弘智随即举荐了他的两个大舅子：燕弘亮和燕弘信。

这兄弟俩本是江湖中人，平日里耍枪弄棒，吆朋喝友，也有几分老大的派头。李祐一见倾心，赐给他们大量财宝，让他们暗中招募死士。

太宗李世民对皇子们一向管教甚严，给他们派任的长史和司马都是一些刚烈正直之人。其中，负责辅佐齐王的长史权万纪就是一个性情褊狭、极端严厉的人。齐王喜欢飞鹰走马，权万纪就屡屡谏诤；齐王宠幸手下的两个卫士昝君謩、梁猛彪，权万纪就把他们视为眼中钉，找个借口就把他们逐出了齐王府。李祐大为不快，暗中又把他们召了回来，对他们的宠幸有增无减。

对于齐王李祐的所作所为，李世民也有所耳闻，于是经常写信斥责。权万纪担心皇帝怪罪他辅佐无方，随即想了一个免责的办法，对齐王说：“大王是皇上爱子，陛下是为你好才严加教训，大王若能改过自新，我愿入朝替大王说话。”随即写了一道奏疏，条条列出李祐所犯的错误，然后强迫李祐在上面签字，以表明他真心悔过的态度。李祐无奈，只好乖乖地签字画押。

权万纪拿着奏疏到了京师，对皇帝说，齐王李祐在他的辅佐下一定可以改过自新。李世民非常高兴，一边勉励权万纪，一边下诏历数李祐的种种过失，并且再次发出严厉的批评和警告。

李祐听说皇帝褒奖了权万纪，却独独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顿时暴跳如雷：“这姓权的出卖我！竟敢以我的过失换取他的功劳，总有一天我要宰了他！”

自此，齐王李祐与权万纪嫌隙日深，而叛乱的祸根从这一天起便已悄然埋下。

权万纪到长安走了一趟后，自以为有了皇帝的嘉奖和信任，从此就像拿到了一把尚方宝剑，对齐王的管束越发变本加厉，不但不让他迈出城门一步，而且把他打猎用的鹰犬全都放跑了，此外还严禁昝君謩、梁猛彪与齐王见面。

堂堂一个皇子，竟然被自己的辅臣管制到这种地步，叫齐王如何忍受？

权万纪并不知道，他的过分刻薄终将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有一天夜里，权万纪家的院子里忽然扔进来几块石头，权万纪料想这肯定是昝君謩和梁猛彪所为，下一步很可能会谋杀他。于是第二天一早断然将二人逮捕，并且立刻用快马投递奏章到京师，弹劾齐王李祐及其党羽数十人。

到这一步，权万纪与齐王李祐的矛盾就彻底激化了，双方已呈水火不容之势。

李世民闻奏后，立即派遣刑部尚书刘德威亲自到齐州调查取证，结果很多证据都对齐王非常不利。李世民大怒，随即下令李祐随同权万纪一起回京。

齐王李祐大为恐惧，知道自己又被权万纪打了小报告，于是蓄积已久的怨恨终于爆发，随即与燕弘亮等人一起密谋，决定除掉权万纪。

此时权万纪也已嗅出危险的气息，所以不等齐王一起，自己先行动身回京了。齐王当然不会放过他，立刻命燕弘亮率二十几个骑兵追杀，在半道上射死了权万纪。

擅自诛杀皇帝亲任的辅臣，这回的娄子算是捅大了。事已至此，反是死，不反也是半条命，齐王李祐一咬牙——那就反了！

除了权万纪外，李祐对另一个经常劝谏他的辅臣韦文振也是恨之入骨。韦文振时任齐王府典军，手中握有兵权，李祐要想起兵，头一个就得先摆平他。于是李祐便派人胁迫他一起造反，韦文振不从，率一干部属出逃，只跑出数里地，就被齐王李祐追获，当场砍杀。部属们吓得趴在地上，浑身颤抖，纷纷向齐王磕头求饶。

做完这一切，齐王李祐彻底掌控了齐州的局势。

坐镇齐州十年，他还是头一回品尝到手握大权、说一不二的滋味。

这滋味真是美极了。

李祐感觉自己胸中一股睥睨天下、傲视群伦的豪情壮志油然而生。

原来造反是如此惬意的一件事情，早知道就早反了！

随后，李祐开始给党羽们大肆封官，名头有什么上柱国、开府、拓东王、拓西王等等，同时打开府库尽情赏赐，俨然已经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帝王。接着，李祐又把城外的老百姓悉数赶进城中，又命军队磨利武器、加固城墙，大有与朝廷分庭抗礼之势。

齐王李祐激情澎湃地进行着他的造反大业，可在齐州的官员和百姓看来，齐王这么做简直是在自掘坟墓。

士民们当然不想当他的陪葬品，于是纷纷撇下妻儿老小，半夜里偷偷从城墙上缒下，争先恐后地逃亡。

齐王李祐根本无力阻止。

李世民万万没有想到，李祐竟然会走到这一步！

他知道这小子一贯是烂泥扶不上墙，本来也没指望他有多大出息，只是想严加督导，别让他捅出太大的娄子就行。不承想这小子放着好好的亲王和都督不当，居然干起了杀人造反的勾当！

如此丧心病狂，无异于宣判自己的死刑。

李世民心里又恨又痛。

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三月初六，李世民一边下诏命兵部尚书李世勣集结齐州以西九个州的军队进行讨伐，一边给齐王李祐下了最后一道手诏：

吾常诫汝勿近小人，正为此也。汝素乖诚德，重惑邪言，自延伊祸以取覆灭。痛哉，何愚之甚也！遂乃为枭为獍，忘孝忘忠，扰乱齐郊，诛夷无罪。去维城之固，就积薪之危；坏磐石之亲，为寻戈之衅。且夫背礼违义，天地所不容；弃父逃君，人神所共怒。往是吾子，今为国仇。万纪存为忠烈，死不妨义；汝生为贼臣，死为逆鬼。彼则嘉声不，尔则恶迹无穷。吾闻郑叔、汉戾，并为猖獗，岂期生子，乃自为之？吾所以上惭皇天，下愧后土，叹惋之甚，知复何云。（《旧唐书·庶人祐传》）

这是一个苦心孤诣的帝王对一个大逆不道的臣子最后的谴责。

这也是一个痛心疾首的父亲给一个冥顽不灵的儿子最后的诀别书。

书毕，李世民悲从中来，泫然泣下。

就像我们在前文说过的那样，对于齐王李祐的悖逆之举，李世民除了感到痛心疾首之外，脑海中一定也会闪过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的那一幕。当他颤抖地写到“背礼违义，天地所不容；弃父逃君，人神所共怒”这样的字句时，内心一定也会泛起一种深藏已久的惭悚和愧疚；而“上惭皇天，下愧后土”这样的感叹，除了是替李祐感到羞惭之外，一定也包含着某种程度上的自我谴责。那潸然而下的泪水，又岂是为齐王李祐一人而流？

大难将至，可齐王李祐似乎毫无察觉。

眼下他正在齐州城里美滋滋地当着他的土皇帝。

他命部众分头把守各个城门，然后把燕弘亮、燕弘信等五个最亲信的死党召进卧内，天天和他们一起寻欢作乐，左手抱着美女，右手端着酒盅，通宵达旦，好不快活。

觥筹交错之间，说到朝廷和官军的动向，燕弘亮拍着胸脯对齐王说：“大王不必忧虑！我右手拿酒杯，左手为大王挥刀，来一个砍一个，来两个砍一双！”

李祐顿时喜上眉梢。

有燕弘亮这等武功盖世的大侠替他包打天下，他还怕什么鸟官军？

此刻，李世勣的讨伐大军正在向齐州火速推进，而青州（今山东青州市）、淄州（今山东淄博市）等数州兵马也已纷纷开进齐州地界。朝廷已经给齐王及其党羽撒下了一个天罗地网，可这帮家伙却还在温柔乡中大做白日梦！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尽管朝廷为了此次平叛而兴师动众，准备大动干戈，可最后讨平齐王的，既不是李世勣的讨伐大军，也不是青州等地的兵马，而是齐王府里头的一个小小兵曹。

这个兵曹名叫杜行敏，是一个正七品的芝麻官。他知道齐王的谋反不得人心，于是暗中纠集了不附齐王的官兵和百姓一千余人，于三月初十深夜突然发动兵变，齐州城里顿时杀声震天。当天夜里，齐王党羽凡是居住在府外的，都被变兵一一砍杀。李祐惊问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左右也不知何故，只好随口说：“恐怕是李世勣的军队已经攻进城了！”

此刻，杜行敏已经凿破了齐王府的外墙，率众蜂拥而入。李祐和燕弘亮等人慌忙披上铠甲拿上兵器，躲进内堂顽抗。杜行敏等一千余人将内堂团团围住，从次日凌晨一直打到中午，始终不能攻破。

杜行敏最后决定采用火攻。他向齐王喊话说：“你从前是皇子，现在是国贼！行敏为国讨贼，更无所顾，倘若你拒不投降，立刻让你变成灰烬！”随即命人在房屋四周堆上柴薪，手举火把，随时准备点燃。

齐王李祐忽然挑开窗户，扔出来一句话：“我马上就开门，但是有一个条件，你们必须保燕弘亮兄弟不死。”

直到这一刻，这位愚蠢透顶、不可救药的齐王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他不但以为自己可以逃过一死，而且还想保住燕弘亮兄弟的性命。

李祐实在是太可爱了。都说虎父无犬子，可英明神武的太宗李世民居然生出了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实在让人无语。

杜行敏答应了齐王的要求，李祐等人随即开门投降。燕弘亮刚一露头，马上有一帮人冲上去把他摁倒在地，然后狠狠地抠出了他的眼珠子，扔在地上踩得粉碎。

答应保你不死，可没答应保你的眼珠子！

其他的党羽更惨，先是被打断了腿，随后又全部被斩首。

杜行敏押着蓬头散发的齐王在城里走了一圈，以此安抚众心，最后将他押回齐王府关了起来，上表向朝廷奏捷。

齐王李祐的这场叛乱，从头到尾都像是一场闹剧。

还没等平叛官军踏进齐州城一步，李祐的皇帝梦就灰飞烟灭了。

李祐被押赴京城之后，囚禁在内侍省。李世民毫不犹豫地给他下了一道最后的圣旨——贬为庶人，赐其自尽。

李祐死后，同党被判处死刑的共有四十四人，其中当然包括燕弘亮、燕弘信兄弟以及野心家阴弘智。而七品芝麻官杜行敏则因平叛有功，被破格提拔为巴州（今四川巴中市）刺史，封南阳郡公；权万纪和韦文振也各有追封。

这一年春天，霏霏淫雨一直笼罩在太极宫的上空。

太宗李世民独自一人站在寝殿的窗前，望着窗外迷离的雨雾出神。细心的宫人们发现皇帝的神情憔悴而疲惫，目光中郁结着一层浓重的忧伤。

而最让他们担心的是皇帝的脸色。

那是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苍白，仿佛刚刚从落了一季的雨水中打捞出来的一样。

宫人们知道，齐王李祐的叛乱事件已经给皇帝造成了不小的打击，而眼下东宫又尽干些出格离谱的事，频频爆出令人震惊的丑闻。更让人气愤和无奈的是，太子李承乾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肆无忌惮、一意孤行，真是让皇帝伤透了心……

雨下得更大了。

天色越发晦暗，宫人们赶忙亮起了几盏烛灯。

隐隐约约中，人们看见皇帝的脸上有什么东西在闪动。

那是泪。

两行清亮的泪。

李世民想废掉太子

李承乾是李世民的嫡长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生于太极宫承乾殿，遂以此殿命名。

他从小聪慧敏捷，一直深受李世民喜爱，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世民登基为帝，同时将八岁的李承乾立为太子。贞观九年，太上皇李渊驾崩，李世民按照礼制为高祖守孝，那段时期朝廷政务皆由太子决断。年仅十七岁的李承乾“颇识大体”，把国家大事处理得井井有条，所以李世民对他非常信任，“每行幸，常令太子居守监国”（《旧唐书·恒山王承乾传》），也从没见他出过什么差错。

在整个贞观初期，李世民对这个储君还是比较满意的。后来虽说察觉了太子的一些不良习气，可李世民仍然对他寄予厚望，一再对东宫的辅臣们说：“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极谏！”（《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然而，李承乾却未曾体会到李世民的一片苦心。

差不多从贞观十年起，李承乾身上的纨绔习气就越发严重了。他开始沉湎于声色犬马，终日射箭打猎、嬉戏宴游，毫无节制。

当然，这些事情都是背着那些刻板严厉的辅臣干的。

由于从小接受了比较好的帝王教育，李承乾颇有几分学识，而且口才绝对一流。凡是在公开场合，李承乾总是正襟危坐，开口闭口都是孔孟之学和忠孝之道。说到紧要处，他甚至会做出一副慷慨激昂、声泪俱下之状。辅臣们无不为之悚然动容、啧啧称赞。

可一回到东宫，李承乾把朝服一脱、靴子一蹬，立刻就变了个人，终日“与群小相亵狎”，该怎么玩就怎么玩，把那些圣贤学问全都扔到了爪哇国。

如果连续好些日子玩得太疯，李承乾预料到辅臣们肯定会来进谏，于是就会主动出去迎接，一见他们到来，便会大行跪拜之礼，然后“引咎自责”，用一种既严肃又诚恳的态度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把辅臣们精心准备的一大套说辞全都堵在了嗓子眼，搞得他们一脸窘迫，“拜答不暇”（《旧唐书·恒山王

承乾传》）。

因为李承乾深谙变脸绝技，所以在他当太子的早期，朝野舆论一致认为他是一个贤明的储君。

李承乾自以为皇位非他莫属，因此越发肆无忌惮，所玩的游戏也越来越不靠谱。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忽然迷恋上了少数民族文化，尤其喜欢突厥人的风俗习惯。

他开始说突厥语，穿突厥衣服，并特意遴选了一批面貌酷似突厥人的人当侍从，以五个人为一组把他们编为一个迷你型部落，让他们把头发梳成小辫，身穿羊皮衣服，在东宫的草地上牧羊。旁边还插上一杆绣有五个狼头的大纛，并架起帐篷，然后自己住进去，每天亲自杀羊，烤熟了以后就拔出佩刀，割成一块一块与左右分享。

干完这些，李承乾还是不过瘾，有一天忽然对左右说：“我假装是可汗，现在翘了辫子，你们仿效突厥的风俗来给我办丧事。”说完两眼一闭，往地上一倒，当即一动不动。于是左右侍从便骑马围着李承乾的“尸体”，一边转圈一边号丧，并依照突厥风俗纷纷割破自己的脸，以表对“去世可汗”的沉痛悼念之情。

许久，李承乾才高兴地跳起来，说：“有朝一日我继承了天下，定要率数万骑兵到金城（今甘肃兰州市）以西打猎，然后把头发解开去当突厥人，投靠阿史那思摩。只要当一个突厥将军，我就绝不会落于人后。”

堂堂大唐储君继位后居然要抛弃他的江山和子民，委身于突厥降将阿史那思摩，并且当他手下一个小小的将军，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如此荒诞不经的言行很快就落进了辅臣们的耳中。东宫大臣于志宁、张玄素、孔颖达等人吓坏了，赶紧苦口婆心地对太子进行劝谏。

可太子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李承乾现在甚至连变脸都懒得变了，他决定采用新的办法来对付辅臣。

什么办法？

杀。

李承乾一怒之下就派出了几名杀手，打算一举除掉于志宁等人。后来刺杀行动虽然未能得手，但是从此以后，太子李承乾就和东宫的大臣们彻底决裂了，同时也彻底走上了一条自绝于李唐社稷的不归路。

在李唐皇室中，打算自绝于宗庙社稷的绝不仅仅只有李承乾一人。

还有一个宗室亲王和李承乾一样，也不是什么好鸟。

他就是高祖李渊的第七子——汉王李元昌。

李元昌仗着自己的亲王身份，时常为非作歹、触犯国法，所以屡屡被太宗李世民谴责。李元昌由此怀恨在心，就自然而然地和太子李承乾走到了一起。

这两个家伙称得上是一对臭味相投的活宝——太子李承乾是年少轻狂，而汉王李元昌则是为老不尊。

这对活宝凑在一块儿的时候，最喜欢玩打仗的游戏。他们经常各自统领一队人马，披上铠甲，手执竹枪竹刀，然后扎营列阵，冲锋厮杀，以此为乐。手下人个个被刺得浑身是血，要是有人胆敢不听从命令，就会被绑在树上毒打，甚至被活活打死。李承乾宣称：“使我今日作天子，明日于苑中置万人营，与汉王分将，观其战斗，岂不乐哉！”又说，“我为天子，极情纵欲，有谏者辄杀之，不过杀数百人，众自定矣。”（《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假如这个活宝真的当上了大唐天子，那么不出几年，大唐王朝必定像隋朝一样立刻玩完。

不过李承乾这种人注定是当不上天子的。

他的所作所为到头来除了把自己玩死之外，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

对于这一点，有个人看得比谁都清楚。李承乾玩得越离谱，这个人就越高兴。他巴不得李承乾玩得更出格一点，趁早把自己玩死。

这个人就是李承乾的一母同胞——魏王李泰。

李泰是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生的第二个儿子。

也就是说，李承乾一旦被废，作为嫡次子的魏王李泰就是顺理成章的继任者。

李泰生于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从小“善属文”“多艺能”，深得太宗欢心。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年仅九岁的李泰便遥领扬州大都督一职，此后又兼任雍州牧、左武候大将军、鄜州大都督、相州大都督等重要职务，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改封魏王。

从贞观十年起，随着太子李承乾的日渐堕落和屡教不改，李世民内心的天平开始逐渐朝魏王李泰倾斜。“时泰有宠，太子承乾多过失，太宗微有废立之意。”（《旧唐书·韦挺传》）

因为李泰喜好文学，所以李世民就特准他在魏王府中开设文学馆，任他自行延揽天下名士。许多政治嗅觉比较灵敏的朝臣立刻意识到——这是天子有意释放的一个政治信号。

当年的秦王李世民不也是通过文学馆延揽人才、树立声望，继而取代李建成的太子之位，最终登上天子宝座的吗？

天子既然发出了这种政治信号，有心人当然就对魏王李泰趋之若鹜，于是“士有文学者多与，而贵游子弟更相因藉，门若市然”（《新唐书·濮恭王泰传》）。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朝臣都想去攀魏王李泰的大腿。

比如魏徵、王珪、禇遂良等坚持嫡长制原则的朝廷重臣就根本不买李泰的账。

也许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李泰就暗中授意个别朝臣到天子面前告状，说朝廷三品以上的高官大多轻视魏王。李世民为了树立李泰的威信，以便他来日入主东宫，遂把所有宰执重臣召集起来，声色俱厉地训斥说：“隋文帝时代，朝廷一品以下的官员在诸王面前都要低声下气，同样是皇帝的儿子，我朝为何就不一样？朕只不过是对诸王要求比较严格而已，却听说朝廷三品以上的官员因此就不把诸王放在眼里，假如朕不再对他们严格管束，诸王岂不是可以照样凌辱你们？”

此言一出，以房玄龄为首的大臣们顿时满脸惊惶、汗流浃背，纷纷跪地谢罪。只有魏徵直挺挺地站着，不以为然地说：“臣以为，如今的文武百官，绝对没有人轻视魏王。从礼制上来讲，皇帝的臣属与儿子地位相等；按《春秋》记载，周王派出的朝廷使节，其地位甚至在诸侯之上。因此，凡三品以上者皆为朝廷公卿，就连陛下也应该对他们尊重礼敬。如果是乱世之时纪纲大坏，那当然什么话也不用说了，可如今圣明在位，魏王就断无凌辱群臣之理。隋文帝放纵诸子，让他们为非作歹，最后自取灭亡，这种榜样岂能效法？”

魏徵的反驳义正词严、有理� �节，李世民无言以对，只好勉强挂出一副笑容，说：“理到之语，不得不服。朕以私爱忘公义，向者之忿，自谓不疑，及闻徵言，方知理屈。”（《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可是，李世民的这种妥协终究只是表面上的。在心里，他实际上一直没有放弃废立之意，仍旧处处维护李泰。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正月，礼部尚书王珪奏称：“三品以上官员，路遇亲王车乘都要下车叩见，这不合礼制。”

李世民一听就火了：“你们一个个自以为尊贵，都瞧不起我的儿子们，是不是？”

魏徵马上又站出来说：“诸王位在三公以下。如今，朝廷的九卿、八座（左右仆射和六部尚书）皆为三品以上官员，遇到亲王却要下车行礼，这确实不合礼制。”

这次李世民不再让步了，他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人生寿夭难期，万一太子不幸，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公辈之主？何得轻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这话说得已经很露骨了。满朝文武都很清楚，天子所谓的“诸王”，其实就是指魏王。

在此，天子的废立之心已经表露无遗。

大家听了都不吭声，只有魏徵坚决不认同皇帝的说法：“自从周朝以来，皇位都是父子相继，从来没有兄弟的份，为的是根除庶子的夺嫡之心，杜绝祸乱的根源，这是人君最应该警惕的事情。”

李世民知道，储君废立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稍有不慎就会动摇国本。如果真要废黜承乾、改立李泰，必将在朝臣中遇到巨大的阻力，反对者断非魏徵一人。更何况，在目前太子尚无大过的情况下，言及废立为时尚早。思虑及此，李世民只好再次让步，批准了王珪的奏议。

尽管李世民在事关魏王的问题上一再对朝臣们作出让步，可他对魏王的宠爱依然是有增无减。

由于李泰身形肥胖，行动不利索，李世民就格外开恩，特许他入宫朝谒时可以乘坐小轿。这样的宠遇在满朝文武和所有的皇子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李泰是一个聪明人，他当然不会辜负父皇李世民对他的信任和宠爱。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李泰听从司马苏勖的建议，认为“自古名王多引宾客，以著述为美”（《旧唐书·濮王泰传》），因而“大开馆舍，广延时俊，人物辐凑，门庭如市”（《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开始大张旗鼓地编纂《括地志》。

《括地志》是一部大型的地理学著作，正文550卷，序略5卷，全面记述了贞观时期的疆域区划和州县建置，博采经传地志，旁求故志旧闻，详载各政区建置沿革及山川、物产、古迹、风俗、人物、掌故等，在当时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

此书历三年而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正月，魏王李泰毕恭毕敬地将此书上呈天子。李世民龙颜大悦，命人将书收藏于宫中的秘阁，对李泰和参与修撰的人大加赏赐。

自从李泰开始编纂《括地志》以来，李世民给魏王府的钱物赏赐就逐年逐月地增加，其数量远远超过了太子李承乾，到贞观十六年初，赏赐达到了高峰。《括地志》完成后不久，李世民又命李泰入居武德殿，以便于“参奉往来”。

对于这些做法，禇遂良和魏徵等人深感不安，遂上疏直谏。禇遂良针对皇帝给魏王的赏赐过厚谏言：“有国家，必有嫡庶。然庶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正体，特须尊崇……臣职在谏诤，无容静默。伏见储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见闻，不以为是。”

魏徵则针对魏王入居武德殿一事谏言：“此殿在内，处所宽闲，参奉往来，极为便近。但魏王既是爱子，陛下常欲其安全，每事抑其骄奢，不处嫌疑之地。今移此殿，便在东宫之西，海陵（李元吉）昔居，时人以为不可。”（《旧唐书·濮王泰传》）

面对他们的直言切谏和强烈反对，李世民在赏赐上才不得不有所节制，并收回了让李泰入居武德殿的成命。

尽管禇遂良和魏徵等人一直在竭力遏制魏王的夺嫡势头，可毕竟有皇帝在背后替他撑腰，所以魏王李泰在李唐朝廷的人气指数还是不断攀升，许多朝臣和权贵自然也是纷纷向他靠拢。

太宗李世民曾先后派遣黄门侍郎韦挺、工部尚书杜楚客（杜如晦的弟弟）等人出任魏王府的总管大臣。而这两个人也就顺其自然地成为魏王李泰的利益代言人，他们十分卖力地替李泰穿针引线，大量结交朝廷官员。杜楚客甚至不惜以重金贿赂当朝权贵，极力称赞魏王贤明，说只有他才是最有资格的皇位继承人。权贵们为了寻找日后的政治靠山，当然也乐意把他们的筹码押在获胜概率更高的魏王身上，其中就有柴绍之子、驸马都尉柴令武和房玄龄之子房遗爱等人。

短短几年间，李泰就在帝国的政治高层中建立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魏王党，其政治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两个字——夺嫡。

面对大唐帝国的储君之位，魏王李泰及其同党蠢蠢欲动，大有志在必得之势。

一股夺嫡潜流已经在大唐帝国的政坛上剧烈奔涌。

李泰坚信：李承乾这个没用的瘸子迟早有一天会从储君的位子上滚蛋，只有他这个文武双全、众望所归的魏王才是入主东宫的不二人选！

李承乾把自己玩死了

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李泰暗中交结朋党的行径很快引起了李世民的警觉和反感。

在这件事情上，李泰显然操之过急了。无论哪朝哪代，一个藩王如果对储君之位表现出太过露骨的欲望，而且为了实现夺嫡野心，又在朝中拉帮结派，大肆树立朋党，那就肯定会触犯皇帝的大忌！

尽管李世民一直对魏王李泰钟爱有加，也不是没有让他取代太子李承乾的想法，可在八字还没有一撇的情况下，李泰就表现得如此锋芒毕露和迫不及待，终究还是让李世民感到了深深的不快——你李泰的手未免伸得太长了！

再者，自从李世民透露出废立之意后，以魏徵、禇遂良为首的朝廷重臣就极力反对，这也给李世民造成了非常大的政治压力。所以，大约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下半年起，李世民的态度就发生了重大转变，逐渐打消了废立之心。

这一年八月，李世民在一次朝会上问群臣说：“当今国家何事最急？”禇遂良马上答道：“今四方无虞，惟太子、诸王宜有定分最急。”（《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所谓“宜有定分”，实际上就是劝告天子彻底打消废长立幼的想法，从而杜绝魏王的夺嫡之心。李世民深以为然，随后便任命魏徵为太子太师，让他一心一意辅佐太子。

众所周知，魏徵是贞观群臣中最以忠直著称的人，同时更是嫡长制最坚定的拥护者，把他派去给太子当首席教师，一方面固然是希望把李承乾打造成合格的储君；另一方面，也是试图以此“绝天下之疑”。

换言之，就是让魏王李泰死了当太子的这条心！

正因为如此，所以当后来魏王党人有意在京城散布不利于太子的政治流言时，李世民才会坚决地站出来辟谣，在朝会上向满朝文武重申嫡长继承制的原则。

尽管太子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让李世民很不满意，可他依然没有放弃李承乾。

如果太子能够痛改前非，李世民还是希望把他扶上帝位。

然而，李承乾终究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

就在李世民刚刚回心转意、放弃废立之念时，东宫就爆出了一桩令人不齿的丑闻。

事情源于一个叫称心的乐童。

称心这个名字是李承乾起的。顾名思义，就是这个乐童让太子感到非常“称心如意”。史书称，这个小男孩“年十余岁，美姿容，善歌舞”（《旧唐书·恒山王承乾传》），所以深得李承乾宠爱。

宠爱到什么程度呢？

宠爱到“与同卧起”（《资治通鉴》卷一九六）的程度，也就是一起吃、一起睡、一起做爱做的事。

在中国历史上，演绎这一幕断背山情节的绝非李承乾一人。远有卫灵公与弥子瑕的“分桃”典故、魏安釐王与龙阳君的“龙阳之好”，近有汉哀帝与董贤的“断袖”之风、陈文帝与韩子高的“男后奇谈”……历朝历代，有这种同性恋倾向和恋童癖行为的帝王将相可谓不胜枚举。

但是，别人有十个称心可能都没问题，而李承乾只要拥有一个称心就足以把他害死。因为眼下他的屁股正坐在一个火山口上，底下的夺嫡潜流正暗潮汹涌，随时可能喷发。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李承乾的这些龌龊勾当又怎么可能不被对手刻意曝光呢？

很快就有人把事情捅到了皇帝那里，李世民勃然大怒，当即把称心逮捕诛杀，并且把李承乾骂得狗血喷头，恨不得马上就把他废了。

在人的一生中，最难对付的敌人往往并非来自于外，而是来自于内——来自人性深处种种难以克制的欲望。一个人如果不能首先战胜内心之敌，他就不可能变得强大，更别指望战胜对手。在你死我亡的政治斗争中，你身上每多出一种欲望，都有可能会向对手暴露出一个致命的弱点，而对方就有可能抓住你的破绽，一举将你置于死地！

很可惜，大唐储君李承乾似乎不懂得这个道理。在魏王李泰处心积虑要整垮他的危急关头，他居然不懂得把自己的屁股擦干净，甚至处处向对手暴露自己的死穴，这种储君不被废掉简直没有天理。

令人感到悲哀的是，称心之死依旧没有引起李承乾应有的反思和警觉。他不但没有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反而在宫中为称心建起一座灵堂、供起一尊塑像，朝夕焚香祭奠，终日泪水涟涟。此外，他又把称心的尸体埋葬在东宫的后花园里，暗中追赠官爵，竖立墓碑。

对于太子的所作所为，李世民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这一点李承乾当然比谁都清楚。可他并不是想方设法挽回局面，而是连续几个月赌气不进宫朝见，甚至“命户奴数十百人专习伎乐，学胡人椎髻，翦彩为舞衣，寻橦跳剑，昼夜不绝”，因而“鼓角之声，日闻于外”（《旧唐书·恒山王承乾传》）。

这就叫破罐子破摔。

这就叫铁定了心，一条道走到黑！

李承乾认定称心事件是李泰告的密，对李泰痛恨到了极点，于是暗中组织了一个一百多人的刺杀团，头目有左卫副率封师进、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三人，李承乾命令他们——随时找机会干掉李泰！

此刻的李承乾当然不会知道，这伙刺客最终不但没有干掉李泰，其中一个反而出卖了他。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暮春，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终于走到你死我活的边缘，大唐王朝的储君危机也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而唐太宗李世民更是面临着一场即位以来最严峻的政治考验。

这一切是如此似曾相识。

一个雄心勃勃意欲夺嫡继位的藩王。

一个岌岌可危只能拼死一搏的太子。

一个惴惴不安唯恐悲剧重演的皇帝。

大唐王朝的政治K线图走到了变幻莫测的拐点，谁也不知道历史将作出怎样的方向性选择。

李承乾决定拼了——

纵然拼他一个玉石俱焚、鱼死网破，他也在所不惜。

他知道，父皇李世民的废黜诏书随时会降临他头上，所以他只能孤注一掷、先发制人！

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李承乾决定拉一个人入伙。

谁？

侯君集。

他会入伙吗？

会的。李承乾对此有十足的把握。因为在所有的开国元勋和朝廷重臣中，只有这个人对现状最为不满，也只有这个人对天子的怨恨最深。

李承乾相信，有了他的加盟，这场储位保卫战和皇位争夺战定然会多出三分胜算。

事不宜迟，李承乾随即通过侯君集的女婿贺兰楚石（时任东宫带刀侍卫），向侯君集发出了诚邀加盟的信息。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当贺兰楚石一脸神秘地告知来意时，侯君集的心里顿时滚过一阵莫名的兴奋和战栗。

憋屈了这么多年，自己终于可以扬眉吐气、玩一把大的了！

侯君集立刻前往东宫拜会太子。

李承乾直言不讳地对他说：“看来我这个太子之位是朝不保夕了，先生何以教我？”

侯君集面无表情地从嘴里吐出了一个字——反。

李承乾故作惊悚：“先生何出此言，这可是要灭族的啊！”

侯君集忽然把一只手伸到太子面前，声若洪钟地说：“微臣长着这只好手，就是要让殿下用的。”

李承乾大腿一拍：“好！要的就是先生这句话！”

侯君集看着太子那张骄矜而浅薄的嘴脸，不禁在心里冷笑：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就你这熊样也想当皇帝？等老夫帮你夺取了皇位，回头再收拾你，让你瞧瞧什么叫作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紧继侯君集之后，李承乾又以重金收买了负责大内宿卫的禁军将领李安俨，让他密切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随时向东宫通报。

汉王李元昌也极力煽动太子谋反，不过他的目标跟侯君集大不一样。

侯君集瞄准的是天子之位，这位王爷相中的却是一个美人。

他对太子说：“我最近看见皇上身边有位美女，琵琶弹得极好，等事成之后，希望殿下能把她赏给我。”

李承乾满口答应。

到时候整个天下都是咱们的了，更何况区区一个女人！

太子党紧锣密鼓地开始了行动，朝中的一些王公贵戚纷纷加入，其中就有驸马都尉杜荷（杜如晦之子，娶李世民的女儿城阳公主）、开化公赵节（其母是李世民的姐姐长广公主）等人。这帮人歃血为盟，发誓同生共死，计划发动政变，派兵攻入皇宫。杜荷对李承乾说：“我最近仰观天象，发现有变化之兆，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殿下只要声称突发重病、生命垂危，皇上一定亲来探视，到时候计划必能成功。”

就在太子集团蠢蠢欲动之际，齐王李祐起兵造反的消息传到长安，李承乾冷笑着对纥干承基等人说：“东宫的西墙，距大内不过二十步，我们要是想干大事，岂能轮到他一个小小的齐王？”

然而，李承乾万万没有料到，他的“大事”最终就是坏在这个齐王李祐的身上。

李承乾及其党羽还没来得及动手，一场灭顶之灾便已从天而降。

李泰的一步臭棋

李祐败亡后，朝廷按照连坐之法，穷究他在长安的余党，事情竟然牵连到了纥干承基。有关部门立刻将纥干承基逮捕，关进了大理狱，准备处以死罪。死到临头的纥干承基为了自保，不得不主动上告，把太子党的政变阴谋一股脑儿全给抖了出来。

齐王李祐刚刚伏诛，太子谋反案旋即爆发！

在如此接踵而来的重大打击面前，李世民顿时感到心如刀绞、五内俱焚。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四月，李世民召集了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李世勣等宰辅重臣以及大理寺、中书省、门下省的主要官员，对太子谋反案进行会审。

审理结果，此案证据确凿，李承乾反形已具，罪无可赦！

尽管这样的结果早在李世民的意料之中，可事到临头，李世民还是感到无比心痛和无奈。他神情黯然地问大臣们：“该如何处置承乾？”

群臣面面相觑，没人敢发话。

太子谋反是帝国政治中最恶劣、最敏感的事件，这种事情谁敢替皇帝拿主意？

朝堂上一片沉默。

最后终于有一个小官站了出来，打破了这种难挨的沉默。

这个人叫来济，是隋朝名将来护儿的儿子，时任通事舍人。他对皇帝说：“陛下不失为慈父，太子得尽天年，则善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七）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希望保住李承乾一命。

这样的答案当然也是李世民想要的。

四月初六，李世民颁下诏书，废黜太子李承乾，将其贬为庶民，囚禁在右领军府。不久后将其流放黔州（治所在今四川彭水县）。李承乾在这边瘴之地度过了两年生不如死的岁月，于贞观十九年抑郁而终。

处置完李承乾，接下来就轮到他那帮党羽了。李安俨、杜荷、赵节等人全部被斩首，但是另外两个人，李世民却想对他们网开一面。

一个是汉王李元昌。李世民打算饶他不死，无奈群臣极力反对，李世民只好将李元昌赐死于家中。

另一个就是侯君集。刚刚逮捕侯君集时，李世民就对他说：“朕不想看到你在公堂上遭刀笔吏的侮辱，所以亲自审问你。”但是不管李世民怎么审，侯君集就是拒不认罪。最后他的女婿贺兰楚石跳了出来，把老丈人与太子暗中勾结、策划政变的经过一五一十地揭发了，侯君集无话可说，只好低头认罪。

李世民念在侯君集跟随自己多年，而且是开国功臣，打算法外开恩，饶他一命。

然而，满朝文武却一致反对。李世民没办法，只好亲自到牢中去见了侯君集最后一面，说：“与公长诀矣，而今而后，但见公遗像耳！”（《旧唐书·侯君集传》）言罢泣下沾襟。

押往刑场斩首的时候，面对鬼头刀，侯君集表现出了一个沙场老将惯有的镇定与从容。他面不改色地对监刑官说：“我一误再误，

终于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但是陛下尚为秦王时，我便已侍奉左右，此后又率部西征，攻灭了两个国家（吐谷浑和高昌），乞求陛下给我留下一个儿子，以继承侯家香火。”

侯君集被斩首后，李世民命人抄没了他的家产，但赦免了他的妻子和一个儿子，只将他们流放岭南。

太子终于出局了！

魏王李泰盯着那个空空荡荡的储君之位，嘴角掠过一抹深藏已久的微笑。

他相信，普天之下，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适合成为东宫的新主人。

随后的日子，他天天入宫侍奉父皇李世民，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孝顺和谦恭。

李泰的表现让李世民感到了莫大的安慰。

此时此刻，也唯有李泰可以抚慰这个天子兼父亲伤痕累累的心灵。

其实，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李世民一直都觉得这个儿子最像自己——他有志向、有韬略、有智慧、有才情，由这样一个儿子来继承帝业，应该是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更何况，李泰是嫡次子，眼下承乾既然已经废了，由李泰来继任储君，就是理所当然、名正言顺的事情，相信那些一贯坚持嫡长制的朝臣也没什么话可说了。

基于这样的考虑，李世民终于向李泰当面承诺：准备立他为太子。

与此同时，李世民也就此事对朝臣们进行了试探。但是大大出乎他意料的是，朝臣们在新储君的人选上再次产生了重大分歧。

大臣们分成了两派。中书侍郎岑文本、黄门侍郎刘洎等人力挺魏王李泰；而司徒长孙无忌、谏议大夫禇遂良等人却表示强烈反对，他们提出了另一个人选——晋王李治。

事情顿时陷入了僵局。

就在朝野上下的人们认定魏王李泰入主东宫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之时，晋王李治就像一匹政治黑马蓦然闯进人们的视野中。就在魏王李泰自认为一只脚已经迈进东宫的时候，晋王李治就像一颗从天而降的拦路石横亘在他的面前。

看着这个嘴上还没有长毛却居然要和他角逐储君之位的九弟，李泰的目光中充满了怨恨、困惑和不安。

而面对这一两难局面，太宗李世民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矛盾、苦恼和焦虑之中。

平心而论，李世民一直认为晋王李治是一个好儿子，可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立为太子。

李治生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是李世民的第九个儿子，在嫡出的三个儿子中排行老三，贞观十七年他才十六岁。这么一个年龄尚幼、不谙世事的小儿子，又怎么有资格成为大唐帝国的储君呢？

而且，李治不适合当太子除了年纪太小的原因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他的性情过于柔弱。

从幼年起，李治就有“宽仁孝友”之名。小时候老师给他开讲《孝经》，李世民问他有何读后感，当时年仅六七岁的李治就摇头晃脑地说出了一番对忠孝的感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李世民大喜，说：“行此，足以事父兄、为臣子矣！”

李世民的这个评价固然是对李治的赞赏，可同时也恰好表明——他压根就没想到有朝一日李治会成为自己的政治接班人。

换言之，李治这辈子能够老老实实地侍奉父兄，当一个循规蹈矩的臣子，就是李世民对他的最高期待了。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长孙皇后病逝，李治是三个嫡子中哭得最惨的，史称其“哀慕感动左右，太宗屡加慰抚，由是特深宠异”（《旧唐书·高宗本纪》）。

作为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生的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李世民对李治当然是非常宠爱的。然而，此“宠”非彼“宠”。李世民对李治的“深宠”充其量只是一个父亲对幼子的疼爱，而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从李世民那里获得的，却是一个皇帝对储君和后备储君的赏识、器重和期望。

前者关乎亲情，后者关乎政治。二者绝不可同日而语！

而今，要李世民放弃一贯钟爱的魏王李泰，改立性情柔弱的晋王李治，这个决心他如何能下？

李世民决定为李泰作最后的努力。

他找了一个机会，对那些反对魏王的大臣们说：“昨天青雀（李泰的小名）扑在我怀里说：‘臣直到今日才真正成为陛下的儿子，这是臣的再生之日啊！臣有一子，等到臣死的那天，一定为陛下把他杀了，将皇位传给晋王。’天下有哪一个人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啊！朕看他这种情形，实在是心生怜惜。”

李世民打了一张悲情牌。

他试图以此为魏王李泰争取一些同情分。

可是，这些拥护晋王的大臣根本不买他的账。

谏议大夫禇遂良毫不客气地说：“陛下言大失。愿审思，勿误也！安有陛下万岁后，魏王据天下，肯杀其爱子，传位晋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为太子，复宠魏王，礼秩过于承乾，以成今日之祸。前事不远，足以为鉴。陛下今立魏王，愿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禇遂良一针见血地点破了魏王李泰的虚伪和矫情。他提醒皇帝，不会有人在君临天下、手握大权之后主动杀掉自己的儿子，让位给弟弟。这种说法绝对违背人性常识，所以不可听信。其次，禇遂良又警告皇帝，一旦魏王当上天子，李承乾和李治恐怕都会被李泰斩草除根，皇帝你想立魏王，可你有没有考虑过会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

此外，禇遂良的“措置”一词还隐含了另外一层意思——假如非立魏王不可，那么为了晋王的安全考虑，就有必要事先废除晋王的爵位，将他贬为庶人，让他从此远离权力中心和政治旋涡，或许这样能够让魏王放他一马，最终保住晋王一命。可是，同样都是嫡子，皇帝你怎么能够为了册立那个野心勃勃的魏王，而贬黜这个年少无辜的晋王？

禇遂良的这番尖锐之词和言外之意一下子击中了李世民的要害。

李世民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同胞手足为了争夺皇权而骨肉相残；他最忌讳的事情就是，武德九年的那场悲剧在他眼皮底下重演。所以，当禇遂良的话音刚落，李世民的眼泪已经不可遏制地夺眶而出。

他不得不承认，禇遂良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以李泰的性格和为人，他完全有可能在登基御极之后铲除所有政治上的异己，巩固已经到手的权力。

思虑及此，李世民的哀伤之泪顿时潸潸而下！

他无力地摆了摆手，哽咽着说：“我不能……”

话还没有说完，李世民就忽然站起身来，迈着沉重的步履缓缓向内宫走去。

那一瞬间，皇帝仿佛一下子苍老了。

这是许多大臣的强烈直觉。

当天的朝会戛然而止。除了半截语焉不详的话和一个哀伤凄恻的背影，李世民没有给大臣们留下任何明确的指示。

大臣们百思不解——皇帝那半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他不能，可到底不能什么？是不能因为册立魏王而废黜晋王，还是不能因为顾及晋王的安全而放弃魏王这个心目中的储君？

没有人知道。

这些日子，魏王李泰觉得自己活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

朝中，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一帮元老极力撺掇皇帝改立晋王，而父皇在当面承诺立自己为太子后，却又优柔寡断、举棋不定。如此局面，怎能不令李泰心急如焚？

虽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可眼看已经煮熟的鸭子就要飞了，李泰又如何能够气定神闲、安之若素？

急不可耐的李泰终于乱了方寸，走出了一步臭棋。

准确地说，他是忍不住对晋王李治说了一句威胁恐吓的话。

而恰恰就是这句话，促成李世民在左右为难的时候最终下定了决心——放弃魏王，改立晋王！

李泰对李治说的那句话是：“你历来和元昌友善，如今元昌已被处死，你难道就不担心自己的脑袋？”

十六岁的李治当即吓得面无人色，此后天天哭丧着脸，惶惶不可终日。李世民大为奇怪，屡屡追问他原因，李治不得不坦白交代，把李泰的话原封不动地转述给皇帝听。

那一刻，李世民的心里忽然掠过一阵强烈的痉挛。

他痛苦地意识到——禇遂良的警告绝非危言耸听！这个李泰一旦登上大位，绝不会放过李治！

而差不多在此前后，李世民去看望了一趟废太子，言语之间不免又大加斥责。李承乾愤愤然地说：“儿臣既为太子，还有何求？皆因李泰暗算，儿臣才不得不与朝臣谋求自安之术，没想到被野心家教唆，撺掇我犯上作乱。今天父皇要是立李泰为太子，就是跳进他的圈套了。”

李承乾此语虽有泄愤之嫌，却不无道理。它最起码揭露了一点——李泰确实一直都有夺嫡的野心。如果真的立他为太子，那就是对藩王夺嫡的纵容，也等于开启了祸乱之源。

单凭这一点，李世民就断然不能让李泰得逞。

没的选了。

看来大唐帝国的新任储君非李治莫属了。

一旦册立晋王李治，也就意味着必须把魏王李泰逐出权力中心，彻底终结他的政治前途。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李治的安全和政局的稳定。

掌心是肉，掌背也是肉。李世民感觉自己在下这个决心的时候，一颗心仿佛裂成了好几瓣，而且瓣瓣滴血。

君临天下十七年来，李世民还是第一次感觉到做一个皇帝是如此艰难。

当年高祖李渊在储君问题上所经历的千般苦痛和万般无奈，而今李世民终于淋漓尽致、彻头彻尾地品尝了一遍。

随后的一次朝会上，当满朝文武散班之后，李世民唯独留下房玄龄、长孙无忌、禇遂良、李世勣四人，神情凄然地对他们说：“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话音刚落，李世民就一头扑倒在御榻上。长孙无忌等人慌忙上前搀扶。突然，李世民拔出佩刀，作势要刺向自己。禇遂良眼疾手快，一把夺下皇帝的佩刀，转身递给呆立在一旁的晋王李治。

长孙无忌还没等皇帝心情平复，就迫不及待地问他要立谁为太子。

李世民有气无力地说：“我打算立晋王。”

长孙无忌马上抢着说：“臣等恭奉圣诏，如有异议者，臣请皇上格杀勿论！”

李世民把脸转向李治，说：“你舅舅已经许你为太子，还不赶快拜谢！”（《资治通鉴》卷一九七：“汝舅许汝矣，宜拜谢。”）

一脸懵懂的李治赶紧向长孙无忌跪地叩首。

最后李世民又表示了另一层担忧。他说：“不知道满朝文武对这个新任储君的人选有何看法？”长孙无忌胸有成竹地说：“晋王仁孝，天下久已归心。陛下不妨召见百官，征求众人意见，若有人反对，就是臣等辜负陛下，罪该万死！”

长孙无忌既然敢拍着胸脯打这种包票，李世民还有什么可说的？

大唐新太子的人选就此敲定。

李治成了皇位接班人

上面这一幕是贞观十七年这场易储风波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组镜头。

首先，李世民第一句话中为什么会提到“三子一弟”？“三子”当然是指他的三个嫡子：李承乾、李泰、李治，而“一弟”是指李元昌。在这四个人中，李承乾和李元昌有谋反计划，李泰有夺嫡阴谋，他们的所作所为让李世民为之心痛，这很好理解，可李治是一个少有的“乖乖儿”，从头到尾什么坏事也没干，李世民为什么把他也数落在内了呢？

其次，李世民为什么会一反常态，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自杀举动？还有，最后表态的时候，李世民为什么会对李治说“汝舅许汝”，而不是说“我许汝”？作为一个以英明神武著称的有为帝王，李世民的言行为何变得如此反常而无奈？这其中除了亲情的困扰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因素在作祟，比如某种强大的政治因素？

最后，李泰和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亲外甥，可在这场储位之争中，长孙无忌为什么自始至终反对李泰而力挺李治？他如此偏袒李治，难道仅仅是因为李治仁厚，更适合当一个守成之君吗？除了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长孙无忌是否还有别的更深层的动机？

只有深入解读上述问题，找出合理的答案，我们才能读懂李世民真实的内心，也才能读懂贞观后期的政治。

很显然，大唐帝国的储君桂冠最终之所以落在李治头上，关键就在于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为什么不选择李泰？

原因很简单，李泰表现得太过强势了。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李泰已经二十四岁，是一个生活阅历和政治经验都已相对丰富的成年人，拥有自己的一套处世哲学和政治理念，所以他才会在所谓的礼制问题上屡屡向那些元勋老臣叫板，目的就是借此树立个人的政治威信。其次，他早已� ��朝中打造了一个不可小觑的势力集团，其中多有元勋子弟，如杜如晦之弟杜楚客、柴绍之子柴令武、房玄龄之子房遗爱等。可想而知，假如由李泰继承皇位，这帮少壮派就成了拥立新君的首功之臣，而像长孙无忌这样的前朝老臣到时候就只能乖乖地卷铺盖回家，所以长孙无忌必定要反对李泰。

而长孙无忌之所以坚决拥立李治，就在于李治年龄小，性格柔弱，易于掌控。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当一个外戚极力拥护一个幼主继承皇位的时候，毋庸讳言，其原因就是这个外戚试图在日后掌握朝政大权。

长孙无忌拥立李治的深层动机正在于此！

在力挺李治的代表人物中，除了长孙无忌外还有一个就是禇遂良。

禇遂良是当年秦王府学士禇亮之子，属于贞观政坛的后起之秀，历任秘书郎、起居郎等职，时任谏议大夫。虽然他资历较浅、官阶不高，但因忠直敢言而深受李世民的器重和赏识。魏徵去世后，禇遂良更是满朝文武中继其遗风、敢于犯颜直谏的第一人，所以到了贞观十七年，他实际上已经成为李世民最为信任的股肱重臣之一。对此，朝野上下的人们都看在眼里。他们心里都很清楚，此人的政治前程不可限量。

长孙无忌和禇遂良都是当面站出来力挺李治的。除了他们之外，在拥护李治的集团中，还有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第三号人物，也在其中发挥了看似无形却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个人就是李世勣。

李世勣怎么会和晋王李治扯上关系呢？

说来话长。早在贞观七年，年仅六岁的李治就被授予并州大都督一职，这么小的毛孩子当然不可能实际到任，因此只能“遥领”。而负责代替李治行使职权的人就是李世勣。他当时的职务是并州大都督府长史。所以严格说来，李世勣算得上是晋王李治的“故吏”。他在并州取得的政绩，既是他自己的，也可以算是李治的，因而从一定程度上说，他们二者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在这场储位之争中，李世勣毫无疑问是站在晋王这边的，所以他才会出现在这次内定储君的核心会议中。

众所周知，李世勣是初唐名将、开国功臣，他在并州任内治理边务十几年，曾被李世民盛赞为“国之长城”，所以贞观十五年便被调入朝中担任兵部尚书。到了贞观十七年，大唐的开国名将逐渐凋零——如李靖已七十多岁，早已致仕；尉迟敬德也于贞观十六年淡出现实政治；而侯君集又在此次储君危机中因谋反被诛……在此情况下，李世勣作为帝国屈指可数的军事栋梁，其政治地位自然非常人可比。

综上所述，李治背后的这三个帝国大佬可以称得上一个典型的“铁三角”——长孙无忌是元勋老臣的代表，禇遂良是政治新秀的代表，而李世勣则是军方人物的代表。面对如此强大的政治力量，李世民又岂能等闲视之？

相形之下，李泰背后的势力集团尽管不乏权门之后，可是在李世民眼中却毫无分量。

不但毫无分量，而且李世民对那些功臣子弟恰恰颇为反感。在他看来，这帮人基本上就是一些无德无才、只会吃父兄老本的纨绔子弟。当他得知房遗爱等功臣子弟大多卷入魏王李泰的夺嫡阴谋时，就曾当面警告房玄龄等人：“功臣子弟多无才行，借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使无愆过，即家国之庆也。”（《贞观政要》卷三）

李世民很清楚，假如李泰入继大统，这帮“德义不修”的功臣子弟必然会执掌朝政，到时候不但贞观一朝的政治成果不保，而且李唐社稷的安全与稳定也很可能受到危及。

因此，虽然李世民在感情上一直倾向于李泰，但是在理智上他却不得不最终选择李治。

换句话说，他是选择了李治背后的政治集团。

只有让这批元勋故旧辅佐新君，继续执掌朝政，贞观路线才会得到延续，而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帝王功业才能得到有效的继承，并且发扬光大！

然而，与其说这是李世民主动选择的一种政治走向，还不如说这是他被迫接受的一种既成事实。

作为一个马上得天下的创业之君，谁没有几分乾纲独断的霸气呢？尤其在储君的问题上，任何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在正常情况下都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办。可是贞观十七年，李世民却被迫陷入了一个他无法掌控的局面。也就是说，当时朝廷的政治已经发展到“文武之官，各有托附；亲戚之内，分为朋党”（《旧唐书·濮王泰传》）的地步。在这种令人不安的局面下，李世民几乎已经没有了主动选择的余地。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当他最终接受长孙无忌等人的意见，决定改立李治时，心里头肯定没有多少喜悦和成就感，有的恐怕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和苦涩。

职是之故，李世民才会表现得那么一反常态，先是把无辜而懵懂的李治跟其他人一块儿数落了，继而又寻死觅活，最后又对李治说“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把自己弄得像一个大权旁落、心有不甘的“苦主”。其实李世民的这些反常言行，一方面固然是内心种种痛苦情绪的流露和发泄；另一方面也是做给长孙无忌等人看的，目的是让他们充分意识到——他这个皇帝在这场易储风波中经受了多大的折磨，作出了多大的妥协，付出了多大的牺牲！从而提醒他们——必须在日后竭尽全力辅佐新太子，否则就是对他这个天子的辜负和亏欠。

换言之，他想让长孙无忌等人在夺得“定策之功”、获取巨大政治利益的同时，也背上一定程度的道义负担和良心债！就像他李世民为了帝国的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不得不顾全大局，牺牲个人的意志和感情一样。

敲定新太子的人选后，李世民立刻召集朝中所有六品以上官员，在太极殿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让大臣们畅所欲言，提出他们认为合格的储君人选。

李世民对众人说：“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欲选诸子为嗣，谁可者？卿辈明言之。”

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因为李世民的儿子虽多，可嫡子只有三个，既然“承乾悖逆”，而李泰又“凶险”，那答案不就不言自明了吗？除了晋王李治，还能有谁？

满朝文武都听懂了皇帝的意思，于是“众皆欢呼曰：‘晋王仁孝，当为嗣。’”（《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就在满朝文武的欢呼声中，年仅十六岁的晋王李治终于“众望所归”地成了大唐帝国的新储君。

同一天，李世民传召魏王入宫。

李泰意识到此行凶多吉少，但是皇帝敕命又不可违抗，无奈之下，只好带着几百个随从骑兵来到永安门。守门官当即把他的随从全部拒之门外，只把魏王李泰单独带到肃章门。当天，李泰即遭软禁，暂时被扣押在北苑。

等待他的，将是与废太子李承乾如出一辙的命运。

贞观十七年四月初七，李世民亲临承天门，下诏册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同时大赦天下。随后，李世民对宰执大臣们公开表态：“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且泰立，则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这是一个父亲为了避免骨肉相残，而不得不作出的一种选择。

这是一个皇帝为了顾全大局，而不得不对拥立李治的大臣们所作的一次重大妥协。

在这场波谲云诡的夺嫡之争中，李承乾的铤而走险和李泰的处心积虑最终都没有给他们带来好运，反而意外地促成了李治这匹政治黑马的最后胜出。

在这场险象环生的政治博弈中，李治的年轻、幼稚和仁厚不但不是一种劣势，反而变成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

这个结果真是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正应了那句老话——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未来的唐高宗李治，就是历史老儿阴差阳错选中的这个渔翁。

李治继任储君三天后，李世民在第一时间就给他安排了一个极为可观的辅臣团队。

这是一个超豪华的明星阵容：长孙无忌任太子太师，房玄龄任太子太傅，萧瑀任太子太保，李世勣任太子詹事；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太子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太子宾客。

一口气把这么多股肱重臣全部派到东宫当老师，足见李世民对李治的期望之高。同时，此举也等于是向天下人表明——经过这么多风波之后，皇帝最后敲定的这个储君就是铁板钉钉的未来天子，任何人也别想再打夺嫡的主意！

数日后，李世民颁下了一道贬黜魏王的诏书，字里行间交织着一个父亲的爱与痛以及一个帝王的无奈和义愤。

朕闻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爱敬罔极，莫重乎君亲。是故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罚；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大则肆诸市朝，小则终贻黜辱……魏王泰，朕之爱子，实所钟心。幼而聪令，颇好文学，恩遇极于崇重，爵位逾于宠章。不思圣哲之诫，自构骄僭之咎，惑谗谀之言，信离间之说。以承乾虽居长嫡，久缠疴恙，潜有代宗之望，靡思孝义之则。承乾惧其凌夺，泰亦日增猜阻，争结朝士，竞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托附；亲戚之内，分为朋党。朕志存公道，义在无偏，彰厥巨衅，两从废黜。非惟作则四海，亦乃贻范百代！（《旧唐书·濮王泰传》）

在诏书的最后，李世民下令解除了李泰的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候大将军等一应职务，降爵为东莱郡王。原魏王府的官员，凡属李泰亲信者全部流放岭南。杜楚客论罪当死，但以其兄杜如晦之功而被赦免，废为庶人。

不久后，李世民又改封李泰为顺阳王，将其迁出长安，徙居均州的郧乡县（今湖北郧县）。名曰改封，实则与流放无异。

对于这个儿子，李世民一直深感痛惜。时隔数年后，当李世民看着李泰从均州给他上呈的表章时，怜惜和钟爱之情仍旧溢于言表。他对侍臣们说：“泰文辞美丽，岂非才士！我中心念泰，卿等所知。但社稷之计，断割恩宠，责其居外者，亦是两全也。”（《旧唐书·濮王泰传》）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李泰被封为濮王，政治待遇略有提升。高宗李治即位后，又特准李泰开府置官，并赏赐给他大量钱物。

可是，无论李世民和李治在事后如何刻意弥补，终究无法改变李泰在政治上蹉跌失意的事实。

对于一个把政治地位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来说，政治生命的过早终结无异于提前宣告了他的死亡。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郁郁不得志的李泰卒于郧乡，年仅三十三岁。

到死，他也没能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