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善和多铎二人不敢懈怠，战战兢兢又走了一天，还派人在附近搜索了好几道，最终查无影踪，这才松了口气。

这时再计损失，更是令人气恼万分，汉人死的死，跑的跑，已经没剩下几个人了，至于旗人则不足八千，也就是说，这一路损失了将近一半的人马。

两人还来不及懊恼悔恨，更大的坏消息来了。

附近牛录的留守旗人陆续来报，说是盛京已被阿敏焚毁，黄台吉长子豪格也被砍了头颅，放在盛京城外京观的最顶之上，而且祖地赫图阿拉，也被阿敏抢掠一空后，烧成了白地。

代善和多铎初时是不信的，那个强大无比，睥睨四方的大金，什么时候沦落到如此凄惨的地步了，如果这些人没有说假话，那大金...大金危矣。

离盛京越近，前来禀报这些事儿的人越多，三人成虎，两人渐渐有些信了，等到了盛京城外，见到那堆规模不小的京观，还有其后已是残垣断壁的盛京后，这才彻底信了。

扳着指头算一算，如今的建州女真，满打满算不到四万人，还包括了老弱妇孺在其中，他们此时的处境，比之老奴起兵的时候还要有所不如。

明国若是大举进军，光是用人堆，恐怕也能让他们亡国灭种，更别提一东一北，还有东江镇和阿敏的威胁。

想到阿敏，代善和多铎都恨得牙直痒痒，以前还有些同情，但没想到他居然在大金身上捅了这么血淋淋的几刀，若非此人，大金的局面也不会坏到如此地步。

不管如何恐惧、害怕，抑或是愤恨，眼下都无济于事，当务之急，是把旗人全部聚在一起，以免因为分散，再被其他各方势力所趁，从而造成更多的人丁损失。

代善和多铎不得不联合起来，共同以大贝勒的身份（多铎掌四旗，已经与代善平起平坐，名正言顺地成了大贝勒，莽古尔泰之弟德格类接掌正蓝旗，做了小贝勒），号令所有辽东大地的旗人，全部向辽阳集中，以抱团取暖。

这也是没有办法之事，本来以他们目前的状况，退到赫图阿拉才是最好的选择，那里有利于休养生息，只是赫图阿拉同样被毁，缺乏防护，且离东金山太近，阿敏的威胁无时不刻地悬在他们头上，反而不如辽阳安全。

......

大明崇祯四年九月初，秋老虎还在肆掠，聚集了明、金、蒙三方关注的大凌河之战，因为一场瘟疫的降临，历时两个多月，就这么虎头蛇尾的结束了。

此战在原本的历史上，黄台吉将围城、和谈、攻坚、打援玩得倍儿溜，前后历时三个月，不但将大明在关外的精锐基本覆灭，更逼降了城中守将祖大寿、祖可法、祖泽润、刘天禄、张存仁等人。

虽然祖大寿后来降而复叛，但丝毫没有影响后金在大凌河之战的辉煌，按后世的说法，就是后金获得了战略性的胜利，其意义丝毫不逊于萨尔浒之战和松锦大战，加速了明亡清兴的进程。

但鼠疫的出现，硬生生将这一历史进程打断了，不但黄台吉、莽古尔泰、多尔衮、阿济格身亡，就是很多后来在征服中原的过程中，“大放异彩”的贝勒贝子，诸如硕托、阿巴泰、达海、石廷柱等等，也都在这场瘟疫中染病后死去。

再加上李定国带着阿敏和海东青等人，在后金腹地大肆破坏，等代善和多铎带着为数不多、虎口余生的建州女真回到盛京时，迎接他们的是满目疮痍，不得不龟缩到辽阳左近。

经此一役，后金从一个充满勃勃生机，能同大明掰腕子的地方强权，退化成了一个奄奄一息，随时能被风吹灭的孱弱部族。

大凌河城中的明军，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战前连士兵带民夫，一共三万多人，战后仅剩不到八千的人马，其余人等，全部病死，而且因为城内狭窄，地方不够，无法安葬，成堆成堆的尸体就这么放着，直到发臭发烂。

不过好在最终保住了大凌河，而且整个战役与原本的历史相比，耗时不长，支援的大军尚未抵达就结束了，往驰大凌河只有吴襄去过两次，都是偏军，虽然败了，但损失不大，算是给大明保留了一丝元气。

“咯吱吱...”令人牙酸的尖叫声缓缓响起，时隔一个月之后，久未启动的大凌河城门，终于打开了。

在确定建奴已然撤离之后，祖大寿下令打开城门，按事先交待好的，派出数骑，前往锦州送信。

除了送信，更重要的，是将城内死尸清理出去，同城外一地狼藉的死尸一起安葬，否则的话，不但疫病还会继续恶化，就是这扑鼻的恶臭也让人受不了。

还有城外的工事-土墙和壕沟，也要一一填平，不能就这么任其放着。

......

大明崇祯四年九月中旬，蓟辽总督孙承宗的一道加急奏折送到京师，其内容让朝廷上下都松了一口气。

因瘟疫横行，建奴损失惨重，自行退兵，大凌河城中的将士同样死了不少，为免瘟疫继续扩散，孙承宗令祖大寿率军继续留守大凌河，其后该如何处置，这个问题，总督大人抛给了朝廷。

其后明廷为此事争论了很长时间，有建议继续增兵大凌河，扩建武备，以御强敌的，也有就此认为建奴已衰，应该宜将剩勇追穷寇，派兵直捣黄龙的。

就在双方互不服气，争执不下的时候，一个新的声音出现了。

这个新的声音最早是从一个小小言官的折子上开始的。

这个言官姓甚名谁不重要，有没有受人指使则不太好说，总之他在奏折中说自己读过医书，又与太医院同僚交好，推断此次辽东大疫乃是由于季节变换，疫气横生而成。

此疫气最为可怕之处，在于能沾染人的口鼻后，相互传播，是以为祸甚烈，大凌河的惨状是其最佳佐证，另外，他还列举了两年前发生在陕、晋之交，逃难民众同样感染此疫病后，死伤枕籍的例子，内容颇为翔实，让人不得不服。（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