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火筷子”一拨，又拨旺了大清“海防、陆防之争”这把火。

原浙江巡抚丁日昌以《拟建海洋水师》章程入奏，建议建立三洋海军，李鸿章甚至提出暂弃关外、专顾海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

以左宗棠为首的一部分官员，则力主出兵收复新疆，理由是：如果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

不知是“收复新疆”的争议开始，还是“专心对日”的争议打头，反正两者赶在了一起，又引起一个长久的问题——“海防”与“塞防”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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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陆难以两顾之痛

一直以来，事关大清国的国防建设，大臣们分成两派，即海防派和塞防派，或称海防和陆防两派。

随着时局的变化，两派各执一词、争执不下，朝廷也一直左右摇摆。

但是，我们评判大清“海防和陆防之争”优劣长短，其实就是个伪命题。

古人不是傻子，大清高官也不是吃白饭的，清楚问题所在。

海陆两派争的，不是不防，也不能不防，不是需要哪个不需要哪个，而是谁先谁后。

先海上还是先陆上，不同之处，只是军事思想指导上和对局势的判断的差异。说到底，它实质上最终是一个战略选择的问题。

中国是传统的大陆国家。长期以来，中国的疆防概念，也基本上等同于陆上边疆，而无“海疆”概念。

明太祖朱元璋派6大姓迁居琉球，提高琉球制造大船水平，是中国王朝史上最大规模的航海技术输出。明成祖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沿岸，是中国王朝史上最大规模的海上探险。

然而，今日的海域怎么样呢？最远处，也只留下南海一片海上遗产。

对着世界地球上那一大片海，会引起人们的无限遐思。我们错过了地球大发现之旅，反而让欧洲后来者居上，那一轮全球势力的大布局后，地缘政治版图的变化给我们造成的压力，直到今日还在。

天朝大国丰富的物产，使我们不必看重外域。航海巨大的花费、生命的付出，得不偿失，使中华帝国打消了走出去的愿望。

退回就退回吧，国防上也没有将海上列入重要防御方向——茫茫大海阻隔，即是天然防御。我们不出去，敌人也未必有那本事进来。

谁想到会有一天，欧美的舰船会将大海变成通途。

等到察觉海上威胁的时候，中国已经无法有效地从关注陆上疆界的安全中转移到海上。

到晚期，大清国面临多个方面的威胁。海上不时有西洋各国舰船逼迫，陆上面临俄罗斯步步进逼，巧取豪夺，列强推动下中亚几个国家的势力，也都趁火打劫。俄罗斯侵占伊梨，阿古柏竟在大清国内“建国”……大清国的边防，已经如同一个四面透风的篱笆，连“左支右绌”的局面都比这乐观，实际上已经陷入四面招架。

看看这次海防陆防之争的源起就知道，事实明摆着，若海防陆防同时并举，财力、兵力，力不从心。处处设防，则等于处处无防。

先解决哪里的问题，成为摆在大清面前的一个难题。

如此境地，分个谁先谁后，先顾一头，实为无奈之举。

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

李鸿章提出暂弃关外，专顾海防，也是从当前“急需”出发，有点收缩防御，集中财力、精力，力求从海上取得优势的意思。

所幸争归争，干归干，面对西北被入侵瓜分的危局，左宗棠坚决主张反击。

我所知道的，左宗棠大人一直是“洋务派”干将，也是一直大声疾呼水师建设，还挽起袖子，准备在福建海面大干一场的大臣！

从他的痛苦选择上，难道不是正能看到大清之痛吗？

1875年，左宗棠以6岁高龄，愤然请旨出征，带领湘军子弟，历时三年平定新疆。到1878年击败阿古柏，摧垮了浩罕国，并将沙俄军队驱逐出伊梨。

打仗就要用银子，收复新疆，朝廷调动了陕甘宁蒙各省的力量保障，并给了千万两白银。这还是左公精打细算，又自筹部分钱饷，外加步步稳扎，一路屯田，就地解决部分军粮的情况下，所支出的用度。

海陆难以两顾，这是大清之痛。明知“挖东墙、补西墙，还是住破房”，也已经在所不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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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水师之痛

大清水师，不是落后，是相当落后。

不是没有，是聊胜于无。

清史记载，清朝后期水师已经有了内河水师和外海水师之分。

内河水师是古老兵种，古老到从大清至少上推到三国赤壁，基本没变。当时各省及内湖、内河、沿江水师，战船名称形形色色，皆是落后的帆船，所谓的兵舰，不过是个头大点、帆数多点，弄几个老式铁炮在上边。

但外海水师呢？不过是个名头而已，也好不到哪里去，战船差不多，连个小火轮都没有，基本无法出海作战，竟至落到租用商用轮船出海剿匪，还要出近海、不能走远了的境况。

两次鸦片战争，大清海面上仅有的那点战船，几乎被“扫荡”一空。水师提督关天培和水师官兵的血肉之躯，挡不住西洋的大炮巨舰。

具体看看历史记载就知道此时有多破落：

道光“二十一年，以外夷船坚砲利，旧设外海水师，强弱不敌，等于虚设，拟改水师为陆师，专防内地。”“寻以海盗滋扰，全恃水师缉捕，广东之虎门，为外海籓篱，尤藉舟师之力，乃定议缓裁。”[《清史稿本纪》]就是说，勉强能称得上海军的外海水师，因为打也打不过洋人，还不如不搞，所以除了虎门的以外，基本全给裁了，留下虎门地区的外海水师，也是用来防备和追剿海盗的（追剿都够呛，估计也就是吓跑还行）。

这等于是干脆把海防撂下了，成了不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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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大清便进行了建设“现代海军”的第一次尝试。

186年，时任清朝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受恭亲王奕？委托，前往英国购买军舰。

英国人出奇地痛快。

刚刚和大清打了一仗，马上又好起来了。这一点以前的教科书上没看到，也没想到，非常意外。

很快，186年，一支英国造舰队到达中国。率领这支舰队的是英国人，叫阿思本。

非常意外的还有，阿思本不但带来了军舰，还带来了英国政府的好意——帮助大清建立舰队，舰队的名称就是“中英联合舰队”，或者更真实一点，称为“李——阿舰队”。

李阿？——李泰国和阿思本啊。

就是说，这个舰队名义上由大清领导，实际上由李泰国控制，阿思本统领。

啊，想起来了，记得有位著名人物曾经说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在海上霸主英国看来，你捡个现成的，有了这支舰队，海上不就无事了吗？

在大清看来，我花银子，你来率领，这样的生意，天下难寻。

打个比喻：我买个车，不会开，请个司机是可以的。我不买车，我租车，或干脆打出租车，也行。但我不能买车了，车还要由卖车的掌管，想怎么用、想去哪，他都说了算，我还要跟他商量，那谁是老板？

合着我花那么多银子，就是算个“初装费”？

这太荒谬了。

这一切，最初源于李泰国的野心和狂妄，他已经私自“代替大清作主”，与阿思本签订了一个合同，就是两人掌控“李——阿舰队”权力的合同。

李泰国把自己代签的合同递给奕，奕当即就震惊了。

曾国藩、李鸿章等大臣们也被激怒了。

这种毫不掩饰、也没打算掩饰的野心，自然引起大清上下毫不掩饰的反对。

曾国藩说得明白：宁可将船贱价卖了，做成亏本买卖，也不能接受英国人领导中国的舰队。

双方别扭在那里了。

奕不客气地明确立场、予以指正，虽然李泰国修改合同，接受大清派官员统领，而让阿思本担任副统领和教习的要求，但阿思本不干了，宣布辞职，带领舰队返回英国。

到最后，军舰被作价卖给其他国家。大清支出了17万两的购钱银两，只收回了106万两，大大地被坑了一把。

因为闹出这么一出，李泰国也被清政府免去税务司职务，炒了鱿鱼。

但大清国第一次建海军的尝试，却无可挽回地匆匆收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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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同治皇帝上台以后，从同治六年（1867）开始，一帮大臣们又反复上书，提议加强海防建设。

结果怎么样呢？

7年过去了，一遇外事，还是无船可用。

加强海防建设的结果——水师人数虽然空前庞大，但战力却更加衰退不堪。

原因——水师无船。

船只数量、质量，还是他老爸道光时候的样子，除去朽坏的，甚至还不如。

从曾国藩给皇上的报告可以看出：“以江南水师，向分外海、内河二支，外海水师六千七百七十六名，武员一百十八人，内河水师八千二十一名，武员一百三十三人。船数则近稽道光二十四年江南旧例，水师船二百七十五艘，朽坏居多，别造舢板船一百三十五艘，大船十二艘，约计各船不过载兵二千数百人，而额定之兵数，尚有万馀人。”[《清史稿本纪》]就是说，将近一万五千人的水师，手里的船只能载二千余人，竟有近一万三千人无船可坐！

没有船的水师叫什么水师，难不成还有陆基水师？

一段时间以来，清朝水师（包括地方部队的，如湘军水师）不过专注于内乱，镇压太平天国时，还能拉出一支内湖水军，在鄱阳湖里大战一场，沿长江直指南京。后来呢？

后来仗打完了，就嫌“吃白饭”的多了，裁撤淘汰。一般士兵也乐得拿点钱，回家整几亩地，“老婆孩子热炕头”去了。

战船质量呢？据所查资料，清水师营所用内河战船有小哨船﹑舢舨船﹑长龙船等。舢舨以下，均为用桨划动的小船。

综合这点兵力装备，要拉出去上阵，别说海上能不能行驶、打仗，光从规模上看，还不如动员一些渔民出海打鱼阵容壮观。

难怪曾国藩称之“徒费饷项，有水师之名，无舟楫之实”。

这一切只说明一点：大清的海军基础之薄弱，薄得象一张煎饼。

实在是——不建不行了。

朝廷颁旨各地大小官员，为建设新式水师出谋划策。一时群情激奋，各地督抚纷纷上书。

具体讨论发言，说开话就长了。简要说吧：

在洋务派的一致努力下，“海防”之论一时压倒“塞防”，促使清政府下定决心加快建设海军。

实际上，也是形势所迫。

日本人在大清海防建设上推了关键的一把，功不可没。

太后老佛爷圣明，小皇上英明，各大臣给力。虽是半梦半醒之间，也该是一扫昏昏沉沉的时候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