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马不足。

兵马凑齐了，粮草又不足。

运兵和运粮，交通又不足。所以，清军向平壤开进的过程曲折迁延。

在影响军队战斗力、决定战争胜负的几大因素上，清军处处落在了日军后头。

不说别的，仅有两点，就够大清部队呛的：

首先，部队机动力。这个一则决定于军队配备，二则决定于陆路海路交通的支持。

大清国的交通建设，除了海军多了些舰船，一到陆路上，几乎是千古未变。

怪谁呢？

今日乘高铁，从上海到北京5个多小时，坐动车，从北京到沈阳个多小时即到。大清时候呢？视铁路为怪兽，视办铁路为卖国，为腐败之由，洋务大臣们吵吵办铁路，就是办不成。李鸿章以运煤的名义，偷偷在唐山铺成一小截，为防太后等人问罪，不敢大张旗鼓展示机车，还要耍个戏法蒙混他们。所以，当全世界文明国家都在广泛运用蒸汽机带来的福利时，铁路在东方大国的首次堂堂登场，却上演了在铁轨上奔驰的“铁路马车”，用马匹做动力取代蒸汽机车牵引的闹剧。

愚昧观念，守旧势力，让清朝铁路以比爬行还慢的速度发展。自唐山开始，1881年，全长9.7公里的唐胥铁路竣工，7年，建至至芦台，延长5公里，又1年，至天津。1894年，铁路大发展，天津至山海关间的津榆铁路通车，全长17公里。1年时间，大清国本土仅修建铁路00多公里。

中日战争中，天津以及山海关一线的清军调动，曾经利用了这段铁路——仅仅是这一段上。

而其它地方呢，其他各地的大部分部队呢？

只能依靠畜力牵引、人力步行方式行军。

清代漫长的官马大路，估计都赶不上秦朝的“国道”——“驰道”。大多数是沙石路或泥土路，马踏人走的自然道路，没有专门人工修筑，没有路基填筑和排水构造，晴朗干燥天气还可以支承骡马大车，雨水时节道路泥泞，车马行进艰难。

可是，不想要啥偏来啥，这一年，东北大部分地区已经经历了连年涝灾，路状极差，完全不能满足清军辎重运输的需要。从陆路出发赶赴朝鲜增援的军队，只能沿官路昼夜兼程，历尽艰辛。赶到前线，也是精疲力尽，人困马乏。

再说后勤保障力。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普通百姓都明白的道理。大清呢，本来路就不行，粮食还缺乏。

甲午之年，正赶上辽东大灾，饥民遍野。清军依靠辽东就近补给，几无可能。相反，调运前线的大军，有时还要匀出一些粮食，救济灾民。

津海关道盛宣怀实际上担起东征大军的后勤保障任务。时任锦州转运局知府的周冕，致电盛宣怀，说到：“查自锦至辽，沿途大水为灾，类多颗粒无获，极好者不过一二分收成。”第二年（1895），锦州、广宁一带，秋灾又连上春荒，麦秋无望，赤野千里，拆屋卖人，道馑相望。

赴朝作战清军的一切军需均由满洲境内负责供给，增加了奉天衙门的负担。

严重的自然灾害，使集市上粮少价高，军粮采购十分困难。

从远处采购、征集，路程太远，耗费过高，运费，加上浪费……

说不清该是头疼还是脚疼，弄得盛京将军裕禄和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呼天怨地。

价高点，有银子也行啊，银子还不足。

上级拨不下来，依靠自己垫，两将军也垫不起。更不能预先从各部队扣，怕引起军心涣散。

依克唐阿曾奏：“若在各兵口分内扣留银两，预为办运粮食，窃恐大敌当前，军心解体，难期得力。”

翰林院蒯光典说得更明白：“兵事一兴，偶有灾歉，采办艰难，归之于公，则此项无著；扣之于兵勇，有不哗溃者哉。”

“归之于公，则此项无著”，向朝廷要钱，一时还到不了位。

大清的银子都干什么去了？

皇帝不是不晓得打仗要用钱这个道理。宣战第二天，光绪皇帝命令户部筹集军饷，还命令户部和海军衙门各拿100万两银子，交给李鸿章购买军舰呢。

可一句话，远水永远解不了近渴。

清军的后勤就是这种已经快完蛋了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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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要说说从朝鲜失踪，这段又在历史教科书中失踪了一段时间，到小站练兵才出现的一个人——

袁世凯。战前从朝鲜秘密潜回国内，皇上还是惦记他的，马上又指名派他去平壤“抚辑”——安抚慰问。两国都宣战了，还安抚啥，别说赶在清军之前去，是打死也不愿回朝鲜了。

于是，被降职。

降职也比丢命强。袁世凯聪明，但人不懒，自愿去协助直隶臬司办理东征粮秣转运事宜，为清军作战部队提供后勤支援，也算是为“抗日”做贡献。

可上任之后才知道，这个“美差”，虽然不是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也没有前线的性命之忧，但也不是好办的——办不好，还有可能在东北又整出个“东学道”之类的起义！

他在给上官奏报函中写道：“辽沈自遭兵祸，四民失业，饥馑流离。关外居民本极困苦，近遭灾荒，营勇骚扰太甚，哭声载道，惨不忍闻。”

看来不光是天灾，还有兵祸！善于处理棘手问题的袁世凯，现在只是个粮草官，也管不住别人手下的营勇。

另一个人，湖南巡抚吴大澂（就是甲申政变时派往朝鲜的吴特使）斗志昂扬，主动请缨参战，被任命为帮办东征军务。当他前去筹赈军粮时，直接被惊住了，马上转过头来，向朝廷，向李鸿章、王文韶、盛宣怀，以及广东、浙江、湖北等地督抚发电报请求支援，求爷爷告奶奶，直称“幸存百姓甚或有十余日不得食者”、“灾民之悲惨，目击伤心，不忍漠视。如若不迅速抚辑饥黎收拾人心，战争将很难进行”。

未曾征粮，先得救灾。

没有被敌人吓住，但面对千里饿莩、尸横遍野，吴大澂完全丧失了必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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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就近摊派补给，实在无实现可能。即使朝廷能从各地调拨，势必又要远程运来。庞大的军需，既增加了转运的困难，也大大拖后了军队行动的速度。

因为缺乏专门的辎重部队，清军仓促出兵，粮秣辎重大部分还要自己肩扛马驮，随军而行，木轮马车在朝鲜及满洲官马土石道上行进困难重重，部队的推进速度大受制约，机动性实难保证。

哪里还有兵贵神速，动如疾风、进如迅雷……简直是老牛拉破车。

慢慢往前方磨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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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卫汝贵才抵达义州，接到李鸿章电报：“电旨屡催进兵，为叶军南北策应，岂知远莫能致！”

大岛义昌已向牙山清军开进，如果早日从北部向日军施加压力，或可有所帮助。但李鸿章已知“远莫能致”，所以，竟然还有一些牢骚。

不知道“我两日可抵汉城，日军须四日”的自信哪去了？

老大人忘了，那是十年前的结论。

十年后的此日，日本国内铁道线全长,00公里，铁道网延伸到了全国各主要城市。

十年后的此日，日本国内航运发展迅速，虽然一次性运兵运不了，还要往返很多趟，但已经不再需要租借英美的客船了。

可能老大人也忘了当年那个判断的理想前提是：两军同时进发的情况下。

好比有这么一道数学题：中日两军从两头向汉城进发，已知中国军队离汉城某某里，每日前进某某里，日军离汉城陆路某某里，海路某某里，海上行进每日某某里，陆上行进每日某某里，问谁先到达，先几天到达？

答案：清军先到。比日军早两天。

但是，战争不是理想的数学计算题。

战争也不是赛跑，双方蹲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听着一声发令枪响。

日军比清军早起身二十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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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奇怪的是，李鸿章又命令与卫汝贵同一天抵达义州的马玉崑，率毅军“先进平壤”，卫汝贵，留下。

这是一个很少被注意的细节。包括一些客气点说是比较懂战略不太明白战术问题的人。

6日，李鸿章想已得知前一天丰岛战事发生，那么，随便判断一下，也应该首先想到牙山守军也是危在旦夕。这个时候，卫汝贵留下干啥呢？

负责安排好大东沟至义州的转运事项后再“相机前进”。[《寄义州电局交盛军卫统领》，《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6卷]

问题在大东沟，更在后勤。

按原计划，大军到了鸭绿江安东，到了才发现，渡口军事设施不全，栈桥、浮桥没有，缺少转运的船只，海运来的部队无法上岸。

虽然据说事先已经通知，但几乎没有做什么准备。找到地方官员的时候，谁知还扯起了皮，说江那边的事，归义州府管。这是什么意思呢？大清官员开始踢球了，而且还一脚把球踢给了朝鲜那边。

这是洋人雇员所说“中国人办事极不认真”的又一表现。

说实话，这种事几千年不绝迹。我到有关单位有关部门办事，听到最多的，就是这个“我不知道”、“这事不归我管”。管的人不在，这事就办不了，分工细啊，“有关部门”竟然有“无关人员”，实在没辙。

前方着火，一个地方官员就敢扯皮，原因还在于“你管不着我”，官员只认这个。

造机器要考虑盈余度，打方向盘要考虑上“空回”，大清行军打仗，本来就应该考虑到这些事情的存在。这能怪谁呢？

无奈，事前又没有专门安排人员保障，临时抓住谁是谁吧，这个担子落在了卫汝贵头上。

谁叫大清没有工兵等完善的保障部队呢，只能让作战部队上了。我们大清和前朝，以及前朝的前朝都一样，先锋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此外，让卫汝贵留下，还有一个原因。5日丰岛海战后，李鸿章按照军情判断，大沽至大东沟也已经不再安全，第三批装船的部队，包括卫汝贵盛军三营已经改由营口上岸，穿过辽东过鸭绿江。这将大大拖后到达的时间，鸭绿江渡桥的压力也随之加大。

多种需要之下，卫汝贵只好滞留在义州，想办法搭造浮桥，（“饬干员会同义州府尹前往搭造浮桥，以资进剿。”[《卫汝贵致盛宣怀电》，《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先把眼前的部队渡过去，再等待接应后到的增援部队。

可是，就是这个任务，给卫汝贵带来了毁灭性的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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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李大人的好意，部队正好也借这个机会休整一下，再努力前行。

这等于是推迟了进兵平壤的时间。

8日，仅马玉崑率毅军一支人马出发，前往平壤。

就在当天，盛宜怀接义州电报局委员张廷桂转平壤电报局委员王锡祉电，又辗转通知，清军才得知消息——日军已抵大同江口。

大同江口，平壤西南面，离平壤不足150公里。

李鸿章得到报告，已是9日，这才感觉自己的“相向运动数学题”不靠谱，着急起来，命令又变了——李鸿章急忙电令卫汝贵：“日兵已抵江口，恐先据平，事更棘手，须与马荆山（玉崑）合力图之。”[《寄义州交盛军卫统领》，《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6卷]

此时，全队开拔已赶不及，卫汝贵当机立断，派哨官曲德成率自己的亲兵马队先行，沿途侦察有无日军动静。这一路先头部队1日才得以抵达平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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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卫汝贵安排得当，曲德成率兵先行抵达平壤。

7月0日，日军已有先头部队的指挥官、步兵中尉町口熊槌亲自化妆潜入平壤，侦察清军动向，可能是口音不对，不成想被朝鲜人认出来了，急忙逃出来了。

回来后，想主动找点力所能及的事干（人家日军就是有这个主动性），便准备趁清军大队到达平壤之前，先将平壤电报局破坏，切断清军通讯。

8月1日夜，町口与骑兵少尉竹内英男率骑兵到大同江南岸船桥里，准备偷袭。

可是不凑巧，岸边连只小船都看不见。

原来，驻平壤的中朝官员想在前边也干在前边，抢先一步，已经将小船全部收归北岸。

这要感谢朝鲜平壤监司闵丙奭、清朝驻平壤电报局委员王锡祉，在援军未到的关键时刻，负起守卫之责。

形势相当危急。史载，8月日，日军百余欲渡江北进平壤。

日军仍然恋恋不舍，还要尝试一下，派人泅渡过江。试了两天，江水湍急，搭上好几个会水的。没有成功，反而惊动了到达平壤的盛军亲兵小队士兵。

曲德成与闵丙奭、王锡祉共同商议对策，决定由盛军亲兵小队及朝鲜兵百余名“出南门堵御，连放排枪，惊退日兵”。

能顶一阵算一阵。日军虽暂退，但危机仍未解除，8月日，焦急的王锡祉还致电盛宣怀：“平壤危在旦夕，盼援不至。马统领二十六发队，至今未至。卑职此时已计穷力竭，倘失守城池，是谁之过？”[《王锡祉致盛宣怀电》，《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

日这天，曲德成不顾辛苦，又率众昼夜守城，以防日兵偷袭，“其胆识奋勇，合城乡民同声感激”。[《寄译署》，《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6卷第4卷]

这样一位下级军官，能有胆有识，发挥先头警戒阻击作用，巩固平壤城防，终于等到了清军大队的到来，而日军探兵才未能先进平壤。

盛宣怀在4日的一封电报里高兴地说，“平壤电局会同平安道将民船悉数收至北岸，倭在南岸无可渡，正在击船，危急。马镇、卫镇头队今日赶到，即可扎住。平壤居然不失，诚国之福！”[《军机处奏录李鸿章电信片》，《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8卷]

8月4日，平壤焦急盼望的大军——卫汝贵和马玉崑，终于进至平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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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时间算，牙山一战后好几天，清朝大军才匆匆忙忙，赶到朝鲜平壤。

按照计划调来的清军共有四大部分，分别为盛军、毅军、奉军，另加奉天练军和吉林练军合为一部，历史上很吓人地称为“四大军入朝”。

按照入朝先后顺序记：

盛军，由记名提督卫汝贵统带，7月1日从塘沽乘船出发，日在安东县上陆，8日经义州，8月4日到平壤。所属共6000余人。

毅军，由山西太原镇总兵马玉崑率领。7月日自旅顺口乘船前往大东沟，也由陆路转赴朝鲜。所属共100人。

奉军，原分驻奉天各地，由广东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统领，总兵聂桂林分统。从7月1日起分批开拔，左宝贵于7月5日起程，9日抵九连城，并于即日渡过鸭绿江入朝，8月6日抵平壤。所率部队共计56人，后又招募炮队一营500人，达到406人。

奉天练军盛字营，也被人们称为盛军，实应称盛字练军，和一部吉林练军，由副都统丰升阿统带，7月6日由奉天开拔，9日，最后到达平壤。所属共计1500名。

“四大军”共营，合计人数为156人。

这就是大清先前在照会中吓唬日本人的“决计派出1万大军”？！

整整少了一个“零”——是少了一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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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四大军”先后抵达，平壤城幸得保全，对大清来讲，确实是一个大好消息。

抢先进入平壤，有了立足之地．并且集结了一万余兵力，这从战略上说是有利的。

但是，清军能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获得胜利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