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记载：“二十年甲午，五月丁酉（6月4日），初，朝鲜以匪乱乞师，李鸿章檄提督叶志超、总兵聂士成统兵往。上虑兵力不足，因谕绥靖籓服，宜图万全，尚须增调续发，以期必胜。”[《清史稿本纪德宗本纪》]

这段记载简略得不能再简，对现代人来说，在时间上也容易读颠倒。补充完备，包含的内容应该如下：

6月日，朝鲜政府请求清国派兵的正式公文送到，袁世凯立即电告李鸿章。接到朝鲜的正式请示，清朝正式决定出兵。

对日本动向茫然无知的清国，出兵的目的，不过是“绥靖籓服”，帮助朝鲜清除乱党匪徒，维护治安。

既然是清除乱党来的，那本来就不需要太多兵力。按照清日两国十年前签订的《天津条约》，派兵不超过三千，那咱们派两千出头足矣。

朝鲜事务向来划给北洋，也就划给了李鸿章大人。李鸿章大人首先要用的，还是自己一手带起来的淮军。

李鸿章接到圣旨，于6月日夜签发赴朝命令，传令直隶提督叶志超、总兵夏青云、太原总兵聂士成等，率军赴朝。

只用了短短几天（有的是从山海关出发，先到大沽集结），从6月6日起，三将便分率士卒从大沽登船，前往朝鲜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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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选择在牙山，也透露出大清出兵确实是为了帮助朝鲜平定乱局。

清军进驻牙山，便直接面对东学党起义军，截断全州向汉城发展的道路。这个选择，符合大清的战略意图，也符合行军打仗的原则。

只是，有一个问题——这也是考虑了别人，而把难题留给了自己——这里远离大清领土，有些物资补给需要就地采买，也很难保证说有一个稳定的后方。虽说目前，还可以通过海上接济，一旦运输线被切断，或者是受到威胁，那么，所有被掩盖的劣势都将暴露出来。

那，牙山的清军，就真成了一支孤助无依的孤军。

这些，不知道大清上下考虑到没有。

还是那句话，如果没有诚心，如果不是对朝鲜的信任，我想是绝对不会选择到这么个地方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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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出征，对淮军来说，既是光荣，也是无可选之选。

叶志超，188年—1899年，字曙青，安徽合肥（今肥西）人，淮军将领。早年从团练的一个民兵开始，就开始打太平军了。后参加淮军，跟着刘铭传镇压捻军起义，累年升至总兵，受赐“额图浑巴图鲁”荣誉称号。后得李鸿章赏识，成了北洋系干将，提拔为直隶提督。曾因率军镇压热河金丹道教，表现突出，赏穿黄马褂。

叶志超年轻时非常有胆气，打仗不知道有怕字，拔刀就冲上去，所以得了个诨号“叶大呆子”。传说他的老婆孙夫人，被他看上，伙同自己的上级领导一起抢了来，就拜堂成亲了。孙夫人可是另一大团练的头目，后来的淮军大将张树声的表妹，大家都为叶志超捏了一把汗，但叶志超出出入入，从来没怕过。

几十年风风雨雨过去了，谁想到叶志超又要征呢？谁又能想到叶志超的出征，又扯出孙夫人一起露一大脸呢。（传说后续。）

聂士成，186年－1900年，字功亭，安徽合肥北乡（今长丰县岗集镇聂祠堂）人。据说老妈就是一侠女式人物，70多还在练武，聂士成也自小好行侠仗义。后以“武秀才”身份投身军旅，征讨捻军。开始的时候跟着团练大臣袁甲三干，后来又隶属刘铭传部，也是从基层逐步成长，得到了“力勇巴图鲁”荣誉称号。1870年（同治九年），聂士成以两江补用记名提督调赴直隶办理海防，所属部队参加了旅顺要塞的建设。中法战争爆发时，聂士成奉令渡海援台；也曾参加平定陕西回乱，镇压热河金丹教叛乱，因功又给换了个“巴图隆阿巴图鲁”的荣誉称号，赏穿黄马褂，与王孝祺、章高元并称“淮军后起三名将”。189年，补授山西太原镇总兵。

叶聂两将军有很多交集，同是征捻起身，同在刘铭传部干过，比起镇压太天平国的老字辈，都属小字辈。

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军旅生涯，基本是参与“内战”，平定个农民起义。我发现，捻军虽然失败了，倒是培养了很多将帅。

这次，他们将带大清的“机动部队”——淮军，与日本人对阵。行不行，战场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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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行与不行，这都可以说是大清唯一能战的军事力量了。

虽然大清国有着庞大的陆军，100万之多。不是号称，是实实在在。

有一支数目庞大的部队，却落得捉襟见肘，从中国的历史上看，也只有大清了。

这就是大清的战争机器，防内甚于防外，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这部锈蚀的机器，还有一大部分在空转、虚耗，再加上内耗，总体战斗力打三折来计算就不错。

各分支的战斗力就更不用提了，要提，还得进一步打折。

此时对清朝，对李鸿章，真正能依靠的，也只有淮军这点老本了。

回想部队的历程，追完太平军，又追捻军，对外防御中，又长期担负机动作战，前边调台湾，后边赴朝鲜，主力部队全是淮军。而且吴长庆的庆军还曾长驻朝鲜，为大清稳住了局势。

可是，弹指又是十年。

淮军怎么样，李大人最清楚。当年以一营起家，越战越强，打出十一营。最盛时，号称“十一军”的家底，纵横全国。如今，已经裁撤过半。士兵早已不复往日能征善战，跟随自己一起打过来的淮军骁将，都已零落殆尽，还有刘铭传、张树声几位，已经位居督抚，领兵打仗，不得不起用“后备”力量。现今一线带兵的，全是当时还是小兵的这些小字辈。虽称小字辈，叶志超、卫汝成，也是年将60岁了。虽然勉力支撑，但总有今不如昔的感觉。

不要以为李大人对叶志超、卫汝贵等人就放心，没有办法，从甲午兵败后李鸿章的痛心可以管窥一二。

海军呢。丁汝昌是李大人亲选的，李大人认为如何不知道，我们都知道丁汝昌的历史评价却不是很好。关键是，打不了胜仗。现在有文章中，对北洋水师的管带的能力，也存在质疑。

但按照淮军国内战斗和前两次朝鲜战斗的经验，消个乱党，打打农民军，还是很有把握的事。

于是，两千人信心满满上路了。

大队分三批渡海。

第一批，是太原镇总兵聂士成所统芦防马步军，共九百一十人，为前锋。6月6日下午6时，自塘沽登“图南”轮，于8日下午6时抵牙山海口。9日，登岸整队，进扎牙山县。

第二批，是直隶提督叶志超所带榆防各营，共一千零五十五人，以及弹药、粮饷等，分载于“海宴”、“定海”二轮，于8日下午6时启航，10日下午时抵牙山海口。

第三批，是总兵夏青云率马队百名，旱雷兵百名及步队三百名，乘“海定”轮渡海，于5日抵牙山县。

于是，屯驻牙山的清军人数达二千四百六十五人。

陆军出发之前，丁汝昌先期派遣“济远”舰率“扬威”驶抵仁川海面，与“平远”一起，作为警戒，观察汉城方向的形势。大队开拔时，先派出“超勇”舰护航，又派“扬威”赶赴牙山警卫，留“济远”、“平远”两舰停驻仁川海面。

北洋海军，开始了护航、警戒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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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去，形势难料。最大的问题是，兵力单薄。本来，还有调兵的机会，因为从实际记载看来，首先光绪帝就存有兵力不足的担心。清史所记的6月4日，是皇帝下圣旨的时间，皇帝的意思，是要“以期一鼓荡平，用慰绥靖藩服至意。”

但是，对这位年轻皇帝的圣旨之意，却没人完整深入领略：“此次朝鲜乱匪聚党甚众，清国派兵助剿，地势敌情均非素习，必须谋出万全，务操必胜之势，不可意存轻视，如需厚集兵力，即著酌量添调，克期续发……”

皇帝是担心，乱匪人多，不能大意；地形不熟，敌情不明，对敌作战缺乏经验，尤其不可轻视敌人；必须谋划周全，云云。

特别是日军已经向朝鲜派兵，皇帝“宜图万全”的指示，则更显对中日可能发生冲突，乃至战争的忧虑。

处在深宫大院的年轻皇帝，能如此洞悉要害，确实很难得，也好不容易能讲上几句靠谱的话，但是，却没有引起真正的重视。

在李鸿章看来，特别是对发生冲突的顾虑，属于不足为虑，一来没有迹象表明日本出兵，来了人也不会多，更不会多事；二来李大人诚心诚意地以为，我们只要是按照条约行事，即可避免。

这就是李大人的迂腐了，太实在了，咋就差多留一个心眼呢。你按合同办，别人不拦着，别人不按合同办，你也拦不住。别人不按合同办，也是算准了你拦不住，如果对方能有种强烈的感觉，知道撕毁合同必定会被惩罚，或许还有可能收手……

除了兵员数量按照《天津条约》上来，6月6日，李鸿章还按照相关约定，“今后朝鲜国若有重大变乱事件，清日两国如要派兵，须事先相互行文知照”，指示驻日公使汪凤藻，知会日本政府“清国出兵”的事——别忘了打个招呼。

6月7日，清国驻日公使汪凤藻很正式、很光明正大地向日本外相递交照会公文，声明：“此番清国派兵援助朝鲜乃我朝保护属邦之旧例，清国政府依据1885年清日《天津条约》中第三条规定，特知会日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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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按时间算，根本不必要通知。因为日本人根本就没在等这个通知。

终于觉得局势判断明白，也得到日本人不出兵承诺的大清国，派兵上反而落在了日本人的后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