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再次等到了一个机会。

不，是终于创造了一个机会。

日本人觉得这个机会的份量足够大，可以出兵了。

但日本出兵，还需要一个幌子，外加一块“遮羞布”。

列强势力已经深入朝鲜，这是不能不考虑的。前边的教训已经告诉日本人，要获得他们的谅解，是成功的关键之一。至少，也要遮挡一下列强的眼睛。

最基本的考虑，或最合适的条件，就是清国派兵入朝。

按照日本人所持的“朝鲜实际有独立自主权”这一逻辑前提下，这意味着清国干涉了朝鲜内政，同时战乱还威胁到了在朝日本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对应的两个必然行为是，日本人就可以再兴“保民义举”，并且以“保护”的名义替朝鲜整顿内政了。

即使大清不出兵，日本人也还是要出。对日本人来说，无非是强大的对手走了，战斗规模小了，一样可以占领和支配朝鲜，更痛快。不是吗？

不是。那样，就少了大清作挡箭牌，日本人要用什么样的理由，来控制朝鲜？与列强交涉，那是非常麻烦、非常棘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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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个问题，给了现在的我们无限想象的空间：如果大清不是碍于面子，就是不出兵，日本人不就抓瞎了吗？

这个想象只对了一小部分。对的这部分是“有这种可行性”，错的那大部分，是“这种事情却不会出现”。接下来我会告诉你。

关键是，日本人也考虑到了这一点，而且比我们想的更全、更深。

相比与列强交涉的麻烦，问题不能彻底解决，那才是大麻烦。清军随时还会卷土重来，这是他们更担心的事。另外，你以为他们的目标仅仅是朝鲜吗？

所以，当务之急第一步，还是让大清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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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使出了市井无赖层次、粗劣到毫无技术含量的欺骗战术。

一边是派上门探听口风，甚至连驻朝代理公使杉村濬（各种资料中有写“睿”的，“浚”的，真够乱的）都亲自出马，跑到袁世凯门上，亲切交换意见，大谈自己的忧虑，实际上是劝诱恐吓：“匪久扰大损商务，诸多可虑。韩人必不能了，愈久愈难办，贵国何不代韩戡乱？我政府必无他意。”白话文就是：这样乱下去，影响做生意嘛，朝鲜人搞不定，你们应该出来管。

这是劝诱，言下之意还有一句没说：否则我们就得派人保护使馆和侨民了。

另一边是通过驻天津领事，向李鸿章传达同样的意思，也等于是向大清表态：我政府必无他意，你们大胆去，我们相当欢迎，相当支持。

两边下手、两头配合，往一处使劲，无非是极力诱使清国出兵。

作为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不是中朝通商，是全部朝鲜对外通商和外交事宜）的道员（三品，正省级），也是大清驻朝鲜的最高官员，待在汉城的袁世凯不傻，必竟这些年袁大人以一人之力独自支撑，也不是白混的。他当然明白这些都只是日本人的欺诈术，袁世凯岂是那么容易上钩的？

但是，袁世凯更清楚：不管给不给这个借口，日本人是决计会出兵的。因为还有一个现成的理由——东学党的事。

大清出兵不出兵，需要从能不能保住朝鲜这个大计出发去考虑。按照前边的经验，袁世凯认定：唯有决然断然出兵，赶在日本人之前将火苗熄灭，或许还能有补于事。

袁世凯决定行动起来。

袁世凯直接进王宫，提出“请求清国出兵帮助剿灭匪乱”的建议。

另一方面，也给国内报告：日本可能会借东学党之事，派兵入朝。

至于李鸿章命令袁世凯与杉村接触，探听日本人的底细一事，袁世凯回道：“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

就是这个情节，让袁世凯大人成了千夫所指的“冤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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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乃至今日的人经常拿这个说事，由袁世凯窃国卖国、政治品格不高、一向滑头，认定袁世凯能力低下、被日本人蒙蔽了，提供了假情报，进而致使大清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或者认定袁世凯为了自己立功，谋取官位，故意引清兵入朝。总之，袁世凯要为清朝战败负责。

这有点纯粹以现在的政治品质标尺判断，以人论事。

如果以事论人，在当时情况下，只有大清出兵，才能解决问题，必竟有前面的例子在，从速出兵还有胜机。为了使大清出兵，袁世凯既已压迫朝鲜国王向大清发出求助请求，自己也力陈出兵的理由，当然是势在必行。

在一些影响朝廷出兵决心的事情上，隐去不说，倒也显得滑头了一点。但我可以确认，日本人隐藏得相当成功，袁世凯开始并没有判断清楚“日本决心与大清开战”这个关键的问题，包括日本出兵的目的，以及日本出兵的规模和将采取的行动。他还以为日本真“为保商民”作打算呢，大不了还象以前一样，捞点好处。袁世凯的谋划，当然是停留在以前的老思路上。大家对比一下，就可以清楚。

这个谋划，袁世凯也已经明白地报告给了李鸿章。从职责和程序上，我看不出什么不妥，从以后的表现看，我也看不出袁世凯想“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他还没这个胆量。

至于——如果不是因为袁世凯，大清不会出兵，如果大清不出兵，也许会是另一个结局——这种观点，乍看挺有道理，实际细看矛盾的重点在后边，尽管版本有所不同，无外乎还是与“不出兵自然不会失败”同属一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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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

理智地说，不出兵，确实是个现实的选择。

朝鲜一次次的动荡，其实已经警告大清，应该考虑一件事情：该如何在新的座标点上，处理对朝关系。

既然宗主藩属关系不符合历史潮流，就应放弃。

但这么做，不战而走，大清面子往哪儿搁？据我现在手里的资料看，大清皇上不会答应，众大臣也不会赞同。

大清如果从战略全局考虑，也应跳出这个泥沼。

从策略上，一要避免陷入朝鲜内乱的泥沼，二要避免与日军的正面接触，防止冲突。

但以上策略，仅为权宜之计。

如果加一前提——时间和地点，那它的“正确性”就在于——此时此地，绝不能在朝鲜开战。因为天时、地利皆不在我，对首战不利。首战失利，必将冲击以后的一系列战役，造成雪崩式的严重后果。

但是，这只是战略层面的考虑。

出不出兵，最终能够决定的，是政治上的考虑。因为军事是政治的延续和手段，军事必须服从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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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其实应讨论的，或者干脆说有讨论价值的，是大清能不出兵吗？

即使知道可能与日本人发生冲突，大清能够不出兵吗？

前边已经说到，日本瞄着朝鲜，这个已经没法掩盖的事实早已引起大清的警觉。为了保全朝鲜这个最后的藩属，中国准备了很多年，和日本斗争了很多年。为了朝鲜，大清已经付出了对法战争议和、舍弃越南的代价，苦心经营十几年，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到了此时，大清会袖手旁观吗？

不会。不是怎么选择，是无可选择。

因为早在“舍弃旧有的宗藩体制，还是努力保持这个属国”上，大清已经选择了后者。

在长达两个世纪之后，朝鲜半岛的问题还是摆在我们的面前，有人反而去假设、想象“不出兵便不会败”，恕我直言，只能算瞎纠缠。照此逻辑，我倒是可以说：

我们不来，不等于日军不来。当前不打，不等于日后不打。

一个敷衍了事，一个励精图治，再打，我们还是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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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大清朝是败了，但是从朝廷到北洋，却没人拿这个理由处理袁世凯，这不仅仅是靠滑头耍出来的，这算是给袁世凯的一个“交待”。战败之罪，非“战与不战”，失败是形势所致，大家都清楚。如果追究出兵的决策，拿袁世凯做“替罪羊”，倒显得我们“不清”。就他在决策中所起的作用来看，他显然也不够份量。

中日必有一战，唯有不惜一战，确保朝鲜的“拱卫”，才是大清的核心利益。

我们可以痛惜甚至痛恨大清战败这个事实，但是，我们应该尊重前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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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就是历史。

历史事实是，大清清楚日本的政治图谋，却未能一下子看透日本人的战略意图；判断不清，所以筹措失当；应对不当，所以步步被动。

战略上的失误，或战役展开时的错误，是无法在战斗中弥补的。

而大清朝对日军事的失败，第一环，就是从朝鲜崩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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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日，袁世凯的电报发出。

这一天，日本正式做出了出兵的决定，并在御前会议上得到天皇的裁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