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评价“中国人做事极不认真”。

北洋舰队的洋人雇员这样说也就算了，到现代的洋人学者，这个说法多多少少，沥沥拉拉，从来没有消失过。

每当看到这句话，以及这个意思的其它的话，我都很想跳起来，批驳一通：谁说的？你洋大爷的，我们喂你三聚氰氨了吗？还是让你吃地沟油了？说我们。你们的转基因大豆还说不清呢，有资格吗。

想想还是算了。

这里面可能有误解，可能有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原因。

我这话绝对是认真的。中国传统上不是一个契约国家，所以我们的做法，可能不容易被理解。

有一个故事，能最好地体现这种差异性和认识分歧。晚清文化怪杰辜鸿铭的书《中国人的精神》里，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个在中国海关工作的苏格兰人说，他曾有一个中国仆人，“流氓”一样，撒谎、赌博，可当他在一个荒凉的渡口伤寒发作病倒时，身边没有外国朋友照顾，正是这个中国仆人，细致地照顾他，比能想到的最亲近的密友和近亲的照顾还要周到。

一般情况下，中国人不拘小节，但讲大义。

我们注重道德自觉，而非依赖于机械固化的尺度。

这就是东西方的差异，也是容易引起认识分歧的地方。

当然，我们有其优势。

与西方不同，中国是从道德层面强调遵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意识，有些人（我说的是有些人）别不信、不当回事，因为任何朝代都有这样的人，任何危难时候都有人挺身而出。五千年文明不断，靠的就是这种精神传承。

但，我也承认有其不足的地方。主要是这种责任发挥，又靠家族、里坊、社会群体来约束和监督，多的是权力、舆论力量因素，而缺少明确的条文规范（除法律、法令和乡规民约）。这就造成了一种现象：人们执行起来有大道而无细行，中国这么大，具体到各地、各单位，往往侧重不同方面，符合各自标准，不一而足。

这样的社会活动方式，成就了典范，也暗藏了操作空间。

最突出的是，个人如果脱离熟人包围的环境，就容易放松，在上下施“遮眼法”中寻找空子，蒙混过关。

都说日本人的文化是“耻感文化”，干了坏事，只要不被人发现，就不会感到不适。这里面是否也继承并发扬了中华“面子”文化的基因片断，或未可知。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如果环境本身就已经趋同私利，特别是象晚清这种政治腐败、世风日下的时候，则往往上下相护，内部结党营私。这个时候，我们往往看不到坏人了。

导致社会运作不畅，风气整体下滑，甚至处于崩溃状态的，人人都有功劳。

所以我们只能说，道德说教和约束有时候并不好使，有时会面临困境。

我们过去为什么出现买办，对外出卖民族利益，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的富贵？过去，为什么会有汉奸，甘心做走狗，还觉得跟着谁不是混？现在，市场上为什么假货、劣质品特别多，为什么有人为小集体利益而损害国家全民利益？答案就在这里。

传统道德都是教小孩子的，大多数的大人们都能说出一套。但厚黑学、官场学、权谋术这类书籍一本接一本出笼，说明什么？

不好意思地说，有些东西，在我们的文化上本来就有相当深远的根源。

所以，如果要有一个准确的判断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中国人特别容易被唤醒内心的责任，去干符合道德传统的事情；中国人也特别容易放松下去，做出违背道德和缺乏责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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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讨论“琅威理去职”和“北洋战力”问题时，我没有提这个因素。说到北洋海军，基于前文的史料，现在，我们可以讨论了。

应当承认，中国人的“智慧”——圆通、偷懒、钻空子，在做事中随时出现，在做人上、共事上，也随时会出现，斗争、排挤、党同伐异、结党营私，狡黠亦或奸诈往往伴随始终，未谈合作，先想退路。这些在北洋之中，也淋漓尽至地展现出来。

此时的北洋，连训练都做假，其它事都可以做假。

战斗力状况评估本身十分易于做假。李鸿章视演也罢，加上不懂海军，甚至不懂多少军事的海军大臣恭亲王奕譞（我敢说他除了老子是皇上，儿子是皇上，他就是一个普通官员），还有一个连男人都算不上的李莲英，都能来校阅海军（还闹出一场风波，只不过官员们受不了的是“违反祖制”），能评出什么战斗力来？

看那一份份奏折，一份份喜报，原来全是为了哄皇上太后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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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事实证明，任何国家的任何组织都有一种倾向：当集体谋私行为受到制约时，又往往会有一种天然的冲动，为摧毁制约体系、破坏制约力量而上下其手，集体使坏。

中国也不例外，北洋也未必能跳出这个“圈子”。

不管是出于职业军人的精神和契约意识，还是代表着英国国家利益需要，琅威理对水师官兵严格管理，最后的结局，却是被整个北洋权力体系挤出来，辞职还家。

“墙倒众人推”，这一定是重要原因和事实。（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