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方打仗，后方议和。

一场战争无非是和战两端，但对大清来说，时机，却实在不对。

目前的战场表面形势，让日本人心满意得。

当然，这是悬崖边上的冒险。

停战——如何结束战争，获得最有利的谈判地位，日本人看得比较清楚，又押对了一局。

那么，是时候见好就收了。在军事力量的顶点到来之前，日本该想办法，结束这场战争了。

否则，一旦翻盘，或其他玩家加进来，到手的东西说不定就会白白吐出。

虽然往前一步，再往前一步，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但事情不能过头，过了，就是过犹不及。

如何找到和把握住这个最佳平衡点，绝对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活。伊藤博文变得越来越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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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时刻关注和焦虑的，有两个点：首先是日本还能不能撑下去，扛得起这场战争。

答案是，情况不太乐观。

此时停战，还能在“尿泡”被戳破之前，挟胜利之威，狠狠地敲大清一笔。

一旦呈现败像，就无法讹诈了。

此外，伊藤敏锐地思考着国际局势变化，列强的反应，是不得不考虑的。

最担心的，是列强插手干涉。而这是极有可能发生的。

此前，伊藤与外相与大清的接触中，一再想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一再要求与大清直接交涉，回绝第三者居中调停，也是毫不给列强留下任何插手的机会。

日军攻占威海之日，正是日本人准备和谈的时机。

伊藤明确地通过与伍廷芳的谈话暗示，需要一位有名望有地位的重臣，最好是恭亲王奕訢，或是李中堂鸿章大人亲自为全权代表，赴日谈判。

他不是不知道，李鸿章大人已经被摘掉花翎、脱去黄马褂，革职留用查看。但伊藤更知道，李鸿章仍然有这个实力，有这个份量。

只有他们出面，才能确保谈出来的结果，定出来的和约，能够在大清得到落实，而不是一纸没用的文书。

他看得确实很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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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之间，备受攻击和冷落的李鸿章，本来都到了被讨论“论罪问刑”中的地步了，突然又红起来了。被朝廷“赏还顶戴花翎、开复革职留用处分，并赏还了黄马褂”。

现实面前，可以看出那些“清流派”是何等无奈，又是何等的无聊且又无用。

李鸿章对这个结果，不知是喜是悲。李中堂当然知道，这个时候恢复职务待遇，或者可能是暂时的，决不是什么好事——是有些不好的事需要他去办了。

朝廷命其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

十年前与法国和谈，不是李鸿章非常赞同、并一力承担的吗，而且还谈得不错，法国人最后都没要赔款。

但甲午已非昔日甲申可比。大家也清楚办好这趟差事绝非易事，没有荣耀，只有屈辱。有人劝李鸿章激流勇退，没必要再去打磨这张老脸了。

但深受儒家精神熏陶，属于传统士子的李鸿章，还是再次以忧国忧民的情怀和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担当意识，毅然决然接下了这副担子。

诚然，无论谁去签约，必被千古唾骂，指为汉奸。但这个时候，就要有人忍辱负重，岂能因个人祸福和荣辱而避之？办了这么多年的洋务和外交，也避无可避。

他已决心担此重任，准备迈向屈辱的求和之路。

但对面临的政治风险，他同样很清楚。

所以，李鸿章离开天津，于月日进京面圣。

这一趟，李鸿章除了摸清朝廷的意思，还要讨要一个执照。亲自出马可以，但有些重要的责任，决不能背黑锅。退到什么程度止，必须得到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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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李鸿章大人更多考虑的，是前往日本的和谈之路，必定艰难。朝中众臣也有共识，大家猜度日本可能提出的和谈条件，认为非割地、赔款不可。

李鸿章上奏，“割地之说，不敢承担；假若占地索银，亦殊难措，户部恐无此款。”

一提到钱，李大人还不忘和翁同龢老师斗一番嘴。

翁同龢倒也是大儒，祖宗之地不可卖，坚决不同意割地，宁可多赔款，地也绝不能割。可对于如何打赢日本，基本没什么妙招，对如何对付日本，他又一筹莫展。

于是，养心殿皇上面前议事的时候，对翁老师的一番高论，李大人将了他一军，提出：这么重要的使命，还需要翁同龢一起前往日本。

翁同龢立刻慌了。他可不想去背这个黑锅，于是赶忙推托：要是我办过洋务（意指外交），决不推辞，但让我这个生手去办这么大的事，怎么能行呢？（“若余曾办过洋务，此行正不辞。今以生手办重事，胡可哉？”）

不过翁老师也是被将得窘态毕露，购买军备的时候，他总说没钱没钱，家底光了，太后皇上面前一提到赔款，马上又有钱了，说可以想办法。这不禁让人上火：有钱，早干什么去了？

又回到关键事上，李鸿章表示，割地是不可行的，议不成我就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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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要解决问题，是需要理智的。

面对战场上的不利局面，恭亲王对光绪皇帝说，“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请给鸿章以商让割地主权。”光绪帝只好答应。

月日，李鸿章又一次上奏，又将了皇上一军。说：听说皇上给我以商让国土的权力，我感到无比害怕（因为会招致诽谤和骂名）。可是，谈和又是万不得已的办法。我深受皇恩，具有天良，只要对国家有利，我怎么能躲避那些诽谤和骂名呢？我尽力去做，倘若日本人要挟过重，我决不过分迁就，以名为以后留下祸患；也不敢在谈判时犹疑不定，加剧目前的危急局势。

——“顷军机大臣恭亲王等，传奉圣主面谕，予臣以商让国土之权。闻命之余，曷胜悚惧。……伏念此行，本系万不得已之举……臣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苟有利于国家，何睱更避怨谤？惟是事机之迫，关系之重，转圜之难，均在朝廷洞鉴之中，臣自应竭心力以图之。倘彼要挟过甚，固不能曲为迁就，以贻后日之忧；亦不敢稍有游移，以速目前之祸。……”[《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月4日，朝廷下发全权敕书，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国所派全权大臣会同商议，便宜行事，订立和约条款，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所订条款，朕亲加查阅，果为妥善，便行批准。特饬。”

至于有人说，光绪是不同意割地的，但他说了不算，作出批准割地的决定的，是慈禧太后。

理由是：有记载在讨论割地的争执中，慈禧太后突然病了，说是肝气发作、臂痛腹泻，病得不能见人，只表示“一切遵上旨可也”。皇帝坚持不割了，到了月日，太后没法，密召李鸿章，授权“以辽东或台湾予之，如不肯，则两地均予。”

此后，4日，光绪召见李鸿章密谈，估计是老佛爷有言在先，他这才同意了割地的。

慈禧一向是名声不好的，一些人拿慈禧在这件事上的责任，来为光绪开脱，我只能淡淡地说，可惜了你们这一番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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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李鸿章如何想法将责任上推给朝廷，落在他头上的诽谤和骂名是无法避免了。

在京的那帮大臣们，不但没人出来顶缸，还时刻准备表示自己的忠君爱国呢。这光景，连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都能看出，“大臣们不准备承担给李鸿章指示的责任，而是坚持必须让李鸿章特使采取主动，而大臣们将批准他所作出的任何决定。”

推得是一干二净啊。

心情复杂的李鸿章于月1日晚自天津登轮，14日晨起碇，开始了他赴日和谈的历程。

这一趟，照历一些史书上非常简略的说法，也就是可简化成：去卖国了，签了一个条约。最公允的说法，也不过是加上点：代表大清去卖国了，签了一个条约。

本质上是这样。但，只是这些吗？

厚厚的一本《中日议和纪略》，岂非记录了很重的一段血泪历程否？

在日本语的用词里，这属于两国和谈。日本明治神宫有幅藏画，记录明治天皇的“文治武功”的马关谈判，注明的却是“下关讲和会谈场景”。

“讲和”，包含着日本人的多少重复杂喻义？

说实话，对李鸿章此行，我觉得不可轻侮。而对小日本，却无法不仇恨。

那种折辱，一百年后我辈读来犹自不堪，几次掷卷。而主办者、亲历者，又是何等的难堪？

李鸿章首次出国，跨越大洋，谁知要经受多少艰难和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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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李大人应该是做了充分的估计，也进行了精心的准备。随同赴日的，是一个三十三人的随从班子，从中也能窥见他选人上的用心。

朝廷特设参议一职，其位高于参赞之上，以其养子李经芳充任。这时就不必羡慕了，傻子都知道这可不是“上阵父子兵”的事，但李经芳曾出使日本两年，李大人是看他“熟悉情形，通晓东西语言文字”，英语日语都说得好，必要时可以倚重。这个“出使日本两年”，本来就已让李大人父子二人备受罗织和攻讦，李经芳都成“日本额附”了，这一趟出使，还要更惹许多骂名。

其他人中，参赞二品顶戴记名海关道罗丰禄在英国出使多年，精通英文，熟悉国际外交事务。参赞二品顶戴候选道马建忠，也是多次与日本打交道的，处理朝鲜甲申事迹危机的就有他，一位颇有智谋的人。

另，参赞二品顶戴候选道伍廷芳，随员同知衔候选盐大使陶大均，皆是外交人才，陶大均也精通日语，后曾任外务部左丞（副部长），伍廷芳不久便任大清驻美国大使，至民国时候，还出任了外交总长。

李鸿章此行仍聘请了前美国外部律师科士达、前美国副领事毕德格，作为顾问。

月14日晨，李鸿章乘坐德国商轮公义号，悬挂仿英国旗式新制成的的加绣青龙团式的黄龙国旗，科士达则乘坐德国商船礼裕号，同时驶离天津。

在此以前，经美国驻日公使田贝转电东京，“李中堂愿与所带随员等，均在两船上居住。日本可以不必费事多备住处。”[《甲午战争史》引自北京美国公使馆《节录中日议和往来转电大略》，]

航行途中，因遇风浪，在荣成湾停泊一天，到19日晨才抵达马关——日本地名“赤间关”，也称“下关”至今。

将至时，李鸿章满腹苦楚化作了无奈诗句：

“万顷云涛立海滩，天风浩荡白鸥闲。舟人那识伤心地，遥指前程是马关。”

这是中国历史上刻骨铭心的一个地方。

日本外务书记官井上胜之助带数人到码头迎接，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再次被任命为日本全权办理大臣，提前抵达马关。

日方选定马关红石山下安德天皇祠旁的春帆楼为会谈场所，漏夜准备，从正厅到二楼的楼梯铺上了华丽的地毯。为了方便，伊藤住在春帆楼附近的梅坊，陆奥住大吉楼。

准备供李鸿章下榻的引接寺（原日本接待朝鲜使节的地方），也装修一新。

李鸿章抵达的当天，双方先用书面通知各全权大臣的到达，并规定于次日举行第一次谈判。

双方谈判前，首先是繁琐的相互验证“授权书”，互换“介绍信”那一套。

这次，虽然李鸿章持有的敕书中仍有“所订条款，朕亲加查阅，果为妥善，便行批准。”伊藤这个老狐狸也不再纠缠什么“全权”不全权了。

那一套，本来就是虚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