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中终于确切得到了威海失陷，北洋海军尽没的消息。

在此前接连几天，也反复得到的一串虚假消息（加上一些妄加猜测的判断），希望数次灭掉又燃起。但这次是真的。

“……又破威海卫，袭刘公岛，降提督丁汝昌，海军舰尽熸。”[《清史稿》]

北京朝廷获得前线情况往往滞后，而指令尚未发出，往往便成了马后炮。这个时间差，看起来是如此讽刺和令人无奈。

与战场上组织救援的混乱和迟钝相比，朝中官员们对北洋和淮系的新一轮攻击，却来得无比迅疾而有力。

甚至之前有关威海陷落的不实消息传来之时，以文廷式为首的大臣们便已经早就义愤填膺，立刻将责任归结到前敌将士无用，归结到李鸿章的无能……

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多少人注意孤岛冷海中浴血奋战，苦苦盼望朝廷救兵的几千将士。这个时候，仿佛北洋的救援不力等问题，也已经不重要了。

丁汝昌忧心的一件事，或者说这个结果真是来得太准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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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夜间，北洋舰队的士气终于垮了。

据说，先是由护军开始，威逼簇拥着张文宣找丁提督“要活路”。接着各舰也纷纷开始喧嚷闹事。

晚上的会议，丁汝昌按照传来的命令，试着提议突围奔向烟台，无人应答。大家十分清楚，毕竟7日鱼雷艇队的下场摆在那里。丁汝昌心里也十分明白，这么多人，仅凭几艘战舰，和一些小炮船，突围绝无成功希望。要在铁桶一船的围困和日军炮火中逃出生天，简直比登天还难。

丁汝昌决心已定。此前，还想再做一些事情——

既然无法再战，他又几次派人用鱼雷轰沉“镇远”，避免落入敌手，然而，竟无人动手。有史书上说，这是各舰官兵害怕这样做惹恼日本人。

抗命不遵，这是极有可能出现的情况。

提督能指挥的机动力量——洋枪队（海军陆战队），已经在攻夺被日军占领的炮台时，全部损失。北洋提督，竟如一位光杆司令，他的话毫无作用可言。

可是，丁汝昌威信殆尽，有亲兵卫队就行吗？

他失去的不是一支卫队，而是赖以作战的人心。

当其率舰队攻向日军的时候，在坚持下去的信念鼓舞下，舰队还能齐心放手一搏。

当战胜无望，孤立无援，最后的期限终于过去。全舰队弥漫着被抛弃的怨怼中，人人只思存命，人心一散，便再难复收。

大家期待的是老提督曾经给大伙画的一个美好的前景。

谁还会听这个主帅突围或自沉的命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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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到了丁提督兑现自己诺言的时候了。

据说，丁汝昌早就问询过亲信幕僚陈恩焘，若按西法，海军投降的情况和应受待遇。

保全部属的性命，只有接过联合舰队递过的劝降信，举舰队投降日本联合舰队。

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也决不可能还有活下去的奢望。他已经特地请了工匠打制好棺材，甚至本人还躺进去试了试大小，感到满意，多给了每个木匠两块钱赏金。[《龙旗飘扬的舰队》]

虽然他可以一死了之，决不投降，但现下情势，却必须要他这个提督承担这个千载骂名。

昏暗的灯光下，丁汝昌和幕僚按大清官方平级间行文的格式——咨文，写好一份以个人名义给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的“通知书”——实为降书：

“革职留任北洋海军提督军门统领全军丁，为咨会事：

照得本军门前接佐世保提督（丁汝昌率队访问日本时，伊东任佐世保镇守府司令，信中使用旧职相称）来函，只因两国交争未便具复。本军门始意决战至船没人尽而后已，今因欲保全众生灵，愿停战，将在岛内现有之船舰及刘公岛并炮台、军械献与贵国。只求勿伤害水陆之中西官员、兵勇、民人等命，并许其出岛归乡，是所切望。如彼此允许可行，则请英国水师提督作证，为此具文。

咨会贵军门，请烦查照，即日见复施行。须至咨者（公文结束语）。

右咨伊东海军提督军门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

丁汝昌看过，签字。

然后，又亲笔给李鸿章大人写了一封绝笔书信。

“……吾意虽决意与舰同归于尽，然人心溃乱，大势已去矣。”

时间已是1895年月1日。

丁汝昌唤来营务处道台牛昶昞，交代完后事。叹息一声：“只得一身报国，未能拖累万人。”

请降信签署之后，丁汝昌可能觉得已不需再等回复。返回内室，端起早已备好鸦片的酒杯，一口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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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还遭到北洋舰队殊死抵抗的联合舰队，突然在1日，发现事情有了转折性变化。

上午，北洋舰队“镇北”蚊炮船悬挂白旗，载着“广丙”管带程璧光，驶向日军联合舰队锚地。

日军看此情形，瞬间已经断定：北洋是真的派人来投降了。

程璧光竟能代表北洋出面、向日本联合舰队往来递交书信，这是一个始终让人觉得可疑，却没有找到什么具体资料说明的情节。牛昶昞为什么会派他，是因为他南洋水师舰长的身份？

可疑之处的重点还在于，程璧光是否与牛昶昞合谋了投降一事。这在记载中同样没有提及。但可以确定，做出向敌舰乞降这样的事情，必定会承担更大的罪责。

无法说清程璧光为何甘冒风险，去走这一趟的。

在日军五号鱼雷艇引导下，程璧光登上旗舰“松岛”号，向等在军官会议室的伊东转交了书信。

说奇异也不奇异，伊东似乎也非常相信丁汝昌，并不怀疑有什么诈降。

对于丁汝昌提出的保证水陆军民安全，并准予离岛的条件，伊东召开会议研究，并说服日军各头目不以俘虏相待降服官兵——“丁提督为清国海军名将，其任职北洋水师苦心经营，十年如一日。此次战争以来，观其所为，绝非可以轻侮者。今力竭势绌，不得已寄来降书，其心境令人同情。”[《甲午海战》]

日本人也担心，再打下去，或把北洋官兵逼急了，恐怕一艘完整的船也捞不着。

日方终于同意丁汝昌的条件。伊东命令以自己的名义回信，约定派员联系洽商接降事宜。并保证信守承诺，无须英国海军司令出面担保。随同书信，还为丁汝昌附带上了柿子、葡萄酒等礼物。

下午时，“镇北”离开时，“松岛”舰上挂出一串旗语，“敌军就刘公岛之炮台、武器、弹药和港内军舰全部移交日本军队事，派降使至松岛舰，并请求救助人命”，并特意告知，“丁提督平安无事”。[《甲午海战》]

“镇北”身后，联合舰队各舰欢声雷动，连日恶战，日本人终于取得了胜利。

此时，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已经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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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公岛一片沉痛，而又愧疚和压抑。

继丁提督之后，护理左翼总兵、署“镇远”管带杨用霖吞枪自杀。

随后，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也饮下鸦片自尽。

在沉默之中，并不属于最高官员的营务处道员牛昶昞——跟那个旅顺营务处道员龚照玙相似，是否这也注定牛道员将有一个悲剧的结局呢——受丁汝昌委托，接替了北洋的重责。

他以丁汝昌的名义回复了伊东，针对回函中要求次日接收军械炮台船舰，请求将日期宽限至正月二十二日（月16日）。

虽然丁提督已离世，但丁提督提出的要求被日军允许，应是出于对丁汝昌的尊重。所以，牛昶昞继续以丁汝昌名义办理，似乎无不妥，这样也避免出现其它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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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仍由程璧光出海，乘“镇中”船驶抵联合舰队，递上回函，同时告知丁汝昌自杀殉国的消息。

伊东同意了北洋海军的请求，并要求于第二天将舰船、人员编制成册，派足以代表北洋的高级别官员赴联合舰队洽商受降和接收事宜。

“镇中”离开后，伊东命令将信息报知第二军，并命令舰上停止奏乐，以示哀悼。

日本军队始终对丁汝昌这位对手的勇敢战斗，给予了应有的敬意。

此日下午5时，牛昶昞作为代表，到达联合舰队。

日方会谈人员首先再度保证刘公岛海陆军的生命安全，方式是予以遣返。此后就投降程序、海陆军官兵出岛方式、时间、路线等进行会商。至晚上11时，基本达成共识。

14日下午时，牛昶昞再度至联合舰队，献上名册，最后签定了《威海降约》。

日军同意将“康济”舰解除武装，归还中国，用以运载丁汝昌等人灵柩，以及乘载陆海军人员离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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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漫天阴云，劲风大作，威海口外，一片怒涛。双方交接不得不推迟。

月16日，北洋陆军三千多人由日本海军驾驶中国的蚊炮船运至威海湾北帮北山嘴栈桥上岸，再由第二师团日军监送至威海、宁海州交界处日本陆军线外遣返。

月17日，日本联合舰队驶入威海湾。

北洋舰队的基地落入日本手中。

“镇远”“平远”“济远”“广丙”四舰，“镇东”等六艘蚊炮船，接连升起了太阳旗。

代表北洋海军威名的“定远”“镇远”铁甲舰，“镇远”被拖回日本，“定远”也被打捞和拆解，直到彻底毁掉。

日本还把“镇远”、“靖远”两舰铁锚竖立于东京上野公园，又将“镇远”舰主炮弹头10颗置于舰锚周围，弹头又焊上“镇远”舰锚链0寻，以环绕陈列场地，同时在一旁立碑向世人炫耀，也向中国展示着那屈辱的历史。

直到抗日战争结束，这些铁锚方才索回。

下午时，被解除武装的“康济”舰载送中国海军两千多人，在日军的欢呼声中，黯然驶离威海卫。

北洋海军沉没于大洋。大清数十年的强军梦想，似乎也一同坠入了漆黑的深渊。

也在中国人的心中，留下难以抚平的巨烈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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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我一直觉得北洋之败，确实太窝囊。

甚至看丁汝昌，印象中那就是一个没有本事却非要去揽那顶官帽的投机分子，对他那副尖嘴猴腮的样子，都十分厌恶。

是，舰队将领有自杀“殉国”的。可这也叫殉国？

狼牙山五壮士弹尽跳崖殉国前，都砸碎手中枪支。

北洋军舰，竟可耻地投降并送给日本人。尽管我们仔细看，北洋战舰本来家底就不厚实，且多已在战斗中沉没，那些剩余的舰船，大多是被证明连远洋作战都难以胜任的几百吨的小炮艇——被称为“蚊子船”的炮舰。

丁汝昌选择一死来承担罪责，并不入日本寻求庇护，也算是保留了气节。但所谓殉国——死了而已。价值何在？

我为清国海军将领不解：既然值得为之献身，为什么不战斗到最后一人？既然有决心去死，为什么不出去拼死？

没文化的莽汉都知道：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了。这些读过书、留过洋、识得英文，一肚子文化的人，怎么就不能象一个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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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

将军一去，千古毁誉不定。

历史长河沉淀下的，有每个民族的情感和是非准则。我们应当有自己的看法，但也应承认历史的情节往往是复杂的。

细读史书，今人只够体味当时艰难于万一。不管怎样，北洋之败，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是一个不容后人以现世的精明加以轻薄的话题。

北洋做了该做了，有不屈和牺牲，也留下了遗憾和教训，我们本来需要记取，不必刻意为之开脱，事实更不容扭曲、美化，那同样是一种污名。

我最恶心的就是有人虚无地谈什么人性，还有什么人性化。这种行为的实质就是否定人还有牺牲，还有“舍生取义”这种大义，直到把人降低到了动物性层次，还有某些人的奴性上去。

我们再次取得对日战争胜利的抗日战争，七十年都过去了，那时的先辈都知道，“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亡国奴，做狗都不如，还谈什么人性化？

牺牲，成了“反人性”，这种逻辑让我无语。我只想说，幸而每一个时代中国都有自己的脊梁，但不是汪精卫。幸亏有起来抗日、敢于牺牲的人们，现在的人才有这种可能，顶着一个中国人的身份，骨子里全是奴气地谈什么“人性化”。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还是回到那个问题上：只有每个人都能顽强战斗到最后的精神，才能让外敌不敢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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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在北洋大臣的调查报告中，称丁汝昌“见事无转机”，决定实践自己的诺言，以“一身报国”。[《署理北洋大臣王文韶复奏查明丁汝昌等死事情形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北洋战败而亡，非战之罪也。

两国相争，胜败岂止是在战场？而在这场战争，引起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岂在前线？

很大程度上，把他们裹入深渊的，是那个早已沉沦的大清王朝，晚清时代。

北洋大臣的调查报告，当然会讳言这一背景，不过也有其“识时务”的一面，在对北洋战败之情节的认定上。

但是，百年来，围绕丁汝昌之死，却引起旷日持久的争论。

两种对立观点的人群，引用各自有用的话语、资料，去加以分析论证。

最对立的问题在于：降书是何人所写，这关系到丁汝昌是先降后死，还是死去以后，别人让他来顶这个黑锅。仿佛与将军的死难相比，这才是更为重要的问题！

关于北洋海军在弹尽粮绝之时与日本签署的降书，一个多年来的定论是：在1895年月11日，丁汝昌用酒服下鸦片一夜苦熬，早上7点才气绝。此后部下牛昶昞盗用了丁汝昌的提督印，以丁名义与日方签订了《刘公岛降约》。导致日军长驱直入威海港，北洋海军就此瓦解，罪魁祸首就是牛昶昞了。

其实，这样说的话，整个北洋舰队只有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和张文宣是坚决不投降的，其他人全是投降派，而不仅仅是牛昶昞他们几个人的问题。否则，单凭一个牛昶昞和几个管带也搞不成。

史书上说——召牛昶昞至，对他说：“吾誓以身殉，救此岛民尔！可速将提督印截角作废！”[引自陈诗《丁汝昌传》]牛佯诺之——这句话里，本身就有矛盾。能救岛民的，只能是投降一条路，岂是丁汝昌一人身死即可免去的？将提督印作废，根本阻止不了大家的投降，只是避免大家以自己的名义投降，就是说，投降是大家的事。

如果这样，丁汝昌又如何躲得过朝廷的追究？

其实，这个说法，还是无法解释丁汝昌为什么死？

他是局面失控以后，畏罪自杀、一死了之吗？这恰恰降低了丁汝昌的高度，这样死得太窝囊，太没有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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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符合丁汝昌做出如此选择直接指向的目的。

实情是，丁汝昌“十七日”的许诺，还有那条“生路”意思，是此处需要认真加以注意的。

十七日，是指望朝廷援军到达。十七日，我给你们一个交待——生路。

这个“生路”，除了朝廷的救援，就是允许大家投降，以求得保全。而且这个生路包含着，还要由自己负担这个罪责，而让大家少受，或免受处分。

现在研究发现的资料中，能够看到降约的确是丁汝昌签署的。

而且，这一说法在很多人的回忆录中也存在。至少我们不能忽视了这种说法。

无粮无弹无援，等于已被抛弃的情况下，北洋毫无胜计，再战也只是丧失更多的生命。即便是围困，断粮断水，港内也将到达生存极限。

即便他不签署，他死后，各种责难也是洪水滔天。

此时在朝廷看来，他早已是一介草民，所有职务在战争中早已被革除。反正，他也早已决定以死殉国。

诸多权衡，何如以一人名誉换回数千人生命，甚至还能减轻部下的罪责？这是一个选择。

当然，难就难在，封建社会，一般将领更多的是考虑“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作为一位将帅，没有取得战争的胜利，在指挥上，也犯了一串犯误，该负的责任，当然应该由他负。但作为统兵将领，从人格上来讲，他没有把部属丢下逃亡、勇敢地承担自己的责任，选择以自杀为部属开脱，却令人感佩。

这还有什么需要隐晦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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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哪种说法最先出现的呢？

朝廷最早认定的丁汝昌降敌。这是根据北洋大臣王文韶核查，又经李秉衡复查的结论。

李秉衡虽对北洋怯战逃脱的人和行为大加弹劾，但对身殉者，却至少无意追迫。他称刘步蟾“船亡与亡，志节凛然，无愧含生取义。”[《山东巡抚李秉衡奏查明丁汝昌死事情形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称张文宣“其致死之心，蓄之有素，卒能舍命不渝，亦属忠烈可嘉。”[同上。]而对此前自己曾多次痛加弹劾的丁汝昌，李秉衡也提出：若死事属实，对丁汝昌过去的问题和过失可以不究——“只可宽其既往之愆，此外无庸深论”。其他死难军官按照阵亡例从优给预抚恤，对丁汝昌就不再给了——“业已革职的丁汝昌无庸置议”。这等于是也不追究过错，也不表彰奖励了。

但以这种方式，“光滑墙”仍然抹不过去。战败之罪，应受惩罚，却是朝廷上下，谁也无法给予洗脱的。

朝中弹劾声浪之下，朝廷仍然对死去的丁汝昌加以罪责。据有资料说，朝廷虽允许丁汝昌灵柩返回故土，但仍然下令将棺材漆成黑色，外加三道铜箍捆绑，不得入土下葬长达15年之久，以示对其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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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关于那场战争的还原均带有猜测的成分。

那场战争的实际参与者，在战后却基本上都选择了沉默，似乎集体的禁口了。真实的情形，讳莫如深。

或许无论怎样提起来都是一种耻辱，以及，各位将领与世人心态上矛盾所致。

有一个问题很少被人提及。

——海军将领所受西洋教育。

接受西式教育的管带们某些观念可比有些人产生得早。比如，对投降的概念。

东方传统上视为耻辱。而按西方力尽而降的标准，却是为道德上所允许的。日军煞费苦心地在劝降书中所提的事例，不见得不能打动一些人。

丁汝昌曾问自己的亲信幕僚，关于降服一事如何看法，这本来是石破天惊的事情，但丁汝昌问的却是曾经留学英国的人员。

更关键的是，伊东确实按这一套西方标准办事了，坚持将投降人员放回，给予了比较宽仁的条件，网开一面，也是促使北洋投降的重要因素。对很多人来说，只要能保命，这个机会是必须抓住的。

作出投降决定的人已经死去，负首责的人已经不在，其他人责任追究上不致于到方伯谦的地步，是丁提督以死为他们创造了这个转圜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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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归来的人员先在烟台安置，军官暂留，兵勇发饷遣散。5日，刘含芳还请示准备开河以后送往天津，但李鸿章没有同意，以“海军有编制的官员，本随船支薪俸。今船失官亦虚悬，均应斥革”，指示原地解散回籍。

在朝廷的编制中，这些人先是被开缺，反正舰没有了，舰长这个官要也是虚名。

除此之外，并没有给予投敌的处分。

而那个不知为何，竟能代表北洋往来递交投降书信的程璧光，仅受到很普通的处理——革职。没有追究投递降书的事，罪名仅是“私登敌舰”。

随后，北洋舰队被整体裁撤，还是那句话，反正舰队已经没有了。最后，连海军衙门也一块撤掉了拉倒。

不过，北洋败后，在外国紧急定购的军舰开始陆续抵达大清。

虽然甲午失败，一帮蠢人不去反思准备不足，在一场军备竞赛中被抛在后面，一时间人人痛诋海军误国，似乎营建海军本身也成了错误，这也一度让大清有着“白花钱、建了也没用”的错误思想。但在战战兢兢几年后，也是形势需要，没有真不行，大清再次鼓起勇气建设海军。新海军的骨干力量，几乎全在“康济”号运出的舰队官兵800多人中。

这倒是一个看似多少挽回对丁汝昌认识的结局。

因为，人才是最重要的。不用他们，还能用谁呢？

但是先不忙鼓掌。此后，重建的大清舰队，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日俄战争当中，再次避战。似乎甲午战争的经验，让这些人更加精明、更加灵活，学会充分运用所谓“国际法”准则，一律选择了置身事外的姿态。

大沽炮台与联军舰队血战，就在旁边的大清舰队选择了沉默，尔后奔回烟台。

日俄战争，大清是“中立国”。但大清舰队根本保证不了“中立国”的权益，甚至保护不了按“国际法”向“中立国”投降的俄国军舰，也不敢得罪日本海军。真是颜面何存。

它对大清的作用之弱，简直弱到不值一提，难怪乎除了一些专业性的研究书籍中还有记录，在此后的史书中，也几乎不再提起，仿佛他们没有存在过一样。

所以，他们人虽然回来了，但灵魂和血性，却没有回到海军。甚至从甲午降服之时起，那种曾有过的英勇战斗的精神，就早已永久地沉入了威海卫。

假设丁汝昌有保留人才的想法（也可能只是想保住这些人的命，并无更长远打算），这是否实现了丁汝昌的苦心？

这是否又能充分证明，一些研究者所谓“人性”的成果，是多么正确？

现实给出的答卷，其实是极具讽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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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10年，在载洵、萨镇冰等的努力下，清廷恢复了丁汝昌的名誉。191年已是民国，他的灵柩才得以归葬于安徽无为县西乡小鸡山梅花地。

这说明不了什么。

历史结论经常就这么被掰来掰去。逝者已去，也许扶起丁汝昌的碑，是为了扶起更多人。

“投降”，不管是对丁提督还是北洋海军，这个耻辱的记号，无论怎样抹，也已经无法抹去。

被认为“盗用丁提督名义投降日军”的牛昶昞，在甲午战争结束一年后便已经抑郁而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