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袭得手后，6日当天下午，日本联合舰队以刘公岛为主要目标，发动了第四次进攻。

此次进攻，日本陆军预先在威海北岸架设快炮，与其舰队配合，夹攻刘公岛及中国军舰。

北洋舰队陷入四面受敌的境地，开始最艰苦的抗御阶段。仅有的战舰不得不分开对敌：“靖远”“济远”“平远”“广丙”四舰与黄岛炮台配合，向北岸回击；其余各舰与刘公岛、日岛各台配合，以封锁威海南、北两口。

日本联合舰队的进攻再一次被击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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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6日的进攻行动，可能是由于规模、时间的原因，在相当多的史书上被忽略了。

它更象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这也往往是大规模进攻的前奏。

果然，月7日，伊东祐亨便下令对刘公岛发动了第五次进攻。

这也是联合舰队计划中对北洋舰队的总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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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奏功，但北洋仍然不屈，受到两方面刺激的伊东无法再冷静等待，决心一举攻下刘公岛，以全歼北洋舰队。

这次，联合舰队采取两翼进攻的战术：以第二、第三、第四游击队为左军，炮击日岛，以本队及第一游击队为右军，专攻刘公岛炮台。

日本陆军也加入战斗，从威海南两北岸炮台开炮，支援海军战斗。

从上午7时分，本队“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四舰在前，第一游击队“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四舰继后，进至距刘公岛约四千五百公尺处。

同时，第二游击队“扶桑”“比睿”“金刚”“高雄”四舰，第三游击队“大和”“武藏”“天龙”“海门”“葛城”五舰，以及第四游击队“筑紫”“爱宕”“摩耶”“大岛”“鸟海”五舰，则进至距日岛约四千五百公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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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海协同进攻，南北两翼的战斗几乎同时打响。

7时4分，本队“千代田”舰发出一声号炮，本队以“松岛”为先导，先用舰首主炮射击，前进至距刘公岛600米左右时，本队向右转弯，用侧舷炮射击。随后，第一游击队跟进，循环炮击刘公岛。

虽然在被袭中遭受重创，北洋舰队仍与刘公岛、日岛炮台相互配合，开战便打出了密集的反击炮火。

仅仅5分钟（至9分），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即被“击中前舰桥，打穿烟突，伤航海长高木英次郎少佐等官员三人”。至50分，“桥立”也中弹受伤。8时05分，“严岛”“三斤速射炮炮盾中炮碎裂”，“损坏上甲板及几条传令管，打死水兵二人，伤四人”。第一游击队的“秋津洲”被刘公岛炮台击中，两名水兵受伤。8时0分，“浪速”“六号煤库中弹，七号煤库被击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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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联合舰队左军也同时向日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日岛炮台上，“康济”舰管带萨镇冰带领三十名水手殊死反击。

萨镇冰(1895—195)，宇鼎铭，福建福州人，蒙古族。毕业于福州船政后学堂，并被选派入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校学习。1880年毕业，先任南洋水师“澄庆”炮舰大副，后调北洋，历任天津水师学堂教习、“威远”舰管带。1887年，改任“康济”练船管带，副将衔，实授游击。在萨镇冰传奇般的一生中，还担任过清朝北洋海军副统领（副司令）、海军统制（总司令），因同情国民革命而拒绝镇压起义，后当上了民国海军总长，是民国的海军元老。

这位北洋海军老将，后来更亲历并投身抗战，终于得见日本人投降。至1951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后打进了汉城，捷报传来，萨镇冰回想起57年前的甲午悲歌，当即作诗一首：

五十七载犹如梦，举国沦亡缘汉城，龙游浅水勿自弃，终有扬眉吐气天。

萨老是幸运的，有生之年，终于看到国运沧桑从残破的地方得以圆满。

连日来，萨镇冰指挥水手在日岛炮台英勇战斗，使这个孤立的小岛成了南口的重要支撑。

在这天的战斗中，日岛正面，是联合舰队三支游击舰队、十四舰军舰的轮番轰击，还有威海南帮海岸炮台加所前岭四座炮台的猛轰。

这种悬殊的武器对比，还有对于一个东西长约10米，南北宽约80米，面积仅为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岛礁来说，承受的火力密集度，估计在整个战争史上均无出其右。

这种恐怖的炮火，我不知用什么词语才能形容。

日军这种志在必得的超常兵力使用，绝对称得上是疯狂。

但日岛炮台在北洋军舰和刘公岛炮台的支援下，依靠地阱炮，并力回击。负责观察、测距的士兵，虽然暴露于炮台之外，却始终冷静坚毅，全队坚守炮位，不露一点屈服，让战地采访的英国记者肯宁咸极为敬佩。

最后，以火力支援的刘公岛东泓炮台一炮击中“扶桑”舰首左舷，“刹那间一声巨响，舰身猛震，甲板被打烂一尺多的洞，三分厚的铁梁和梯子皆被击断，弹片纷飞，击毁左舷内侧，击到指挥塔的铁壁又弹回甲板，死伤达七人之多”。[《甲午战争史》]

接着，“筑紫”舰也被命中，死伤八人。

日舰竟然一时停止了进攻，退向阴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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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着敌人水陆两路的夹攻，日岛炮台虽然打退了日舰三个游击队的进攻，但就在这小小的地幅上，更显得尤为密集的炮火下，炮台本身损失严重，终于失去了战斗力。

由于一座地阱炮被掀倒了，沉重的巨炮根本无法恢复。而这门倾倒的炮又妨碍了另外一门炮的使用，而且，连弹药库也已被击中爆炸。

无力修复也无法再战，萨镇冰和水手们不得不放弃这座已经失去作用的炮台，并在第二天按照丁汝昌的命令撤回了刘公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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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战斗中，却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一个令北洋海军倍感挫折的情况，也是至今仍在争论的情况。

在两军激烈的相互炮击时，联合舰队右军突然发现，在威海卫北口，升起煤烟簇簇，竟是中国鱼雷艇队驶出。

在大白天，还是单独出动鱼雷艇攻击，这是一种比夜间袭击还疯狂的冒险行为，对于熟知海军战术的日军来讲，这绝对是个极为不合常理的行动。

那么，北洋鱼雷艇队冲出港外，目的何在？

一时，这个行动让伊东祐亨也难以理解了。

多数的意见认为，这纯粹是一个逃跑行为。而且是在管带率领下结伙逃跑。甚至这次行动被认为是早有预谋的有组织的大规模逃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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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伊东祐亨把这个反常行动认定为必是北洋舰队准备最后决战的前奏，故意先放出鱼雷艇扰袭敌舰，以便乘虚突进。

伊东急忙下令防卫，组织一心与刘公岛炮战的本队和第一游击队转到北口，去堵“缺口”。

不料中国鱼雷艇竟然纷纷左转，沿海岸向西逃逸，于是伊东改令第一游击队追击。

航速不及日舰、火力上悬殊，鱼雷艇船纷纷被击沉，剩下的多触礁或搁浅，士兵上岸逃跑，又被占领北帮炮台的日军俘获，多数被残暴的杀害。“为日第二师团兵所捕获，多被斩囚”。[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福龙”管带蔡廷干也被俘，后送至日本关押，直到换俘才回国。

而鱼雷艇管带兼“左一”管带王平成功逃到了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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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到这儿，还不算完。

面对孤注一掷的鱼雷艇队，既然情形反常，伊东有必要这么紧张吗？既然前边再三想把北洋海军诱出决战，现在北洋实力大减，为什么不放出来？

连到底有多少艘鱼雷艇，都没有定论，有十五，十四，十三，十等说法，令人难以信服，真伪也让人难以辨别。

实际上，经学者考证，当时威海卫有1艘鱼雷艇，当日实际出航的为1艘，其中有一艘“镇二”由于一次撞船事故，早已翻沉在港内。

根据日本现存的海军参谋官神尾对“福龙”管带蔡廷干的审讯笔录[笔录内容见宗泽亚《清日战争》]来看，实际情况基本是：

首先，鱼雷艇队确实是按照丁汝昌的命令，出海袭击日舰，但行动被发现，这个任务实际不可能完成。

（问：今晨受到炮击时，鱼雷艇向港外突围时接到怎样的命令？

答：得到丁汝昌的命令，若见到日本舰队就击沉它。）

其次，鱼雷艇队确实逃了。不是返回威海港，而是左转向烟台方向逃逸。

（问：身负击沉敌舰的使命，为何不履行职责逃走？

答：因为“吉野”舰发现了我艇，袭击目的已经无法达成，不逃走就会被击沉。

问：是逃走还是准备再度返回港内？

答：我鱼雷艇速力18节，不敌贵国军舰速力，故没有再度返回的考虑。）

所以，事实说简单，也很简单：鱼雷艇队出击不成，在进退两难的匆忙和慌乱中，受逃避思想主导，竟不约而同做出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逃走，远离威海。

速度低是真，回到港内固然要费时，可如果避向外海，速度就不低了吗？这让人十分费解，好比短跑跑不过人家，就跟人家比长跑吗？

可能是想浅水中能避开日舰，能跑多远跑多远，绕开日军占领地上陆就行。可是，正是由于选择近岸浅水航行，结果反而自己纷纷触礁，不得不弃艇登岸，投入了岸上日军布置的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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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关键人物，王平。

此人被许多史料认定为和蔡廷干一样，早有逃离的打算，且到处串联、私下商量。

史料中确实引用了一些水手的口述材料，倒是第一手的资料，除了属于水兵等人员个人的理解，同时不排除也有其他人会持相异的看法，当然不能轻易否定。

但这个私自行动、趁乱结伙逃离之说，却无法解释一个问题：西口（北口）紧锁的水门，艇队是如何打开的？

此前为防止陆军或舰队一家离开威海，丁汝昌已经与守炮台的护军统领张文宣订立了一纸生死文书。“刘公岛陆军统领张得三闻海军将出与敌决战，乃急趋见丁统领，与议水陆二军协力同心，死守刘公岛，以待外救。”

双方立约，约定：“若陆军先出，则水师轰炮击之；若水师先逃，则陆军开炮轰之，各无悔言。”[《甲午海战》引卢毓英《卢氏甲午前后杂记》]

鱼雷艇队若私自出口，又是为何未遭黄岛炮台的拦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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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中，王平成功带艇逃到了烟台，并带出了威海的消息。

月7日这天，李鸿章也收到刘含芳的电报，内有——根据王平等人抵烟台带去的消息，刘公岛、日岛尚在，而大部分舰艇已丧失。

王平是否确实为送出消息突围而出的？

可能是王平忽略了一些什么。因为，接下来——

9日，李鸿章刘含芳的电报，听说突围的鱼雷艇全军覆没。[《龙旗飘扬的舰队》]

时隔两日的电报中，才报出鱼雷艇“全军覆没”，而且鱼雷艇的行动又变成了“突围”。

看来王平是吞吞吐吐，一直在为自己的借口，好洗脱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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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一个“突围”之说，又给这件事蒙上一层迷雾。于是又有人根据李鸿章和朝廷曾指示北洋舰队突围，认为鱼雷艇队可能就是奉丁汝昌的命令“突围”。

可丁汝昌令鱼雷艇队单独突围，这个又似乎不符合常识。

而且，丁汝昌的电报和信件中，连续出现一个字——“逃”。

丁汝昌在给刘含信的信中说，鱼雷艇队擅自由西口逃出——“十三晨，敌全力攻扑东口（即南口），炮声一响，我小雷艇十（三）只畏葸，擅由西口逃出西去，倭分队尾追，被其获去九只，全被击沉。以我艇资敌用，其害与南台同。……”而且恨恨不已，请刘含芳等将逃跑官员捉拿正法——“各艇既不得力，且复擅逃，其官弁人等必由浅沙登岸，务请各师严拿正法。”[《丁汝昌致刘含芳函》，《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这些，足以说明艇队出逃，根本不是什么奉命突围。

而同时丁汝昌只字未提有“早有预谋”这个情节，而这个“逃”字，并不代表认定他们是早有预谋，事先商定好的。

除了史料上为自圆其说，认为的“早有预谋，而终于等到并利用了丁汝昌的一道出击命令”，剩下的一个可能，只能是——鱼雷艇队奉令出击，袭击日舰。被发现后，却私自逃离了威海，逃离了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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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直到联合舰队对威海卫发起总攻的同一天，突围命令才辗转到达烟台。

7日上午（巳刻），李鸿章密电刘含芳：“水师苦战无援，昼夜焦系，前拟觅人往探，有回报否？如能通密信，令丁同马格禄等带船乘黑夜冲出，向南往吴淞，但可保铁舰，余船或损或沉，不致赍盗，正合上意，必不致干咎。望速图之。”[《寄烟台刘道》（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巳刻）《李鸿章全集》]

这是牵挂北洋舰队安危的李鸿章第一次下定决心，命令舰队突围南上吴淞口——或可寻求利用“国际口岸”来庇护，并可与南洋会合。

接着，朝廷又一次密谕李鸿章通知丁汝昌设法突围，电报再次转到刘含芳手中。

此时与四面合围的威海口之间，通信联络只能派勇士冒死传递了。

刘含芳接电后，回报说前已分三路发信未回，现派人将密谕抄作密码再送。

这个记载也清楚说明，7日鱼雷艇队出击之时，丁汝昌根本还未接到李鸿章的命令和上谕。

所以，那个凭这道命令而命令鱼雷艇队突围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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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史书中记载了一件事：一同出港的，其实还有两艘汽艇——“飞霆”“利顺”。加起来，才正好符合14艘这个数字。

但，几乎没人注意到这个细节，至于这两艘汽艇为什么跟着出动，结果如何，几乎没人再提及。

仅有一处提到的，还是鱼雷艇队人员的叙述中，将带头逃跑的责任推给了他们。

陈悦先生精心细致研究，发现，正是这两艘汽艇，才肩负着乘乱突出口外，往烟台送信的重任。

而鱼雷艇的任务，实际上是吸引敌人、掩护这两艘汽艇的行动。而送信的信使之一——北洋水手教习李赞元在“利顺”沉没后，被英国军舰救起，历尽九死一生到达了烟台。

这解释了鱼雷艇光天化日之下大张声势地出去攻击，这个违反原则的行动的合理性。

这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极有可能的情况：危急关头，鱼雷艇队违反了返港的命令，也没有选择与敌鱼死网破地最后一击，而是选择了跟随两艘汽艇向西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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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关于这件事，存在好多种观点。但说实话，每一种观点，都存在疑点，或者不能全部涵盖，总有无法解释的地方，或者有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

10年前的那一幕，还在层层迷雾中，包含了很多内情，看来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究、思索。

可以肯定的是，虽经千难万险，刘含芳和丁汝昌之间，仍有几次成功的通信。

11日，刘含芳派出的人员成功将密码信送到，但不亚于千难万险。此时离7日已有4天。

但即使此时明确可以突围、弃港，也为时已晚。

宝贵的时机已经失去，在大清上下曲折蔓延的决策与执行中，战，没有组织好，走，机会也被白白地葬送了。

在已经遭到严重损失之后，单凭北洋舰队的力量，更不可能安全突出重围。

10日刘含芳转来丁汝昌的最后一份告急文书：“自雷艇逃后（这里再次用了逃字），水陆兵心散乱。如十六七日（阳历月10日、11日）援军不到，则船岛万难保全。”[《寄译署》（光绪1年正月十七日酉刻），《李鸿章全集》]

鱼雷艇的逃跑，打乱了北洋舰队的防御部署，造成极大的危害。

北洋舰队以弱敌强，击退日本联合舰队的多次进攻，并伤其多艘舰只，已经将要用尽全力。

现在，唯一的解救之法，是陆上援军火速到达，打退敌人，以解威海之围。

时间——按丁汝昌估计，是最迟在月11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