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0日（正月初五）这天夜晚，威海南帮炮台已落入敌手。

李鸿章致电山东巡抚李秉衡，直接转发总理衙门寄发的旨意——质问李秉衡从桥头退走的孙万龄部究竟去向何方，要求即刻调回，同时要求将驻扎在烟台一带的孙金彪部嵩武军增援威海。

然后，李鸿章再次要求李秉衡“核饬遵办”。

1月1日（初六），李秉衡回电李鸿章：

“天津中堂钧鉴：东案现扎阮家口，近长岛，可与水师夹击，扼其大队犯北口。如能竭力相持以待援军，北台或可保……旧属李秉衡谨肃。”

又往威海发电报给戴宗骞，请他转达命令。

“刘公岛送戴统领鉴：鱼电敬悉。孙李两军已扎阮家口，可与水师夹击，扼其大队犯北。请即将此电送交孙李两统领，代弟转饬严备紧扎，抄截来路为要。衡。”[以上，见《甲午海战》引自《李秉衡集》]

而对孙金彪部嵩武军的调动，李秉衡只字不提。

倒是一个“竭力相持以待援军”，又把球踢回到了北洋陆军脚下。

退至威海的戴宗骞手头的兵力，已经无法与日军“相持”。经过虎山和虎口两次战斗，已有五营溃散。

也就在1日，即南帮炮台失陷的第二天，丁汝昌亲至北帮炮台，见到了戴宗骞。

据有人考证，实际也在这里见到了另一个难兄难弟，后人传言中已经逃到刘公岛的刘超佩。实际上，这才能解释，如果他轻伤逃走，或闻风便逃到刘公岛，应该早被丁汝昌按令“就地正法”了。

据戴宗骞说到的北帮守卫情况，是“绥、巩军均向西散去，派人四出招集，所剩只绥军一营，守台及保长墙等处。”

可就在当天夜里，这仅剩的一营绥军也溃散了。戴宗骞已经只剩下光杆一条。

北帮炮台，实际已无任何留下的价值。

李秉衡的山东军没有前来接防。

李秉衡所谓与水师——主要指北洋陆路守军——的夹击，也已是根本无法实行的“画饼”。

两军配合作战，竟是这种状态。自始至终，有先到有后到，有正战有先退，最后不是你未到就是我已无法赴约，始终没有配合在一起。

大敌之前各怀异心、各有算盘，这已是显然无法否认的事情。不说这个，单就这种依靠协调、商议而实施的指挥，也只能说，形式太古老了，效率太低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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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万龄、李楹、阎得胜军后移至酒馆一带，接到命令，再次往威海西路靠近。

到达羊亭集以西的孙家滩一带，敌情已经很明显，便停下来，冒着严寒，又继续赶修工事。

荣成失守和桥头镇阻击战后，威海卫陆路战情每况愈下。巡抚李秉衡心急如焚，他在对上的报告中，罕见地严厉指责前线将领（那可是包括自己的手下啊），“与倭接仗，虽互有胜负，而各营将领不齐，接仗未能得力，致倭人渐向西进”，并咬牙讲到，“非斩其退缩之尤者，不足以警众。查各军退缩者不止一人，而以阎得胜为最怯。”[《甲午战争史》引自《山东巡抚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这已经等于是打招呼了。

而且说干就干，1月9日，李巡抚电令孙万龄，“阎得胜临阵退缩，即军前正法”。[《甲午战争史》引自《李秉衡致孙万龄电》，《山东巡抚衙门档》]

然而，孙万龄并未按上司的电令办事。估计他可能担心将阎处斩会更加引起那五营河防军的骚动。凭心而论，正规作战部队绥军都逃得不剩几个了，河防营还能硬撑着，已算勇敢和严格了。

日军已进逼羊亭，孙万龄是想多点人多一份力量，但阎得胜对孙万龄的命令就没有认真执行过。即使阎得胜肯听孙万龄的，他那帮河防军也不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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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日军第六师团移驻虎山、温泉汤地区，第二师团改驻凤林集、曲阜等村。

第二军司令部移至虎山，大山岩立即发布命令：第六师团自长峰寨、竹岛村进入威海卫城；第二师团绕至孙家滩，以切断威海清军的退路，并警戒由烟台东来的援军。

这天，威海陆路枪炮声皆无，一片大战前的寂静。

日军正全力进行进攻威海卫的准备，并对清军进行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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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日，第二师团所属各部队开始西进，准备右侧一个骑兵中队进至鹿道口，向酒馆集地方搜索，左侧一个步兵中队进至孙家滩，破坏鹿道口附近的电线，并向前双岛和初村方向警戒。

中间，是师团主力，以第十七联队在前，沿威海卫大道，经艾山庄、曲阜村向羊亭集攻击前进。

左侧队很快报告：孙家滩及其附近有清军集结。第四旅团迅速转向左面，离开本队主力，向孙家滩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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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滩附近地形，从防守条件上讲比桥头镇还不如。也是除了有条由东南向西北的羊亭河，散落着几个不到百米的小高地。

清军在港南至港头南北一线部署，组成一个正面不大的阻击阵地。

瞅瞅地图，这个阵势仍然是不禁让人摇头。鉴于绥巩军已经溃散（就算孙万龄不知晓，也没有看到散兵游勇），给人的感觉：在这个离海湾最近直线距离也有1公里的地方阻击，这1公里空隙中可以通过多少万大军？与其说是阻挡日军向威海进攻，不如勉强说是阻止某股日军向烟台的道路，还能起点作用。

按照孙万龄的安排，仍由他本人带头担任最重的任务，率嵩武左营和福字三队在中央，防守孙家滩村东的羊亭河长堤，正面堵击敌人；李楹部福字三营驻守港南村后海拔一百多米的小高地，为右翼，预防敌人迂回和包抄；阎得胜精健等五营驻守小西庄和港头村，为左翼，预防日军直插威海卫，并时刻准备接应正面战场。

以不到800人的这点兵力，阻挡敌人一个完整旅团，无疑，又是一场众寡悬殊的战斗。

与桥头镇极为相似的地形、布署，恐怕，还是一个相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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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日，农历正月初七。

北风呼啸，仍是漫天大雪。

日军仍然热情百倍，冒雪前进，执行遮断任务，只需要出动一个第四旅团足矣。其他的呢？奔威海抢功。

日军越过羊亭河以后，直向羊亭河护河大堤扑来。

这时，还是按照桥头镇那一套打法，埋伏在大堤树丛中的孙万龄军奋起抵抗，用步枪和抬枪勇猛射击敌人。

据夸张一点的记载，在七八个小时的激战中，清军击毙敌军五百余人，缴获枪械479支，中国军队仅伤亡87名。

然而，这次孙军还不如上次有巩军炮队相助。等到日军加强炮兵力量后，清军立刻败象显露，支撑不住。又是阎得胜，见日军炮火凶猛，第一个下令西撤了。

孙万龄两面受敌，不敢恋战，再次后撤回酒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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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孙万龄在酒馆集隆福寺召开各军将领紧急会议。这次，绝不能再给逃跑将军机会了。一仗未胜的阎得胜当即被擒，军前正法。

其实当这个副将真不容易。带着一帮“河工”，愣让去打日军，也确实比较冤枉。但谁让他非要领这份俸禄吃这碗饭呢？

从前后的战斗来看，孙万龄倒是很有勇气的。但他的兵不也是一阵之后，便攻不动了吗？再勇敢的将领，也无奈于清军与日军战斗素质、武器装备的双重差距吧。

孙万龄还是倒了一个霉。

有人说，还是因为这个阎得胜——甲午战后，不知为何，孙万龄被阎得胜临阵脱逃牵连上了——

个中原因，有的说是对阎得胜败逃有领导责任。

还有的说，是孙万龄以山东巡抚的命令为依据，杀掉了阎得胜。但在朝廷上下看来，这是擅杀之罪。

而且早不执行晚不执行，战败后斩了阎得胜。一群人都没有受到追究，却单单拿阎得胜开刀，怎么看也有把人家作为“替罪羊”之嫌。也有人说，此时，还是应该交给上级处理比较得体。

其实，杀一员副将，而且是两军交战的战场上，就山东巡抚的权力应该能够做主。李鸿章也曾命令将刘超佩阵前正法。只是，实情是一个有顾虑，一个没找着。

孙万龄因有顾虑，给了阎得胜一个机会，应该比较可信。

而阎得胜竟然被处分了两次，他才称得上是倒霉透顶呢。

被斩之后的第二天，不知出了什么差错，李秉衡在奏报中竟然又提到了他的名字。结果“光绪二十一年已未，春正月辛巳（1895年月日）”这天，光绪一天两谕旨内提到了阎得胜。先是，根据李秉衡“特参荣成失守救援不及各将弁，请旨惩处”的奏折所列名单，以“该处所驻各营或迎战不力，或救援不及，均属咎无可辞”，命将“候补副将阎得胜……（还有另外四个人一起），均著暂行革职，仍令戴罪图功，以观后效。”如果按这个处置，阎得胜还能活命。可是，倒霉到底的他已经死了一天了。

还是一日之内的事，光绪似乎又记起来了，再下谕旨专门询问：昨天的电报中说有一个阎得胜已经被下令正法了，是两个人吗（还是同一个人）？“又谕……本日李秉衡摺所参失守荣成各员，内有副将阎得胜。前日电奏中又有一先饬正法之阎得胜。是否两人。著李秉衡电覆。”[两电见《清实录》]死了的不能活过来，又能到哪里查去？

这样重大的疏漏，怎么说也是出在李秉衡身上，没有说清楚。

所以，虽然相比来讲东军之中抵抗最为有力、最为积极的孙万龄没有因有功得到嘉奖，反而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春正月壬午（1895年月4日）”被革职（留任），似乎有点免枉，但却决不是因为处决阎得胜。

是因为私自带队跑回酒馆（所谓“就食”，找饭吃的理由，理所当然被光绪质疑，并在电报中严辞质问），是因为，后来又没有按朝廷的命令赶往威海北帮炮台，而是选择在羊亭集以西的孙家滩阻击日军。而这就再次出现违令和避战情节。因而，也对威海炮台的失守要负重要的责任。

史记，“谕军机大臣等：威海失守……提督孙万林（万龄）、总兵李楹救援不力，均著交部严加议处”。“兵部奏：提督孙万林、总兵李楹均议革职。”李秉衡也因“调度失宜”，被吏部奏报加以“降二级留任，不准抵销”的处分。[《清实录》]

从记录看，后来孙万龄倒是很不平，两军停战之后，他又来劲了，不按停战协定划的线让出阵地，后退至威海“四十里外”驻扎，且有过激的倾向，皇上不得不出面警告制止，“饬令孙万林照约办理”，“严饬孙万林等毋得孟浪开枪轰击，轻启衅端”，防止他捅出乱子。这种“逞英雄”搞得确实不是时候，早干什么来？

再后来，孙万龄得到了一个比留任更严厉的处分，“发往军台效力”。

但要注意，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春正月”而不是“光绪二十一年乙未，春正月”。

那就更远远不是阎得胜的“关系”了。是因为，“分统防营管带缺额扣饷”被查明，孙万龄也不免有清军通犯的“老毛病”，被张汝梅查实“该营实有缺额扣饷情事”，所以又由革职加上“永不叙用，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的处分。

看似没有希望了，可“永不叙用”也是一句空话。

到了这年（1898年）的1月，皇上便命令祥麟再去看看，“十月丙午。又谕：已革提督孙万林、已革副都统丰升阿前因获罪，发往军台。该二员年力是否精壮，尚堪效用”。祥麟详查的结果当然是“还能用”，所以，“十一月乙卯（1月18日）”这两员“战将”又被“加恩释回，交荣禄差遣委用”了。

孙万龄跟着新贵荣禄（请注意这是新晋的太后的红人）混，还担任了正吃香的武卫中军的前路前营管带。

再接着便遇上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又开始打仗。孙万龄改任武卫中军前路统领，恢复原官衔，与洋军交战……然后，摊上了最风光的任务，上演了一出护卫慈禧太后“西巡”的大剧。

护驾有功，官运来得比打仗还快，到了大同，孙万龄便被授以南阳镇总兵了（实职啊）。

不靠谱的大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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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后路已经被日军切断，威海基本已无清军，空城一座。

月日上午，日军第六师团第十一旅团，与第二师团分出来抢功劳的第三旅团会师威海城，争先恐后分别派人从东西两门进入城内。

日军主力并不停留，又立即分兵进攻北帮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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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帮炮台，包含祭祀台、黄泥崖、北山嘴炮台，坐落于威海卫城东六里的丘陵地带，地势陡峭，仅有一条小路可通，形势极为险要。

因为北帮炮台又与刘公岛隔海相望，相距仅四里，故对刘公岛的防御关系极大。

守，则相互掩护。失守，则是极大的威胁。

北帮炮台绥军调至威海南路，虽经协调，但实际上留下的空缺并未有山东军前来填补。还是丁汝昌派已经失去了坐舰，被革职留用察看的“广甲”舰管带吴敬荣带二百多名水手，张文宣派护军两哨，前来助守。可是1日夜绥军最后的一营溃散时，吴敬荣“所带协守水手亦随绥军西去”。

月1日，一点也不放心的丁汝昌再次前往北帮炮台与戴宗骞议商，戴无可奈何说：“所散兵勇招集不回，并台、墙守兵亦溃西去，全台只剩十九人。”

丁汝昌彻底心凉了：“孤台不支，恐资敌用，我船及岛将立见灰烬。”[《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决不能再出现南帮炮台的恶果！丁汝昌决定，既然不能守，就将炮台自毁。

所以，他便先劝戴宗骞转移到刘公岛上。戴宗骞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因为有南帮炮台的教训在先，满心愧疚，自然也无话可说。长叹一口气，又激越起来：守炮台是我的职责，炮台失陷，我还能到哪里去。此地才是我的死地，只有一死以报朝廷了。

但事情由不得他，丁汝昌一挥手，护兵上前架起戴宗骞就上了船（“挈之行”)。

一身硝烟灰尘的戴宗骞，在刘公岛水师公所前的官码头下船时，望了丁汝昌一眼，惨然一笑。对搀扶他的水手说：“老弟，谢谢了。我的事算完了，单看丁军门的啦！”[《甲午战争史》]

谁也没有注意到这句话语义双关。当天夜里，戴宗骞在刘公岛仰药自尽。

日这天，丁汝昌忙着派舰队水兵进入北帮炮台，将火炮、火药库尽数炸毁，大火连烧了好几昼夜才渐渐熄灭。

当毁炮的舰队官兵刚回到艇上时，日军便平行而至，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已无炮可用的北帮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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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陷落，也陷入了黑暗之中。

尽管在有些记载中，日本第二军曾下达了不戮一人的命令，但从另外一些记载中，包括搜集到的口述记录，民间悼文内容，可以看出日军罪行的冰山一角。加上大山岩所领导的第二军恰恰是金州、旅顺屠杀的凶手，我实在无法相信身为侵略者的小鬼子，能性情大变，还能在异国的土地上与居民和平相处。

我相信的事实是，踏上威海土地的日军，立刻露出了贪婪的本质和嗜血的兽性。

日军不但四处烧杀，还挨门逐户搜寻财物，遇到店铺更是动手抢劫一空。有诗说，“民间鸡豕竟吞噬，器皿钱财一掠空！”

由于威海百姓对日军充满反抗情绪，征集民夫等工作无法开展，连日方记载也不得不承认：“山东地方以不可通车辆，多募人夫，到处劝诱土民，又多遁亡，应者甚稀，是以搬运甚困。”[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

这样的情况下，日军不可能不对反抗的群众进行残酷的镇压。实际上可以说，威海和周边地区村庄，没有群众被害的地方几乎未有。

这就是日本侵略者带来的苦难，也是无力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大清之罪。（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