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海。

海防重镇。

它的存在，代表着中国对朝鲜、日本的控制力，对国家安全的屏障。

它的存在，也几乎与倭寇始终联系在一起。明洪武三十一年(198年)，为防御倭寇的侵扰，中国就在此处设立卫所，所以称威海卫。

还有一位名将，戚继光以世袭担任了登州卫指挥使的两大副手之一，正四品的登州卫指挥佥事（正三品都指挥佥事、正四品卫指挥佥事，一般分掌训练、军纪）。十七岁，一下子就成了四品武官。戚继光的抗倭事业就是从这里起步，走向东南沿海。

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环抱渤海，守京师门户。

“故创练海军，以威海、旅顺为根据地。欲守津、沽，先守威、旅。齐、鲁关山，遂与畿疆并重矣。”[《清史稿》]就这样，一头一个海港，构成了北洋的重要基地支撑。

谈起北洋旅顺、威海，也应谈到李鸿章曾实地考察的青岛胶州湾。“东省形势，以威海、胶州为要口，于海军屯泊尤宜。”[《清史稿》]不止一人上书建议修建青岛港。

其实这里控制黄渤海，地理位置、战略地位更为有利。可是，对大清来说，似乎一办正事钱就是一大问题，只能先建规模小得多的威海港。

实际上，就是建成青岛港，北洋也控制不过来。

不仅是建海港的财力，还需要建舰队的财力。

世界上，凡是强国，没有一家是仅保有一支舰队的。包括日本，那都算不上海上强国。也鲜有靠一支舰队就能纵横四海，称霸一方的。

退而求其次，北洋建了旅顺、威海。

就是这相距00公里的距离，在大清手中仍然难以控制。

话说还是那个意思——要是有两支北洋舰队，6艘铁甲舰，1艘巡洋舰就好了。

双手，合掌当胸，紧守门户；一掌当胸而立，一拳出手击人；或者双拳齐出，左右开弓，或合兵一处，直捣敌心脏……还是那句假如的话，要是有这个规模，大清……很可能根本不会落到这个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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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处在威海湾中的残破的北洋舰队，自身已到了一发千钧的关键时刻。

去，还是留？

来自陆路的危险越来越大，形势急转之下，似乎应重新考虑“战、守、走”这一问题。

事实上，李鸿章确实也对“固守”产生了疑问，开始改变主意。

曾有一度，他似乎开始倾向于令海军退至烟台。只是丁汝昌仍在以受敌威胁较大为由，不接受这个指示。在日军登陆的当天，李鸿章在回复丁汝昌的电报中透出了这个信息：他带有几分斥责地讲：“成山一带虽有日船，自威至烟何至一步不能行！”[《复丁提督》，《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几天后，他又指示丁汝昌，明确要求突围：“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拚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退至烟台。希与中外将弁相机酌办为要！”[《寄刘公岛丁提督》，《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但是，当他与刘坤一会商，决定调兵增援威海后路，之后，征求丁汝昌的意见，丁汝昌复电李鸿章，认为“万无退烟之理”，而出口决战则“陆军将土心寒，大局更难设想”，皆不可行。

于是，李大人的想法又变回了坚守待援。他在致登莱青道刘含芳电中说：“只要威防水陆合力坚守，以待援师。”[《复烟台刘道》，《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但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前边所讲的，大清驳回了调京畿之师来援的建议。

李鸿章唯一能办的，就是指望南方军队能迅速来援。还有就是将固守威海的意见电告李秉衡，“鸿（李鸿章）迭饬水陆将领力图保威，以待援应。”以争取东省的积极作为。

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极为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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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这支舰队创建之时，大清海军的作战思想（见第八章第四节），再回想马汉的那句结论性话语，“一支被限制在港口周围的舰队不过是浅水困龙，不足以有效地行使海权”，真是如同灾难的预言。

现在不仅是行使海权的问题，而且是舰队存亡的问题！

丁汝昌所谓死守，也许海上（舰队港口系统）自有把握，但要能成功，最终还看陆上。

随着战局的发展，陆上已连续失利，显出败迹，应该及时放弃“固守”一说，改变策略，至少要转为“突围”。

本来，“相机退往烟台”，已经给丁汝昌留下了一条后路。

可是……

读史之时，不能不始终为北洋舰队的悲惨命运扼腕叹息。

最让人叹息的，还有那个长久折磨人神经的不解：

不敢出战，困于一隅。你怕，你倒是跑啊！

为什么不跑到长江，跑到南洋水师地盘。那里也是大清的地界，对日本人来说更重要的，那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

退向南方，与福建、南洋水师合兵一处，卷土重来？

或者，舰队北撤，向烟台，向天津。

甲午之战，很少被人讨论的是天津大沽口。大沽也有着完备的海岸防御炮台体系。

只可能，将战火引向大沽，是李鸿章、丁汝昌不敢的，也是目前朝廷所不允许的。

但奔向烟台，仍有可能。此处也有岸防炮台，是山东军的重要防御之地，还有此处是通商口岸，英国人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北方母港。

实际上我们后来知道，日本人就是怕北洋舰队跑到烟台，或冲向上海吴淞的。

只是等危急时刻，朝廷才后悔听从了李鸿章、丁汝昌的意见，下令北洋舰队突围，可一切为时已晚。

一拖再拖。等敌人封住海口，撤退已是困难重重。

可相比来讲，留下，更是一个无望的选择。

种种因素，都指向了一个悲剧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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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1月5日，丁汝昌收到了劝降信。

登陆之前一天，日军煞费苦心弄出来的劝降书即由大山岩和伊东祐亨连署之后存档，以示共同负责。又另由伊东祐亨单独落款，以伊东的名义致书丁汝昌。

其实日本人也苦于不得其门而入，正巧英国军舰塞文号等舰至成山头“观看”日军登陆，伊东即托英国人转致丁汝昌处。

丁汝昌接书后，不屑一顾，更未回信，并特意将日本劝降书转呈李鸿章，表明了自己的意志。

事后回想，这种“能奈我何”的不屑，确有几分取胜的信心，此外，更多的便是与倭寇最后一战、决不苟活的决心。

有史书批露：丁汝昌早将家小送回老家，只留自己的次子代禧。临行之时，丁汝昌叮嘱二儿媳张氏，要好好抚养自己的孙子旭山，“吾身已许国，汝辈善视吾孙可也”。

此语，已与生死离别、最后一面的嘱付无异。

丁汝昌多次向李帅和同僚部属表示，“惟有船没人尽而已”，“自顾衰朽，岂惜此躯”。

加上丁汝昌于威海未围之时，便将北洋舰队的档案文卷资料全部送到烟台，交付刘含芳。此举更让刘含芳判断，丁汝昌已经“誓以必死”。

回想丁汝昌参战经历，以“戴罪之身”，率残破之师，在这样的处境下，即使抱屈含冤，一肚子怨愤，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唯有一死以履其责，同时也更想以死来洗白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实属当然。

人一旦有必死之志，难道还会屈从于一纸劝降书？

而这，也许是丁汝昌不愿再带舰队逃避的个人因素吧。

至于外援，开战以来种种目睹之现状，丁汝昌不会不了解。这一切，似乎又是听天由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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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日象征着北洋舰队、甚至北洋军队荣光，寄托着大清强国梦想的威海军港，在山东半岛的怀抱之中，却又形只影单、孤灯挑尽。

大清、北洋在威海的建设上，曾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对李鸿章来说，也可谓不遗余力，使之一步步成为一座要塞。

“光绪七年，威海设鱼雷局、机器厂，并设屯煤所。

光绪十二年，李鸿章于威海卫南北岸筑砲台，布水雷。

光绪十七年，于威海黄泥岩增筑新式砲台，又于南岸龙庙嘴砲台外，增筑赵北口砲台。刘公岛新筑地阱砲台，设后膛巨砲于隧道。

其西之黄岛，水中之日岛，亦设砲台，与南岸相应。刘公岛又设大铁码头，为海军寄椗上煤之所，防务益周密。”[《清史稿》]

参与领导威海基地施工的官员先后就有刘含芳、戴宗骞、龚照玙、张文宣等人。

实际上，1881年起，拟定建设威海，但迟迟未能展开。到188年，李鸿章命候补道刘含芳主持，在威海金线顶建鱼雷库及学堂，并在刘公岛设水师机械厂、鱼雷营料库、雷厂等。1886年，北洋再次详细考察之后，次年，威海的海防工程全面展开，李鸿章奏派绥、巩军驻威海，以道员戴宗骞为统领，参与炮台建设，开始在威海港湾南北两岸、刘公岛、日岛等处修筑新式海岸炮台，到1890年，威海共建成十三座海岸炮台。

威海建设起步较旅顺晚一些，但技术上却大有后来居上之感。主持威海港建设的官员中，至少有三人曾有过建设旅顺港的经验。这些炮台全部为德国陆军工程师汉纳根大尉设计和指导修建，所用大炮全部购自国外。除刘公岛西北端的公所后(麻井子)炮台和威海南口的日岛炮台外，皆配备以德国克虏伯厂制造的大炮。

让人叹为观止的，恰恰是被“除外”的公所后炮台和日岛炮台，属于“暗台”，采用英国阿姆斯特朗厂制造的大炮，使用蒸汽动力升降式的炮台。按资料记载，此台“藏炮地中，俗名地阱炮。敌人无从窥，炮弹不能及。其炮以水机升降，见敌至则升炮击之，可以圆转自如，四面坏击，燃放之后炮身即借弹药坐力退压水汽，徐徐而降，复还阱中。其法先掘一阱，藏炮于中，上施钢盖，适与地平，所用炮手两人亦伏地中，以防敌弹飞堕。距阱稍远，多筑土堆，阱东土西，使敌疑惑。开炮之顷，烟焰迷天，不能辨炮在何所。又备小望台一座，略出台面，探视敌情，测量准的。”[《甲午战争史》]

就是说，大炮设于地下阱中，有敌情就升炮轰击，可以四面环击；发射后借弹药坐力退压水气，降回地阱，完成装填，再升起进行下一次射击。

不过这对日本人来说也不是什么秘密。宗泽亚所著《清日战争》一书，载有日军间谍在甲午前刺探到情报，绘制的日岛半隐藏式炮台内部机械构造的精确剖面图。（其实这不是难事，如果从大清得不到，还可以从西方着手，毕竟这东西是中国引进的西洋设计，原型在人家手里。没有独立的国防，哪来的军事科技机密）。观看可知，炮台上有球形顶盖，实际竟如一座封闭式炮塔，加上一套简单而巧妙的压筒结构，作跷跷板式的前后升降，达到了以上所记的效果。

这一点被日军充分重视和作了重点的攻击准备。

相比旅顺，威海防御体系的设计布局也更具有近代化、大型化特点。

海湾北端通称北帮炮台，包括北山嘴、黄泥嘴（黄泥崖）海岸炮台。海湾南端的称为南帮炮台，包括赵北嘴、鹿角嘴、龙庙嘴海岸炮台。

湾内的炮台有刘公岛、黄岛（与刘公岛相连）、日岛炮台，为威海卫核心炮台。

1891年后，威海南北两岸又建造陆路炮台两座，以护炮台后路。战争爆发后，更在威海南北两岸炮台后路增筑临时炮台多座。至此，威海共修筑了各类炮台二十五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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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战后证明，整个威海卫炮台布局仍然是有缺陷的。

这很可能是因为炮台不是一期建成，也不是一人设计、按一张图纸建成。而是根据需要，不断增建、扩充而成。

在初期，就有人发现威海卫防御体系存在炮台缺乏保障，容易被攻击等缺点。负责工程的汉纳根也承认美中不足的是“惟炮台形势只能顾及海中，不能兼顾后路……”，但具体针对性的改进，如急需增强小口径整射炮、枪械射击工事等，却没有付诸行动。对此，汉纳根又辩解说“惜有胶执成法者，妄谓但须于台后树立木栅，已保无虞……”

这事不知是真是假，我觉得大清一些大臣真能干得出来，虽然我们知道，一圈极为省钱的木栅栏，挡个狗闯入还行，挡日本鬼子，纯粹儿戏。或者他们压根儿就不曾真正地对后路产生过担心。

后来，虽然建成一圈陆上后路炮台，增强了岸防炮台的护卫。但这些炮台规模较小，依然存在着自身防护问题。沿袭同样的思路，在解决问题中，就不可避免地又产生了同样的新问题。

我觉得以上还不是最大的隐患。战争结果证明，最致命的缺陷是：陆路炮台向外，岸防炮台向海，背对背形成防护。但相互之间却不能对射，就是说岸防炮台打不到陆路炮台！

我们建炮台又不是为了打自己，干嘛要相互对射？

是啊，这样考虑的前提还是陆路炮台永远不能被攻破——事实上这点不应该被忽略。而可能就是这种思维上的缺陷，最终造成了敌人一旦攻入后路炮台，岸防炮台却不能对占领后路炮台的敌人做出有效反击。

就是说，后路炮台一旦失去，岸防炮台还是会一下失去后路防御能力。

而这些情况，同样被办事精细认真又执著，早就怀有险恶用心的日本人探测了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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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威海作战，辗转发出的劝降虽无回音，但日军并未放弃“务不损我舰，不使敌舰沉没，待及弹竭粮尽，土气沮丧”的作战原则。

日军进攻威海卫的基本战术，便采取了由陆路攻破威海，“利用第二军所略取诸堡垒，与舰队相策应，欲以击清国舰队。即以西部半岛诸炮垒(指北帮炮台)悉破坏，不复用之，独修理温泉汤诸堡垒(应指南帮炮台)，以攻刘公岛。”而日本海军则执行封锁，“诸队(指日舰本队及各游击队)即据阴山口(皂埠口)为根本，连朝出诸舰于港门(指威海卫南北两口)，更互监视清军举动。”[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

后来，日军就是靠这种围困的办法，达到了预定的目的——部分地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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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当年法国舰队与福建水师在马尾军港初期相似的一幕，在威海港外重新上演。

对于日军，或者又可说是未来日俄战争中旅顺港的一幕提前在威海预演。

在登陆开始之际，伊东祐亨就派军舰严密监视大清海军的动静。

这既是对登陆行动掩护的一环，同时也是封锁威海港的行动步骤。

联合舰队还有足够的余力，预备应对大清海军出战，实施“诱出并消灭之”的方案。

不，是防止大清海军全军出战，或者出逃。

一拨一拨出来是不怕的，正好能逐步消耗敌军。

可是港内毫无动静。北洋舰队，也在静静地等待，似乎就在这跟联合舰队耗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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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平静很快就会被打破。

同样为保卫舰队而困守陆路炮台的大清守军形势已经十分不妙，两路日军正向威海合拢而来。

前期战斗，日军左路第二师团前卫部队在桥头镇驱走孙万龄等部，一路向威海前进，主力随后跟进，于9日抵达了虎山前沿前的温泉汤一线。

原预计一周时间的攻击前进，变成了天的一路行军，唯一伴随始终的“阻击”，是冰雪严寒。

荣成至威海北路上的右路日军第六师团虽行进艰难，却无阻兵，也于9日深夜到达南帮炮台前沿。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知是过分依仗北路道路难行，还是什么原因，反正相当不应该地，清军连警戒和哨探都没有向北路派出，所以，对北路日军的行动竟毫无觉察。

此前，按照李鸿章的判断，日军也一定自威海南面进犯。

而威海防御战的整体思路，采取的是将防御要点定在威海以南，在通往荣成的道路上，依托山路左右有利地形，阻止日军向南帮炮台前进。

所以，早在1月1日，李鸿章就威海防守，电令北洋水师丁汝昌、陆军守将戴宗骞等人，要求加强威海南帮炮台防务。驻守北帮的绥军抽调数营赶往南帮，“扼要截击”，为南帮陆路炮台再添一道防线。北帮防务上留下的空缺，则由戴宗骞与山东巡抚李秉衡协商，由山东军帮助协守。北洋舰队舰船则分而在威海湾东西入口，随时准备抵御来自海上的攻击。[《甲午海战》引《寄威海卫丁提督戴道刘张各统领》，《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这又是一个理想化的设计。为加强南路，不惜冒着北帮炮台空虚的危险——当时确实不能称其为危险，是因为理想的状态下，东省军队会填扎进来，甚至还会为威海构成一个坚固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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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已逼近威海后路，戴宗骞仍怀信心，尽力布置战守。

现有的力量全用上了。他此前已派绥军两哨至南路要隘虎山附近警戒。因兵力单薄，又自桥头镇招回刘树德两营，并增拨一营共守虎山，充当南帮炮台前卫——这就是绥军自桥头镇突然回撤的行动。这件事发生在力主前出击敌的戴宗骞身上，反映出了客观条件下造成的“两难选择”，还有戴宗骞的矛盾心态和窘迫现状。

除绥军离开北帮前出，戴宗骞还命令巩军统领总兵刘超佩从巩军中、前两营中挑选八百精兵，前往北虎口防守。

至8日，南帮炮台后路布防匆匆就绪，大体上——只是把手头能用的兵力按比例分配一下。

处处有人，处处薄弱。

加强了外围，炮台本身却被削弱。

以两千五百人防守南帮炮台西南一路，本巳不敷分布。北帮炮台守军支援南帮炮台南路，北帮炮台势必成为“空城”。

而且东南方向无兵可派，门户洞开。

原计划的东南一路呢？戴宗骞只记得，应该还有山东军在哪里沿途阻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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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宗骞做完这一切，随即将兵力布置情况电告李秉衡：“今夜集合三军，若倭大举来攻，以刘树德为先头，派巩军八百人为应援。现巳派勇兵两哨，埋伏虎口山外，以挫敌之斥候骑兵。”

戴宗骞还满怀希望，“孙(万龄)、李(楹)俱已到达，明日决前进三十里，依据险隘，坚持不退。望速补充粮食。”至于威海北帮炮台的空洞，按照李鸿章的指示，戴宗骞也协商由东省军队来填守，“敌若驻营与我相对，即拨嵩武(孙金彪部)、曹(正榜)军来会。援兵纵缓，亦必能支。”[《甲午中日战争纪要》]

但是，对此时威海守卫战斗来说，除绥、巩军自身兵力外，其他外援其实全都不可靠。

他可能不知道，孙、李两军早已一路退回了原驻地酒馆、上庄，远在威海以西几十里外，此时下令，也势难到达。

至于孙金彪、曹正榜的几营清军，但愿李秉衡下决心，能及时移驻威海吧。但事实这只是一厢情愿。

而再往远处，江南马步二十营及丁槐五营正在北上途中，什么时候到达，很难预期。

在从朝廷到东省，到南方各军，各方面的一齐努力下，戴宗骞的一系列美好愿望残酷成空。

威海陆路战斗，终于落到了“以寡兵而御强敌”的境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