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半岛。

人杰地灵，物产丰富。

中国较早开化之地，现称齐鲁大地。长久以来，山东在中国都算是丰地、宝地，当初周王朝分封诸侯，不管是按“公侯伯子男”的爵位高低，还是封臣的重要地位看，武王的弟弟周公之后封地在鲁，而第一功臣姜太公封地在齐，足以见其显要。然后，论文，鲁国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论武，齐国在“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中都有其名，而且约定俗成地排在第一位。

近代列强瓜分中国，趁大清式微，南北对进，逐渐将爪子伸向山东。尤其是日本，早有从东面动手的意思，对山东垂涎已久。

抗日战争起始是在197年的卢沟桥吗？“九·一八”之后抗联的战斗如何算？

其实，历史上日本两次入侵中国，皆自辽东、山东开始。

日本第二次夺占金旅、大连后，在这里成立的是日本的“关东都督府”，后来又利用大清不争气的子孙赙仪，扶持了一个伪满洲国，“关东州”依然独立，俨然一块日本的海外领土。赫赫有名的“皇军之花”——日本关东军，就组建在这里，又从这里出发。

191年“九·一八”以后，又一路跟着英武的张少帅，把山海关以外的东三省全部占领。

山东地面上，日军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从德国手中夺占了青岛和胶州湾，并获得了胶济铁路沿线驻军、采矿等特权。

就是说，在全面侵华战争暴发前，日本早已在这两处打下了钉子。

大清的拱卫之地，就这样被当成了“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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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大清开战的这场战争中，伊藤博文主导着，给陷入迷雾中大本营指明了今后的进军方向——日本军刀指向山东。（上一章第六节“辽阔战场谁能主导”内，已做初步讨论。）

日军为什么进军山东？

日本真的是要夺取山东，为进击北京做准备吗？

非也。

进击北京，这只是伊藤给日本大本营，给日本海陆军描绘的一个愿景，引他们上钩的。否则，便难以得到他们的认同。从这我们看出了伊藤博文的阴险、老辣。

这一手简单而直接。其实没有什么很复杂的奥妙。

伊藤是一位真正的战略家，也是日本政府唯一懂得战争经济学的人。

也是更理解“战争最难的不是如何开始，而是如何结束”这个道理的人。

为了日本的利益，他和日本的军国分子们一起推动了对大清的战争，这一点他们是相通的。但唯一不同的是，他时刻关注这场战争应该如何收场。

或者具体说，他懂得双方实力消长的秘密。

而他做的选择，正确之处，恰恰是他紧紧地把握了发动这场战争的本来目的——为了日本的利益，而没有被冲昏头脑，失去这个目标。

在作战的每一步，他都在为战争在确保最大收益下的收场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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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军发动山东作战，消灭北洋舰队是第一目标。

这一点，从日军发布的命令中，可以清晰地看出。

至于下一步，要看实力。

但从相关的资料看，我确信伊藤其实有割占山东的想法。

还有一个潜在目标，打击大清的抵抗意志。

用这种“山东失陷”到“必攻京城”的必然逻辑诱导大清，增加大清朝廷的恐慌，直接逼迫大清屈服。

这是一个风险可控，相对保险，不超出日本的攻击能力的顶点，特别是不会挑战列强容忍底线的绝妙一招。

而且有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相配合——大清对山东的防守，极为薄弱。

极为薄弱的问题，答案在于——

清廷并不重视，重心不在山东。

京畿重于辽东，辽东重于山东。

清军被吸引在京畿和辽东这两个地方之后，于是，日本人又在山东方向刺出一刀。

一刀，便刺中了大清另一处十分关键、却又十分薄弱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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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的战略选择，让我思考：大明朝末期为什么将鸭绿江口延至锦州、山海关一线岛屿，至威海卫海防，全由一个人管，叫登州卫所。

为了加强这道环海防线，大明甚至在山东地界上划出登州莱州二府，单独设立了一个登莱巡抚，后来还进一步从山东分离出来，升格成为与山东巡抚同级别的军事行政机构。

秘密其实存在于一个共同的原理：海防。

山东、辽东，如同两个臂膀，守卫渤海，可以两个拳头打人。

但两个拳头打人，对于一个只有6艘主力战舰的北洋的规模，是不可能完成的。

如果北洋能扩大到18艘主力战舰，日军绝不敢到海上来找大清的麻烦。

可悲的是，大清本来有这样的经济实力。

事后痛悔，又能向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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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记载来看，伊藤并没有费多大的劲，就让大本营同意了自己的意见。

为进攻山东，日军进行了长达几十天的登陆准备。

甚至，为了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让北洋舰队完整地落入日本手中，不花钱地扩充联合舰队实力，日军还准备了劝降信。

针对威海卫作战，日本大本营重新改编第二军，组建了新的作战部队——“山东作战军”。

“山东作战军”以陆军大将大山岩为司令官，下属两个师团：第二师团，包括步兵第三旅团(旅团长陆军少将山口素臣)和步兵第四旅团(旅团长陆军少将伏见贞爱亲王)，陆军中将佐久间左马太为师团长；

第六师团，包括步兵第十一旅团(旅团长陆军少将大寺安纯)和混成第十二旅团(旅团长陆军少将长谷川好道，部队参加了辽东半岛战役，正待在旅顺)，陆军中将黑木为桢为师团长。

为这支“山东作战军”的组建，日本抽调了国内仅有的两个师团现役正规部队，堪称倾巢出动。整个日本除了镇守东京、守卫皇宫的近卫师团，基本已经成为空城。

这种拼尽全力的一击，当然对大清朝是一个巨大压力，但却使日军失去了战略回旋的余地，为下一步列强乘机抢夺“猎物”留下了空虚。

但这已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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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便给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下令，要求联合舰队协同第二军攻占威海卫，消灭北洋舰队，并运送第二军在山东半岛登陆。

16日，大本营正式电令伊东：

“一、目前敌舰队退缩威海卫，不出应战，成为我军日后进兵渤海湾头作战之障碍，应予消灭。为此，海陆两军须进占威海卫。

二，贵官护送第二军登陆，并与之协同占领威海卫，消灭敌舰队。”[日本海军军令部：《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下卷]

这些命令，明确了日军此次进攻山东要达到的首要战役目标——消灭北洋舰队。

其次，是进占威海卫。

甚至可以认为，敌人计划进占威海卫附近地区，也是为了消灭北洋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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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达以上战役目的，日军精心准备了两手。

一手海陆配合攻取，一手采用诱降的办法。

关于诱降，也是基于日军的情报判断。

日军在甲午战争中著名的四起情报评估案例中，其中著名的一起，是掌握列强干涉战争的容忍底线，回避过早进行直隶作战。

而另一起比较得意的成功的案例，就是解读清国舰队最高长官丁汝昌的个性，利用劝降信和军事压力瓦解北洋水师军心，成功招降，覆灭大清舰队。[宗泽亚《清日战争》]

对大清的武力逼迫，在战略心理战之下，竟然还有战术心理战手段，这多少为我们揭示了山东作战的幕后诸多策划的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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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战方略确定以后，有参谋军官向伊东献计：为了达到尽可能不损伤我舰，最好还要全部俘获清舰，可采取先围困，防止他们逃逸，然后待他们弹尽粮绝了，再促使丁汝昌投降。（“覆其根本，宜备敌国舰队出击及其遁逸，务不损我舰，不使敌舰沉没。待及弹竭粮尽，土气沮丧，以令丁提督降。”[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

伊东深受启发，便派参谋长鲛岛员规到金州城，向大山岩汇报诱降计划，大山岩大加赞同。1月10日，伊东和大山两人又见面商谈了诱降的具体办法。

接下来，就由国际法顾问、海军教官，据说也是有名的文士高桥作卫捉笔，分别用汉文和英文起草了两份致丁汝昌的劝降书。

劝降书嘛，当然是从侵略者的立场出发，颠倒是非，挑拨离间，极力劝诱。

在那份中文劝降书中，日本人打算劝丁汝昌“弃小节而全荣名”，效法李陵之降单于。据说这份处劝降书博得许多日本侵略分子的齐声喝彩，被点赞“情理兼备，洵为不朽名文”。

但大山岩这个“中国通”可能更了解，不管是什么情况下投降的，李陵在中国人心目中一直是个不光彩的人物，所谓“弃小节而全荣名”又为中国人所鄙夷，恰恰相反，中国人尊崇的是“舍生取义，以全名节”，投降哪是小节问题？投降者只有贪生怕死，哪来的“荣名”？所以这样说其效果只能适得其反。

几经斟酌之后，大山岩选定了英文的那份。

我看到的这份，是大多数人所看到的，流传下来的中文翻译版。

这份劝降书看似巧妙地改变了一下角度，拿中国历史上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于一雪会稽之耻的典故来说事。可这对于中日之间的情况，到底有什么可借鉴的？日本倒是针对北洋舰队，多次使用“卧薪尝胆”，看来是相当喜欢这个词和这个事，但我没法理解日本人的汉语理解能力。

接着又与此“驴唇不对马口”地换了一些例子，扯出法国总统麦克马洪（曾在普法战争的色当战役中被普鲁士军包围俘虏，获释后仍能任法军总司令和当选总统），扯出土耳其的苏里曼·帕夏（1877-1878年的第十次俄土战争中守卫普列文城，弹尽粮绝，率万土耳其帝国守军投降俄军，获释后任土国陆军大臣），来证明投降不是坏事。

——“末古末哑恒曾经投降敌国，以待时机；以后归助本国政府，更革前政，而法国未尝加以丑化污辱，而且仍被推选为总统。土耳其的哑司末恒拔香，夫加那利一败，城市被攻陷自身成为战俘。等到归国的那天，即授军事长官的高位，成就改革军制的伟大功勋，也没有听到有阻挠他大谋的人。”

照日本人的意思，丁汝昌投身日本，或可东山再起，还能为大中国伟大事业做贡献啦。

劝降书还举出日本海军司令榎本武扬中将、大鸟圭介的例子（二人为旧幕府官员，曾结伙与天皇死抗），保证天皇会优待丁汝昌，高官厚禄不必担心。

——“您如果来日本，我能保证我天皇陛下用大度优容的态度对待您。我陛下对待自己臣民的谋逆者，岂仅赦免其罪而已呢？如榎本海军中将，大鸟枢密顾问等，衡量他们的才艺，授职封官，类似的例子不少。现在，您非他本国的臣民，而且是传扬威名赫赫的人，其优待的隆重，自然必定更胜别人数倍了”。

实际上来讲，大山和伊东的劝降书，即使说得再好听，也不符合中国人的观念。那等于是为北洋引入一种新的战争观，甚至是为中国确立一套新的伦理道德。

这套好听的理论背后，哪一次投降，不是伴随着巨大的国家权益的舍弃，出卖？上山入伙还要带点见面礼呢。战败被迫放弃，又怎能不是予取予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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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真正比较有杀伤力的，是信中详细地分析两国改革与保守道路的差异，说明大清必败、日本必胜的结局。

无法得知这位日本军人为什么会在这样的时刻与自己的战争对手谈论主题如此重大的国家政治问题。

日本军人从中华帝国的科举制度开始说起，比照日本曾经经历过的辛酸历史，解剖中华帝国衰败的原因——在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巨变的时代，对于封闭的中华帝国来说，“更张新政”已是“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否则，这个巨大的帝国最终难逃覆没的厄运。

这段话命中了那个时期清朝的病根之一，即“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痼。

奇特的是，这些关于国家变革的理论竟然出自军人之口，由此可见日本人对自己国家的崛起有着多么深刻的感受和认识，也可见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之深——本来日本的维新原因之一是剖析和吸取中国的教训。

不客气地说，这个论点，到现在还被一些满足于一知半解的人不加辩别、不问时地地拣起来，或点头称是，或击节赞叹，甚至被一些人断章取义、恶意地运用（此类人和事还不少），以诱导一群人的随声附合。

更何况在当时，估计丁汝昌也找不到什么词来辩驳，仅因信中所言“保全自己以图大事”在所处环境下根本不可能达到，所以，被丁汝昌置于一边。但这封信，应该击中了丁汝昌的痛处，足以让他的信心崩塌，悲观绝望。流传开去，动摇清军军心。（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