瑷河在虎山北面的栗子园附近分为两道支流，记载中显示，当时“一宽百丈，一宽七十余丈”，隔河向西是九连城。
不过据日本人的记载，瑷河虽然“河底石滓水急，甚难渡”，但水深仅及马腹。所以，仅凭借瑷河，根本无法阻挡日军。
攻占虎山之后的日军人困马乏，又多被水浸泡过，当天就地宿营，放开管制，纷纷点起火堆，取暖和烘烤衣服。弄得整个鸭绿江亮如白昼，但除了清军零星的炮击，没有发生大的战斗。
日军并没有放松警戒，也不可能给清军偷袭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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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黎明，日军分三路渡过瑷河，成扇形逼近九连城。
当时天降大雾，情况难辨，日军进到城下，便向城中发炮轰击。轰完一通，城中却没有任何反应。
日军大着胆攀城进去，仔细搜索，才发现已无一兵一卒。
守城的刘盛休铭军见左翼清军后撤，自己暴露在前敌，已经趁夜暗，弃城而去，不知所终。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安东县。6日黎明，一直部署在安东对面的日军也渡过鸭绿江，以野炮两门轰击安东县。负责防守的盛军也早早地在夜间就撤走了，所以，日军占了绝对优势——安东县竟被日军—个大队不战而下。
聂桂林、丰升阿呢，到此时，把他们遗忘的史书上也开始提到他们了——早早就主动放弃了驻守的大东沟地段，也消失得没影子了！
留下断后的两营奉军也不吃亏，看见安东失守，敌人出来压迫了一下，也一枪没放，便一路追赶着寻找主力去了。
依克唐阿所部呢，直到宋庆撤走一日之后，才得到报告。以现在的情形，日军必然随着清军向大清腹地运动，依将军担心自己孤立突出，“腹背受敌，势难兼顾，若株守一隅，恐于大局有碍。”于是，先命各营将辎重军火暂运宽甸，然后部队缓缓撤队，向宽甸以北逐渐次转移，“依山傍险，连环扼扎”。[《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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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九连城也罢，安东县也罢，和依克唐阿面临同样的难题，自从上游被突破，一翼空虚，凭江而守的意义就已经失去了。凭几千铭军，也不可能阻挡住一个师团的围攻。弃城，不管是主动逃跑，还是主动撤退，都是一种聪明的表现。
因为，大清皇帝对鸭绿江失守也表示了充分的理解，毕竟众寡悬殊。
而且，光绪也看出了清军战术上的问题，指示宋庆：“以全局为念，择地稳扎，相机雕剿”，“毋得株守一隅，不思变计。”[《军机处电寄宋庆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意思就是说，通盘筹划，择要地设防，不能再死守一个地方，不懂得灵活变化。
还是那个问题，算是被光绪抓准了：保持部队的机动性，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他当前，也改变不了大清捉襟见肘的残酷现实。在决定性的时候，这个皇帝也没法为清军及时地“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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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鸭绿江初战告捷，连下两城，日本天皇睦仁也及时地赐书信给第一军，充分予以嘉勉，表达自己的高兴之情，兴奋而威严地说，“卿等忠勇，能排万难而进击，退敌于朝鲜国境外，遂入敌国，占领要冲地，朕深嘉赏之。”
然后，又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时方冱寒，卿等各自爱，期将来成功。”[桥本海关《日清战争实记》]睦仁的这个“期将来成功”，可谓是点睛之笔——日军都明白，天皇还希望有更多的好消息呢。
但日军并没有急着再接再厉，而是在占领安东县以后，便急迫地成立了一个“军管民政厅”。看样子真要在这过日子了。
没错。这是本次战争中的一个环节。
攻占一块土地，不等于占领。只要这块土地上的人不承认、不服从，你就不是主人。
甲午的日本，好象应该不是头一回面对如何支配被占领地的异族这个课题。但这次与劫掠琉球似乎不太一样，日本人没什么经验，但日本人却想到了。至少，知道这对于是否赢得民心至关重要。特别是，对赢得国际上的好评更至关重要。一定要树立一个“文明军队”的好形象，所以，山县有朋命令：“我军作为文明国军队必须严格军纪，尽快恢复民从的日常生活秩序，对良民和对抗分子予以分割区别。”
何况，东北连年遭灾，又遇兵火，稳定战场也是为战争服务，别闹起什么大乱子来。减少民众的抵抗，对切实拿下这个成果，还有日本下一步的军事行动，都相当关键，相当有意义。
这一点，美军是很有经验，最近的伊拉克战争能说明问题。当初估计，打败伊拉克军队，用0万人足够。而占领，维持住局面，需要多少？60万兵力。否则，白扯。果然，美军拿不出这么多人力、物力，每年几千亿的美元扔进去了，结果忙活了一场，还是得撤出来。
我们国家也不打算出去侵略人家，经验少，但我们在古代小说里经常见，不管哪方打下一座城，就要贴出安民告示，明确今后你们就听我的了，给我交税，其他的生产生活、日常活动照旧。
不过，那是在我们国内呀。日本人远道而来，不是为了抢劫，分明是还有其它的意图。
不错。对占领地的治安维持，还有一个重要目的——为了将来占领地领土化的长远战略意图。
这要提到当时国际上对占领地转化成属领地有不成文的标准：需要占领达到一定的时间；占领和统治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占领地住民对占领者的民众机构服从。[参见《清日战争》]这完全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浪潮下，列强协调彼此行动而立的“标准”，当时可没有什么“互不侵犯领土主权”这样的国际准则存在。
原来日本人急着建立这个民政厅，搞的这一套，就来自他们向西方学习的成果。这么说，先前他们在台湾搞的那个“蕃地事务局”，也是遵循这一套的尝试。这和后来他们在满洲，在华北，在华东，以及在东南亚国家搞的那一套，本质上差不多，但方式上却是有区别的。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是能力和实力不强。
在安东这块地上不一样，大清皇帝说了是不算了，日本人也不能让中国老百姓趁着机会起来，要防止他们说了算，争取自己说了算。
看来，日本人是诚心诚意，真想把东北弄成日本的领土啊。这些都是早就有所准备的，可见日本人做事的细密。
这确实是甲午战争中一个很值得讨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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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要设立民政厅，找来了被驱逐的原驻华临时公使——“鼠公使”小村寿太郎，担任长官。
第一军也很快弄出了一个“第一军管民政厅组织及权限条例”，配备了人员，赋予恢复民众日常生活、管理、征募劳工，以及对占领地人民犯罪的处置。名字上带个军管，说明了它的性质。为了军队主导还是文官行政人员主导的事，山县还同伊藤博文打了一通官司，在皇军看来，还是谁拿枪杆子，谁腰杆子硬，最后山县占了上风，这个战地民政厅毕竟还是战地，只能以武官——军队人员主导。大事，还得报第一军批准。
山县有朋以占领军司令官的名义，发布“告谕”称：“我军所敌清国军队而已，至尔农商民无辜，毫不加害，却抚恤之如慈母视子。”
他们真把自己当主人，还要趁这个机会，显示一下皇军的体恤百姓。所以，山县还宣称，今年的税就免了——“今本司令官观察地方情况，悯兵力余害，民人涂炭，兹垂非常仁惠，命我所管辖地方吏，令勿纳今年租税。”
日本在安东县设个民政厅的电讯传到国内后，整个日本又激动了，掀起了一阵战争狂热。
日本舆论界先注入了“兴奋剂”，报纸大肆宣传，以煽动扩张主义情绪，“在日本版图之外设民政厅，是在任那设‘日本府’以来的快事，但那时日本府终未发展到朝鲜以外。今我军已占领鸭绿江右岸一带，并在那里实施日本法律，此乃日本开国以来未曾有过的事情。”[《日清战争实记》。]
太让日本人兴奋了，不是吗？
本书开头部分说过，公元4世纪末有一段时间，日本曾派兵渡海侵占了新罗的伽耶，改称“任那”，控制了朝鲜东南部的釜山、金海一带，并设置了个“任那日本府”，就把那当成日本的领土，一个州。史上又称“任那国”（注意，也就是和“四国”类似的单位），虽然这个“任那国”短命了一点，但日本人始终把那当成一个梦想。对得而复失的东西，日本人是不会咽下这口气的，更何况，现在拿下整个朝鲜是迟早的事，随时可以给它改名，又占了大清的一块领土，怎么能不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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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行政机构一成立，日本人确实开始想办法，组织恢复经济生活。
由于清军撤得早，战火未过多地波及九连城、安东，集市、商业，很多事情恢复起来还比较容易。
日本人发布了一个“汇率”指导，明确了日本的银洋（日圆）和大清铜钱的比价，方便日圆的流通。行政人员很认真地检查哄抬物价的行为，日本军人确实也按价给钱，好像公平买卖，从当地购买些鸡鸭之类的东西。
当然，日本军队需要从现地购买、补充军需。物价高了，要多花钱。白拿当然爽，但如果一抢，那这个民政厅的“忽悠”又要破了。受这个矛盾制约，所以物价必须保证稳定。
甚至，日本人还真干了一些开设施粥所，接济贫困百姓的事。当然用的是缴获的清军军粮。
这些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据记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和日军交往，满大街的大门上贴上“良民”的纸条，求得日军“保护”。甚至日本小商人也跑来摆摊，所卖的一些具有日本特色、异国风情的小东西，让当地百姓很好奇，还很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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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弄了百姓，还得愚弄读书识字的，愚弄自以为是的“精英”。
与施以小恩小惠同时，日军还在大清国土上打更高层次的“宣传战”——利用中国存在的现实问题，挑动满汉民族矛盾，打起“推反满清政府、复兴汉人政权”这个类似于“反清复明”的口号，用心十分险恶。
如，日军所到之处，张贴一个《告十八行省豪杰书》，开篇便揭满族的老底，揭揭汉族人的疮疤，刨去清朝政权的“合法性”——“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既有非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至焉。”
然后，把自己伪装成替天行道的正义之师——“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人与弃之固也。我日本应天从人，大兵长驱，以问罪于北京朝廷”，把自己“特陈清主面缚乞降，尽纳我要求，誓永不抗我，而后休矣”这个目的巧妙掩盖起来。
最后，还号召所谓“十八行省豪杰”，“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
这份《告十八行省豪杰书》，同《山县有朋告谕》一样，都是日本的间谍宗方小太郎的“杰作”。这个得到天皇亲切接见的很有名的间谍在中国隐藏了很久，开战后把山海关、大沽、威海侦察了个遍。在大清追捕间谍的时候，他于8月9日从烟台坐船，准备逃到上海、逃回日本，又被清军发现。可恨，竟然被南京长江水师提标亲军中营把总蔡廷标，这个早就与宗方熟悉的汉奸给私下放了。
放了的结果，就是他又跟着日军到辽东来为害中国了。
宗方小太郞编造的这些东西，遣词造句说不上精妙，但这家伙不愧为“中国通”，把中国的国情摸得“底儿透”，句句都很有针对性。
把日本侵略者装饰成中国人民的拯救者，把入侵中国说成完全是为了吊民伐罪，只是企图利用广大民众对清朝腐朽统治的不满情绪，制造混乱，削弱中国人民的反抗意志，以配合日本的军事行动，达到尽快地迫使清廷签订城下之盟这个策略。
花一些篇幅去分析日本人的这个“花式动作”，是因为，它是很毒辣，也很有迷惑性和煽动性的。
满族入主中原，史称汉族5000万人死于屠刀之下，这是汉族心头永远的痛。（岂不知有多少人是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这帮汉人降将、大清“开国功臣”杀害的。）大清建立近00年（还得提某些人所谓“明亡清兴”），始终没有把民族融合工作做好，而是事事防备，设立鸿沟，加深了隔阂，却极为失策。看似清朝皇帝接受和推崇儒家文化，但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人几百年受打压，在文化上仍难以认同满族。
本身中国大地就有朝廷官府与百姓的矛盾，再加上有满汉之间的矛盾，汉族人一直有一种“驱逐鞑子”的原发性心结。按说一般在对外矛盾存在时，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会暂时居于次要，但这却需要具体分析。
当时的情况下，一部分汉族官吏和将领，确实是在极为矛盾和痛苦的状态下，去迎战共同的外敌——日本的入侵。甚至一些接受了革命进步思想的官兵，私下里还认为清朝战败会带来意外的“红利”——朝廷倒下了。
这只是寄希望于外敌力量的软弱表现和痴心妄想，中国的革命证明，推翻满清和推翻封建王朝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即使太平天国成功了，也不会建立共和；中国革命也证明，成功绝不可能依靠敌人，而只能靠中国民众自己的力量。
直到今日，还有人认为甲午战争是“满清与日本”的战争，不是中国与日本的战争。更有甚者，还认为“日本打败满清，有利于中国发展”。历史都摆在那儿了，现代人还都是这种视野，更何况当时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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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这一招，确实迷惑住了很多人。
被入侵的战场上，渐渐恢复了平静！继之以热闹。
身处被侵占之地的人们，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结果！继之以渐渐开始和日军接触，而将大清与日本两国军队的战争，直接视为外部的争斗！
日本人采取开放劳务市场的方式，活跃经济，也是为了现地征集民工，为日本军队服务。战地的百姓为了生计，跑去给日军干活，跑运输，有的还自备骡马车辆，很好地满足了日军军需物资的搬运输送。
日军终于不用再象在朝鲜一样，连个民伕、驮牛都征不到（找不着人），落个“四处搜捕”和“强抢”的坏名声了。
没办法，这就是数百年清王朝愚民政策、残酷统治的结果。一个国家保护不了自己的人民，今天我们就不要苛求和谴责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了。
但是，这种自然祥和的奇异景象不过是战争的“风暴眼”，是一种虚伪的表相，是日本为了现实需要而营造出来的。
被迷惑的人们很快就会发现，日本人的屠刀对准的，根本不分汉族还是满族，还是其他族。被屠杀最多的，还是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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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这群豺狼在中国的土地上还会再三使用这些招数，而且还屡试不爽。
包括后来关于“大东亚共荣”的宣传，关于侵华日军宣扬的什么“膺惩蒋军，保护人民”，“皇军威武，反蒋爱民”之类的谎言，推行“地方自治”、“满洲独立”，全是欺骗。
此时日本人又开始扶持满族皇帝，建什么满州国了。大汉奸汪精卫这样的一大帮卖国精英也不顾万劫不复的后果，跟着鬼子去建设什么“皇道乐土”。针对的人不同，策略随时根据需要而变，日本人还真是随时都能找到鹰犬和帮凶。
日本一再提什么中日“同文同种”，也是有险恶目的的。
透过这些谎言，我还可以告诉你，日本确实认为满族对于汉族，是异族。而日本人在这个逻辑下，推理出一个问题，就是“满族能统治汉族几百年，大和族为什么不行呢？”
他们的逻辑起点就是，汉族是软弱的民族；他们的结论是，汉族也会任由日本人统治的。
我们一些读史的人，偏偏或有意，或浅薄，甚至是无耻地，一而再再而三地迎合了这些“满日战争”论、“解放汉族”论！
也不想想，试问1945，抗日胜利，汉族又是谁从谁手里解救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