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此时,我们可以继续讨论前边未“见底”的一个问题:北洋舰队的主战、主守问题。
黄海之战已经结束,但这个问题仍然被反复追究。10年后,我们还在问一个问题:保船,谁之过?
按历史教科书上的说法,李鸿章一味“保船”——消极地保存实力,命令北洋舰队坚不出战,致使被动地挨打,直至全军覆没。
但我感觉历史记载到这里,明显地再次出现一个分野。
保船,李鸿章之过吗?
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大致有二:
李鸿章首次亮出“保船制敌”的方针,还是在1894年8月9日,李鸿章在接到朝廷对北洋舰队行动不满、要求遴选将才代替丁汝昌的命令后,所回奏折中提出的——
“惟现在密筹彼此情势,海军战守得失,不得不求保船制敌之方。”
算作铁证的还有李鸿章同时提出的——
“惟不必定与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盖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
我们知道,这一想法,十分符合李鸿章以北洋舰队为“战略威慑”作用的一贯思想,也十分符合李鸿章“以炮台护兵船”的既定方针,根本不需要质疑。
为这一道奏章,也为这一纸建议,李鸿章背定了“消极保船”的恶名。
加上有两次丁汝昌要求带队出海,寻机攻击日舰,更证明了李鸿章的消极避战。
其实这个情节,我们前边已经分析过。8月9日,甲午开战的一个多月内,正是李鸿章与丁汝昌此起彼伏,忽战忽守的变化之中。
况且听人之话语,当考虑所处语境。按照当时的情形,朝廷对北洋海军开战后的无所作为已是难以容忍。所以,这些话含有相当大的成分——李鸿章不得不曲意回护,针对朝廷的指责,为丁汝昌开脱。
而且我们也已看到,接下来,便是李鸿章也督促北洋舰队出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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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李鸿章确实有一个策略。
这牵扯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始终十分清醒:此时敌我力量的对比,优势并不在大清一边。
这一点,从李鸿章向朝廷提出的制敌策略上,已经完全地反映出来。
我们从实力对比出发去认识,李鸿章的策略,就不到认为没有一点价值,至少可以认为那其实是唯一的可选之选。
即使不能消灭日本舰队,只要北洋舰队保持存在,就能时刻给日舰队造成压力。
日本舰队一样无法腾出手来,干其它的。这就是牵制。
黄海大战已经结束,事实证明,海上对阵确实不太理智。一场战斗拼光老底,遇到的就是最坏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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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说是一样,做是一样。一个人的行动,有时候也会有变化和偏移。
实际上,回顾战争进程可以发现,从一开始,李鸿章并没有始终坚守这一“保船”策略。
相反,前边我们已经看到,他从决心开战之时,便派出军舰至黄海、深入朝鲜沿海,掩护牙山清军。丰岛海战后,又加大护航力量。
从战争开始直至黄海海战前致丁汝昌的一系列电文看,李鸿章一再命令北洋海军,所用词语皆为“出海巡游”、“相机攻敌”,对日本海军实施“迎击”、“截击”……
这些行动,可以看出,在此时期内李鸿章不仅没有让北洋舰队“避战保船”,也看不出“不必定与拼击”的战略,反而一再令水师主动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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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再次回头对照李鸿章的“保船制敌之方”,仔细思考之后我断定,李鸿章的思想是“保船”,但更重在“制敌”。
保船是为制敌,制敌才是目的。这条无可厚非,因为保存自己才能消灭敌人,消灭敌人才能更好地保存自己。
“保船制敌”,更非“保船避敌”。
因为,对于同一个拳台上的拳击手来说,避是避不过的。
至于长期以来,有人关注于李鸿章保存实力,为自己留下退路——因为失去北洋,李鸿章就失去了赖以支撑的“资本”——这看似有一定道理,但我觉得,讨论价值不大。
消极避战的行为已难有立足之地,即便李鸿章想干,大清朝皇上不允,朝中舆论也不许。
反过来说,船保住了,战争失败了,李鸿章被撤职查办,那个北洋还能是他的吗?
失船事小,战败罪大。后果,李鸿章一定比谁都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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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开始后,身负对日作战的实际指挥官责任,由以谈求全,到以战保和,是李鸿章不能不做出的战略调整。
“保船制敌”这一战略的实际执行者丁汝昌呢?
唯一能执行“保船制敌”策略的,是丁汝昌。反之,唯一能曲解李大人的意思、篡改这一方针的,也是丁汝昌。
仔细回顾一下就可以发现,从前期看,丁汝昌一系列“游击于海上”的行动,还算是贴近李鸿章“巡游”和“相机攻敌”的要求。
丁汝昌与李老帅两人彼此“一硬一软”交替变化,倒不是行动样式的问题,而是时机选择上的差异,导致了节奏上不合拍的问题。
巡游一无所获,除了因为不敢深入,此外也应加上一条,联合舰队根本就没有给丁汝昌“相机攻敌”的机会。
等黄海一战过后,情况变得严重,在策略上分歧便开始明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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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战后,闻听日军似有袭击威海、大沽的迹象,丁汝昌不得已拉出来“大巡游”,又是以各军港“烽火警报”为号,沿着海岸线不远,划了一道航迹,从南往北追了一遭。
这是黄海战后北洋舰队唯一的一次主动巡海。
这唯一的一次,还基本是沿着海岸线,贴着边去的。然后,又一头扎进旅顺港。
为什么?保船为要!
如果说前边还想着,也有可能寻机捕捉落单的敌舰,同敌人打消耗战,现在,连这个也不再敢想,能力也达不到。形势已经极为不利,唯一的选择,就剩下保船了。
所以,实行了重在“保船”策略的人,就是战场实际指挥者——丁汝昌。
到现在,丁汝昌完成了与李鸿章相反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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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个“保船”,丁汝昌当然能待在港里,就不出去。
理由有很多,船只没有修竣,火炮仍有缺损,炮弹没有配齐……
其实就一个说不出的原因——只有待在港里,北洋舰队的船才是安全的。
安全倒是安全了,可是,从此,北洋再无其它作为。
依托完备的海岸防御体系,依靠岸防大炮的掩护,海军就这样把自己困在浅海。
最后,困在了旅顺、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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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返回头去想想那边,即使伊东率舰队到了旅顺,到了也没撤。
大清的炮台,不是拿气吹起来的。
硬冲进港去,是没这个实力的。
所以,只要北洋舰队待在港里,“决战”是打不成的,而彻底消灭北洋舰队,只能是个纸面上的计划而已。
伊东只能派军舰在旅顺口海面,岸炮射程之外,远远地布下阵来。象是邀战,更象是监视。
“海上阵地战”,这真是海军史上的一大创举,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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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还是那句话,只要北洋海军不出来,护航运兵的任务就不受任何影响。伊东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大清北洋海军的舰队坚守旅顺、威海,坚不出海作战。
大清各方,仍然各守各摊,各保一方。
日本人设想中的海上遭遇战没有出现。
日本人“期待”中的“大清联合舰队”也没有出现。
看来日本人真是想多了,过虑了。
还是小川又次在《征讨清国策》中先期预测的比较准确。
伊东祐亨在综合各种情报,确定北洋舰队进了旅顺就没有出来,所谓南洋、广东舰队也没有调整部署的举动,才放松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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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打成这个样子,突然在海上出现了一段平静。
看起来,大清和日本海军算是困在旅顺港同一个“笼子”里,“笼子”外面,俄国、英国闻讯派军舰赶来——观战。
以讹传讹地消息,竟说包括某个国家的舰队司令都亲赴现场,热热闹闹地围观。
就象狮子也会抢鬣狗的猎物,上去撕咬一口,他们还等着东亚两强相争,自己“鱼翁得利”呢。事情明摆着,不管谁赢了,西洋列强在亚洲都少了一个挑战者,同时,还可以参与“盛宴”,在失败者身上讹诈更多的东西,完全是不费一人一枪一弹的便宜事。
这种旅行和看热闹带抢东西的见习观察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坐视日本获得全胜,下一个十年之后,俄国首先尝到了苦果。
其实,真正工于此道的是后起之秀的美国。后来一战、二战的表现就是这样:站在一边观战,等双方都精疲力尽,一方露出艰难胜利的迹象时,就是高举道义大旗,加入优势一方的时候。在明确的结果前,以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成为最大的赢家。
当然,说这些也没什么用处,聊以阿Q式自我慰藉。
别人的成败,与大清何干,哪些,能改变大清失败的命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