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否认，黄海海战中，是一次处于劣势条件下的顽强战斗。

在敌人面前，除了两艘船擅自逃离战场，其他官兵，包括洋人雇员，都表现了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

不屈不挠，直至日本海军率先退出了战斗。

北洋舰队付出巨大的牺牲，但仍然完成了护航和警戒任务。

要知道，海战之时，铭军将领刘盛休在隆隆的炮声中心急如焚，卸载作业显得尤其拖拉，时间漫长难熬。

作为应急手段，他命令铭军炮队首先登岸，在江口设立阵地，准备与日舰决一死战。可一旦到那个关头，就不堪设想了。

所以，唯有盼望大清海军能够战胜日军，为自己争取到生机。

遭到重创的北洋舰队，拖着残破之躯，回到大东沟，只是尽自己的职责，实际已无力再战。如果不是伊东胆寒，判断失准，结局仍然没法想象。

但北洋舰队仍然回到自己应该在的位置。

“查兵船开仗，运船极险，幸日船被创颇甚，退去修理，铭军乃能乘间起岸，日内不致游弋截夺……”[《中日战争》]李鸿章的电文，也不全是虚词。

仅凭“完成任务”这一点考虑，事后，朝廷也不应完全按交战失利来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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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成熟的军队，胜不骄，败不馁。战事未休，应整装再战，不允许自甘败亡或斗志焕散。正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

对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在如何对待战争胜负上，态度更加重要。

北洋海军，需要一段时间来抢修军舰，更需要一段时间来调整自己。

但北洋面对的，首先是要应付来自上方的压力，需要给当权者一个“合理”的交待。

这是一个很费脑筋，很扯牵精力的事。

报告内容就颇费斟酌。评功摆好，推诿责任，保奖参劾，都是一门大学问。

时间紧迫，很多情况根本来不及核实。

但丁汝昌很快便将第一通电报发往天津了。

他只是讲述海战的过程，双方损失，对其他问题避而不谈，绕开了那些需要大学问才能摆平的事情。

这其中包括了作战不力人员的情况，对临阵脱逃者方伯谦，开始，丁汝昌也并没有打算把他推出去。

这种报告显然是无法令上级满意的，事关责任追究，只表扬、不批评，讲问题只讲原因、不讲具体人员，是交待不过去的。

李鸿章当然也要对上运用“大学问”，但在部属打“擦边球”上，既瞒不过他，也擦不过去。

一番来回之后，于是我们看到，随着李鸿章收到丁汝昌的报告，再上报军机处，有些本身就说不清的情况，甚至还有些“谎言”，也在层层向上传递。

本来，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等五舰，日舰一艘未沉，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经李鸿章的“润色”，成了“以寡击众，转败为功”，“我失四船，日沉三船”。当然，有一舰是自己在家门口触礁的，不是海战中造成的。

打成这种结果的话，绝不算是败局，起码也是平手。

当然，北洋官兵确实认为被自己打得失去战斗能力、逃出战场的几艘日舰，是指定经不起波涛、回不到老窝的。客观来讲，接下来的战斗也说明，日军有几艘船已经“倒地十秒不起”，无法参加中日战争了。我认为，虽然所报不够准确，这和战损无甚区别。要真说当场看到沉没才算数，或者说要达到我们在后来一些时期坚持的“敌人被击倒三分钟没动，没有掉在战壕里，也没有被人救走，才算击毙”的严格标准，那时候也没有。

统计战果，不准确有之。但怀有“曲意回护”之意，故意夸大缩小，则是不容肯定的。

其实，小日本也惯会搞这一套，持续到抗日战争还是。伊东回去以后的报告，大家可以查一查，也虚报了大清的伤亡。对国内的宣传需要这个，对保护和激励士气也需要这个，谎言说一万遍，连说谎的人自己也都信了。现实情况跟理想状态是有区别的，很多问题就是这么吊诡。

当然，这些数字对后来的研究者，会造成很多干扰。还原历史真相是重要的，李鸿章的这些数字，也广受责备。

军舰庞然大物，不是小木桨船，知道自己的军舰数目不好隐匿，就转而从敌方那里上做“假账”，当然是要狠狠揭批的。

但很少有人具体考虑一个问题：大清的事，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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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大清朝廷也以为“东沟之战，倭船伤重”，给予大力褒奖。

10月5日，李鸿章根据海战报告，为英勇牺牲的邓世昌、林永升、陈金揆、黄建勋、林履中申请抚恤，其中陈金揆、黄建勋照总兵例抚恤，其余全部按照提督例待遇，并分别追赠称号、世袭官职。邓世昌的事迹尤为壮烈，还被赐予谥号“壮节”。

而且，因邓世昌、黄建勋、林履中等管带不愿独存，与舰一同沉海殉国，痛心之下，李鸿章建议并迅速得到了朝廷允准：今后各舰凡前敌冲锋尽力攻击而致船沉，或机器损坏，或子弹罄尽，或伤焚太甚者，准免治罪，仍予论功，以为海军保存人才。

这条对海军章程加以完善的重要规定，确实在对待官兵、看待成败上，具有了今人所称道的“人文精神”的内涵，是一个进步。通过这条，也是对邓世昌等英雄精神的再度肯定。

剩下的就是处罚了。

除了斩了一个，撤了一个，还有一个丁汝昌是最尴尬的。以“留用察看”处分的“戴罪之身”指挥这场战斗，虽然带伤，但指挥不力和领导责任两项，无论如何也推脱不掉的。

朝廷明确让李鸿章另择合适人选。正好，丁汝昌伤情严重，看东西两眼难睁，走路都迈步困难，所以也向李鸿章请假疗伤，并建议从两位总兵中选一人暂时代理提督职务。

李鸿章根据个人秉性、能力，权衡之后，向朝廷推荐了北洋舰队的第三号人物、右翼总兵刘步蟾。

这里，李鸿章一改不久前还在请功折中称赞的，“提督衔左翼总兵果勇巴图鲁林泰曾，整队迎攻，坚忍不拔”[《海战请奖折》，《李文忠公全集电稿》]，推荐时对舰队排在二号的林泰曾只字未提，可以看出他内心里对林泰曾性格上的柔弱始终不太放心。但值得玩味的是，李鸿章虽然在请功折中曾称“头品顶戴右翼总兵强勇巴图鲁刘步蟾，号令指挥，胆识兼裕，拟请旨以提督记名简放”[《海战请奖折》]，算是对刘步蟾认识较为一致，此时也降低了评价的调子，仅淡淡地以“经此战阵、稍有阅历”，算做回应朝廷的征询，也可看出李鸿章内心矛盾，而且仍有自己的打算。。

估计与敌周旋，积日累久，经此一役，丁汝昌也心力交瘁，只想图个“无官一身轻”，不想也没有心力再上阵复仇、一雪前耻了。

前前后后仔细思考，就会理解丁汝昌——这个位置担子太重，也太难干了。自己受了处理，其他英勇战斗的人能保全，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交待。

但他能激流勇退吗？不可能。

李鸿章还得依靠他。在自己已经被处以“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处分的情况下，李鸿章还给丁汝昌、刘步蟾发电报，温词慰勉。“禹亭伤痕渐愈，前虽据情奏令刘镇代理，旨令伤愈仍行接统。有此恶战，中外咸知，前此谤议顿消。望仍勉力视事，督催修理各船早峻。以后专在北洋各要口巡击，倭犹有忌惮也。”这也等于对北洋舰队明确：丁汝昌仍实际督责。

李鸿章明白丁汝昌此前所担“避战行为”，一大部分是替自己背黑锅，这次海战，也比较了解情况，所以对丁汝昌仍曲为遮护。

原因可能还有很多。比如，闽党军官的防范问题。

是，但还不仅是这些。而且刘步蟾能顶得上来不一定，李鸿章要顶住的，还有其他人安排的另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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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这样的方式和结果，对北洋来说仍然只是触及表面的。朝廷和舆论对海战的评价，对北洋的负面影响不小，北洋内部官兵也有“赏罚不明”的感觉。

其实，一场战争，往往有很多事情说不清。赏罚严明，说得容易，做起来很难。既是荣誉，也是利益。而一旦和利益挂起勾来，几乎没有什么事情不变得复杂的。

当然，还有制度上的原因。

“来远”舰帮带大副张哲濚就指出：“受伤虽住医院，而扶持之役，资派本船水手；阵亡者，衣衾棺椁出己之薪俸口粮。领恤赏之时，亦有幸与不幸。士卒一念及此，安得死敌之甘心？谁无父母妻子，使能给养其家，何有求生之念？”这一席实话，说出了这种制度缺陷带来的深刻影响。

大清战时没有充足的医疗，更谈不上有什么符合近代要求的战地医院，这与日本有专职军医，看护妇（护士）上前线救护伤员，差距很大。不但伤者要有本船出人去看护（也不管这样会占用战斗人中，削弱战斗力），战死之后，衣服棺材钱还要个人出资。加上抚恤也有差别，牺牲者无法养活妻儿老小。这些，当然会影响官兵杀敌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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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舰队战后，总体士气虽然低沉，但不能说是完全焕散、不可收拾。

我这么断定，是因为，除了几个敌舰数字上不够光明，舰队各级还专门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战场检讨。从各书上的记载来看，他们还找到了很多问题。这种状况，颇具“自我批评”精神，也说明从军心上仍然可用。

也是因为这个情况，我甚至对北洋在几条舰的数字上造假的故意，也有了几分怀疑。

但检讨中所道出的很多问题，舰速迟缓，炮不如人，弹药不足……这些解决的难度远小于对人员精神培养、士气振作、技能训练的问题，解决起来，也不是很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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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一支军队的战斗力，不光看战场能打，也要看他战斗力的恢复速度。这也向来是制约一支军队成败的重要指标。

北洋舰队一回到旅顺，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系安排军舰修理。

旅顺港东澳，从没象这样拥挤，摆满了战舰。宽阔一点的西澳内，只有一个忍受着“逃兵”耻辱的“济远”号，带着几处说不清道不明的伤口，孤零零地待在那里，谁也不愿意靠近它停泊。

由于军舰伤损过于严重，旅顺港修理设施、工人都不够，修理工作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即使从天津、南洋各局商调工人，采取船坞外船只水上部分修理同步展开，官兵们都要动员起来，参加干活，仍然不足。看起来整个旅顺港口都沸腾了，夜间也灯火通明，成了一个超级工厂，但是，恢复速度还是严重不够。

很多火炮，因为是进口的，根本就不是自己能修理的。现在可以知道，依靠钱来买装备，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没有自我保障能力，是一个多么严重的缺陷。

日本那边，情况就好多了。除“松岛”这样的重伤员们拖回了日本，人家派出了改装成工厂一般的维修船到朝鲜沿海修理，车床什么的一应俱全，工人也充足，干劲也大，没白没黑地赶工，有的轻伤的船，4天就基本恢复了战力。

弹药的问题对日本人也不是问题，日本国内储备充足，一下子拉来三运输船的量，各舰补充得足足的。

不需要再细说，两相对比，应该能说明什么了吧。

包括，对接下来几个月，甚至整个甲午年开始的这场战争，是否也预示了什么，也已经决定了什么呢？

答案大家知道。可原因，却不容易被人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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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就是这样。对北洋来说，黄海的悲歌没有停止。

该奖的奖过了，但是迎接他们的，还有新一轮的打击。

该斩的斩了。而对将领的口舌讨伐之声并未停息。特别是对负有领导责任的李鸿章、丁汝昌，责难四起。

北洋将领们只能在这样的环境下，保持沉默。默默地干工作，同时抚平疮伤。

而且，对有些参加过生死战争的官兵，这种心理疮伤可能会伴随一辈子。

当然，把对方说得狼狈，自己的损伤加以掩盖，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不知道，会严重加剧对局势的误判。

很快，北洋就要被“出击”“与敌决战”的命令逼疯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