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关于叶志超的军事行动报道：“迳定州，亦弃不守，趋五百馀里，渡鸭绿江，入边始止焉”。

叶志超狂奔500里，创造了大清人数最多、距离最远的溃退的战场纪录。

他的好运终于走到尽头，噩运来临了。

…………………………………………

此前，朝廷还在继续四处调集援兵，一再催促后路部队速至义州，准备在义州组织会战。

接到命令的，有刘盛休铭军十营，还有四川提督、毅军统领宋庆，还有奉天、吉林的守军……

但前线将领同样认为义州作战，不如守九连城，也就是，鸭绿江西、国境之内，固守门户。

刘盛休致电李鸿章：“查九连城在鸭绿江西岸，实为奉省门户，现只有两旗营，不甚得力。”“九连城为义州紧要后路，必得重兵划江防守。”

这个意见，提醒了李鸿章。

0日，李鸿章便向上报告，提出了以九连城为核心，组织江防的意见。“九连城防军太单，铭军即去义州，未必能当倭人数万之众，若令在鸭绿西岸布防，于大局有益。昨奉旨催宋庆赴九连城，因海路运兵不行，必须遵陆前往，尚须时日，且仅二千四百人，力量亦薄。自不若暂留铭军，扼江固守为稳。”[《北洋大臣来电》（《甲午战争史》）]

从电文揣摩，甚至他连宋庆去九连城都不愿意，既然让刘盛休留守九连城，那宋庆就不要离开旅顺了，这是李鸿章的一个盘算。所以，感觉自己的建议能被采纳，他便再次发电，把自己隐藏的目的讲出：“饬刘盛休驻九连城一带，与派出旗营连络，严防鸭绿江窜越之路，留宋庆仍住旅顺。”

李鸿章内心十分清楚朝鲜的战局，同时作为前敌的统帅，他不能不通盘筹划，考虑旅顺的安危。

或者，宋庆不去，自己在旅顺近前多了一个得力帮手，或许叶志超还有得安排。即使宋庆到九连城去，朝廷授予统领，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朝廷基本同意了李鸿章的意见：别外调兵增防九连城，防守鸭绿江。其它，光绪否定了李鸿章的建议。

看来，朝廷已决意起用宋庆。

果然，朝廷连降几道圣旨：派宋庆帮办北洋军务，并带所部各营往扎九连城，“与铭军固守沿江一带”；命令刘盛休还按原定计划，“仍先驻义州，与叶志超通筹战守”。

李鸿章不得不重新上奏折，提出一个重要的防御方针：“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直隶总督李鸿章奏军事紧急情形折》（《甲午战争史》）]。就是严守渤海近京门户，同时确保辽东和山东。这个指导思想，得到了朝廷的认可。1日，朝廷给李鸿章一道初看有点模棱两可的电谕：

“义州屏蔽奉边，仅隔一江，又为前敌各军转运之所；该处兵亦无多，倭人惯用抄截后路之术，势亦可危。叶志超等军日内有无战事？若以大队回顾义州，背水扼扎，能否足遏寇氛？倘量度贼势过众，不能操退敌之胜算，与其株守孤城，不若全军渡回江西，于九连城一带合力严防。先立于不败之地，一俟各路征调之军到齐，再图进剿。著李鸿章统筹进止机宜，妥为调度，朝廷不为遥制。”[《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甲午战争史）]

最后一句，光绪说授予李鸿章以统筹进止之权，自己在后方不加干涉，确实是不加干涉。前边对义州，守还是不守，只是强调了一下重要性，也从地形利弊、形势允许方面进行了分析，等于是给李鸿章一道选择题。意思是：我的意见说完了，怎么办，还是你来定。

李鸿章还会怎么办？他的意见早就清楚了。所以，这也等于是采纳了李鸿章的建议，听从李鸿章放弃在鸭绿江南岸与日军作战的计划。

另外，光绪也在着手向九连城增调军队。前前后后，包括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所部三千人，东北练兵大臣定安手下张锡銮所带两营，另特谕安定、盛京将军裕禄，对边防事宜责无旁贷，不能置身事外，要与依克唐阿他们分别征召新营，赶赴前线。

当然，这表明了加强鸭绿江防线的意图，但是，这与留义州作为江南的前进“基地”，并不矛盾。

李鸿章却立刻着手，命令刘盛休、宋庆到九连城集中，并在日，给义州的叶志超回电，分批渡河。

…………………………………………

义州这个桥头堡，被这一帮人上下撺掇、从中阻梗，终于被放弃了。

这仍然是消极保守思想的结果。

叶志超在平壤城下摆阵，李鸿章在国境线沿江摆阵。这一做法，充分证明了老帅确实是叶志超的师傅。

如果在靠近鸭绿江的东岸险要的地方，选择几处作为桥头堡，再设法架设船桥连通两岸（这不是难事），就算是守，也能为鸭绿江所谓“天险”加上“保险”。最明显的好处就是日军在沿江地区的行动将受到极大限制，绝对不可能再后顾无忧、聚精会神地组织渡江。这本是一个基本的军事常识。

不这么做，即使日军现时不发动攻击，冬天马上就要来到，江面封冻，任何“天险”都成平川。

这本来也是需要将帅考虑的一个基本因素。

可惜，叶志超一心过江去，后边的人一个也不愿过来。

虽然又后退了一步，但清廷还是满怀希望叶志超等退回江西后，能够组成一道牢固的鸭绿江防线，以阻止日军的进攻。

叶志超回到江边，得到了老战友宋庆到达九连城的消息。很明显，这是来代替自己的。

官是做不长了，正好，也可以卸下这副担子，哪怕回家，也心甘。

而且，估计也坏不到哪里去。

但他确实没有想到下场这么坏。

…………………………………………

开始大清朝廷确实还被蒙在鼓里，这一点我十分确信。

叶志超逃到安州后，曾重演谎报军情的“老绝技”。他给李鸿章的报告，就是按成欢之战的模式，“照葫芦画瓢”，虚构了一个吓人的“倭人遽以三四万之众猛扑环攻”，编造出个“苦战五昼夜”的战绩，再说明自己是“子尽粮绝，退出平壤”，一派抱恨而走的样子。

不知道老领导信不信，但不信也得信，以上就是从他给朝廷的报告中摘的。李鸿章很规矩地上书，由于自己负有领导责任，请朝廷“严议”（严肃处理），顺便还请求严肃追究叶志超的问题。

说得很诚恳，但处理了他，谁来顶这个“缸”，担当对日本人的战争？

朝廷对李鸿章宽慰有加，并比较宽容地宽免了叶志超，降旨慰勉有加，称其“深入异地，苦战连日，此次退出平壤，实因众寡不故，伤亡甚多，尚无畏葸情事”，最后，竟然“加恩免其议处”。

既然任命了宋庆，人是否得换？以前的任命是不是该撤销？朝廷竟然把这事给忘了，所以，这也说明朝廷还没有得到实情。

还是在李鸿章的提醒下，朝廷才免去了叶志超的总统职务，让他带好本部人马，配合好老战友的工作，同心协力，再接再厉，打好鸭绿江保卫战。

叶志超心知肚明，自己那点烂事能“扛”过去就是侥幸了，也没有什么心情布置防务，而是早早便进入情况，就是晒晒太阳、憧憬下未来，等着宋庆到来。

但他终于没有“扛”过去。

宋庆到来后，不光是交接，还顺便送他回去“休养”。

直接宣布了皇上的谕旨，抓起来，送回京城大牢。

一同被抓的，还有卫汝贵。

马玉崑“临敌退缩自贻罪戾”的警告，终于应验。

…………………………………………

“事儿”没捂住，终于“爆”了。不知怎么的，朝鲜的真实情况传到了大清，朝中一片哗然。

有的说是其他部的将领将实情透露了出来，有的说是还在日本的华侨将真实情况传回来了，有的说是些西洋人通报了情况。甚至还有的说是盛宣怀给爆出来的，他的弟弟从军出征，就在盛军营中，本想捞点战功，却不幸牺牲。这期间，他在电报中，给盛宣怀传递了不少消息，弄得象个搞监视“特务”。

这些渠道，都有可能。

叶志超的所做所为，要想让其他的官兵服气，不可能。那么多将士白白死了，让他舒舒服服地过日子，我估计也不是人人都咽得下这口鸟气。出去这么多人，打得这么窝囊，不是人人都能腆得下这个脸。再说，知情不说，就是跟着他叶志超吃了亏，到头来还要“背黑锅”。

这些情况，都有可能。别说其他部队，就是淮军，也把不准会“窝里反”。

总之，是谁说的无所谓了，反正中国古话说得好，“瞒得了初一，瞒不了十五”，“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朝中言官怒不可遏，群情汹涌，奏章雪片般飞来，揭发叶志超捏造战功，编造事实，为战败开脱，不杀不足以慰阵亡将士英灵……原先知不知道都不重要了，现在办不办才重要，朝廷一改初衷，下令查办。

叶志超被“械送京师，下刑部鞫实”。本来刑部的意见，是“斩立决”的，经老李一再求情，定了个“斩监候”（也就是秋后问斩），投到大牢里。性命暂时保住了，拖延些时日，将来拿点银子打点打点，改判一下也有可能。

可惜，虽然叶志超受到了严厉处分，也是其罪有应得，马上杀了都不过分。但朝廷用人不察，以致造成平壤大溃退的严重后果，却是永远无法挽回的。

千古遗恨，所恨，历史的结果不能改写。

…………………………………………

令人奇怪的是，现在还有人为他“喊冤”了。

叶志超导致的，是对大清无法弥补的大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重大挫折。这么一个可恨之人，真被依律处理了，“天道公理”之中的事，在某些人嘴里说出来，倒成了一场“阴谋”了。说别人我信，对他，能有个鸟的“阴谋”？

倒是卫汝贵反倒象是受了叶志超的“池鱼之祸”，也被牵连进来，拿交刑部治罪。

据言官“举报”，刑部查实上报，卫汝贵有三条罪状：一、“临敌退缩，以致全军溃败”；二、“克扣军饷”；三、“纵兵抢掠”。

其实，临阵退缩，是乌有之事，全军溃败，也不能怨他，那是叶志超的事。至多，他也就是没有坚决反对叶志超的错误决定，象左宝贵、聂士成、马玉崑他们，阻止叶志超不战而退。平心而论，平壤之战，卫汝贵做战勇敢，指挥得当，盛军在西、南两个战场激战，重创敌人，坚守阵地，是有战功的。

但卫汝贵所统盛军纪律不严，这是有可能的。当然要说就是“纵兵抢掠”，则让人存有疑问。很多资料表明，反倒是丰升阿的盛字练军（八旗）军纪涣散，时有骚扰百姓的事。盛军战场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一般来讲，这样的部队纪律也较严格。而从盛字练军的作战，未发现有过人表现，似乎也不象是有战斗力的。所以当朝中也有人怀疑，包括现在的历史学者也怀疑，是否是言官信息错误，把盛字练军的账算到了盛军头上？

不过，情势有变，卫汝贵没有整饬军纪，出问题也未免。卫汝贵带兵进入朝鲜境内，便奉李鸿章电令，负责起全部后方运转事谊，一边指挥紧急进军平壤，到达平壤后又布置防务，根本无暇顾及军纪。前边我说过，转运任务给卫汝贵带来了毁灭性后果，就是指这个事。

至于“抢掠”一事，我也觉得很难说没有。很多资料都说明，清军缺乏基本的后勤意识，在后勤保障严重不足的被动状况下，部队不知道全力保护有限的粮秣辎重。成欢不说了，就是在平壤，也轻易丢弃大量粮秣辎重，反而便宜了敌人，亏了自己。溃退当中，清军粮食状况很可能短时陷入严重困难境地，比如平壤到安州路上（只有到安州才能得到接应），造成部队士气低下，强抢朝鲜百姓食粮的事是极有可能发生的。对待大清吃了败仗的溃兵，别说朝鲜百姓，就是中国百姓，也不见得待见，谁还象迎接救兵或胜利之师一样，箪食壶浆、夹道欢送？

所以，这一条，卫汝贵自己也是无法证明没有的。这就直接触犯了大清朝廷“严格军纪”的命令，也违反了李鸿章再三叮咛的“不得扰民，买东西要给银钱”的要求。

剩下一条，“克扣军饷”，却是卫汝贵再也无法洗清的罪名。

言官言之凿凿，主要的依据有：

卫汝贵在出发前，在领到军饷后，立马扣下了8万两，寄回家中。

当然这个数字有点大。查一下，总共8万两，他一下扣这么多，不仅有点大，而且真是贪得头脑发昏，光看见银子，不知“此时何时、此地何地”了。部队马上就要出发，军费能宽裕吗？

也许自己也知道这个不太成立，言官又说，是平时扣下，攒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条有点“风闻言事”，你至少要拿出证物，或者找出一两个证人来吧？

但是对卫汝贵来讲，到这，就已经说不清了。

还有一件事，确实无法推脱，我们前边说过——吃空饷。

平时兵不足额，但按足额领钱。这是各部队普遍存在的，不打仗不知道，一打仗就检验出来了。说有6000兵马，实则4500左右，骗不过敌人，也骗不了自己了。偏偏派他去打仗，偏偏又是他被盯上，只能怨倒霉吧。

当然，真的要追究起来，可就是触犯刑律了。

以上仅是后来人的质疑，对所控之事，不知卫汝贵如何为自己辩护的，没有资料，反而还爆出个“向刑部尚书行贿十万两银子，被尚书大人严辞拒绝”这么一档子事来。

完了，彻底完了。

几条罪名，刑部按查实上报，判死罪。上谕：“卫汝贵平日待兵刻薄寡恩，毫无约束，此次统带盛军，临敌节节退缩，贻误大局，并有克扣军饷，纵兵抢掠情事，罪状甚重，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军律而儆效尤？卫汝贵著倚律论斩，即行处决”。

1895年1月16日，卫汝贵被押往刑场斩决。

其实全面衡量，卫汝贵是功大于过。即便有罪，但罪不该死。

对于这样一位重要的高级将领，清廷竟然丝毫不念他的功劳，把战败的责任一大部分推给他，草率成案，匆匆处决，不能不让后人为他感到遗憾，且留下更深的疑问。

朝廷露出一个明显目的：拿卫汝贵当标杆，“以肃军纪而儆效尤”。卫汝贵之死，已经成了一种政治需要，所以，他必须死。

后面章节，我还会专门谈到这个问题。

…………………………………………

卫汝贵陪着叶志超这个难兄难弟，一起为朝鲜战败“买单”，死后，也是骂名滚滚，十分不堪。他们俩被牵出来，连接着还牵出一桩“公案”——一封家书。

这封家信，怎么爆出来的呢？他们跑得急，给丢在朝鲜战场上，让日本兵拣到了，还被登在报纸上、编进了书里。

《清史稿》中，卫汝贵列传记载，“汝贵治淮军久，援朝时年已六十矣。其妻贻以书，戒勿当前敌，汝贵遇敌辄避走。败遁后，日人获其牍，尝引以戒国人”。说卫汝贵的妻子写信给他，告诫他不要上阵就冲在前头，所以卫汝贵遇敌就避战，战败就逃走。

这条记录哪来的依据？记录本身也说了，日本人得到了他的信，拿来警示国人。

看来这消息，还是从日本人那里来的。

没错，是从日本人的宣传中得到的。日本人似曾经缴获过清军将领的书信，还拿来发表（清军怎么这么狼狈，家书也丢，皇上的嘉奖令也丢）。甲午战争中日军派了大量随军记者，也在国内大量刊发书籍、杂志、报纸新闻，以嘲弄敌国敌军的狼狈，宣场日军的英勇，激励国人精神、军人斗志。前边讲到牙山战斗之后，日军便刊发了清军的“立功嘉奖”，便是这种情况。

但错的是，如果不是编造的，就是说那封信是真的，却不是卫汝贵的家书，而是叶志超的家书。

据海军史专家陈悦先生考证，确认有日本书籍刊载了一位年近六十的中国陆军将领收到的妻子来信，确有“戒勿当前敌”的内容。不过，从称呼、落款和内容看，这封书信的收信人并不是卫汝贵，而是直隶提督叶志超。

根据陈悦先生记录的书信内容，抬头称呼为“军门大人座右”，是对提督的标准敬称，就象国民党军下级称军长以上的官为“钧座”。落款为“妻孙氏端肃、大媳暨儿女等侍笔”，确认为叶志超的妻子孙夫人无误。

至于信中所写，无非是说了些来往书信收到没有，托人捎来一些食品（火腿、洋点心等共八色）这样的事。后边还报上了家人平安，勿为挂念，又希望丈夫注意保重身体之类。纯是家中挂念出征之人，也是人之常情。中间关健的部分，“教匪（东学党）刻已肃清，俟与日本讲和，即撤兵内渡，闻此甚慰。如果和事说定，固属甚好，否则必动干戈。忆吾夫廿余岁从戎至今，每战必先，人所钦佩。此时年近六旬，精神虽好，较前实差许多。总宜调遣得人，勿身先士卒，是为祈。”实际上，除了讨论点战事情况，也没有什么犯错误的言论。

但就坏在一句“勿身先士卒”，惹下了说不清的麻烦。人们不看前边“总宜调遣得人”，更不看更前边的“从戎至今，每战必先”和“时年近六旬，精神虽好，较前实差许多”，便抓住这句大作文章，对战败者大加挞伐——临战之时说这种话，无异于教丈夫临阵退避，难怪会失败。其后便越传越神，越描越黑。

这个麻烦还引到了本来与这封信没有丝毫关系的卫汝贵头上。

就这么一个事，漂洋过海返回到大清，经过这么多渠道和层次的加工，竟成了卫汝贵的罪证，还载入了正史。

准确与否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正好印证了清流派言官们的弹劾之言。真是洗也洗不清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