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对于哪一个商人来说,社会上的重大变化往往都意味着最大的生意机会。
作为共和国来讲,打开国门之后,来到首都的外国人越来越多,这便是当代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这一点对大部分京城人来说,其实并不太难感觉到。
因为天安门广场上,故宫前,王府井,使馆区这几个地方,各种肤色的“歪果仁”一直都在与日增多。如果以年来计算,更是以几何速度来爆炸的。
还有,“京城饭店”、“友谊宾馆”这些涉外宾馆越来越人满为患,甚至新开张没多久的“建国饭店”,入住率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而“聚德全”在京的几家门店,如今每天接待的顾客已经有四成是外国人和港澳同胞,更是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只是感觉到这种变化是一回事,但懂得穷人要和有钱人做买卖这个道理,能清晰地把这个现象与赚钱联系在一起,却是另一回事。
整个京城也仅有不多的聪明人,才注意到了这些洋人本质上是一个个流动的钱包。
像倒腾外汇券的“黄牛”们是一批,从外交公寓的外国人手里“收破烂”的有一批。
也有教外国人汉语的,帮外国人做翻译的,甚至还有出卖肉体陪外国人睡觉,或是傍着外国人,狐假虎威,行骗懵钱的。
而就是这些聪明人,也没有一个能像洪衍武这样独具慧眼,发现旅游商品这块大蛋糕的。
因为实事求是的来讲,旅游商品这个概念在我国一直都是没有的。
过去,我们对外国人的生活毫无限制,这些传统玩意也实在没什么新鲜的,外国人来到京城,想买这些小玩意,随处可以卖到。
同时我们的商家又一直把古玩、茶叶、丝绸、绣品这些高级商品当成普通的买卖来看待。
只要进店都是客人,掏钱就够了,谁管你是出于什么动机来买呢?
所以也就从未有人把这种特殊的市场需求单独区分出来过。
但改革开放之后可就全然不同了,改变恰恰从这时开始。
一方面是共和国对入境的外国人管理严格,限制很多,购物、吃饭、住宿都必须在指定地点。
另一方面,传统工艺品的生产长期不受重视,在“运动”中日益凋零,民间艺人几乎不复存在。
而眼下私营经济的恢复又刚刚才开始起步,重新开始做买卖的操业者甚少。
于是老外在这方面的需求便很难再得到满足,一个需求庞大却几乎毫无竞争的市场也就这样形成了。
实际上不少来华夏旅游的外国人都是“揣着钱来,又揣着钱回去”,还常常会抱怨说“华夏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旅游纪念品的国家,京城是唯一没有旅游纪念品的首都”。
以洪禄承的眼光,一经洪衍武提醒,是很容易就看到其中蕴藏的厚利的。
那么由此可知,洪衍武能“想到”这一点,在他爸爸洪禄承的眼里,是多么的“有创意”啊。
事实上,尽管嘴上没提起过,但老爷子的内心,是很有点自愧不如,相当佩服儿子的。
但反过来呢,谈到具体经营和规划方面,可就该换成儿子来佩服老子了。
说实话,洪衍武也有点本事不假,他自己把其他的几样生意不规划的挺好吗?
可别忘了,他经营上的优势主要还是体现在制度制订和掌控人心上。
额外的一点小聪明都体现在了怎么发现渠道、运用渠道和有效利用现有条件、如何降低成本上了。
这点本事,主要得益于他过去房地产商兼顾流氓的从业经验,和重生带来的“远见卓识”。
但他的弱点恰恰在于从未涉足过需要不断开发产品,为大众提供长期服务的实体行业。
说白了,他这个野蛮生长的投机主义,是完全跟着记忆中的热点走。
市场上缺什么就卖什么,什么利厚就卖什么。而对于产品和服务的认知,却完全是初级认知。
想想看,他之所以从“花城”进货,让底下人就认准牛仔裤,不就是怕踩错步子吗?
这本身就是一种欠缺能力的表现。
而他这方面的缺陷,在商品紧缺的时代还不会太明显。
但如果没有了重生优势,一旦进入百花争鸣,人们的需求变得多样化的时代,他就该越来越感到头疼了。
如果按洪禄承的理论来看,这也就是习惯了靠渠道捞偏门的副作用了。
那么如果让洪衍武自己来规划旅游商品的话,按他的设想,应该就是全面撒网,遍地开花的游击战。
凡是有外国游客的地方,就该有他的人。
至于具体商品上,只要有民族特色,成本低就好,拿过来打着纯手工的旗号就卖呗。
反正是杀“外国猪”,又不会有回头客,搂头按脖子就一刀,能放多少血放多少血。
但实话实说,如果真的要按照这样去办,痛快是痛快了,恐怕收益就会大打折扣了。
因为他忽视了一点,旅游商品和他从事的其他生意最大的区别就是,那不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刚需”,也不是“瘾品”。
千万别拿外国人当二傻子,人家买这些东西不过是心情愉悦下的锦上添花之举。
买可以,不买也可以。哪儿能明知道是坑还往里头的跳呢?
必须得看上眼,真心喜欢,价格还得合适才行,不会跟着你的指挥棒转悠的。
事实上,失败的例子早已存在。
洪衍武有所不知的是,其实政府的相关部门也没他想象的那般迟钝,并不是没有注意到旅游购物的创汇机会。
早在1979年,京城的有关部门就制作出来一些旅游纪念品投放市场。
比如为“聚德全”生产的烫有“京城烤鸭留念”的烫花冬青木筷,具有烤鸭店特色的小国画、明信片,和体现该店特色的包装盒、包装纸和彩色画页。
颐和园也有“面人郎”捏制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贵妃醉酒”、“红楼梦”等作品,以及书法家孟庆甲的指书作品。
此外,京城的首饰厂还与景区联合生产了一百五十余种旅游纪念品。放在景区和宾馆、饭店里出售。
但即使这样仍旧于事无补。外国人的不满并没有得到有效好转,仍旧怨声载道。
其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摆脱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错误的认为生产出什么,人家就得买什么。
生产出来的东西不是没有特色,让外国人不感兴趣。就是太雅,文化隔膜太大,外国人根本理解不了。又或是直接被外国人当成了广告宣传品。
再加上窗口式的死板销售是一种很被动形式。
所以这些玩意只能创造出很少的局部效益,总体情况十分不尽人意。反落入一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处境。
为此,我们的旅游部门不免发出了“外国人究竟要买什么”的哀叹,企业生产者也发出了“旅游业需要工业部门生产些什么”的疑惑,相关研讨会更是就此问题开展了无数。
但由于这些官老爷和企业管理者,无不是从上往下脱离实际的俯视。连从游客处境出发的视角都找不到,那又何谈解决问题呢?
这也就导致我国的旅游业中,商品经济这一环,几年来一直是停滞不前。
总之,要按洪衍武的办法来,和政府相比,他顶多是销售方法上灵活了一些。
但恐怕由此引发的不满会更重,因为外国人可没咱们老百姓这么好脾气,挨了骗那是要急眼,要投诉的。
而政府部门对洋大人的反馈还是满重视的。
那也就是说,即使能赚钱,也就变成“倒计时”了。挺好的项目,干不了多久。
到时候,最难受的恐怕就是兆庆,让洪衍武给坑一道是在所难免的了。
所以说万幸万幸,这事儿还有洪禄承给把关。
老爷子听了洪衍武的想法,当场就指出隐患所在来了。
而且还给出了切实可行,非常明确的合理规划。
一,商品销售范围就固定在两个地方——故宫与长城。
因为外国人对京城的了解,其实大多数人也就知道这两个地方。
如果旅客的时间有限,要做选择,首先要去的也就是这两个地方。
再加上洪衍武想安置的人只有三十多,真是全铺开了,既不好管控约束,也增添了联络的难度。办执照都不好办。
那又何苦再去别的地方呢?
倒不如专门在这两个地方下工夫,不但方便了,投入集中,回报也会集中。
二,在产品的定位上也一定要准确。
首先就是特色问题
从外观上讲,坚持民族特色,能具有故宫和长城的特点为上。
实用性上,最好不仅仅是装饰品货摆件,有一定使用功能和趣味性为好。
但最关键的是却是尺寸和重量,因为根据游客的特点出发,东西必须得小巧,好携带才行。
其次是价格和经营品种问题。
品种不用多,但得分出层次来。
按照销售价格高中低,对应着工艺的难、简、易。
大致一种价格三种商品,这样也就让顾客有了选择的余地。
要知道,外国人可并非都是富得流油的人,而且人们对于自己能做选择总是会感到更满意的。
最后那就是生产方面的问题。
保证质量是必然,但工艺不用太复杂,反而越简化越好。
能用机械的笨功夫,一定要脱离手工操作。
同时也可以考虑买一些市面厂常见的东西做深加工。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产量,抢占市场份额。
嘿,没的说,洪禄承这一条条可都是价值连城的实际建议啊。
洪衍武当时一听就喜不自胜。连连点头表示自己考虑不周,这又学到了东西,一定照做。
嘴里还止不住的臭贫呢,那一套又来了。
“您可真不亏是我爸爸,这才叫正格老牌儿的资本家!就这本事,天生就是为做买卖而生的,您说您这么待在家里多浪费啊?都赖这破世道,我看要让您管商业部,咱国家经济早腾飞了……”
自然,曾经一度有可能落在兆庆脑袋上的隐患,也就于无形之中消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