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衍武的问话没能掏出真话来。

因为苏绣立刻就变得支吾起来。跟着脸色一红，眼珠转了转，才说父亲去走亲戚去了。哥哥最近太忙，老加班。

那一看就知道是推诿的假话。从神色上，大致能估摸出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既如此，洪衍武就不好再问了，只说有事需要帮忙就言语，便就此作罢。

至于事实上呢，苏家的事还确实不那么好张扬，因为带了点桃色的是非。

而且让人料想不到的是，老苏实在太冤了。他的无妄之灾，居然是因为帮洪家的忙才引火上身的。

说来也是红颜祸水，这事儿就出在俞宛妤身上了。

老苏不是为洪家的喜事出面，请昆曲剧团里的台柱子俞宛妤来捧场吗？本来很正常的一件事。可偏偏他碰上了人家两口子感情闹危机的时候。

而老苏更不知情的是，其实早在1978年，俞宛妤为了排演传统剧目请他来制行头，因为与他接触密切了一些，他早就碍了人家丈夫的眼。

俞宛妤家里那个醋坛子一样的男人，几年以来背后一直对他耿耿于怀，说他量尺寸不老实，总故意延误时间，碰不该碰的地方。

因此当这位爷知道这事儿是老苏撮合的，又如何肯答应？

可作为俞宛妤来讲，老苏为了她的戏经常加班加点，戏服也做的相当漂亮。无论是从还人情的角度，还是为了日后还会不断开排的新戏，她都不好驳了老苏的面子。

所以“五一”当天，俞宛妤就没理会丈夫的禁令，还是成全老苏的面子去了。可也正是因此，两口子感情上长期积累的矛盾终于借此爆发出来。

事后那男的越想越窄巴，居然跑到剧团来找老苏的麻烦。

还就是那么巧，他又正碰上俞宛妤在戏装组跟老苏讨论戏服的样式修改。这一下那男的以为抓了现行，当场就火大了，把老苏暴打了一顿。

等到保卫科的人赶来控制住局面之后，老苏的一根肋骨已经折了，人也就送进了医院里。

不用问，对这种花边新闻，人们可定是最感兴趣的，剧团里一下流言蜚语四起。

可苏锦这当儿子的肯定不干啊，赶到医院，看见父亲的惨状，他气得不行。不但要剧团领导还父亲清誉，还要把打人者送进公安机关法办。

但后面的事儿又是让人没能想到的，俞宛妤竟为了丈夫跑到医院里，单独找老苏哭了一鼻子。

结果老苏一知道了她的难，竟然心软了。主动跟剧团领导表示愿意放弃追究责任。

就这样，好心眼的老苏不但白白挨了顿揍，还得承担谣言的恶果。这简直是倒霉到家了啊。

苏锦当然想不通啊，他就带着气儿埋怨爸爸滥好人，被人给灌了迷魂汤了，还要去找剧团领导把事儿给板正过来。

可当老苏一把内情细说出来。他也没话说了，因为毕竟其情可悯。

他是全没有想到，俞宛妤这位在台上嬉笑欢舞的名角，背后的个人感情经历竟然是十分的凄苦孤单。

更没想到，她在公众的眼中固然风光无限，但在私人的家庭生活里却又是在扮演着何等可怜的角色。

到底怎么回事呢？这话还是得从当年俞宛妤从戏校毕业进入昆曲剧团说起。

那个时候的她，父母已因车祸去世。她除了用全副身心向老演员学戏。在台下拼命地练，在台上拼命地演，什么也不关心，甚至还抱定了一种比较偏激的理念。

那就是她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戏剧舞台，而选择终身不婚！

这绝非一句戏言，她是实实在在照做的。因为按她想，结婚就得生孩子，生了孩子就得养孩子。那么人就得变胖，功也就废了。

何况家庭生活还牵扯精力，她已了解人生苦短，实在不愿在这些事上浪费自己的青春。她只把艺术成就，视为值得她毕生追求的东西。

以至于剧团的领导和关心她的老演员们，不但总得反复地提醒她，绝不能为了戏把身子搞坏了，也为她的个人大事发了愁。

偏偏正当她初步成名，鼓足干劲向更高的艺术境界努力时，“运动”又开始了。

在精神上完全与世隔绝的她，由于根本不关心政治，也不理解为什么要对传统曲目全盘否定。一下被打成了“封资修的黑苗子”，第一批受到了冲击。

此后她便迎来了生命里最黑暗的日子。每天被斗、打扫厕所的生活内容尚堪忍受，可失去了艺术舞台，却让她觉得一切都失去了希望，没有了意义。

于是，有一天她趁著看守打盹，她就用提前准备好的绳子拴上了房梁。

但好在鬼使神差的，绳子断了，她居然没能死成。而险而又险的触碰到死亡边缘的滋味，又让她丧失了再一次尝试的勇气。

这样在 1973年，在她自杀未死的六年之后，她终以半残废的身心被“落实政策”到一家暖瓶厂当了杂工。

正是在这里，她的气质和美貌引起了一位镀银车间工人的爱慕。这个强壮的镀银工虽然比要她小上四岁，可还是对她展开了锲而不舍的追求。

说实话，在当时那种政治氛围下，作为一个根红苗正的人不计较她身上的黑底子，这件事是让她相当感动的。而且经历了迷茫、麻木、消沈后，她已渐渐回转为冷静、认命、无求。

因此在媒人的劝说下，当时的她想的就是舞台已经把她给甩了，永远回不去了，那么好，不如就找个丈夫结婚，像别人一样平平淡淡过完一生吧。

于是她才会嫁给了一个没有什么文化，对戏剧一窍不通，也根本不感兴趣的丈夫。

而支持他们婚姻的全部基础，仅仅只是镀银工得知她这些年的遭遇，出于同情而湿润的一双眼睛。

只是又有谁能料到紧随其后的峰回路转呢？

1976年年底，刚刚结婚两年后，因为政局突变，又一次“落实政策”竟让俞宛妤回到了吧“北方昆曲剧团”。

1977年的春天，她开始重新练功。很快人们发现，她不但以惊人的速度恢复了过去的舞台表现力，甚至她的票房号召力也大大超过了当年。

1978年她重登舞台，当她第一回演出传统剧目时，就获得了满堂彩，连续几场观众爆满，票子全部售出。

她的戏装照和便装照由此开始不时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广播电台请她做专访，电视台给她的演出录影，众多的戏迷们甚至跑到后台去请她签名，期盼有幸能与她合影。

她成名了，成角儿了。做了二十几年的梦，绕了个大圈子，却几乎于一夕之间就美梦成真了。怎能不让人百感交集？怎能不让人欣喜若狂？

但倘若她的遭际仅是这样简单地否极泰来，那生活也就太容易让人把握了，命运作弄人的手段也就太显低劣了。

世上没有什么事儿是单纯的好，或是一味的坏的。事业的成功一样给俞宛妤带来了烦恼与不幸。她的婚姻开始出问题了。

本来，在她刚刚重返舞台的时候，她婆家的兴奋与欢欣绝不亚于她自己，几乎所有婆家人都扬眉吐气，以她为荣。但很快事情就变味儿了。

因为每日清晨都要去护城河边吊嗓子，她很难再把家中的早餐安排好了，公婆对此看不惯。

她的丈夫也对她戏总是散得太晚怨声连连，很不情愿骑自行车把她驮回家去。

婆家上下甚至受不了她在家听戏剧磁带，说反反复复听了头疼，那简直到了人见人厌，处处喊打的地步。

最不可调和的，是她和婆家终因为要孩子的事儿产生了矛盾。她是希望能缓两年再说，但婆家自然希望早要。

于是家里“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思想，成了对她宣传教育的主题。

而更糟糕的是这种情况，随着她越受观众喜爱，越红得发紫，就越严重。

渐渐的，旁人以她为主的交际方式又刺激到了丈夫大男子主义的自尊心。

为此，丈夫几乎连后台都不愿意进去了，更不愿意跟梨园界的人打交道，满是一种既自卑又自傲的复杂心理。

再往后，哪怕就连她自己为了戏曲和旁人的正常接触，丈夫也要开始反对了。即使她有合理的理由，再耐心解释，反复说明也没有用。

丈夫只是不讲理的提出要求，说除了上下班的时间，她不许外出，要是做不到，就是有问题。

真正让感情彻底岌岌可危的状况出现在1980年9月份之后。

大约正是因为婚姻法的更改，出现了允许“感情破裂离婚”这一条。丈夫才会彻底陷入天天担心她会变心的梦魇当中。

于是一次激烈言语交锋下，他第一次动手打了她。从此，吵架动手简直变成了惯例。

而当她心如死灰，也就真的有了分手的念头。

只不过，婆家是不肯轻易放过她的。

公婆威胁要找剧团领导告状，丈夫宣称要去找杂志社揭露她“忽视家庭”、“忘恩负义”的嘴脸。这让她始终有所顾忌，不敢真的走出最后的一步。

时至今日，反倒是老苏含冤被打一事，才让她真正下定了离婚的决心。她心知再这样拖下去，被毁的不仅仅是她自己，恐怕还会连累到许多无辜的人。

可就是这个时候，公婆又可怜兮兮地向她哀求不止，说只要能不追究儿子伤人的责任，就允许他们离婚。

想想几年来生活在一起的情分，她也真的做不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就这么眼瞅着同床共枕的丈夫坐牢。眼看着白发苍苍的公婆伤心欲绝。

她又能怎么办？她又该怎么办？

这就是做人的难啊。永远让你进退失守，左右为难。

要知道，这种情况还不仅发生她一个人的身上，十年里，整个社会、整个国家与之类似的情况太多了。

牵涉其中的每个人，又有谁不是无辜的？又有谁是应该承受这一切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