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局长自小生于平民之家，勤奋求学，成绩优异。1947年是以第三名的好成绩考入东北大学的，随后大学未毕业就加入了“南下工作团”，后被安排在保定粮食局工作。

工作中，他也保持了对待学问的劲头。兢兢业业，努力上进。也自觉工作能力挺强，出色地完成了许多任务。可偏偏仕途坎坷，穷尽十年，费心熬力，才混上个科级干部。

这让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后来还是因为他一连五年都去给退休的老处长拜年，人家承情，才给他捅破了这层纸。

“你呀，要想往上走。就得少用心做事，因为做得多错处就多，做的好还遭人嫉妒。关键要多用心在领导身上，至少也得让上面知道有你这个人啊。否则用人的时候，谁想得起来你?明白了吗？对领导来说，能干不能干不要紧，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背景，和你对领导的态度……”

一经顿悟，宋局长就此“改邪归正”，他学会了“汤事儿”和“端正态度”。

过去一两天能干完的事儿，再不快马加鞭。他得婉陈困难，多留余地，然后定下五六日之期，上班休闲，下班假忙，最后提前一天交差。

这样显得又安分又稳重，不诉苦不自大，在领导同事眼里还挺辛苦。不像过去赶火车似的，遭人忌惮。如若逾期，便会被人说好大喜功、眼高手低。

而对领导的话再不中听他也做出恭顺之状态，并且尽量以近距离呈现出尊敬的态度。就像求学时对待老师一样。

他绝不会真的降低人格去表达谄媚。只需时刻把领导的优越地位体现出来即可。领导又不是傻子，喜欢的是马屁的味道而不是马屁本身。

也是“天赐良机”，在宋局长“小有心得”之后，随着“运动”来到，一切就真的变了。

当那些高级干部纷纷倒台，中级干部也轮番出事后，官位经常会有空缺。而真得了大便宜的不是那些把老领导搞下去的人，反倒是他这个人人眼中的老好人。

这是因为当年特殊时期，“革命团体”互相攻讦不断，今天你当权，明天或许你就下去了。换当权派就跟走马灯似的。

而他呢，既然明白了，上台乐得当“甩手大爷”，不争权就不遭人忌。不卖力做事儿了，让谁都安心，也就没了错处可挑。

加上他性情柔和，谁上台也愿意捎带上他。哪怕当个摆设呢，至少不怕他明天反咬一口。

甚至就连那些倒霉下台的人，也不会恨他，嫉妒他。要是和别人比起来，反倒更愿意他上去。他不整人啊，还经常雪中送炭、周全大家呢。

就这样，随波逐流中，他官运亨通，不显山不显水地越升越高。

尽管他通常只是居于陪衬的角色，可架不住朋友多仇人少啊，每次都不拉空，只上不下啊。所以最终积跬步至千里，爬到了连他自己都没想过的高位。

或许这就叫各有一门灵吧。真的是“争是不争，不争是争”啊……

就这样，洪衍武不但让宋局长突地生出恍然大悟，一下走出死胡同之感。甚至结合到自身的仕途经历上，还让宋局长有了更多的人生感悟。

于是宋局长除了对洪衍武更加欣赏、更加感谢，也终于下定决心放手，让儿子独自走上社会去经历风雨了。

毕竟爹妈再好，也管不了子女一辈子不是？宋国甫要真能借着失恋这股劲儿成长起来，变成大人。那反倒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儿了。

但俗话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好单位和差单位可是天差地别。所以最后还有一个要紧问题，得为宋国甫选一个有前景的工作岗位。

宋国甫自己提出的是要去外贸口儿，宋局长的能量仅限于市属单位，他把握最大的有两处。

一个让宋国甫去市政府的外侨事务处去坐办公室，一个是到京城外交人员服务公司，但具体是干什么，就得任人分配了。

宋局长就此事征询洪衍武意见。没想到对他提到的这两个位子，洪衍武却都不看好。

洪衍武认为，去政府外侨事务处，每天都要处理文件，对文案能力要求很高，还特别看重学历，工作也枯燥乏味。

宋国甫怕是要白受罪，不落好的。一点也发挥不出自身“优势”来。

而京城外交人员服务公司呢，那是需要和外国人直接打交道的单位。

同样的道理，宋国甫不通外语，现学现卖肯定来不及，去了恐怕会遭人耻笑。别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再给打击成没自信了。

更何况现在搞外贸炙手可热，谁有点关系都想办进去。宋局长恐怕得搭个天大的人情。

可要仔细想想呢，除了具体搞外贸商业的和有执法权的海关，其余单位并没什么真正的实惠和好处。如果只图个嘴头子说起来好听，那又何必呢？

说到这里，洪衍武想了一想，给宋局长划出了两条道儿。一个是去银行系统，一个是工商系统。他认为这才是宋国甫来说最好的去处。

他的观点就是一条，“改革开放”，首当其冲就是要搞活经济。这两个地方都是今后注定和经济领域密切相关的，这不就是行业前景吗？

银行可是各行各业的“财神爷”，要发展经济，就必然离不开钱。那么无论哪一行的人见了银行的人也得敬三分。自然好处少不了。

只是在银行工作也有不好的地方，容易犯经济错误。特别是信贷业务上，容易出大漏子。真是权力越大，就越有牢狱之灾的隐患。

就说宋国甫不是敢胡来的人，可他对上级的暗示和不合规的要求又怎么推诿呢?一旦出事，不当替罪羊，也要受连累。

于是横向比较，工商系统更具有安全性，就成了最优选择了。

照洪衍武看，去工商局至少有以下几种优越性。

一，工商局拥有执法权和审批权，有权力就代表着好处，这不用多说。

二，目前改革才将将起步，随着改革深化，经营政策的放开，工商局业务和权力必然持续增多。编制继续扩充是必然的，如此职位就多。那么比起其他地方就容易升迁。

三，随着各种经营体的增多，工商管理方面除了人事，也面临着制度性的变革。在这种情况下，过去的制度因为要淘汰就没太大用处了，那么就允许人们犯错误。即使真出事儿，也不会深究责任，毕竟是要探索嘛。

洪衍武说的这些话，其实主要目的就是想把宋国甫给弄工商局去。在能担保宋国甫前程远大的同时，这对他自己来说，未来当然也有莫大便利。

但他不能直说知道历史会如何如何啊，所以想出这些理由还真是费了他不少脑细胞。

可即使这样宋局长也很犹豫。

因为工商局在“公私合营”之后，那是名副其实的冷衙门啊。甚至据他所知，“运动”时期“工商局“划归到“财金局”下，仅存了三个人。简直是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啊。

虽然自改革以来，这个部门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大发展。但谁又能保证政策不会变化呢？要让儿子去这样的单位，万一……

这样宋局长就把顾虑给说了出来。而且又提了一个自认为稳妥的新建议，说去税务局行不行？

他觉得要是按洪衍武的说法，如果经济搞活了，同样属于权力机构的税务局也会有大发展。

而且由于税务是国家必不可少的部门，尽管“运动”时期同受冷遇，却仍旧保持了编制和规模。各方各面看，都应该比工商局要好吧。

没想到洪衍武想了一想又给否定了。

他认为税务局的工作范围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针对国营企业，这就等于是官对官，体现不出权力优越性来。

而且这种部门和粮食局一样，属于维持国家运转的要害部门，责任重大，也经常被上级督促监督。变革的步子肯定以稳为主。而工作稍有一点失误，后果就很严重。

同时正因为“运动”时期没缩减规模，老领导、老同志就多，人际关系就复杂，那么即使扩充编制，机会也要比工商局少得多。

最后洪衍武笑了一笑，索性打了保票，说宋局长担心的政策转向根本不可能。

至于理由，除了改革是“伟人”亲自定下的国策和民心所向以外，还有知青这个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呢。哪怕是为了安置这些人的工作，对多种经济体的口子也会越开越大。否则还能有什么好办法？

跟着他又启发性地说，“烧冷灶”比“烧热灶”容易，也划算得多。工商局现在是冷灶，将来一旦热起来，得到的东西当然就多。

反倒是“粮食局”这样的热灶，他倒认为以后随着农业政策的放开，粮食短缺的问题缓解。会变成对国家稳定很重要，对民间影响持续减退的“冷灶”。让宋局长也要对此有个准备才是。

何况即使他搞错了也没什么，反正宋国甫是为了历练，又有宋局长这个爸爸，三年不见起色，再办调动也不晚嘛。但就现在而言，还是这样的单位更容易宋国甫适应和上手。

洪衍武的这些话句句言之有物，是不是替宋国甫切身实地的考虑，宋局长一听就知道。好处也是摆在眼前的，更别说就粮食局未来，他还给宋局长提了个醒了。

既如此宋局长也就没什么可犹豫的，他把宋国甫叫了进来，问儿子的意思。可没想到，宋国甫一听是洪衍武的主意，马上就点头说好。

这下宋局长真乐了，一边摇头一边跟洪衍武说。“看来，我这官儿应该由你当。你比我更适合当领导。”

最终当天，宋局长亲自把洪衍武礼送出门。临别不但亲切地要他常来家里做客，而且还做了一个郑重的许诺。

“小武啊。既然你对自己现在的工作满意，不愿意换地方，那我就不勉强你了。不过万一那天你有了新想法，也不用不好意思，大可以再来找我。就冲你对国甫一直以来的关心和帮助，我不会把你当外人的，无论怎样，总会尽力替你想想办法。”

应该说，宋局长这一举动纯属前所未之举。这种话对其身份来说，也有失稳重，怕是情绪激动之故。

于是不但宋夫人和宋平平愣了。宋国甫咧着嘴笑了。洪衍武也听出了这句话的份量。

他只有恭恭敬敬地谢过，跟着又客气了几句，便带着这份纯属意外的收获离开了宋家。

而之后没多久，宋国甫果然于三月初到京城工商局报道上班了。

此时市工商系统还未设立分局，经向京城编制委员会申请，刚刚才将编制从79人扩充至710人，可实际只招收到了510人。尚缺200人。

而且完全如洪衍武所料，从上至下，几乎没有一个老同志。

这些人也根本没意识到他们自己到底有多么幸运。作为工商管理局新起点的元老，作为全都是行政编制的公务员。无形之中，他们已经挤上了别人求之不得的高速通道。

当然，更幸运的还是宋国甫，尽管他报道后默不作声地接过每日为科室打开水的重任。可他来这里正是恰逢其时。上面有人关照，办的是平职调动。职称按他在粮食局的算，直接就是主任科员。而且来报道之前，还火速入了党。

由此也可看出，宋局长对儿子确实上心，把能铺的路都为他铺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