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军港之夜》的争论确实很轰动，老百姓们往往会把这件事拿来和《大众电影》“灰姑娘与王子接吻”事件相提并论。

但如果仅仅用文艺界的点风波来概括1979年京城的夏天，却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为这两件事只能反应出京城百姓娱乐生活的一个方面罢了，实在太过片面。

像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如人民大会堂正式对外开放，开始接待公众群众参观。或是斯里兰卡总理拉纳辛格?普雷马达萨代表斯里兰卡儿童向共和国儿童赠送小象“阿拉丽雅，其实也具备相似的轰动效应。

如果要再扩散到京城百姓全部的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来看，那可圈可点的东西可就更多了。

不过要东一棒子西一榔头那么介绍可就太凌乱无序了。归本溯源，咱们还得把焦点聚集在最根本的地方。

那其实就是一个字儿——人。

必须得说，1979年的京城夏季，实在太过火热。但这种高温绝不仅仅是季节变化引起的，更主要的是来自于人。

实际上这一年，可能京城人感触最深的，记得最牢的就一个印象，人多！

因为别看这一年的京城街头仍旧没有什么汽车，连骑自行车的人都不多。可是就是在这一年，似乎一夜之间，京城一下子多了许多年轻人。

他们就是1979年从各地农村和生产建设兵团陆续返城的知识青年！

作家梁晓声把知识青年返城称作“飓风”。他在小说《今夜有暴风雪》中描写“短短几周，返城大潮已经如钱塘江大潮，势不可挡。这一年，返城的知识青年有四十万，加上刚刚中学毕业，已经不需要去农村插队的青年学生，这些游荡在城市里没有工作的年轻人，被统称为‘待业青年’。”

所以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凭空多出来的人，才会导致京城的生态环境大为改观。

甚至由此引发的许多新兴事物的出现和不少旧有事务的改变，都堪称具有划时代里程碑似的意义。

首先说，人多了那就得吃、得喝。还得找事做。

光靠京城百姓的“购物本”，明显已经不能承担下这多出来的四十万张嘴。而面对京城里突然产生的四十万没有工作的青年，再多的机关工作也都是无计可施的。

于是乎完全的公有制经济终于开始打破桎梏，裂开了一道大缝子。

6月30日，在“京城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加强集市贸易管理的意见》，指出根据中央“广开就业门路”、“多办集体所有制的服务网点”的精神，要求积极组织待业人员发展各种集体经济之后，还没出一个月。京郊农村集市便已经有了52处、城市农副产品市场建立13处。

京城人买农副产品一下有了额外的去处，方便了不少还是次要的，关键能买到指标之外的东西。

于是通过农贸市场的交易，京郊没在计划内的农副产品大大缓解了京城人口猛然增长的生活需求。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于同时大为增加，可以说他们的日子迎来了最有希望，也是最好的时候。

就像现在，龙口村家家户户都养了不少的鸡，有的人甚至开始效仿兆庆和安家哥儿俩往城里倒腾鸡蛋。

至于洪衍武，他已经完全不用再帮龙口村代卖鸡蛋了。

既然有了合法的去处，安家哥儿俩每次来给他送完需要的鸡蛋，其他的全可以用“龙口村生产大队”的名义，直接销给“农贸市场”的收购部门，连自己去市场摆摊都不用。每个最好挣两分，明码实价，方便的很。

而且在洪衍武的建议下，兆庆和安家哥儿俩也一改小打小闹的局面，转变为专业的“倒蛋部队”。

具体分工还是兆庆负责收，安太阳和安月亮送进城去售卖。

但区别是兆庆已经把收购规模扩大到附近四五个村落。而且洪衍武还送给安太阳和安月亮两辆旧自行车作为运输工具。这两条让他们每个月至少可以往京城跑个五六趟。

更绝的是兆庆还发挥聪明才智，对两辆自行车又进行了一番精心改造。

他先把两辆自行车弄到房山县城里的小工厂做了加固处理。不但加了根大梁，还在两辆自行车前后都装了一层层的钢架用来装鸡蛋。

然后按照钢架的尺寸为两辆车编制了八个分层的鸡蛋筐。又将每个钢架和鸡蛋筐之间垫上了草垫子。

说实话，兆庆简直把这两辆车装固得像两辆坦克吗，又科学又稳当。

尽管他们为了安全主动还减少了装载量，每车也差不多装上一千个鸡蛋。按六个一斤估算，就是一百六十斤。

还别看这些鸡蛋怕碰怕碎，可一个个摆进筐里，放进钢架，哪怕一路上坡下坡，曲里拐弯地奔波百十里地。到时候鸡蛋收进箱里多少，拿出箱子还是多少，一丁点皮儿都没破。

所以有了这两辆车，他们又把单次倒卖鸡蛋的规模扩大了数倍。

不说别的，安家哥儿俩被洪衍武第一次领到市场上时，他们简直把整个市场倒卖鸡蛋的小贩都惊呆了。

连收鸡蛋的工作人员都围着他们的车转了好几圈，直嚷嚷“你们俩小子太他妈厉害了！弄来这么多鸡蛋，居然就没有破损的！”

当场，他们哥儿俩就赚到了三十六块钱，那可是一个技术工人的整月工资。真要按月计算，他们俩和兆庆每人都能挣七八十块。

这让安太阳和安月亮都感到说不出来的骄傲，说不出来的自豪，说不出来的了不起。他们觉得自己就是百战百胜的将军，是无所不能的神仙。

因此鸡蛋卸完后，他们浑身的劲儿反而更多了。在蹬车回家的路上，他们俩简直像喝多了的人闹酒炸。

一个喊，“雄关漫道真如铁，如今迈步从头越！”

另一个更直白，“两辆车子八个筐，工资超过胡曜邦！”

都他妈不知怎么嘚瑟好了！也就是没人听见，否则绝对惹来麻烦！

也正是在这同一时期，京城热闹的街头重新出现了很多茶摊，一些青年在那里满腔热情地卖大碗茶，供汗流浃背的过往行人去暑解渴。

从早到晚，顾客络绎不绝。前去光顾的既有本地职工、外地游客，也有港澳同胞、华侨和外宾。仅前门一带的几个茶摊，一天接待顾客就有近万人。

干得最好的，也是后来唯一发展壮大的，是一个叫尹胜喜的中年人。

他是主动放弃了街道办事处的正式工作，带领一群待业青年，白手起家，创立了一个以“京城大碗茶青年茶社”为名集体所有制的公司。

但这个在日后声名赫赫的“大碗茶集团公司”的创始人，此时做出的这一选择，不但为外人不理解。甚至这在他的女儿看来，也实在是一件丢人的事。

她不但从此不再去前门大街，甚至最怕听到别人询问自己的父亲。

因为外人知道后一说就是，“你爸一个正式的国家干部，怎么傻到扔了‘铁饭碗’，卖上大碗茶了？做买卖多丢人呀，干点什么不好？”

同样还是这个夏天，家住美术馆南，王府井西，“翠花胡同”里的郭培基和刘桂仙，正为了自己两个上山下乡返城的儿子发愁。

他们这对老夫妻都是做饭的，没什么门路。除了在街道办事处挂号排队，根本找不着办法解决儿子的问题。一个月靠俩人工资养活五个孩子日子也着实困难。

这种处境让老两口睡不着觉了。他们思来想去，俩人都觉得儿子工作最好的办法就是开餐馆。

这样他们就去工商局提出要开饭馆来了，可此时国家在批转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文件中，虽然首次提出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但只允许向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的个体劳动者发放营业执照。饭馆可都是国营集体的，要想开餐馆、干个体，那可是件新鲜事儿。

所以哪怕刘桂仙跑了无数次，每天去工商局得谁跟谁磨。可仍然只得到一句回复，“你先回去吧，你的事我们得再讨论讨论。这事儿，目前还很难办！”

这种结果不奇怪，毕竟什么事都要个过程，并不能一蹴而就。

在这一年，京城第一家个体餐馆的申请人，注定只有落寞的收获。他们必须还得继续坚持下去，继续锲而不舍的努力，才能赢得命运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