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打电话告诉妈妈晚上回家吃饭,郑新和朋友说,给父母最好的礼物就是回家吃饭,老妈做的饭菜又香又可口,父母看着儿子吃他们做的饭菜非常高兴,父母和儿子一起吃饭吃的也多。
郑新应酬太多,回家吃饭次数并不多,每个月只有两三次吧。
郑新下班把顾大姐给的煎饼带上,开车去了妈妈家,在路边买了两个烤地瓜,妈妈爱吃外边被烤的黄橙橙的里边冒着热气的地瓜。
他一进屋,妈妈和爸爸就开始盛饭,端菜。
郑新拿出煎饼和地瓜,爸爸说,有洗干净的香菜,又洗了几颗小葱,妈妈炸了一小碗鸡蛋酱,用煎饼卷小葱和香菜吃。
郑新看爸爸妈妈忙去了,他就找出葡萄酒,给爸爸、妈妈和自己分别到了大半杯、小半杯和一个满杯。
三口人坐好后,郑新说:“晚宴开始了,碰杯,喝酒!”陪老妈老爸吃饭喝酒真是太幸福了。
吃完晚饭,妈妈、爸爸收拾桌子,不让郑新动手,郑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忽然想起一件事,就问爸爸:“爸,我和你说过这次去北京,我见到了王维东。我们聊起了很多过去的事情,听他说起了他大伯,死在了辽西,我怎么不知道他大伯?”
“那个时候还没有你呢,你怎么知道。他大伯这兵是白当了,也白白去战场卖命了。而且王维东的爷爷也不会死,还死的那么惨。”
爸爸看郑新听的不明白,就接着讲了他所知道的事,抗美援朝结束了,咱们村子去十个人回来三个,你有认识的,咱们家后院的张罗锅就是从朝鲜回来的,那个时候生产队还要照顾他,不让他干累活,冬天了给他送柴禾,春节送对联什么的。
还有一个姓朱,死得早,你不知道这个人。他是逃兵,什么荣誉都没有,浑身是伤,一身的病,没有人管,没有人问。
据说他在战场上打了很多次仗。有一次战斗,他们负责爆破,三个人一个组,一次发三组去炸掉敌人防御工事,第一次九个人没有前进多远就都死了,第二次又上了三个组又都死了,第三次三个组九个人也出发了,姓朱的就在这九个人里边,他们爬了一段路,敌人的机关枪一齐扫射过来,姓朱的个人刚好趴在一个凹的地方。
机枪声停了他四处一看死了八个人,其中一个人就死在他身边,脑浆溅了他一脸,他害怕了,就一动不动装死,后边的营长看的很清楚,让他继续前进,他趴在那里就是不动。
冲锋号响了,全营的战士还是全团的战士他也弄不清楚,都一下子冲上去了。敌人的子弹像下雨一样密集,他已经被吓蒙了,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枪声停了,他抬头看了看,地上全是死人。
天已经黑了,又下起了小雨,他听见有人呻吟,就爬过去,一看是营长,浑身是血,也不知是哪里有伤,他背起营长连滚带爬回去了。
营长的一只眼睛被打出来,一条腿被子弹打折了。等到营长清醒过来,拿起手枪就给他这个贪生怕死的人一枪,给他留了一条命,只把他的一只胳膊打废了。
另外一个你也不认识,这个人不在咱们前边村子的,是一个缺心眼儿的人,一生未娶,无儿无女,现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流浪到哪里了。
郑新说:“战争都结束了,他们为什么回农村呢,在部队多好。”
爸爸说:“一个原因是,那时候天天备战,天天喊打到美帝国主义,谁知道战争结束没结束哇,人们都让战争吓怕了,听说让回家了,谁还留在部队呀。再一个原因是,当时去当兵的人连个字都不认识,留在部队干什么呀。别的村子有一个姓霍的就是认几个字,部队把他留下来了,据说在沈阳,还当了大官呢。再一个就是王维东的大伯了,别人都是生死有个准信,他是杳无音信,王维东的爷爷当过大学教授,是一个能人,到政府到部队去找,也没有找到。前几年我回老家,和他们河北老乡聊天才知道,他大伯在战场上负伤,被俘虏了。美国和我们交换战俘时就被交换回来了,交换回来的志愿军战士被秘密安排到辽宁西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接受改造,不准他们对外联系,外边也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后来改革开放了,他们的事才被转出来,他大伯就死在改造的地方了,怎么死的也不清楚,连一块骨头也没有留下。只有名册上有他。”
郑新感叹到;“王维东也是这样说的,他大伯可真够惨的,没有死在国外,却死在国内,还死得不明不白的。”
爸爸说:“他爹比他死的更惨。“文化革命开始了,批斗‘地、富、反、坏、右’。他爷爷是必须打到的第一个对象,当时就给他爷爷列出了这三条罪状。他家是河北的大地主,剥削贫下中农,罪大恶极;他爷爷是北京的大学教授,是国民党在我们这里的代表,罪该万死;更可恶的是,他把儿子送到朝鲜战场,不是参加战斗,而是别有用心,让他交代送儿子去朝鲜的目的是什么?”
郑新气愤地说:“是他妈的谁给想出来这三条罪状的,他缺不缺德呀?”
爸爸说:“那个时候,‘地、富、反、坏、右’都有几条罪状的。”
“有可以呀,不能‘莫须有’呀。他爷爷的不可能送儿子去朝鲜战场搞破环呀,再说就是有那个心也没那个力呀。”
“县里的工作队、公社干部、红卫兵、积极分子、民兵在批斗他时总结出来这三条罪状的。只要开批斗会他爷爷就是批斗对象,不管是什么时候,只要红卫兵小将们或者工作队或者那个积极分子想起来,就到他家,把他爷爷拉出来,向主席、向贫下中农头朝下一百八十度弯腰认罪。经常深更半夜拉出来批斗到天亮,红卫兵和工作组的干部们睡觉去了,他爷爷还要和社员们一起干农活。特别是冬天,农闲了,社员们吃完晚饭,就到生产队的队部去开会,开会的前半部分就是批斗会,他爷爷就站在会场前边一百八十度大弯腰-—低头认罪,听贫下中农们发言批斗他们。那个时候你爷爷在村民中威望很高,只要工作组的人不在或者有好说话的工作组人员在,你爷爷就说,你坐下好好想想你的罪行吧,批斗完事了,你爷爷就说贫下中农开会,你回家反省去吧,或者说你坐在后边不准乱动。那些所谓的积极分子、红卫兵们你爷爷都不怕,因为他们的父辈们和你爷爷都非常好,只要你爷爷在,批斗王维东的爷爷就不能过分。但是那些外来的各种工作组、红卫兵到村里批斗他爷爷,你爷爷就很为难了,特别是把他拉到外地去批斗,一点办法都没有。”
有一次也不知是哪来的人到村里就要带走他,你爷爷正在领着大家干活呢,问明白后,说你们带走不行,我们正要开会批斗他呢,你爷爷立刻要大家停下手中的活,开会批斗王维东的爷爷。
那些人不走就在那里等着,你爷爷想了个办法,让一部分人回家吃晚饭,一部分人批斗,吃完饭的人回来接着批斗,他爷爷那个老头也非常好,村子里的人都喜欢他。
那些人也没办法,就走了,类似这样的事有很多次。
有时候工作队的人来了开批斗会,你爷爷也靠边了,他爷爷就遭罪了。
冬天的屋子里烧的像一个大火炉一样热,他爷爷被带进来,一百八十度大弯腰,接受红小兵、红卫兵、贫下中农、工作队等各类代表发言批判之后,有时还会被采取一些皮肉之苦。
被折腾够了之后,浑身热汗都湿透了棉衣,就被撵出来,外边是零下二三十度,刮着西北风,冰天雪地,他们几个地主等人就到粪堆那里,抡起铁镐刨粪。
他们的衣服被冻硬了,手脚被冻的向猫咬的一样疼,满脸是霜,浑身是冰。
屋里的人学习领袖的著作之后,再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散会。他爷爷才能和贫下中农一起回家。
那时他家的房子是里三层外三层贴满了用报纸写的‘批到批臭’的大字报。”
爸爸给郑新回忆着过去的事情。
经过一件事之后,谁也不再批斗他了。有一次批斗会开完,他们又被撵出去干活了。人们接着学习,会场里有一个大铁炉子,里边的火和周围的柴禾了连在一起,又把堆在门口的柴禾堆点着了,立刻芦苇顶的土坯房会场着火了。
他爷爷跑过来救火,还从火堆里救出一名工作队队员,受到了工作队的表扬。
但是好景不长,这批工作队走了,有新来一批年青的工作队,还带来一批红卫兵,他们说,王维东的爷爷是纵火犯,先点火再救火,就是为了蒙蔽革命工作队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眼睛,松懈广大革命群众参加阶级斗争的积极性,为迎接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做准备。
更加残酷的批斗开始了,他们搞串联,召开全公社的万人批斗大会。王维东的爷爷脖子上挂着用细铁丝穿起来的一块木板,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在名字上画上一个大叉,头上戴着用报纸糊的有半米高的帽子,被四个红卫兵小将雄赳赳气昂昂地揪进会场,站在一条凳子上,来一个喷气式。
郑新问:“什么是喷气式,那个时代真是一点规则没有,全都疯了。”
“呵呵,喷气式就是腰尽最大可能向下弯,头尽最大可能向前伸,双臂尽最大可能向后上方举。”
他们从早晨批斗到中午,中午也没人给他饭吃。
王维东的爸爸给父亲送来饭,红卫兵不让见面。
当时是三伏天,人们不动都热的全身是汗,你说他在阳光下,站在凳子上,头朝下撅着,又那么大年纪了会怎么样,一上午就从凳子上掉下来好几次。
当时有一个姓高的公社中学的老师兼任红卫兵负责人,有些看不下去了,找到工作队队长和外地来的红卫兵负责人说:“下午让他反省,我们去游行吧。”
队长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下午我们要更猛烈一些批斗他,他必须交代清楚他派儿子去朝鲜是怎么搞破坏的。”
姓高的人说:“我们不能这样说他儿子的事,他儿子的情况军队都没有明确说法,我们不能下定论。”
队长恼羞成怒地说:“你应该注意了,你的立场有问题,主席教导我们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刚,刚举目张’。你想和他穿一条裤子,你要注意你的言论了,再往前走一步就和他一样,是万丈深渊。“
那个时代不留神的一句话,甚至一段话中的某句话,就可以作为依据,把你打成现行返革命,姓高的负责人也不敢在说什么了。
下午的批斗果然更猛烈,王维东的爷爷摇晃着又站在凳子上,在三十多度的酷暑里,汗流浃背,头昏眼花。
再问他派儿子去朝鲜搞破坏时,老头子喷怒了,突然直起腰说:“我儿子上战场是工作队派去的,是保卫祖国,打美国鬼子去了,生死不见他,你们问部队去。”
这一下子可捅了马蜂窝,工作队队员们、红卫兵小将们、红小兵小将们挥舞着拳头大声呼喊着“批到,批臭,打到,镇压”等口号,向前涌。
工作队长拦住了大家,骂了一句,看我怎么收拾你这个老不死的家伙,你还敢不承认罪行,还想抵赖。
他命令一个红卫兵把农民挑厕所里屎尿的铁桶找来,挂在他的脖子上,让他弯腰九十度。
过了一会儿,有两个女红卫兵抬来半桶路边水坑里的脏水,倒进了挂在他脖子上的粪桶里。
老头子的汗就像豆粒一样的大,噼里啪啦的就掉下来了,惨状不敢想象。
他爷爷从早晨到下午滴水未进,颗粒未吃,看到有水在粪桶里,就双手捧起黄澄澄的大粪水大口喝下去了。
在场的人立刻鸦雀无声,老头子哭着说:“我比我儿子强,他在朝鲜战场上,随时都可能死,可是他连这样的粪水也喝不上。”
说完便从凳子上摔下来了。
批斗‘坏人’无数的工作队,不怕牺牲的红卫兵、红小兵,热情高涨的广大革命群众都被这个老人的言行震住了。
很快又恢复了喧嚣,他们踢了老人两脚,老人站起来又倒下了,再踢老头子也起不来了。
他们决定先让他反省,晚上在批斗,人们散去,老人爬到井边的老榆树树荫下躺下了。
万人大游行开始了,人们呼喊着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走远了。
这个躺在树荫下奄奄一息的老头子,曾经的大学教授,为了家族的后代,为了活命能面对家破人亡,带着老母亲、三个儿女步行两三千公里,边走边要饭,来到东北;能把小女儿送人,把大儿子送上战场都没有摧垮的硬汉,却在革命工作队、造反派、红卫兵、红小兵革命小将面前,在喝下大粪水之后;在无法回答送儿子去朝鲜战场搞破坏等等之后,绝望地抛下小儿子,在他一生最喜欢的树种——一颗老榆树下,爬到了井口,向下望了一眼就爬进去了。
等到人们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彻底死了。
游行的队伍回来了,对他定下的罪名是,大地主、抗美援朝的破坏分子、纵火犯、反动教授。
他的死说畏罪自杀,罪该万死,死有余辜。于是游行的队伍立刻变成了庆祝的队伍,人们激动、幸福地呼喊着主席万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口号,庆祝他们在主席的指引下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
郑新听得泪流满面,咬牙摇头。
任何思想、心灵正常的人都很难理解这些灭绝人性的行为。
郑新回到家心情还是很沉重,王敏以为他在单位有什么压力或者遇到不开心的事了,还开导他,郑新不想再向她叙说了,让她也不开心,就摇头说没事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