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日军提出谈判，只不过是缓兵之计，为源源不断的增兵拖延时间。

然而，北平当局和二十九军此时还在幻想把战争爆发的时间拖下去。

李卫东为此，私自发电报，请求蒋光头支援华北。

蒋光头亲自给宋哲元打电话，询问出兵增援一事儿，然而叫李卫东想不到的是，宋哲元竟然给拒绝了。

北平的谈判还在继续着，面对日本人的无礼要求，何基沣旅长一听，勃然大怒，指斥道：“这次卢沟桥事件完全是日本有预谋，有计划的侵略行动，是日方集结军队向宛平首先开火，明明是侵略行为，应向我方赔礼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侵略，否则就消灭你们！”说罢，拔出手枪，“啪”地一声放在桌上。

樱井等人吓了一跳，面面相视，突出意外，不敢答话。

冯治安看着日方代表，露出了得意的神情。

王冷斋接着声明：“我方已遵照停战条款实行撤兵，但日军在铁路桥涵洞、大枣山等部队尚未撤兵，昨夜又向宛平袭击，日军此等行为显系破坏停战协定，应即迅速撤退方能保持和平，否则一切后果均由日方负责。”

斋藤道：“日方未撤尽的原因，是因有阵亡日兵尸骸数具尚未觅得。”

王冷斋道：“搜索尸骸无须这么多兵士，而且也不必携带机关枪。”

斋藤道：“因恐你方袭击，不得不多留些部队以资警戒。”

谈判停留在具体事情上，唇枪舌剑纠缠不清。忽然日方来电，4个日方代表一齐离席到外面接电话。

华夏代表只好坐等，久不见日方代表返回，派人到外面一查，才知道他们已经不辞而别，不知去向。

原来，他们得到电话通知，日本军部已经决定向华夏华北出兵，惩罚支.那军队，即：对华夏开始全面战争。所以，一切谈判都再无必要，日方代表欢喜雀跃，不辞而去。

宛平县长王冷斋三天三夜不曾合眼，他又气又急，悲愤欲绝，哇地一声，口吐鲜血。

王冷斋，福建人，在保定军校与秦德纯是同学，秦任北平市长后，王冷斋代任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县长，并兼任北平市ZF参事和宣传室主任。王喜欢音乐，王妻能歌唱。王上午去宛平主持公务，下午即去宣传室，每晚王家中有歌唱，隔墙可闻，人称王家为“极乐世界”。

当时记者采访宛平城最高军政长官王冷斋和吉星文时，曾经这样描写：

王冷斋是一个文弱书生，蓄着八字胡须，身穿灰色纺绸长衫，手摇折扇，面色苍白，形容憔悴，因为连日和日军谈判，已经把他累垮了，旧病复发，大口吐血……从王冷斋的样子和他的谈话中看到，他已经出了很大力气，尽到职责。

吉星文拄着白色粗木棍，从头顶到颈项缠着绷带的黑大汉，上身穿着白老布短袖衬衫，下边打着整齐的绑腿、眼睛里充满着血丝。

宛平前线最高军政官长，是一对形象反差极大的文官武将。他们配合协调，真是天造之和。

7月8日以后，东京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日本的国民举着小旗，呼着口号连日游行，要求ZF对华夏出兵。

日本的舆论在军部的控制下，国民的情绪早就被鼓动起来了！

7月7日至10日，卢沟桥畔的战事，4次挑起，又4次谈判，其实日方毫无诚意，除等待援军以外，重要的是，日方的决策人正在举棋未定。

8日晨，华北驻屯军召开会议，决定采取迅速解决卢沟桥事件的方针，也只是策略性的决定。是否挑起对华夏全面开战，华北驻屯军主要负责人的意见，并不一致。准备发动战争并在积极筹划对策的，主要有步兵旅团长河边正三郎，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辅佐武官今井武夫，二十九军的军事顾问樱井德太郎少佐等。

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和参谋长桥本群，对开发华北的经济皆非常热心。而不赞成行使武力，田代在这之前也曾多次与外务省商议，谋求实现和平的方法。

华北驻屯军首脑们大多认为：

一、如果宋哲元失去京津地盘，将来恐怕没有交涉对象，因此，不愿意提出使宋哲元地位以致命影响的要求。

二、考虑宋哲元的地位处境，刚踏上京津军政舞台的心境，实有如插足京洛之地的乡下武士，汲汲于保持京津的地盘，尽量稳健的解决，以求自保。但是二十九军的下层，特别是青年军官们的排日抗日风潮又甚激烈。加以GCD在群众中的宣传、鼓动，使宋哲元就是想表面上接受日本要求也不可能。

不过，此时田代中将的心脏病发作，已经命在旦夕。

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后，于8日深夜，陆相杉山元即下令，以备对华紧急出兵。令4万士兵停止复员。

日本军部内部的“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争论顿然明朗。日本军部主管作战的第一部部长，提出“事变不扩大”的主张。在军队内部得到航空本部长久迩大将，参谋次长、前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支持。

多田骏，在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之时，亲眼目睹华夏民众的抗日情绪。多田和部长之所以主张“不扩大”方针，均以华夏民众普遍抗日排日风潮极为高涨，和华夏现在已经是一个统一国家，而不再是过去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状况为理由。

“七七”之前，部长担心华北会发生突然事变，警惕发生第二次“柳条沟事件”，密派陆军部军事课高级课员冈本清福中佐到华北找各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冈本在平津逗留一个星期，回国后，向部长作了极为乐观的报告：“在华北的日军中，虽然也有部分人忧虑会爆发事件，但为数极少，从整体看，没有特别担心的必要。”

部长才略略放心。除此以外，占压倒多数的日本军方首要，无不在秣马厉兵，跃跃欲试，企图在即将扩大的华日之战中一显身手，如同日俄战争、华日甲午战中的那些名将一般。其中最强硬的主战派诸如：朝鲜总督南次郎，鲜朝驻屯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内务大臣、海军大将末次正信等。

内阁与军部联席会议上，两派反复激辩，多田骏与末次正信险险乎动了武。

7月9日，陆军部决定了派兵方针，早上8时50分，杉山元陆相便在临时内阁会议上正式提出派兵案，陆相道：“……自事件发生以来不法射击不断，是一种无信不逊的态度。尤其从第二十九军的兵力和抗日态度来看，不如在此时派出适当的兵力，亦即从国内抽调个师团派遣到现地。”

其他阁僚认为，“从国内派兵时机不到。”

恰好此时，得知华日双方于9日凌晨，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因此，杉山陆相的派兵案就被暂时搁置起来。

接着，上午11时，日本内阁四相（首相、外相、陆相、海相）会议决定了“不扩大”方针，提出“日本ZF的解决方针是：华夏军队撤退，处罚事件负责人，华夏方面进行道歉，以及今后的保证。”参谋次长今井清根据内阁会议的精神，9日夜里就将《关于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对华交涉方针》电示华北驻屯军。要求使冀察方面在最短时间内予以承认实行：

一、停止华夏军队在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驻扎；

二、关于将来的必要保证；

三、处置直接负责人；

四、道歉。

华北驻屯军根据这样精神，10日向二十九军提出四项要求：

一、二十九军代表向日军道歉；

二、给肇事者以处分；

三、卢沟桥附近永定河东岸不得驻扎华夏军队；

四、鉴于此次事件出于蓝衣社、GCD及其他抗日各种团体的指导，今后必须对此作出彻底取缔办法。

日本军部第一部部长用无线电话命令天津驻屯军，叫他们下令牟田口联队立即从丰台附近撤退到丰县（指河北省丰县），勿使冲突扩大。可是，天津驻屯军的少壮派参谋人员却认为：撤退是交战之中军队的最大耻辱。他们悍然拒绝了这个命令。

军部非常不满9日内阁决定的不扩大方针。第二天，参谋本部制定并通过了向华北派兵的方案。决定从华夏东北和朝鲜各派1个师团，必要时由日本国内动员个师团，共5个师团，两个多月内使华夏屈服。这个方案，军部仍称为是不扩大方针，而遭到军政界大多数不扩大派的反对。

7月11日，参谋本部将派兵5个师团的方案，首先提交五相（首、外、陆、海、藏）会议统一意见。上午11时0分，在首相近卫文麿官邸召开五相会议。

陆相杉山以强硬的态度道：“为了确保华夏方面实行道歉和必要的保证，必须火速以关东军及朝鲜军准备好的部队增援华夏驻屯军，同时也要从国内抽调必要的部队（5个师团，目前暂用个师团和18个飞行中队）迅速派往华北。”

海相军内光政支持陆相方案，认为：派兵等于全面战争。

海军也作全面战争准备。

外相广田弘毅只是软弱无力地提出，为了保护日侨和为驻屯军自卫才须动员。意见似是疑问也像是出主意。在个多月前，广田就任外相时铮铮地保证：“在我的任职期间，我决不让发生战争。”犹余音绕耳，广田唯诺接受了军方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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