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皇帝，李嗣源能把这么小的小事放在心里，说明他是惦念着老百姓的，能为这些苦哈哈们做一点好事就做一点。

能作小事，肯定更能做大事。

这些大事都是硬货，也很具体，可以称之为操作细则。

各地军队就近补给，节省远途运粮消耗；

免除百姓夏、秋两季的赋税；

节度使、防御使一年之中只能在元旦、冬至、端午、皇帝生日四个节日接受贡奉，但不得聚敛百姓，违者严查；

刺史以下不得接受贡奉；

选人用人文书不得涂改，遇有涂改情况，着重审查，有违规者严肃处理；

…………

类似的规矩还有很多，除了这些之外，李嗣源把之前大唐的典章制度去粗存精，延续了下来，制定了一整套行政制度。

制度制定好了就要选人用人，选人用人的最高境界就是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位子上去。

这次被重用的人是郑珏、任圜。

郑珏有文才，任圜是干才，两个人都被任命为宰相。

而任圜更进一步，专判三司，主管国家财政。

这是一个繁忙的工作岗位，容易让人呕心沥血，需要有大责任心的人来担当。

任圜正是这样的人。他上任以后忧公如家，简拔贤俊，杜绝侥幸，一年之间就使国家府库充实，军民安定，朝纲粗立。

牛人啊！国之干城是也！

然后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问题。

我们知道李嗣源是个文盲，文盲就文盲呗，之前是战场冲杀的猛将，目不识丁也就算了。

现在做了皇帝，你要看诏书、决事情啊，不认识字怎么办？

这是个问题。

李嗣源想了个办法，自己不是不认字吗，让认字的人来读！

但这个人不能是一般人，必须是自己最亲近的人，一来涉及军国大事，不能不慎重；二来自己身为皇帝，还真丢不起那个人。

他又不能去亲信宦官和伶人，后宫干政的路子也被他给封死了，选来选去只剩下朝中大臣。

而大臣之中最受宠信的就是安重诲。

没得选，就他了！

于是乎，安重诲平日里又多了一项工作——为皇帝读奏疏。

时间没过多久，问题出来了。

安重诲在学识方面虽然比李嗣源强点儿，但也强不到哪里去，如果说皇帝是文盲，他也就是个小学文化水平，奏疏里那些之乎者也的文字他也认不全。

这可咋办，皇帝和头号大臣都是这种水平，真是千古奇闻了。

这里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多年乱世，士大夫阶层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读书人现在是稀缺物种。

没办法了，皇帝不识字，安重诲老是识白字，那就只能再找别人了。

安重诲向李嗣源进谏：

“老臣我以忠实之心侍奉陛下，得掌机要，到如今也只是粗略地通晓事务罢了（先为自己文化水平低开脱）。像那些古今惯例、文字事务，都不是臣下能应付得来的。为今之计，应该效仿前朝侍讲、侍读，近代的崇政院、枢密院故事，遴选文学之臣来以备应对。”

说白了就是甩包袱，这事儿我老安做不来，你赶快选那些肚子里有墨水的人来干！

于是乎后唐明宗时期设置了端明殿学士职位，首次入选的就是翰林院学士冯道、赵凤。

这就有点后世内阁大学士的雏形了，不过现在的端明殿学士职权并不重，跟明朝的内阁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这些人还是可以给皇帝提提意见，指导一下治国理政方针的。

特别是那个冯道，作为唯一一位能够贯穿五代的朝廷重臣，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侍奉过从庄宗李存勖开始到后周世宗柴荣之间的十位皇帝，期间一直位列三公、三师之位，简直就是典型的官场不倒翁。

古中国的人臣推崇“从一而终”，这跟对女子的贞洁要求是相通的，在守节这一方面，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是有洁癖的。

这个洁癖还是群体性症状。

你看看人家张宪、元行钦，李存勖一死，人家跟着就死了，这就叫从一而终，人臣典范呐。

再看看你冯道，死皮赖脸地侍奉了十位皇帝，你那厚脸皮是怎么磨炼出来的？

后世文臣对冯道基本上都是众口一词的谩骂之声。

欧阳修骂他“不知廉耻”，司马光更厉害，斥责其为“奸臣之尤”。

可见大家对他是多么地痛恨、不齿！

没办法，谁让你不守臣节呢，谁让你该死的时候不去死呢，这能怪谁？

我们说过，每个人的活法不一样，活出境界，活出意义才是真水平。

你为君而死，张扬士大夫阶层的正气，值得点赞。

我忍辱而生，为世人多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同样也要点赞。

慷慨赴死易，忍辱负重难！

虽然冯道未必会忍辱负重（一直身在高位，被人骂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但他确实为朝廷、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儿。

他在位期间提携贤良，善待百姓，在政局不稳，换皇帝如同走马灯似的五代，拼尽一己之力维护了朝政的稳定，功莫大焉！

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士人的眼睛虽然往往有点斜视，但你做的事情多了，他们也不得不正视你。

于是乎五代时期对冯道有这样一种评价：

“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偁誉。”

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对于冯道来讲，士人阶层的口碑那是最高的赞誉。

这些赞誉是通过点点滴滴的小事得来的。

皇帝李嗣源虽然不通文墨，但是很明事理，还很喜欢纳谏，这对于一位君主来说是个很了不起的优点。

冯道成为端明殿学士之后，开始给李嗣源上课，把对方忽悠得一愣一愣的，很是做了一些了不起的事情。

这些了不起的事情都谈不上惊天动地，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皇帝的施政理念，为明宗一朝的善政打下了基础。

经过几年的善政，后唐国内连年丰收，朝廷也没什么大事，李嗣源总算松了一口气。

冯道不能让他松气，要不然跟李存勖一样搞出什么幺蛾子出来那就完蛋了，于是在旁边进言：

“臣下以前在太原的时候，曾经奉命到中山出差，路过井陉关，这个地方地势险要，臣下担心马匹失足，走得十分小心，所以安然无恙。过关之后走到了平坦大道上，心神放松，也就没那么小心了，反而让马匹给颠下马来。

这是件小事儿，但也能说明大道理，说通俗一点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现在天下丰收，但还不是放纵享乐的时候，希望陛下能够兢兢业业，更加小心谨慎才是。”

李嗣源没文化，这种先讲故事再摆道理的劝谏很合他的胃口，边听边连连点头，深以为然。

随后李嗣源这个好学生主动提问，向冯老师问道：

“如今天下丰收，百姓是否富足呢？”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你说不富足吧，这说明朝廷的治理有问题，变相地贬低了李嗣源的施政效果；你若说富足吧，这就有点违心了，有给明宗皇帝涂脂抹粉的嫌疑。

冯道的回答很有水平，他不正面回答，反而从侧面讲道理：

“粮食贵了，百姓就要挨饿；粮食便宜了，百姓换不来钱，也很受伤。臣下记得举子聂夷中有一首《伤田家诗》，是这样说的：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遍照逃亡屋。’

陛下您可以想想，百姓不易，容不得一点折腾啊！”

李嗣源真是个好学生，找人把这首诗抄录下来，经常诵读，引以为戒。

有一次，李嗣源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个玉杯，上面还写着一串字：传国宝万岁杯。

从古董行当的角度来看，这狗屁杯子肯定是个赝品，不知道是哪个缺德冒烟儿的玩意儿溜须拍马给送来的。

李嗣源还很高兴，把杯子拿给冯道看，意思是说怎么样，赶快夸我几句。

冯道看着李嗣源那张笑脸，根本提不起夸人的兴致来，于是运了一会子气，又开始打铃儿上课：

“这杯子是前朝的有形之宝，而作为帝王的您，有无形之宝。仁义就是帝王之宝，所以才会有‘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的说法。陛下呀，杯子有价，您的德行才是无价的呀。”

李嗣源把头点得跟小鸡啄米似的，实际上根本就没听懂冯道的意思，但又不好意思说听不懂，于是装出了一副恍然大明白的表情。

对于这个表情，冯道很满意，心满意足地走了。

对方前脚刚走，李嗣源立刻不耻下问，对身边的侍卫说：“他刚才说的是啥子意思，我咋听得云山雾罩的？”

这个侍卫很会提炼重点，一句话就把问题说清楚了：

“冯学士的意思是守住皇位要靠仁义，不能靠杯子！”

烤瓷，我咋就没琢磨明白呢，这话有道理啊，要好好记住。

从以上的这几个小故事来看，冯道这家伙很有一些做老学究的潜质，这应该是个不苟言笑的人。

实则不然，这家伙肚量很大，而且富有幽默细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