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拿下东郡，局部切断赵国和魏国的联系，将三晋拦腰截断。六国合纵的重点是三晋合纵，齐楚燕不背后捅刀就算合纵成功，三晋中韩国力量弱，赵魏联合出兵才是根本。现在赵国邯郸与魏国大梁之间要绕开东郡和卫国旧地，三晋合纵乃至六国合纵的局面就很难形成了。

大局上更是截断南北诸侯之间的联络，把天下一分为二，北方是赵、齐、燕三国，南方是魏、韩、楚三国，东方六国之间不能像以前那样畅通无阻，也不似以前那样容易发起合纵攻秦。总的来说，占据东郡是“断齐、赵之腰，绝楚、魏之脊”，截断“山东六国合纵之腰”。

为了扩大东郡的范围，蒙骜还拿下魏国的附庸小诸侯卫国，将澲阳纳入秦国版图。而卫国国君卫元君，迁徙到河内的野王，卫国名存实亡。

同一时间，燕赵之间的战争，燕军惨败，主将剧辛阵亡。事实证明燕军朽木难雕，别说击败赵军，即使暂时牵制赵军都难如登天。

虽然一年以后，赵国的庞煖最后一次合纵攻秦，蒙骜也输给了庞煖。但是吕不韦这一着截断中原的战略，可以说拊背扼喉，他给以后秦始皇统一中原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

秦国拿下魏国东郡之后，吕不韦声威大震，其在秦国的地位已不亚于当年商鞅、魏冉等人。

吕不韦的核心封地是东周旧地，以洛邑为主的卫星城，食邑十万户，人口七十万。洛邑这块地不大却人口众多、交通发达、经济繁荣。吕不韦家僮（雇佣兵）上万，军费庞大，开销巨大。只有他这种富甲天下的，才抗得起巨额军费开支。

对于怎么看吕不韦这个历史人物，现在社会上持否定意见的不少，给予肯定意见的不多。大多认为其不过是一个投机的商人，靠投机赢得政治上的新生命，从而飞黄腾达。更有甚者认为，其不过是一个利用女人谋取政治地位的人。

其实，从其人、其事、其学、其书来看，吕不韦还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至少要比以后唐朝的魏征、房玄龄等的功绩要大得多。吕不韦在今天并不为人看重，对其褒扬的话很少，这些大概与其生长的时代以及当时特定的一些社会关系和矛盾冲突有着一定关系。吕不韦的得意期是在秦国还没有统一六国之前，依然是诸侯争霸，连年征战；思想方面则依然是百家争鸣，各种代表思想唇枪舌战，舌辩之士合纵连横，相互间你不服我，我不服你。至于为谋取个人和集团利益，相互进行恶毒攻击的场面并不少见。这样的大氛围下，一个人的政治功绩或者社会地位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就很正常了。因为相互间利益的冲突，要诋毁一个人实在是太过于容易。

而吕不韦就是在这么一个年代，先是经商，后是在朝廷政事上抛头露面、崭露头角。最后还不甘寂寞，招揽了数千门客、舍人，还作天下文章，将诸子百家思想融于一体，汇成《吕氏春秋》，不可避免地就要得罪一些人。这些在其掌权时，别人当然敢怒不敢言，一旦失势，众口铄金，就很难说了。商鞅、吴起当权时，也曾进行轰轰烈烈的改革，一旦失势，却几无葬身之地。这样的情况下，靠诋毁吕不韦求得自己利益的人就大有人在了，如此一来，客观评价吕不韦的就自然少了。这只是其一。

另外，吕不韦在最后万般无奈之下，采取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一点，似乎各种历史记载都大同小异），引起各种猜疑就更多了，所

以攻击的人就会更多。加上一些政敌的攻击，利益的对立以及秦王政迫切需要消除吕不韦当权时的影响，树立自己的威性，命令谋士或者一些谋士见风使舵，造谣毁坏其形象，掩饰其政绩，也是可能发生的。秦王政不是还发了一道诏书吗：“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就凭这一道诏书，好事者就大可以颠倒黑白。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吕不韦是一个商人出身，在那个时候，商人并没有什么地位，“重农抑商”，一些士大夫阶层都看不起吕不韦的出身，对其加以鄙视和抵触也是可以的。这样一来，正如郭老所说的那样：“一个朝代的歪曲谬传，到二千多年后的今天，吕不韦要有一个适合的公论可谓难矣（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从史书记载来看，记载吕不韦事迹的并不很多，只有《史记》、《战国策》、《资治通鉴》等有所记载，并且写吕不韦的篇幅并不多，散见于各种历史事件的穿插中。后来，明朝冯梦龙编写了一本《东周列国志》，也曾对吕不韦有所描写，不过该书的似乎更着重故事的编撰，感性化过多，说的有点悬乎。到今天，也有一些描写吕不韦的小说，但大多都是一些传闻通过塑造加工的故事汇集而成，虽然吸引人，但均不足以成为依据。倒是时下电视剧《乱世英雄吕不韦》中，为吕不韦说了不少好话。

对于如何评价吕不韦，社会各界一直褒贬不一。近来，法制日报记者在采访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孙大洲时，孙大洲发表自己的看法时说：“其人其事可议，其功不可没，其学其书不可废。”当是中肯之言。

吕不韦至少有几点值得肯定：一是吕不韦很懂得研究市场，会做生意，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至少是一个知名的大企业家。本是濮阳人的吕不韦经过奋斗，成为家累千斤的阳翟大贾，可知他是当时新兴的富人阶层。他经商往来于赵国的都城邯郸和秦国的都城咸阳，经济活动范围跨越现在的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各省，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这个没有一定的经营能力和经济能力是无法支撑的，但是吕不韦做到了。当然，吕不韦具体是作什么生意，不知道，大概是耕田、珠玉，或者都有吧。不过以吕不韦的经济活动能力，当真是可以称为国际贸易商人的。

二是吕不韦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也就是说很有远见的。他看出了经商使自己并不能取得很高的政治地位，相反还要受人歧视。于是，一直思索如何摆脱这种局面，直到遇见秦王孙异人，他立刻产生了“奇货可居”的想法，然后他紧紧抓住异人这个棋子，从异人入手，弃商从政，这些说来容易做来难，但是吕不韦成功地做到了，说他是一个谋略家并不过分。

三是吕不韦是一个政治家。姑且不说别的，单是在庄襄王子楚的三年里，以及秦王政没有正式主政前的九年里，吕不韦实际上是把持朝政，朝廷大小事皆决于其手。倘若吕不韦只是一个经济投机分子，胸无点墨、不学无术，秦国又岂能蒸蒸日上，兵强马壮，不论外交、军事、以及经济发展都取得很大的成绩，为秦王政的统一天下打好了铺垫。所以，吕不韦对于秦国有定国立君发展的特殊功绩，并且对于秦国的统一举足轻重。

四是吕不韦是一个大家，或者称之为杂家吧。吕不韦深谙一个道理，要想使自己思想得以

流传，势必要借助一种思想或者是书籍的流传这个载体，才能使自己不至于如过眼云烟。于是，他招揽门客，专门著书作文，最后由他统一编撰，于是有了流传至今的《吕氏春秋》。当然，该书不是吕不韦一人所写，但是，经过他的统筹，筛选，肯定是要符合他的思想的，所以，不妨把《吕氏春秋》看作是吕不韦的思想的反映。该书包罗万象，融汇百家，决不是沽名钓誉。虽然秦王政不以为然， 并没有按照上面所说的办理，一味崇尚法家。但是可以肯定是，秦王政肯定还是读过该书的，以秦王政的实干思想，只要能够帮他统一六国，他还是会理智地加以参考的。但是他为了消除吕不韦的影响，树立威性，对外否定《吕氏春秋》也是可能发生的。但是《吕氏春秋》是一部流传下来的好书已经毫无疑问，就是现在，其中的一些观点仍然对我们有借鉴价值。

五是吕不韦的攻关能力。他为了让异人当上太子，当上皇帝，达成自己从政的愿望，他奔走于赵国和秦国之间，游说于秦国的高层人士之间，游刃有余，最后不仅达成了他对异人的许诺，最终也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实在是难能可贵。

对于评价吕不韦最感艰难的地方，是由于吕不韦在是死后为一些莫须有的事迹所掩盖，关于吕不韦详细生平可考证的地方并不多。通常是以《史记》和《战国策》为准。《古文奇谈·略记》记载：有太史迁熟读《国策》（即战国策），方有一部《史记》。以此来看，《战国策》当是研究吕不韦的第一手资料，至于《史记》和《战国策》两书记载有出入的地方，大概是司马迁经过考证认为要补充，或者是有不同说法姑且记之，留给后人看吧，至于《资治通鉴》也是综合两部书的说法，看来司马光也认为两人的记载各有千秋。

吕不韦的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235年。秉承父业经商。等到吕不韦在赵国邯郸遇见异人时，应该是正直意气风发的时候，踌躇满志。在生意上已经小有成就，在当地具有一定名气，至少是在当地颇有声望。否则，异人虽然只是一个落难王孙，不得志，“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但总还是会摆摆架子。如果吕不韦只是一介平民，在当地没有一点影响，异人是不会见吕不韦、并相信他所说的话的，毕竟那个时代还是有等级观念的，特别是异人作为一个王孙，大可没有必要理会一些无名之辈。

吕不韦一见异人就认为“奇货可居”，可见，吕不韦不仅对异人的情况很了解，而且对整个秦国的局势也是有所了解的，这个从他游说秦国的上层人士所说的话可以看出。同时，也可以看出青年吕不韦具有相当的野心，否则平淡的一次一面，也不至于就认为奇货可居。只有在那个时候以前，吕不韦就已经不甘心做一个被人看不起的商人，一直在寻找机会改变这种局面，并且已经了解天下形势，才有可能发生他见异人的那种感觉。对于吕不韦见异人认为奇货可居，各种史书记载大都大同小异，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其实，吕不韦的确有着一个政治家的头脑，一看见异人，心里就已经有了一个谱。认为异人就是他弃商从政的切入点，发现自己利用异人不仅可以改换门庭，还可以赢得政治地位时，他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吕不韦此时的想法就证明了他非常明了当时秦国的形势。所以不论是他见异人还是到秦国去游说太子面前的红人时，他都处于主动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