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如何“成于西北”

玊玉

题记：

000多年前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说：

“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东南，收功实者常於西北。故禹兴於西羌，汤起於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有人从中提炼出这样一句话：中国大势，起于东南，成于西北。

有人说，中国革命起于起于东南，成于西北。

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

我们将和你一道，思考、探索这一历史之谜。

爷台山之战

引子

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两位年轻的博士－－小王和小刘，按照事前的约定，走进北京的一幢大楼。

刚刚退休的玊玉教授，从事了几十年军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接待了小王和小刘。

简短的寒暄之后，小刘说：“玊教授，我们非常敬佩您。您读博士时研究的是军史，这几十年您一直研究军史，出版了许多有份量的著作，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章，还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玊玉微微一笑，说：“这是我们做老师的本职工作，不值一提。你们还是叫我老师吧。”

小王说：“好的，玊老师。明年我们将迎来解放战争胜利70周年。有一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思考，想请教您。解放战争刚开始时，国民党方面掌握着国家政权，拥有大量的国家资源，还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并得到美国的全力支持。共产党方面，无论是军事力量，还是经济力量，与国民党方面相比，都处于绝对的弱势。为什么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国民党就丢掉了政权，败得那么快？败得那么彻底？”

玊玉想了想，说：“这个问题，大家研究几十年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真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得费一些时间。”

小刘说：“有一种说法，中国革命起于东南，成于西北。您能否从西北说起，共产党是如何在西北取得胜利的？”

玊玉说：“许多人用‘大西北’一词称呼西北地区。如果按面积说，西北的确是国内最大的地理区域，国内任何一个区域都无法望其项背。西北包括五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和陕西。据有人统计，解放前西北地区面积有三百多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约三分之一；而西北总人口只有几千万人，不到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虽然西北地区人口总量少，但民族众多，宗教信仰多元，全国也难找出第二个这样的地区。这里生活着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柯尔克孜族、土族、达斡尔族、撒拉族、锡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保安族、裕固族、塔塔尔族等众多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各族群众宗教信仰十分复杂，主要有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道教，伊斯兰教内又有0多个教派。国民党在西北地区主要有两大军事集团，其一是胡宗南集团，其二是马家军。这两大集团的战斗力都比较高，作战经验丰富，是解放军的宿敌。当然，西北地区国民党还有其他一些军事力量，但比胡马集团要弱。前期，胡宗南被称为国民党的‘西北王’，在解放战争初期，曾不可一世，雄心勃勃，计划用半年时间消灭西北解放军。在解放战争后期，马步芳被称为国民党的‘西北王’，曾狂妄地说把解放军从西北赶走。最后，这两大军事集团灰飞烟灭，胡宗南、马步芳都败退台湾。现在看来，所谓的‘西北王’，不过是土龙沐猴罢了！当然，共产党在西北的胜利，经历了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我们从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双方在西北的最后一战－－爷台山之战开始吧。”

“好的，”小王和小刘不约而同地说。

历史重构：烽火爷台

抗日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去，国共内战的烽火就在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爷台山燃烧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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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台山位于陕西省淳耀县东部（今淳化县境内），古称大唐山。山上古代建有庙宇，供奉神祗，当地人称呼神祗为“爷”，爷台即神台，所以当地人把这座山叫爷台山。当地安家堡村有一块光绪年间的庙碑，碑文中说：“我境之爷台，古有庙貌神祗，数年间遭其兵变，殿宇毁烬，实可伤哉。”由此可见，在古代，爷台山就曾经发生过规模不小的战争，导致庙宇被毁。1945年那个炎热的季节，爷台山又重新燃起了战火。

起因是所谓的关中“淳化”事件，它本来是国民党内部相互倾轧、斗争的结果，国民党却阴谋嫁祸于我方。

关中地区，是陕甘宁边区与胡宗南防区交错分布的地方，这里既包括陕甘宁边区所辖的关中分区，也包括国民党陕西彬洛战区。国民党陕西彬洛战区专员梁干乔依仗胡宗南的权势，横征暴敛，欺凌百姓，引起民怨沸腾，淳化各界群众向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告状，强烈要求惩治梁干乔。梁干乔是胡宗南的亲信，其职务也是由胡宗南委任的，死心塌地地追随胡宗南**。一直与胡宗南明争暗斗的祝绍周，企图借此机会削弱胡宗南势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1945年5月，祝绍周委派自己的亲信李静谋，接替梁干乔的职务。李静谋到任后，秉承祝绍周的意图，不断寻机排挤、打击梁干乔的原部属。梁干乔原部属陕西保安第团团长刘文华惴惴不安，担心自己有朝一日被排挤出局。不久，李静谋派人到该团任副团长，直接威胁到刘文华，刘文华决定先发制人。6月6日晚，刘文华发动兵变，一举攻占李静谋的指挥部和淳化县政府、县党部，打死、打伤、俘虏100多人，李静谋逃之夭夭。一不做，二不休，刘文华干脆率部起义，7月11日率部投奔陕甘宁边区。无独有偶，驻防淳化方里镇的陕西保安第团，鱼肉人民，当地群众曾多次上告陕西省政府，要求严惩保安第团，但最终结果都不了了之。方里镇镇长宋增录等，受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保安第团起义的影响，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在6月7日至7月1日，率领其掌握的一个排武装，发动起义，赶走了保安第团，也投奔陕甘宁边区。

这两件事并不复杂，陕甘宁边区也表示愿意配合国民党方面将事件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然而，国民党方面故意歪曲事实，隐瞒真相，开动大小媒体大造舆论，攻击我党策划这两起“叛逃”事件，指责我党破坏抗战，企图以此为由再掀起一轮**高潮。胡宗南公然从河南前线、黄河防线及西安等地调集九师之众，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集结，内战一触即发。

为了抗日大局，我党一再克制。八路军总司令、副总司令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等领导人，先后向蒋介石、胡宗南等发出通电，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军事行动。同时，吁请组织公正社会团体，调查淳化事件真相，制止内战。虽然我党一再让步，但胡宗南部置若罔闻，加紧向陕甘宁根据地进犯。

国民党方面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伊于胡底？实质是，国民党集团对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的人民武装力量坐卧不宁，处心积虑地限制、消灭人民武装力量，不达目的不罢休。特别是胡宗南，作为国民党在陕西前线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充当了**的急先锋。他和部属说：“共党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切不可因抗战忘记了消灭共党的大任。抗战被日本人打败了，我们还有复国的可能，要是被共党打败了，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我们一边抗日，一边要防止共党坐大。”他向蒋介石建议说：“为长治久安计，必须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削弱并压缩共党势力，俾在有利时机一举而歼灭之。”胡宗南的这种想法，与蒋介石不谋而合，蒋介石把胡宗南安排在西北，胡宗南心领神会。198年1月，蒋介石专门召集胡宗南等少数亲信将领举行秘密会议，部署**。199年8月，胡宗南特意到重庆，向蒋介石汇报共产党在陕、甘一带的活动，把共产党说成是国民党的心腹大患和最主要危险，提出了一整套防共、限共与**的建议。胡宗南提出：“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区域里限制他们的活动。但这是不够的，我们应该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我们还要和共党争沦陷区。”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胡宗南部屡屡制造磨擦事件，和国民党其他部队一道，在陕甘宁边区四周构建了严密的军事封锁线。其中高双成、邓宝珊部防守北部陕北榆林一线；马鸿逵、马鸿宾部防守西部宁夏一线；胡宗南部防守南线和东线，东起黄河西岸，经陕西省的秋林镇、宜川、洛川、宜君、铜官（今铜川）、耀县、口头镇、淳化、旬邑，接甘肃东部的宁县、西峰镇、镇原，入宁夏境，经固原、黑城镇，至同心城，北与马鸿逵部的封锁线衔接，总长达700余华里。胡宗南部防线最长，修筑了纵深五道的封锁沟墙与堡垒群。碉堡群一般建在高地上与交通要道附近；每群以一个母碉与几个子碉组成；碉堡形状，分四方形与五角形；母碉多系两层，设有重机枪与步枪射击孔，约容一排兵力防守；子碉有轻机枪与步枪射击孔，约容一班兵力防守；一个碉堡群一般可容一连兵力；碉堡与碉堡之间用交通壕联系，壕上加掩盖；碉堡外围面向边区一方，设有外壕、鹿砦、地雷，外壕上设置吊桥。通过以上手段，国民党军将我陕甘宁边区包围得水泄不通。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给陕甘宁边区划定的范围是：南到陕西洛川，北到陕西绥德，西到甘肃、宁夏东部，东到黄河。除上述地区外，陕甘宁边区还控制着陕、甘交界处的关中部分地区，包括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县，虽然面积不大，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的东、西、南三面，都是国民党控制的区域，只有北面通向陕北根据地。对我方而言，它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屏障边区的安全，是陕甘宁边区向南发展的战略通道，我方把陕甘宁边区称为“宝葫芦”，关中地区就是“葫芦把”。对国民党而言，它犹如一把锋利的匕首插入国统区，向南突出到胡宗南部的腹心区域，被国民党方面称为“囊形地带”。向南可威慑西安，向东可切断咸（阳）榆（林）公路，向西可威逼甘肃。因此，这一地带是国共双方必争之地。胡宗南经常煽动部下说，这一地区国民政府没有划给陕甘宁边区，是共党“非法”占领的，夺回这一地区，是他们的责任。胡宗南部不断制造磨擦事件，企图浑水摸鱼，在混乱中夺取这块战略要地，但阴谋一直未能得逞。199年1月到1940年初，胡宗南纠集重兵，攻占了囊形地带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这五座县城。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为了不破坏国共合作大局，毛主席指示我军放弃这五座县城，不与战斗力较强的胡宗南部硬拼，而是攻打敌军力量较弱的陕北绥德地区。我军夺取了绥德、米脂、葭县（佳县）、吴堡、清涧五县，与黄河对岸的晋绥解放区连成一片，并控制了以马栏为中心的关中五县广大乡村地区。总的来看，我军得大于失，而国民党军得不偿失。胡宗南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图谋报复。

194年，胡宗南掀起第三次**高潮，企图“先迅速收复囊形地带”，进而“收复陕北地区”。中共中央通过内线得知这一消息，在媒体上公开揭露国民党的阴谋，并组织边区军民严阵以待。在国内外强大舆论压力下，胡宗南被迫取消了这次冒险行动，此后**活动也有所收敛。但胡宗南并没有放弃对陕甘宁边区的敌视，一直在等待时机。终于，“淳化事件”给胡宗南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