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历史，东林党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关于东林党，后世的争议始终没有消停过。

各种观点纷呈，赞许者有，批判者众。

更有甚者，竟然将明亡的责任推到了东林党的头上。

可对于东林党该是一个什么样子，能说得清的人并不多。

其实崇祯年间的东林党，已经和当初的东林党完全不一样了。

“当年泾阳公讲学东林之时，附从者何人？不过商贾、工匠、市井小民之辈尔。东林先贤，虽在朝为官者众，然可有阁臣显贵？并没有。”

左梦庚原本在一旁安静伺候，侯恂和刘宗周也没有当回事。

他虽然展示出了不俗的武艺和军事才能，可是在两位大佬眼中，最多只是武将之才。

朝政上的事，一个小孩子懂什么？

可左梦庚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侯恂和刘宗周正为了东林党的烈火烹油而忧心忡忡时，左梦庚平地起惊雷，直言东林党有此变故，根源就在于东林党的性质变了。

东林党一开始并非什么显贵，说是起于草莽都不算过份。

彼时创办东林的人，基本上都是一些小官小吏。

即使是顾宪成，也只不过是吏部员外郎，赵南星是考功郎中，并非什么顶级大佬。

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时，一开始前来听课的人，几乎都是商贾、工匠、市井小民等辈。

这些人虽然都是贱民，可是却意义不凡。

因为江南商贸繁荣，经济发展远超其他地区。这里的平民已经不满足一日三餐果腹，而是开始有了更高的追求。

以往他们没有什么途径，但是顾宪成的讲学，让他们有了进步的途径。

于是万千百姓云集，声势迅速扩大，这才有了东林党的崛起。

可以说，一开始的东林党，代表的就是商贾、手工业者、工匠、平民商贩的利益。

这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无疑是进步的。

毕竟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这是大势所趋。

嘉靖后期，包括隆庆、万历前期，整个东林党的表现都是昂扬向上的，充满了积极的意义。

其中隆庆开海，更是东林党的呕心之作。

后世批判东林党的人，其中的一个观点就是东林党反对开海，导致中国不能开眼看世界。

这个说法错误的非常离谱。

因为在明末主导开海的，恰恰是东林党人。

打出隆庆开关第一枪的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就是东林党人。

其时的福建巡抚许孚远，更是湛若水的学生。提拔重用他的人，是东林大佬邹元标。

许孚远更是刘宗周的老师。

这些关系，足以证明了吧？

后世许多观点中，说东林党是大地主大资本家的代表。

这就更加奇怪了。

东林党既然是大资本家的代表，为何会不支持开海呢？

哪个资本家嫌弃钱赚的少了？

什么？

垄断走私？

拜托，走私能赚多少？

隆庆开海最终选择在了福建，还是月港这种小地方，原因也有江南的固有势力太过于强大，导致政策在此地无法实行的无奈选择。

这个观点的最大错误之处，就是用东林党将整个江南的势力都代表了。

事实上，在江南地区，东林党并非最强大的势力。

真正垄断了东南财贸、阻扰开海的人，其实是东南的勋贵、大地主、世家。

比如魏国公府、浙党等等，这些人才是大地主的代表。

说东林党垄断走私，那就更是笑话了。

彼时的东林党手中既无权，又无兵，怎么打通海禁，把货物运出去？

真正能够做到的这些的，必然是掌控了东南兵权和政权的勋贵、世家。

这也是为什么嘉靖朝时期抗倭，戚继光、胡宗宪、谭纶等人都需要另外募兵，俞大猷又起于福建、并非江浙的缘故。

抗倭之后，胡宗宪惨死，戚继光、谭纶被远调，俞大猷缩回了福建，这就是东南的勋贵、世家反扑的结果。

同样的，也因为东南的勋贵、世家太过于强大，东林党不得不将开海的地点放到福建。

后来东林党扶持郑芝龙的目的，也是因为在陆地上突破不了东南勋贵、世家的围堵，不得不从海上来解决问题。

那个时候，东林党和世家勋贵之间的矛盾就在于，东林党代表的商贾、手工业者生产出来了货物却卖不出去，只能接受世家勋贵的剥削，通过勋贵世家的手发卖到海外。

正是基于这个事实，那时的东林党对于明朝的政策制定、国策运行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什么时候开始，东林党变质了呢？

恰恰是在万历后期，尤其是天启年间。

因为万历、天启两代皇帝重用阉宦，四处盘剥敛财，让东林党和东南的勋贵世家迅速合流。

想想，万历、天启派出那么多的矿监、税监，霸占矿山和交通，横征暴敛。

而这些矿山、商道原来是属于谁的？

各条商路上穿梭的货物都是谁的？

还不是勋贵世家的。

也就是说，万历、天启两代皇帝的倒行逆施，让原本是对头的东南勋贵世家和东林党迅速达成了统一战线。

这也是万历年间，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会那么惨烈的一个原因。

因为东林党背后有了更大的支持，所以才有能量和胆气去抗争。

可这种合流，虽然符合斗争形势，带给东林党的却不是好事。

这个原本具备积极意义的势力，迅速开始腐化，这才渐渐成为了大地主的代言人。

如果形象比喻的话，东林党就好比后来的KMT。

一开始也是反帝反封建，反压迫，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强盛的进步势力，但后来却成为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堕落为了反动势力。

这种变化，此时东林党中的有识之士或许看的见，但肯定说不出所以然来。

毕竟这是时代的局限性导致的。

如侯恂、刘宗周这等目光敏锐之士，只是察觉到了危机，但是却不知道这危机是什么，从何而来，又该如何解决。

相反左梦庚拥有着后世的观念，当真是火眼金睛，一语道破。

如今的东林党，已经不再是那个代表资产阶级、手工业者、普通民众的进步势力了，而是堕落为了操持权柄的大地主阶级。

阶级属性的变化，正是东林党危机的来源。

如今东林党的高层，早已忘记了曾经的峥嵘岁月，眼睛里只有朝廷空出来的高位，哪怕是自己人，也是要争上那么一争的。

韩爌回朝，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泰昌、天启年间，韩爌就已经是大学士了。在如今的东林当中，妥妥的最顶级大佬。

崇祯也是出于这个目的，才将他召回，担任内阁首辅。

值得一提的是，韩爌也是山西蒲州人，年轻时没少受到王崇古的赏识和提拔。

东林党和晋党，本就是盟友。

可韩爌这么一回来，钱龙锡就坐蜡了。

他可是“堂堂正正”金瓶抽签出来的首位阁臣，按理说，这个首辅就该是他的。

结果空降了一个韩爌下来，钱龙锡心里的滋味可想而知。

虽然崇祯用袁崇焕督抚辽东来安抚钱龙锡，可一个袁崇焕，能和内阁首辅比吗？

再说了，钱龙锡恐怕还不知道，此时的袁崇焕已经有了二心。

钱谦益和周延儒的矛盾，那就更加没法化解了。

这两人都是少有才名，天资出众，文采过人之辈，在老一代的东林党人之后，如今成为了东林党中的明星。

可偏偏两人的矛盾由来已久。

周延儒是宜兴人，也就是今天的无锡。

而钱谦益，则是苏州府人。

俗话说，苏松常那才是江南。

你个宜兴的，也配待在苏联？

而且两人的崛起之路也不相同。

周延儒是典型的学霸，别的不行，就考试厉害。

钱谦益更像是艺术生，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那是样样精通、样样顶尖。

学霸的眼中，艺术生那是什么？

学渣。

艺术生的眼中，学霸是什么？

书呆子。

偏偏东林党内，苏、松、常等人的成员最多，纷纷围绕在钱谦益的身边，为他吹捧造势。

周延儒则属于被排挤的对象，在东林党内根本没什么朋友。

他的这种状况，让东林党内的新兴势力颇为同情，纷纷对他进行支持。

这个新兴势力，就是张溥为首的复社。

侯恂和刘宗周可能还不知道，周延儒此时已经有了二心，准备联合浙党的温体仁来共同对付钱谦益了。

面对乱局，他们苦思而不得良策，徒呼奈何。

左梦庚倒是干脆。

“今日之东林，无论先贤还是后进，均已被权力、名利蒙蔽了双眼。二位老大人何不另起炉灶，效仿泾阳公，重开日月，再造东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