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哪年结的婚呢？”阿琬好奇，继续提问道。

“一九五五年初两人完婚。”闻远答道，“婚前江浩没有让我们知道。当两人双双出现在鲁风和我面前时，已经是完婚后的半个月了，记得当时江浩开玩笑，向我们索要一个迟到的祝福。他是有意不让我们知道，怕我们阻拦他。他封锁消息封锁得堪称完美，鲁风和我事先竟然一无所知，也仗着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城市。一个人若是鬼迷了心窍，八头牛都拽不回来。”闻远感叹道，“之后我曾质问江浩道，你和沈月娇结合，置阿琬于何境地？’他支支吾吾，找了很多借口加以搪塞，说什么分别这许多年，你未必等他了，可能早已和别人结婚。我看他十分缺乏诚意，便不再问他。”闻远一口气讲了好多好多。

“哦，是这么回事啊。他说我未必等他，是想当然。那时他已然决定娶阿娇，当然要忽视我的感受。他是一个这么轻易就改变自己内心追求的人啊！既然他是这样一个人，我又有什么可惋惜的呢！”阿琬叹道。

“是啊，”闻远把阿琬的手握在自己的手掌里，以示安慰，“没什么可惋惜的。他有眼不识金镶玉，把世界上最可珍贵的一颗心给丢掉了，是他的损失啊！”

两人沉默了，闻远为阿琬的情路坎坷而扼腕叹息，阿琬为这二十年的苦苦等待而懊悔不已。

“你回过家乡吗？”闻远为转移阿琬的不良情绪，选择轻松话题问道，“我一共回过四次故乡梅镇。这几次都和探寻你的下落有关，三次是在建国前，一次是在四年前。谁知你流落到了清远这个地方，大千世界，寻找一个人太难了!”不等阿琬回答她，她兀自讲开了。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家乡的，怎么离开的？”阿琬探寻道。

“说来话长，你们家遭难后不久，日本人就占领了家乡，他们要我阿爸做伪维持会长，阿妈权衡利弊，告诉阿爸宁死不能做汉奸。于是我们全家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潜出梅镇，去往上海。在上海，一家三口都没事儿做，靠变卖从家乡带出来的金银细软，租住房屋，维持日常开销，勉强过得去。后来经亲戚介绍，我在一家贸易商行找到一份差事，在商行与搞地下工作的鲁风不期而遇。它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安排我做地下交通员。为了安全有效开展工作，组织上于四三年底批准我们结了婚。”闻远介绍道。

“我回去过一次，和阿根哥，”阿琬道，“看到了阿婆和阿浦的妈妈。一晃又过去两年多了，二老近况不知如何，很是挂念，又该回去看二老了。”阿琬忧心道，“鲁大哥是什么时候到上海的？我记得，一九三七年初春，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说要去皖南做军队工作的。”阿琬道。

“是的。可是不久，为适应工作需要，他被派往上海搞谍报工作，与日伪顽在孤岛上海周旋。他蹲过日本人的监狱，后因查无实据而被释放。日本投降后，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他继续做谍报工作，和战友密切配合，源源不断将国民党的军事部署发往解放区，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哦，你们的机遇都挺好的，都有机缘加入革命，可我却始终挣扎在生存与死亡的漩涡中。由于走的路不同，我们的境遇天壤之别。哦，我也曾有机遇，但没有很好的抓住。那是抗战初期，新四军部队在塘头村休整，一面帮助村民搞民主改革，我参加了妇救会。在部队撤出塘头村的时候，我没有当机立断跟队伍走，以致留下终生遗憾，追悔莫及啊。”阿琬说着，不禁流下愧悔的泪。

两人不知疲倦地聊着，从天一擦黑，聊到子时，又从子时聊到窗外微明，两人当真一夜未睡。

闻远非常关心阿琬的过去，“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一定受了不少苦，说一说吧，把你心中的委屈都倒出来。”闻远鼓励道。

阿琬重新振作起精神，从头至尾，不落掉任何细节，向闻远一五一十讲述过去的悲惨遭遇。讲到紧要处，引来闻远嘘声连连，连带扼腕叹息。

“过去的苦，”闻远评论道，“是这个国家的苦。每一个人都逃不脱由于这个国家贫弱而带来的颠沛流离，要想摆脱厄运，就要使国家富强起来。”闻远深有感触道，“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成就伟大，举世瞩目，人民得解放，国家享尊严。”

当天光大亮时，两人停止交谈。阿琬道：“聊了一个通宵，准饿了，我们该弄点吃的。”

“也好，我还真饿了。吃过饭，你陪我到安葬黄伯伯的地方去吊唁一下怎样？你能否拖累得开，我们一道回乡去看看，我有七八年没回去了，去看看阿婆，还有阿浦的妈妈。我不能在外面逗留太久的，看过她们我要赶紧回省城上班。”闻远一连提出好几个请求，迫不及待要阿琬答应她。

“好的，我拖累得开，”阿琬道，“只需向村上请假就行了。我也两年多没回去了，非常想回去。上次去二位老人身体就不好，很是让人挂念。什么时候走，今天吗？”阿琬问道。

“是的。给黄伯伯上完坟，我们就走。”闻远风风火火道。

阿琬专门请了三天假，陪闻远回故乡梅镇，看望二老。然后两人分手，一个回省城，一个返回塘头村。又过了些日子，闻远答应阿琬的医疗器械，由省城南京运抵塘头村，随器械而来的还有闻远的一封信。信中闻远热情洋溢祝愿阿琬事业进步，衷心祝愿塘头村的医疗卫生事业得到大发展。（未完待续）